战汉时期玉器圆雕瑞兽（试析汉代玉器中圆雕动物的特征）
战汉时期玉器圆雕瑞兽（试析汉代玉器中圆雕动物的特征）7．玉豹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玉豹1件。6．玉熊陕西省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熊1件［2］，江苏省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熊形琥珀天禄和玉天禄各1件，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蹲跪状熊形玉壶(亦有称辟邪)1件，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济北王陵出土熊面纹玉饰1件。3．玉螭虎螭虎是汉代圆雕动物中除玉猪外另一常见题材。各地出土的相当数量的玉剑饰上就有各种形态的圆雕螭虎。例如: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的“帝印”篆款螭虎纽玉印，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回首螭虎方形印及“私信”篆款螭虎圆印，陕西省咸阳市北塬韩家湾狼家沟出土的高浮雕螭虎“皇后之玺”玉印(见图2)。4．玉虎山西省朔州市平朔露天矿生活区出土虎形玉镇1件，江苏扬州邗江区甘泉东汉2号墓出土玛瑙虎纽印1件。5．玉鹰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汉墓出土鹰形玉剑首1件，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鹰1件。
我国玉石雕刻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根据生产活动中的实践积累，已经能够熟练琢制出一系列的玉器动物形象。圆雕动物玉器也出现较早，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可以看到玉鸟、玉猪龙、玉蝉、玉龟、玉鹰等生动的圆雕动物形象。这些表现大自然中动物形象的玉器作品与其他文明早期的艺术作品一样，带有初创时期古拙、稚真的趣味，在技术上也比较简单。圆雕动物玉器材料坚硬、稀缺，作品立体性强，加工难度高，属于一种比较复杂的艺术类型。因此，与平面类型的玉器不同，圆雕动物玉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摸索定型阶段，到战国晚期，甚至可以说进入汉代才逐步走向成熟。本文试图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圆雕动物玉器的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其时代特征。
一、考古发现的汉代玉器圆雕动物圆雕动物玉器在已知的汉代玉器中所占比例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标准器，人们一直无法清晰认识汉代圆雕动物玉器的面貌。随着田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成果的积累，我们已能初步建立起对汉代动物玉器的辨析框架。考古发掘的汉代圆雕动物，据不完全统计，有下列品种:
1．玉猪玉猪出土于下列地点:江苏省海州市网疃庄西汉墓［1］，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杨寿宝女墩104号新莽时期墓，江苏省宝应县汜水镇东汉墓，甘肃省正宁县西侯乡，安徽省亳州市董园1号 墓(东 汉) ，山 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济北王陵(西汉，2件) ，山东省莒县刘官庄镇齐家庄村汉墓，山西省朔州市平朔露天矿生活区，山西省太原市光草坪汉墓，山西省夏县王村夏后氏陵12号墓(东汉) ，天津市蓟县别山墓葬(东汉) ，河北省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山门口汉墓(2件)、北郊红庙坡汉墓(2件) ，陕西省华阴县油苍新村大司徒刘崎墓，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红旗机械厂基建工地东汉墓［2］(见图1)等。其中，除了陕西西安市南郊山门口汉墓所出一对玉猪和江苏宝应县汜水镇汉墓出土的玉猪为写实型外，其他均为简约型(即所谓的汉八刀类型)
2．玉羊江苏省盱眙县东阳3号墓出土有羊纽玉印。
3．玉螭虎螭虎是汉代圆雕动物中除玉猪外另一常见题材。各地出土的相当数量的玉剑饰上就有各种形态的圆雕螭虎。例如: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的“帝印”篆款螭虎纽玉印，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回首螭虎方形印及“私信”篆款螭虎圆印，陕西省咸阳市北塬韩家湾狼家沟出土的高浮雕螭虎“皇后之玺”玉印(见图2)。
4．玉虎山西省朔州市平朔露天矿生活区出土虎形玉镇1件，江苏扬州邗江区甘泉东汉2号墓出土玛瑙虎纽印1件。
5．玉鹰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汉墓出土鹰形玉剑首1件，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鹰1件。
6．玉熊陕西省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熊1件［2］，江苏省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熊形琥珀天禄和玉天禄各1件，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蹲跪状熊形玉壶(亦有称辟邪)1件，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济北王陵出土熊面纹玉饰1件。
7．玉豹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玉豹1件。
8．玉麒麟江苏省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玉麒麟1件。
9．玉猴广州市先烈路二望岗出土玉猴1件。
10．玉鸽北京市大葆台2号汉墓出土鸽形玉饰1件。
11．玉牛陕西省蒲城县贾曲乡出土玉牛1件。
12．玉人骑马陕西省咸阳市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人骑马1件(见图3)。
13．玉獬豸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汉墓出土玉獬豸1件。
14．兽面形四神玉铺首陕西省兴平县茂陵陵园出土四灵纹玉铺首1件［2］(见图4)。
15．玉龟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火车站74号墓出土龟形玉印1件。
16．玉辟邪水注陕西省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1件兽形玉辟邪水注［2］。
17．玉辟邪陕西省咸阳市渭陵建筑遗址出土1件，宝鸡市北郊汉墓出土1件［2］(见图5)
二、汉代玉器圆雕动物的特征
从以上考古实例可以发现，汉代玉器中的圆雕动物较之以前，无论是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质量、工艺上，都有了全面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多样，分布广泛
春秋战国时期，圆雕动物玉器极少出现，不仅数量少，而且品种单一。而到了汉代，玉器中的圆雕动物无论是单体抑或组合体器物，在数量、品种上都有较大的增加，分布地域也更广泛，从京畿地区到周边的诸侯国乃至偏远的南越国都可以见到，根据是从这些地方出土了不少圆雕动物精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国力的增长，说明此时玉器加工技术全面提升，而且熟练掌握复杂玉器加工技术的手工业者队伍扩大，也反映了玉器加工技术知识在各地区之间的频繁交流与传播。
(二)材质优良
汉代圆雕动物玉器异军突起，除了从新石器时代延至战国时期的长期技术积累的原因，还由其他因素促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统一帝国的形成与繁荣及其对西域地区的开发经营，确保了边疆通往内地的贸易通道的通畅，进而也确保了原材料供应的充足。
和田玉此时成为玉料的主体，其他产地玉料的使用逐渐减少。反映在圆雕动物的用料上，除了一般性的丧葬用玉仍使用部分地产玉及低等材质的和田玉料外，其他用途的圆雕动物基本上都采用色泽纯净的和田白玉来制作。一些圆雕精品甚至选择羊脂玉来制作，如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的玉人骑马、咸阳北塬韩家湾狼家沟出土的螭纽“皇 后之玺”等都是采用洁白无瑕的羊脂白玉制成。
(三)工艺精湛
圆雕动物相对于平面或浅浮雕的礼器与佩饰，个性化差异大，雕琢难度更高。特别是要在既定的材质上以精确的比例来表现特定动物的形象与神态，更需要高超的技艺与概括提炼能力。在开料成型后，往往需要采用隐起、减地、镂空、阴刻等多种雕琢手法。对于以陈设为目的的高档玉器来说，还要经过全面的打磨抛光程序，以消除制作过程中所遗留的一些工 艺 痕 迹 与 瑕 疵，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以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纹玉卮［3］为 例。卮的一侧口沿外采用高浮雕与镂雕手法，表现一朱雀衔活环，下踏一螭虎;对侧外壁中部浮雕 环 耳 饰 熊 纹。另两侧有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云纹，间饰三角、菱形及网格纹等多种附加纹饰。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浮雕、透雕、减地、隐起、阴刻等多种手法于一身，可谓鬼斧神工，是汉代动物圆雕的顶峰之作(见图6)。
(四)气韵生动，形神兼备
汉代玉雕动物在工艺上的杰出成就把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其艺术上的独特风格也成为后代玉工追摹的目标。这种独特的风格从战国中晚期的楚国玉器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构成了以楚地艺术为核心的战汉琢玉美学，具体可以概括为气韵生动、形神兼备。
首先，汉代玉雕动物基本上都呈动态。举凡螭虎、龙凤、熊 虎、禽 鸟 等，或 扭 动 转 身，或 蓄 势 待 发。单体动物有静有动，静中寓动。组合器型上的圆雕
动物形象更倾向于通过形体上的盘曲翻转来表现运动中的力量。
其次，汉代玉雕动物具有高度的写实感。虽然有相当一部分题材是刻画神话世界中的瑞兽形象，但其比例的把握、神态的呈现依然忠实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玉工高超的观察与概括提炼能力。在准确表现动物外在形象的基础上，汉代玉工通过对动物基本特征的强调，进一步刻画出其性格，从而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特别是在眼睛、腿脚等部位的刻画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眼眶内用偏刀法切削，使眼珠凸出;前胸饱满，胯部运用大斜刀法琢出，突出肌肉的力量;在神兽身上琢出羽翼及附加纹饰(云纹、细阴刻线 纹 等) ，以 达 到 神 秘的效果。即便是最简单的玉猪，虽 寥 寥 几 刀(俗 称汉八 刀) ，但依然神态生动，与雕工复杂的动物相比，毫不逊色。
总之，汉代玉器圆雕动物不但在雕琢技术上称得上鬼斧神工，而且在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方面也臻于至境。汉代玉雕动物整体造型雄健，线条流畅，既体现了汉帝国雄浑威武的气势，又流露出诡诞奇异的浪漫精神。
三、结语
汉代玉器中的圆雕动物与同时期其他门类的工艺美术一样，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汉代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的面貌。高级墓葬中玉器殓葬的盛行反映出汉帝国的富庶强盛;瑞兽题材的大量出现折射出道家及神仙学说的影响，说明了来世信仰与方术迷信思想的普及和深入。异兽题材还是当时内地与西域相互交流的真实历史写照。汉代圆雕动物玉器在对自然界动物忠实摹写的基础上增添了神异色彩，这与楚汉文化中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传统极为吻
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包括汉代圆雕动物在内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以及其他门类工艺美术得到蓬勃发展的内在原因。
汉代动物圆雕的巨大成就对后世的玉器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玉器史上有关动物圆雕的另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唐代和宋代，其动物圆雕的琢制手法、线条、装饰图案等都可以在汉代玉器的圆雕动物中找到源头，二者一脉相承。例如，通过对动物胯部与肌肉的强调来凸显其饱满与强健，通过细阴刻线的点缀来达到美化的效果等等。如果把汉代圆雕动物放在更大的时间节点上来观察，甚至可以梳理出从礼玉向世俗化玉器嬗变的轨迹。从这个意义
上讲，汉代动物圆雕玉器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具有典范意义。
参考文献:［1］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7(江 苏 上 海 卷)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刘云 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M］．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2009．
［3］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M］．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张焰］
文章来源：开封大学学报 2013年03期 ， 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