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思想原则，研究经世致用仁者
经世致用的思想原则，研究经世致用仁者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药学院，陈新滋受邀兼任首任院长。从那时候开始，陈新滋就把中山大学药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当作一种人生乐趣与使命。部分精细化工产品已实现产业化陈新滋从事化学科研的初衷实现了，在他看来，假如研究的结果能够让很多老百姓获益，“那这辈子就没有白活”。不过，在工业界做了十几年后，陈新滋发觉在工业界做研究虽然可以较快得到应用，但范围还是比较窄，于是萌生了当老师的想法，这样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研究中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陈新滋的主持下，1994年香港理工大学与中科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在台中市的中兴大学共同组建了一个开放性实验室——“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和内地十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所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手性科学研究的发展。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陈新滋出生于广东台山，4岁随父母来到广州，在广州上过小学和初中，也正是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现改名为广州市第六中学)读书时，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对化学实验特别感兴趣，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化学反应能生出很多的变化、能创造很多新的东西。后来发觉化学很有用，应用面非常广，更加深了我对化学深度研究的兴趣。”陈新滋说。
从科学家到教育家
主持组建“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
1979年，陈新滋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陈新滋选择到工业界就职——在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中心研究室担任高级研究专家。在此期间，陈新滋和团队研究并开发的手性药物“萘普森”(一种止痛药物)的实用不对称催化合成工艺，被写入《大英百科全书》1991年度“国际化学重大进展”。
陈新滋从事化学科研的初衷实现了，在他看来，假如研究的结果能够让很多老百姓获益，“那这辈子就没有白活”。
不过，在工业界做了十几年后，陈新滋发觉在工业界做研究虽然可以较快得到应用，但范围还是比较窄，于是萌生了当老师的想法，这样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研究中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陈新滋的主持下，1994年香港理工大学与中科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在台中市的中兴大学共同组建了一个开放性实验室——“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和内地十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所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手性科学研究的发展。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部分精细化工产品已实现产业化
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药学院，陈新滋受邀兼任首任院长。从那时候开始，陈新滋就把中山大学药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当作一种人生乐趣与使命。
2015年，陈新滋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后便全职加入中山大学，着力推动中山大学药学院的发展及药学与化学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他和另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一起研发的基于原癌基因C-Met靶点的抗癌新药候选化合物目前已进入临床前研究，有望成为下一代抗癌新药。
陈新滋还与香港理文化工公司合作，将有害的四氯化碳(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作用)转化成高价值的有机溶剂氯仿的工业技术‚并已成功实现工业化量产，成为国际上解决此问题的非常有效的工业方法。2016年，陈新滋在南沙成立广州理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精细化工产品的产业化项目研究，部分产品已实现产业化。
陈新滋认为，大学研究与工业界的结合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授们都应该去办企业，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模式有很多，而相互的了解、信任则是基础。
仁者，心怀天下。陈新滋曾说，“我是一名老师，是一名科研工作者，也是一名创业者，我能做的是继续把我的教育工作做好，把科研工作做好，将我们的研究推广到生活当中，帮助更多的人。”
对话
广州期待
未来可能诞生影响世界的企业
南都·琶洲π：你曾在广州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时光，辗转多地求学、工作后如今回到广州，觉得广州变化如何？
陈新滋：变化很大。当初的条件跟现在根本没法比，都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我现在有个比较大的感受是广州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以前大家都是考虑如何挣到眼前的小钱，现在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都有很高的追求，要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学、企业，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南都·琶洲π：作为广州数字经济试验区的核心片区，琶洲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你对广州、对琶洲的期待如何？
陈新滋：广州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广州不仅气候环境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如果广州能够跟大湾区里面的其他城市有更多的合作，将来广州就有更多的机会，从全国来看也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其中，琶洲现在重点发力的数字产业是将来全世界都十分重视的领域，随着集聚效应的显现突破会越来越多，海珠区肯定会前途光明。在这里，未来完全有可能诞生更多影响世界的企业，因为大家很努力，朝着对的方向努力在跑，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跑到前面去。
人才素质
要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和高尚道德
南都·琶洲π：你从一位科研工作者转变为教育工作者时有过不适应吗？你觉得两个角色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陈新滋：我比较幸运，一开始任教的几所大学对科研都特别重视，所以在科研的部分跟我在研究所时相差不是很大。不同之处在于，在高校做老师多了一个研究经费的问题，争取经费非常不容易。在高校，每一个老师都是一个“老板”，要对整个项目和团队负责，要想办法申请到经费，买设备、买原料等等。拿不到经费的老师就像资金链断裂的老板一样，是很痛苦的。在教学方面我没有怎么担心，因为教学最重要的是用心、尽力。只要用心，肯花心血、花时间，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考虑问题，通常都会教得不错。做科研除了用功，还需要灵感。
南都·琶洲π：你培养了许多人才，你认为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有哪些？除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高校是否应该做些变化？
陈新滋：我要求学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因为科学不断地进步，高科技每年都在不断涌现，人无法保证以前学的东西够用一辈子，所以要不断充实自己，不断钻研。同时，我也非常看重道德情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更有利于长远地发展。正所谓言传不如身教，大学里的道德教育，首要的是老师应该以身作则。
医药发展
疫情或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生命科学
南都·琶洲π：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对化学、对医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这是否会推动我国医药的发展？
陈新滋：对制药行业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医疗有了更多的认识。现在的中学生看到了新冠肺炎或者其他疾病，看到了社会的需要，结合他们自己的兴趣，将来说不定就会走一条相关的路，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跟生命科学有关的领域。
南都·琶洲π：你曾说我国的新药研发能力与欧美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短板在哪儿？
陈新滋：一个是起步晚，另一个是投入少。过去我国没有很多钱投入研究，美国一个药厂的研究经费比我们全中国相关行业加起来还要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现在中国药企也意识到，不做更好的研究就会无法和别人竞争，所以现在也愿意而且有能力多投入了。
南都·琶洲π：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创新药，也给予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持，你认为效果如何？
陈新滋：国家的投入当然是重要的，这些经费对我们下一步产生新药有很大帮助，所以我认为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能在很多方面跟西方国家竞争。而且，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我能感受到现在留学生更愿意回到祖国发展，这是好事。他们饱学了国外的知识、技术，再回来助力我国科技发展，就是一个强大的生力军团。
成果转化
高校基础研究转到企业是最良性组合
南都·琶洲π：有观点认为，新药研发的主体应该是药企，而科学家应该专注于基础研究，所以应该培育更多的顶级药企而不是鼓励高校的教授们都去创业，你怎么看？
陈新滋：这是对的。大部分高校老师的专长是做研究，而创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其中技术研发只占一个小部分，更多的问题在于对市场发展的判断、融资、管理与激励不同领域不同兴趣的员工，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都不是大部分老师擅长的。放眼世界，成果转化做得很成功的高校老师并不是自己在外面创业，而是跟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给企业，这是最良性的组合。
南都·琶洲π：你说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如何实现呢？
陈新滋：很多时候高校老师的研究成果跟企业对接不上，是因为企业需要很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能够明确看到产品化前景的，所以需要一个“中间人”，可以是一些团体或者公司，能够把高校老师的基础发现变成企业能够接受并愿意进行转化的成果。而这个“中间人”的环节，将会创造出很好的创业机会，也会产生很大的财富。
在国外，有许多小公司就干这个，把基础研究的成果向前推进，继续开发到企业愿意接受的程度，再转让给企业，以此赚取更大的收益。当然，对这个“中间人”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他们需要很灵活地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
南都·琶洲π：如果由企业直接向高校老师提出具体的研发需求，高校老师按需定制，是否更方便？
陈新滋：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是这么做的，但这种方式有很多的限制条件。首先，企业要对高校的研究团队非常了解，要知道团队的能力是否足够，如果企业需要的技术刚好是某位高校教授特别擅长的，就可以委托，或者聘为顾问付给其相应的费用。
其次，企业做的产品研发一般都有保密性，如果双方没有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后面有人一旦违反契约精神，企业就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加上知识产权的估值本身就是个难题，如果采取按需定制的成果转化方式，可以考虑分阶段付费，约定好做到哪一个阶段费用对应是多少，这样对双方较为合理。
采写丨南都·琶洲π记者冯芸清 实习生李晓昕
摄影丨南都·琶洲π记者钟锐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