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日本有多红（文艳蓉谈日本白居易热）

白居易在日本有多红（文艳蓉谈日本白居易热）文艳蓉：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的主要差异还是在于他们的身份问题。西方汉学是一个旁观者角色，因为他们不能参与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当中去。而日本汉学其实是一个参与者，日本人也使用汉字，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有非常亲近的地方。南方周末：以白居易研究为例，你认为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有哪些主要差异？陈翀和文艳蓉都是江西人，家乡是邻县。文艳蓉出生在农村，“父母小学都没毕业”，从白居易早年贫困、漂泊，靠刻苦求学改变境遇、知足常乐的经历里，文艳蓉找到了生命的契合点。“相比于杜甫、李白，白居易不会表现出‘致君尧舜上’的这种高远理想，到了晚年，白居易非常容易满足，作品悠然、写实，他的心理状态跟现代人是很接近的。”文艳蓉说。文艳蓉从读博士开始选择白居易作为研究方向，是受到导师胡可先教授的点拨。像白居易这样经典化的作家，“前面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想再找突破是比较难的”，文艳蓉主要从两个方向拓展，一是新的出土文献、

白居易是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古代文人。图为日本江户时代画家狩野山雪17世纪据白居易诗《长恨歌》绘制的故事长卷《长恨歌图》（局部），分上下两卷，仅上卷长度就超过10米。 （资料图/图）

“在平安时代，不少日本文人把白居易看作文殊菩萨转世。”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文艳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艳蓉是一位专攻“白居易日本传播史”的中生代学者。她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在日本平安时代的传播与受容研究”，两本专著《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和《白居易诗文在日本的流传与受容》，都以白居易为题。

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教授松原郎在为《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作的总序里，对中日文化关系有这样一段论述：“从宏观上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从根本上说，日本受其地理条件所限，也不可能有机会跟其他先进文化发生接触……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与太阳引力作用下的地球不无相似之处。如果离太阳再近一些，就会像金星一样被灼热的太阳同化；而若是离太阳再远一些，就又会像火星那样成为一个冰冻的不毛之地。地球就是在趋向太阳的向心力与反方向的离心力的绝妙平衡之下，得以悬浮在太阳系中的一颗明珠。”

日本，这颗中国传统文化星系里“悬浮的明珠”，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投注了巨大的热情。用广岛大学副教授陈翀的表述，“白居易研究，在国内或只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然在日本却宛如一个小宇宙，横跨中国文学与日本国语国文学两大分野，涵盖了文学、语学、版本、训点研究等多个领域，成为了日本古典学研究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陈翀和文艳蓉都是江西人，家乡是邻县。文艳蓉出生在农村，“父母小学都没毕业”，从白居易早年贫困、漂泊，靠刻苦求学改变境遇、知足常乐的经历里，文艳蓉找到了生命的契合点。“相比于杜甫、李白，白居易不会表现出‘致君尧舜上’的这种高远理想，到了晚年，白居易非常容易满足，作品悠然、写实，他的心理状态跟现代人是很接近的。”文艳蓉说。

文艳蓉从读博士开始选择白居易作为研究方向，是受到导师胡可先教授的点拨。像白居易这样经典化的作家，“前面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想再找突破是比较难的”，文艳蓉主要从两个方向拓展，一是新的出土文献、唐代墓志里关于白居易的材料，另一个是日本研究白居易的文献和成果。为此，她自学了日语，并于2014和2018年两次去日本九州大学访学。

2022年7月，围绕白居易在日本的传播、中日两国的文化互动等话题，文艳蓉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半壁江山”

南方周末：以白居易研究为例，你认为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有哪些主要差异？

文艳蓉：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的主要差异还是在于他们的身份问题。西方汉学是一个旁观者角色，因为他们不能参与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当中去。而日本汉学其实是一个参与者，日本人也使用汉字，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有非常亲近的地方。

作为远观者，西方汉学家可能会从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中，上升到人类共同的一些东西，这是第一。第二，西方汉学会采用比较文学的思路，来对比中国诗歌跟他们的诗歌的差异。第三，西方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翻译，还处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2022年6月28日到7月2日，我参加了圣彼得堡大学举办的纪念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的学术会议。由于疫情，会议是线上形式，与会者有不少是中国俄罗斯语专业的学者，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翻译开展的。

日本不一样，他们研究汉学跟中国人做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式是相通的。而且白居易对日本影响太大了，像《源氏物语》《枕草子》这些名著都在用白居易的东西。所以日本人研究白居易，实际上也在研究他们自己，当然比西方汉学更加深入。

南方周末：可否这样理解，白居易诗文就像三国、西游故事一样，在今天已经融入了日本民间，以至“日用而不觉”，而直接阅读白居易的汉文原作，则是一件需要专业训练的小众活动？

文艳蓉：日本普通人了解白居易，可能是通过《源氏物语》，看到里面有白居易的诗文。比较遗憾的趋势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学生不太愿意去读中国文学专业，可能不好找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两次去九州大学，2014年去的时候，我的合作导师东英寿先生还有一些硕士是日本人，等我2018年再去，他所有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静永健老师那边要好一点，还是有一些日本学生，但也越来越少，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萎缩的阶段。

南方周末：你提到一方面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年轻学者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经由日本来反观中国文学，中日学界是怎样展开学术互动的？

文艳蓉：日本对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迪。近代最早写中国文学史的就是日本人，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属于诗话式的，思辨性不是太强，日本从西方学到了现代的研究方法，我们借鉴了过来。当然，中国的现代学术进步很快，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时候，日本学界又开始学习我们的研究方法，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说杜甫是人民诗人，日本人也会接受，跟我们看齐。这种互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年报》，就属于中日学者合作的结果。

南方周末：与李白、杜甫相比，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有什么不同？除白居易研究学会外，日本是否还有其他的关于中国经典诗人、作家的研究学会？

文艳蓉：在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占到了半壁江山，其他所有的唐代诗人加起来，才是另外一半。李白和杜甫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流传的信息比较少，也有日本人写汉诗化用李白的诗句的，但影响力还不如元稹、刘禹锡和温庭筠。由于元稹、刘禹锡与白居易的交往体现在了诗歌当中，所以他们俩也跟着白居易在日本“受容”了。日本现在除了白居易研究学会，还有一个杜甫学会，每年会出一期杜甫研究年报，另外有刘禹锡、贾岛等诗人的读书会活动，没有专刊，但会定期出一些研究专书。

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多达近百处。图为表现《源氏物语》第十六回关屋情节的日本江户时代绘画《平安时代 关屋图屏风》（局部），作者俵屋宗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资料图/图）

解决白居易研究的“小问题”

南方周末：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年报》出了20部专刊，2020年推出“最终号”之后暂时告一段落。促成这一研究专题在21世纪登场的因素是什么？

文艳蓉：从1993到1998年，日本学界推出了7本《白居易研究讲座》，主题包括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白居易的韵文和散文在日本的受容、白氏文集之本文等，可以说是日本当代白居易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化的展示，这套书当时非常受欢迎。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编委会成员除了一众日本学者，从第十一号开始，还邀请了中国的张伯伟、谢思炜等学者担任编集顾问。我在第十二号《新乐府》发表了《白居易一族婚姻考》（原田爱译），在第十七号《书迹与绘画》发表了《围绕白乐天诗文书迹拓本之古记录》（钱心怡译）。日本的刊物比较关注这种对“小问题”的解决。

南方周末：你关注的白居易家族的婚姻、白居易的子嗣考辨等问题，似乎不仅是文学研究，而且是历史考证。这种研究兴趣似乎与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有共通之处？

文艳蓉：我的博士导师胡可先老师早期做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顺着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我就跟着胡老师学，不一定要去发表什么高论，而是抓住一些“小问题”，一个个地解决。我还有一篇论文《元白诗中“卢子蒙”考》发表在日本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上。卢子蒙是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七老会”中的一个人物。我根据新出土的墓志来解决卢子蒙的身份等方面的一些疑惑，还涉及对七老会参与者的年龄的计算。这篇解决“小问题”的论文在国内不太容易发表，在日本发出来了。

南方周末：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在《百家讲坛》上提出白居易虚构家史的问题——白居易说自己是战国时期名将白起的后人，但莫砺锋指出，白居易的祖先更可能是迁居中原改了汉姓的西域胡人，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文艳蓉：白居易祖先来自西域胡人也是陈寅恪先生先提出来的，现在大多数学者认可这一观点。但我在论述白居易家世的文章中，还是认为他是中原人的后代。即便他的祖先是胡人，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也过去了许多代，完全汉化了，不能据此认为白居易是胡人，从他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也可以看出。而叙述一个显赫的家史，也不单是白居易这样做，这是重视“出身”的唐代文人的一种普遍倾向。

“白居易热”的启示

南方周末：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称其“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可以说白居易在世时就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大诗人，您认为除了他的作品通俗易懂，还有哪些原因造就了跨越国境的“白居易热”？

文艳蓉：最重要的原因是白居易的诗文在中唐以来的中国流传也很广，他是存诗最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特别喜欢编辑自己的作品，一生编过好多次。日本僧人慧萼在苏州南禅院抄写白氏文集，每一卷后还会清楚地记下是哪一天抄的，那天心情怎么样，有时候还请别人帮他抄，这些材料带回日本后又被不断转抄。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日本最早的白氏文集，是12世纪中期的金泽文库本。

日本人在初学汉诗的时候，很难有新的创造，只是宫廷、贵族在使用汉文，不可能创造新词，他们会从中国的诗歌中寻找诗材、词句，重新加以编排，刚好发现白居易有大量适合他们的诗材，因为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同时，白居易又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诗人，喜欢写自己的生活，周遭的方方面面都会写实地表达出来，包括生活的情趣、容颜和身体的变化，都会去写。而盛唐诗人写的更多的是理想化的事物，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等等，对自己的生活不会写那么细致。白居易晚年悠然闲适的生活、对佛教的亲近又让日本贵族感到相似，所以他的闲适诗要比新乐府在平安文人中的影响大得多。

我们说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对白居易诗文的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平安时代过去之后，日本文人对白居易的膜拜有所退潮，但由于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而白居易已经成了平安文学的“骨”和“肉”，他的影响会一直延续下去。

南方周末：关于日本人对汉字的使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学习，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你在九州大学时有什么感受？

文艳蓉：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吸取，是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我刚到日本九州大学的图书馆时，真的没感觉是在一个异国的图书馆，它收藏的中文图书的数量，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肯定不亚于中国的“211”大学的图书馆。明代、清代的书非常多，甚至可以找到一些江西的县志。而且明代的书我可以借回宿舍看。对于中国当代的学术著作，也会非常同步地购入。我现在也比较关注日本学界的动态，但在中国的图书馆要找日本出的书就太困难了。

南方周末：当代日本是一个对外文化传播力很强的国家，韩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引人关注。白居易的诗文，则是古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例证，这种影响的延长线直到今天还未终结。白居易诗文一千多年来的海外传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文艳蓉：就学术领域而言，国内学界有一个好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地往外看了，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去关注海外汉籍，去整合中、日、韩、越南流传的汉文。我觉得白居易的海外传播不可复制了，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我想，白居易对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类共同情感和生活状态的描写，是他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