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之虎段祺瑞晚年（06北洋虎段祺瑞镇压）
北洋之虎段祺瑞晚年（06北洋虎段祺瑞镇压）5月底，“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特别是广大工人、市民、商人以及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使这一运动出现了新高潮。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同卖国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对段祺瑞更是口诛笔伐，切齿痛骂。段祺瑞像一个被刺痛了的野兽， 狂怒不已。他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撤换了他认为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一个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当全国人民把斗争目标集中在卖国贼问题上的时候，正是打在卖国贼身上，痛在段祺瑞的心上。因为这些卖国贼无一不是他的心腹，而他是罪魁祸首。他怕惩治这些卖国贼后，人民群众的斗志越来越高昂，穷追不舍，再把火烧到他的身上，找他算总账。 5月7日，全国各地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爱国学生之后，他竟然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要查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还要依法制裁。同时他又授意安福系的内阁成员提出，撤换这次学生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
文：王立文 节选自《智慧谋略》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的斗争矛头一开始就指向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卖国政府及其爪牙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段祺瑞身居幕后，极力阻挠、破坏和镇压“五四”运动。他对走在运动前列的爱国学生，主张血腥的镇压。
5月7日，全国各地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爱国学生之后，他竟然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要查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还要依法制裁。同时他又授意安福系的内阁成员提出，撤换这次学生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安福系甚至扬言，要暗杀蔡元培。尤为卑劣的是，他还借学潮来鼓动政潮进行倒阁活动。
为此，他指责钱能训内阁对爱国学生运动镇压不力，表现软弱无 能，授意安福国会推翻钱能训内阁。5月9日，钱能训不得不亲自去拜访他，表 示愿意下台，请他推荐新的人选。这时，他感到自己不便于上台，就想派安福系头子王揖唐出来组阁。
5月底，“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特别是广大工人、市民、商人以及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使这一运动出现了新高潮。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同卖国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对段祺瑞更是口诛笔伐，切齿痛骂。段祺瑞像一个被刺痛了的野兽， 狂怒不已。他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撤换了他认为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一个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当全国人民把斗争目标集中在卖国贼问题上的时候，正是打在卖国贼身上，痛在段祺瑞的心上。因为这些卖国贼无一不是他的心腹，而他是罪魁祸首。他怕惩治这些卖国贼后，人民群众的斗志越来越高昂，穷追不舍，再把火烧到他的身上，找他算总账。
因此，他就公然 与人民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北京政府对卖国贼采取惩治措施，甚至公开袒护卖国贼，说他们是“体国公忠，有裨大局”，并去慰间了这三个卖国贼！当“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发展到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时候，他卖国至极，竟冒夭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发出通电，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切，把这个北洋军阀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了。
穷兵赎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国内和平的强烈呼声，反对和破坏南北和谈。他把安福系分子安插在参加和谈的北方代表中，并授意他们 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他还直接对徐世昌说：过去冯国璋中过南方的缓兵之计，我们不能再上当，应当布置作战，以免处千被动，措手不及。为此，他曾召集北洋将领举行马厂会议，讨论继续作战间题，因无人响应而作罢。
然而，他仍逆潮流而动，迷信武力。他把“参战军”视为私有，拒绝交出。当因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还保留参战机构和参战军遭到国内外非议的时候，他变了个换汤不换药的戏法，于1919年7月20日将“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 参战军改为“边防军”，他也由参战督办摇身变成了边防督办。
蒙混过来之后，他还不满足，厚着脸皮要求北京政府对他主持参战的“赫赫战功”予以奖励。本来，参战给中国带来的是极大的耻辱，可是，北京政府还把他的“战功”说得天花乱坠，并授一等勋位，参战处其他各员也都捞到了五花八门的勋章。借此机会，徐树铮也步步高升，接二连三地攫得了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 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把皖系势力迅速扩展到西北地区和外蒙古。
对此，段祺瑞洋洋得意，双十节时，他命令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庆阅 兵典礼，炫耀武力。这个师的第二旅旅长程长发，在一次全旅军官会议上直接了 当地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咬谁！”
皖系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战争喧嚣，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嫉视和不满。特别 是那个野心大、阴谋多、兵力雄厚的徐树铮一跃而为“西北王”之后，曹寅、吴佩孚觉得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张作霖也因其与自己的“东北王”齐名天下而闷闷不乐，这样，就形成了反皖的七省联盟。
七省联盟首先提出“清君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徐树铮，但段祺瑞把徐树铮的去留当作自己的生死荣辱，根本不听七省联盟的“忠告”。接着，七省联盟就按预定计划举行“兵谏”，即吴佩孚率部从湖南撤防北归，对段祺瑞进行戒胁。对此，段祺瑞一面授意北京政府对吴佩孚北归的电请迟迟不作答复，一面筹划将段芝贵调任安徽督军、吴光新调任江西省长，对直系的长江三督发动攻势。
当吴佩孚要采取自由行动时，他为了在河南阻截直系军队北归，于1920年2月，策动河南的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侗，并以此为借口而改派吴光新为河南督军。2月26日，国务会议通过了这个任命的议案，但大总统又不同意这个变动。国务总理斯云鹏向他报告时，他当面骂道：“没有用的 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堂堂的国务总理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气之下，递了辞呈。
安福系乘隙发动倒阁，但直系势力和徐世昌对其却表示挽留。在这种压力面前，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挽留斩云鹏和推迟河南易督了。尽管如此，矛盾并没有缓和，吴佩孚的军队北归行动继续进行。3月18日，段祺瑞秘密去保定，要求曹寅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结果，白跑了一趟。3月末和4月初，张作霖在沈阳以作寿名义，曹银在保定以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分别邀集一些省军阀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对付皖系，从而使直皖矛盾更加恶化了。
正在双方即将最后诉诸武力的时候，段祺瑞为了掩人耳目，向徐世昌做了从此不管一切闲事的表示之后，就到团河“避居”去了。徐世昌、断云鹏再三请他回京，他都拒绝了。实际上，他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紧张地做着准备。在他的授意下，驻北京的皖系将领以营房不足为借口，发出了 拒绝直军移驻北京的通电。
5月17日，他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召回了徐树铮，将西北边防军全部调回了北京附近。他要先发制人，亲自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准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即率领边防军两个师以向陕西进军为名，夺取河南，驱逐赵佣，在郑州安营扎寨，并在这里与安徽、山东的 皖系军队共同夹击吴佩孚的军队。岂不知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正当他要主动出击之时，张作霖以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为名，要把奉军开进关来“拱卫京师”。这个后顾之忧，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部署。
5月20日，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向北撤兵，并按照秘密约定，直军后撤，湘军跟进。接着，湘军与皖系军队开战，段祺瑞手下的战将张敬尧被赶出了湖南。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词地谴责南方破坏了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他还指使陕 西、甘肃、安徽、山东、浙江五省督军联名发出要求北京政府查办吴佩孚“勾敌” 的通电。
6月初，吴佩孚抵郑州，军队分驻河南、河北，摆开了同皖军拼命的架 式，战云密布中原大地。这时，自称是“第三者”又说公道话的张作霖满面笑容地来到了北京。谁都知道，张作霖自居于调人，但不是调人，而是配合直系倒皖的。目空一切、态度傲慢的段祺瑞一反常态，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几天前还被他破口大骂为“马贼出身，不配算北洋派，居敢来干涉北洋派事情”的这位“调人”。调停开始时，他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后来，张作霖以离开北京、不管闲事相威胁时，他又心慌意乱，主动去讨价还价。当敌局似乎有点松动和转机的时候，徐树铮等人又给他烧了一把火，说解散安福系、撤销边防军等条件超过了限度，不 为督办留有余地，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一番鼓噪，他的“虎”气又上来了，气鼓鼓地说：“我们不能再让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