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儒家五常之文化内涵与孔子
孔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儒家五常之文化内涵与孔子“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把“仁义礼智信”五德放在一起并统称其为“五常”的最早时间是西汉时的大儒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这里董仲舒明确将五个德目联成一个整体，抽象为“五常之道”，并将其视为修养心性，整顿社会以及立教化，正万民的恒常之道。西汉另一位思想家杨雄在其《法言-修身》中也以譬喻的方式一并论述了五德之用，但并没有明确“五常”概念的出现。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所谓“天爵”就是天的爵位，代表最高地位，最高原则，最高本质。由此可见，孟子这里是将“信”与“仁义忠”的地位提升到了最高位置。这就为以后将“仁义礼智信”的定位提供了原则和标准。在孔子那里，虽然看不到将五常与四德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表明孔子对这些德性德行不重视。在一部《
明心性、崇道德、倡伦理、重人生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留意于”仁义礼智信。儒家将此视为“天经地义”的德行，以及社会和人生所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和规范，故称其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五常中的前四德，即仁义礼智，首先在孟子那里被连用。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离娄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就是说，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这正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在孟子看来，人有同情心，所以能产生仁德；人有羞耻心，所以能产生义德；人有恭敬心，所以能产生礼德；人有是非心，所以能产生智德。这些德性都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不是由外人给予我的。虽然孟子没有将“信”与仁义礼智合在一起论述，但这并不能表明孟子不重视“信”。在《孟子》中共出现“信”近30次，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是把与“信”意义相同的“诚”字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加以确证的。“诚者，天之道也”，此之谓也。另外，他还将“信”与“仁义忠”诸德一起看成是天的爵位。孟子说：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
所谓“天爵”就是天的爵位，代表最高地位，最高原则，最高本质。由此可见，孟子这里是将“信”与“仁义忠”的地位提升到了最高位置。这就为以后将“仁义礼智信”的定位提供了原则和标准。
孔子都谈到了仁义礼智信在孔子那里，虽然看不到将五常与四德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表明孔子对这些德性德行不重视。在一部《论语》中，我们都可以随处看到孔子说仁，说义，说礼，说智，说信。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出现过109次，“义”出现过24次，“礼”74次，“智”(“知”)出现过25次，“信”出现过38次。将“仁”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是孔子，将仁规定为爱人的是孔子；将仁礼结合并形成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是孔子，并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的是孔子；将“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确立为君子标准的是孔子，并主张“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是孔子；将“信”与“文、德、忠”合称“四教”的是孔子，并竭力“主忠信”，强调“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的是孔子。
把“仁义礼智信”五德放在一起并统称其为“五常”的最早时间是西汉时的大儒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这里董仲舒明确将五个德目联成一个整体，抽象为“五常之道”，并将其视为修养心性，整顿社会以及立教化，正万民的恒常之道。西汉另一位思想家杨雄在其《法言-修身》中也以譬喻的方式一并论述了五德之用，但并没有明确“五常”概念的出现。他说：
“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
如果说将我们今天熟悉的“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明确呈现，且又称其为“五常”的，更为重要的是为官方所正式确定的，那当推东汉时期产生的《白虎通义》。其文说：“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至此，为孔孟及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智、信五德终于被整体确立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几千年。
上面也提到了，孟子将“仁义忠信”视为“天爵”，将“诚”视为“天道”。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夫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就是说，仁、义、信是天的尊贵的爵位，诚是天的本质属性。位莫高于天，性莫大于天，所以说，仁、义、信实乃最高原则，最大本质。
孟子除了站在天的高度来规定仁等德目的地位和属性外，还通过一些比喻来说明有关德目的功用，也以直接的方式来揭示有关德目的实质。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安居的住宅，义是人行走的正道。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正道。
所以说，“居仁由义”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是孟子对仁义二德功用的概括。至于仁、义、礼、智四德的实质所在，孟子也从多方面，多层次加以揭示。在孟子看来，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产生仁、义、礼、智四德的根本性的“种子”。
按照孟子的理解，恻隐之心的“仁”所反映出的实质就是“爱”，羞恶之心的“义”所反映出的实质就是“正”，辞让之心的“礼”所反映的实质就是“敬”，是非之心的“智”所反映的实质就是“善”。孟子还就仁与礼以及仁、义、礼、智的实质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论述。他说：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将“仁”与“礼”的本质属性分别规定为“爱人”与“敬人”，特别是“仁者爱人”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
而将侍奉父母视为“仁”的实质，将顺从兄长视为“义”的实质，另外将“智”作为不背离“事亲从兄”的“仁义”二德之性的保障者，将“礼”作为不失“事亲从兄”的“仁义”二德之节的维护者。由此可见，孟子在这里对“仁义”二德实质性的规定实际上是具体落实到“孝悌”之上的。通俗地说，仁就是孝，义就是悌。
所以说，这显然是孟子对“仁义”的特殊意义的揭示，并不能代表“仁义”本质属性的全部，同理，“礼智”的功用亦绝对不能仅仅局限在对这一特殊意义的“仁义”的保障和维护之上。也就是说，对于孟子仁、义、礼、智的实质性揭示，当是要根据恻隐(怵惕、不忍、同情)之心，羞耻之心，辞让(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自然生出的诸种德行来进行。说换句话说，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呈现仁义礼智四德的意义与价值，当是包括孟子在内的所有儒家思想的终的。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徐小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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