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丑化刘邦?司马迁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
司马迁为什么丑化刘邦?司马迁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如果说“过秦” 是对前代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 那么“宣汉” 是对当时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司马迁著史要宣扬汉代社会的进步,这在《史记》中是有明确的表述的。司马迁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看似贬汉,其实这更多地是他作为良史化身的自然反映。《汉书》作者班固表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 “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对 《 史记》的评价很公允。类似地,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 “与民争利” 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关于汉武帝大肆出击匈奴这一国策,司马迁明知要触犯忌讳, 却仍然敢于批评武帝政策失当, 并且指出满朝文臣谄媚成性, 一味附和武帝旨意, 不顾敌我双方状况, 置国家利益于度外, 武将则滋生虚骄心, 贪图多立战功, 损失多少也不加顾惜。 司马迁将他对这场费时几十载、 动员人力物
导读: 司马迁对 “今上” 汉武帝并不是一味揭露讽刺, 对汉武帝雄才大略, 多所设施, 他是予以赞扬的,如说: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刘邦的政治对手项羽归于“本纪”——古代最高统治者才能拥有的待遇,并成功把项羽刻画成一个失败的悲情英雄,栩栩如生,流传千古。
彭城之战,项羽骑兵对刘邦步兵一边倒地屠杀
相反,在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很多时候显得卑鄙龌龊,如借范增之口揭人之短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彭城大败之后刘邦为了逃命多次把自己一对子女从马车上踹下来;楚汉成皋相持不下时,项羽威胁要杀掉被他俘虏的刘太公(刘邦父亲),没想到刘邦毫无顾忌对项羽说,你我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等等,十分令人不齿。
类似地,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 “与民争利” 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
关于汉武帝大肆出击匈奴这一国策,司马迁明知要触犯忌讳, 却仍然敢于批评武帝政策失当, 并且指出满朝文臣谄媚成性, 一味附和武帝旨意, 不顾敌我双方状况, 置国家利益于度外, 武将则滋生虚骄心, 贪图多立战功, 损失多少也不加顾惜。 司马迁将他对这场费时几十载、 动员人力物力无数的战争的总看法, 铸成一句话: “建功不深。”
和亲场面
司马迁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看似贬汉,其实这更多地是他作为良史化身的自然反映。《汉书》作者班固表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 “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对 《 史记》的评价很公允。
如果说“过秦” 是对前代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 那么“宣汉” 是对当时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司马迁著史要宣扬汉代社会的进步,这在《史记》中是有明确的表述的。
首先,这是他所庄严继承的父亲的遗愿。司马谈临终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郑重地接受父亲的嘱托,把宣扬汉代的功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年),仅比秦始皇小三岁
从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前259—前210年)统一全国, 到公元前 202 年刘邦登上帝位, 中间只隔十九个年头,诚所谓漫长历史的一瞬,然而社会的变化却地覆天翻。司马迁对其中八年(从陈涉起义到高祖称帝)作了这样的概括:“秦既暴虐, 楚人发难, 项氏遂乱, 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 天下三嬗, 事繁变众。”
司马迁的“宣汉”,不是出于宣扬“皇权神授”,争什么“正统” 与“闰位”,而是有力地摆出汉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步的史实。
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他说: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了很高的评价。又说: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废除肉刑,拆毁关卡,天下安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汉代政治给人民带来重大的好处而言。
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文化上,他谴责秦“ 焚《诗》《书》,坑术士”,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 “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
再回到他对刘邦和汉武帝揶揄嘲讽的具体问题上来。在项羽、高祖两篇 “本纪” 中, 他则用对比手法, 揭示项羽失败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 刘邦成功在于一向争取民心。
阿房宫
刘、项先后入关中, 刘邦约法三章, 财物无所取, “诸所过毋得掠卤, 秦人憙, 秦军解, 因大破之”。 项羽却 “屠烧咸阳秦宫室, 所过无不残破, 秦人大失望”。
司马迁尤其重视记载刘邦的约法三章如何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 宣布悉除去秦法, “凡吾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暴, 无恐!” 又使人遍告各郡县百姓, 于是“人大喜, 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沛公又让不受, 曰: ‘仓粟多, 非乏, 不欲费人’”。 “人又益喜, 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 不必等到成皋对峙和垓下之战, 而刘胜项败之结局已定。
司马迁以民心向背来解释国家的成败兴亡, 这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卓识。 当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风行一时、汉武帝拜神求仙执迷不悟的时代, 司马迁却清醒地提出: “国君强大, 有德者昌; 弱小,饰诈者亡。 太上修德, 其次修政, 其次修救, 其次修禳, 正下无之。” 这实际上即是对于 “王权神授” “天意决定人事” 的神学观点的正面否定。
汉武帝蓬莱求仙
作为一个思想深刻、 见解敏锐的学者, 司马迁对 “今上” 汉武帝并不是一味揭露讽刺, 对汉武帝雄才大略, 多所设施, 他是予以赞扬的,如说: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 他这样称颂汉武帝的功业和隆盛局面, 也是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上大夫壶遂询问《史记》 “欲以何明”时,他诚恳地回答: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汉武帝),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显然,作为一个忠实的史家,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那么对匈奴采取何种政策才比较得当呢? 司马迁在 《律书》中作了回答, 他借称赞汉文帝执行先帝 “劳民不可烦” 的政策,对匈奴 “坚边设候, 结和通使, 休宁北陲”, 一面严守战备,一面结和往来,防其掠夺,又避免连年征伐之苦, 由此造成文帝时期天下太平景象, “故百姓无内外之徭, 得息肩于田亩, 天下殷富”,讲出他不同于朝廷政策的独立看法。 以此证明他主张 “安民”, 反对滥用民力, 大事征伐。
揭露其阴暗面, 歌颂其光明面, 二者相反相成, 充分证明这位伟大史家的严肃责任感和深刻洞察力。 总之,司马迁对武帝时期这段当代历史,既有根据自己观察所作的深刻批评,又有对武帝功业的真心赞扬。这同他宣扬汉兴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态度是一致的。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鼎盛、民族创造力蓬勃的时代,他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专门讥贬之说纯属曲解。他是把真实记载这一伟大时代作为史家的应尽职责的。他揭露武帝政治的阴暗面,也是出于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和秉笔直书的勇气,这并不能否定他全书“宣汉” 的基本立场。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
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 《史记》 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 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 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 “史学革命” 的梁启超称书中 “常有国民思想”;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 “ 史家之绝唱”; 直至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仍然一再从其 《货殖列传》《平准书》 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 从中吸取营养。
作者陈其泰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目录
叙篇 文化视角·比较研究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
上篇 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
孔子与中国史学传统
《左传》的史学成就和民本思想
“过秦” 和“宣汉”: 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
司马迁和孔子: 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
《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下篇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与文化问题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全祖望对清代学术的贡献
王鸣盛史学: 朴学家的理性探求
钱大昕治史的特色
《文史通义》: 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
崔述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龚自珍与传统文化的转折
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的新风气
《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
黄遵宪与儒学
进化论传播与近代史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