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位女先生，民国名妓六长三堂子的女先生

民国三位女先生，民国名妓六长三堂子的女先生老上海以四马路为中心，向南的广东路、向北的三马路、二马路以及支马路，都是茶楼戏院的聚集地。从四马路来到湖北路口，是戏院“丹桂第一台”，1913年梅兰芳应邀来沪，首演就选在“丹桂第一台”。后起之秀的天蟾舞台是四层楼的现代建筑，成了上海最大的剧场，李徵五为它取名为大新舞台，其大门正对着“会乐里”妓院区。民国初期，文人和妓女是共生共存的。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只是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已。妓女只要不被老鸨买断，就拥有自由身。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有些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自立的选择，王权给予不了她们自尊，就自己跑出来去寻找。而那些自由撰稿人、文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四马路来，大都又没有带家眷，他们遇到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书香和花香香溢融通，在四马路上处处飘逸，长久不衰，也为报业提供了数不尽的“花边新闻”。民国时期四马路路北的会乐里妓院云集1872年4月

我们知道，在社会上，男士一般称呼为先生，但民国时期开始，大家对各行各业颇有文采、术业有专攻的杰出女性也尊称为“先生”，比如林徽因、杨绛（钱钟书夫人）、林巧稚等等，以示崇敬仰慕之意。而妓界也仿效的惟妙惟肖，把她们的住所“书寓化”，称谓“文雅化”。

在前几篇讲到上海青楼名妓时，都提到了“四马路”，就如同北京妓院的“八大胡同”，那么“四马路”究竟有何来历，又是怎样形成的？

妓院在上海出现最早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道光初年），但都在老城厢里，尤其是老西门清兵营一带和沉香阁东朱家庄，后向城外扩展，越过洋泾浜到了广东路，由于四马路商业繁荣，文人密集，戏院比比皆是，红粉业渐渐兴起。

“四马路”是位于上海外滩以西的一条小马路，在英租界所属区域内。也是上海公共租界行政中心的一条著名街道，官方称“福州路”，俗称“四马路”。它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西至西藏中路，长1544米。附近的山东路、山西路以及众多整齐划一的弄堂一起称作“棋盘街”，四马路便是“棋盘街”的中心骨干。

民国时期四马路路北的会乐里妓院云集

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同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合资，在望平街一带创建了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它是中国现代报业开端的标志。当时的一批报业主笔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于天下”。从此，四海报人、笔士相继聚集于此。《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在不到三里路长的四马路及支马路上居然云集了大小私营书报馆300余家，四马路文化街的格局就此形成。这大概类似于现在的“服装一条街”，“电子一条街”，“餐饮一条街”等等。

每天黎明和午后两点左右，报贩子便在这里云集，人声鼎沸。东西向的四马路一分为二：东段的福州路为文化街，除了报馆，还有工部局、总巡捕房等机构，公共租界里的洋人与华人在这里杂居着；西段的福州路为消费性娱乐业和妓业。四马路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艳丽的“红灯区”。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为了留住他们“鸦片战争”以来的优势输出，曾开会形成决议，认为妓业、鸦片、赌博属于文化产业，给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等不同档次的妓院都颁发了营业执照，由此妓业轰轰烈烈地繁盛起来。

民国初期，文人和妓女是共生共存的。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只是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已。妓女只要不被老鸨买断，就拥有自由身。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有些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自立的选择，王权给予不了她们自尊，就自己跑出来去寻找。而那些自由撰稿人、文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四马路来，大都又没有带家眷，他们遇到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书香和花香香溢融通，在四马路上处处飘逸，长久不衰，也为报业提供了数不尽的“花边新闻”。

老上海以四马路为中心，向南的广东路、向北的三马路、二马路以及支马路，都是茶楼戏院的聚集地。从四马路来到湖北路口，是戏院“丹桂第一台”，1913年梅兰芳应邀来沪，首演就选在“丹桂第一台”。后起之秀的天蟾舞台是四层楼的现代建筑，成了上海最大的剧场，李徵五为它取名为大新舞台，其大门正对着“会乐里”妓院区。

随着西方国家把当时一些先进的文化和工商制造业源源不断的带到上海，国内的外来人口也大量涌入上海，妇女除了在纺织业工作外，大都是做女佣、艺人或妓女，使红粉产业异军突起。宁、扬、苏等地的妓女也慕名来到上海淘金，进入租界四马路。久安里、清和里、尚仁里、同庆里以及著名的会乐里，会集了各色名妓花魁，令沪上一班新老嫖客近悦远来。而一批另类文人妙笔生花，又不间断的捧红更多的新人名妓，促使该行业“蓬勃发展”，畸形膨胀。1915年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俗科调查，缴花捐的“长三”妓女有1229人，“么二”妓女有505人，“野鸡”4727人，“花烟间”妓女1050人。这些妓院都聚集在四马路沿线一带。

四马路上的“会乐里”是妓院的大本营，不过几百步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就有在册妓院151家，这里的妓院基本上以高等妓院“长三堂子”为主。到了1924年，原来居住的居民受不了这种气氛，纷纷迁移搬家，一批妓院主买下这块位于上海繁华中心的宝地，对整条里弄房屋进行了翻新改造。每当华灯初上，会乐里幢幢房子门口就挂出一盏盏灯笼，有圆的，有方的，八角的、菱形的，彩灯高悬、红粉香脂、乌烟瘴气，上面都写着妓女的花名。四马路一时成为妓女的天下。

“长三堂子”妓院里，按老规矩的话说，嫖客招妓女喝茶三元，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故曰“长三”。后来虽然钱两随行就市，不断变化，但这种称呼却一直延用下来。“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上。她们服饰豪华，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富商达贵之间。长三亦能歌曲，只是节目花样不如“书寓”繁多。

“书寓”又是什么呢？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说书人都是男性。随着西洋文化的不断渗透，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一些开化较早的书馆起用女性来说书，通常称她们为“校书”，或称“说书倌人”、“先生”。女人说书颇受观众青睐，渐渐取代男性说书人，男人便操弦为说书女艺人伴奏。说书的女子演出时，其红纸名牌高悬书楼外，男人付一元点唱，便算是熟客了。演出后，有些说书女艺人也在自己的寓所应酬客人，她们把栖息的寓所称“书寓”。“书寓”自视清高，以艺技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艺不卖身”。

开始时，“书寓”是最高级的艺人，因为培养一个好的女“校书”非常不容易。要挑选长相出色，聪明绝顶女子，从小学习琴棋书画，数年后亭亭玉立之时，成才的艺人才能进入这行，所以“书寓”的比例极低，档次最高，费用也会很大。

据记载有一位文人自视才高，来到“书寓”见了女先生，当即出了一首七言律诗，女先生落落大方地坐到桌前，捻起毛笔，对诗跃然纸上，把文人比得无地自容。文人又求曲一首，女先生弹起琵琶，一时大珠小珠落玉盘，文人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老鸨问是否还要摆酒赌牌，文人赶紧丢下银子，落荒而逃，几个月的衣食已经化为乌有。

四马路会乐里的一家书寓有位名叫秦素兰的姑娘，姿色袭人，花容月貌，不但善于弹唱，还会吟诗填词，以“色艺双全”著称。她是茶馆老板聘请的名角，每天挂牌写明说什么书。听众边喝茶边听说书，只付比一般茶馆略多的茶资。客人来了，可以随意点，每唱一场，收费一元。不论客人多少，来十个八个她唱，只来一人她还要唱。她的书寓中有好几个“女先生”，同时来几拨客人，可以分在几间房内唱曲说书。如有需要，可以到客人的家里或者饭店的宴会上去唱，称“出堂差”。秦素兰因其才貌出众，出堂差的时间远远高于其他人。

商品意识越来越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真正听说书的人少了，想当嫖客的多了。单纯的“书寓”生意难以为继，就有许多书寓下海，成了“长三书寓”，也就是说书、卖淫两者兼顾了。有位阔气的嫖客，经常招秦素兰陪同看戏或游玩娱乐，时间长了，发生关系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就引来一些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羡慕不已，纷纷效仿，到书寓请“先生”出堂差。“先生”一般都很年轻漂亮，聪明伶俐，日日接待应酬，八面玲珑，忙时就无暇顾及说书了，书寓也就渐渐地成了“长三书寓”。

长三书寓的秦素兰自称“书寓先生”，身价很高，为赚取大把的钞票，她甚至不避讳白天与狎客的交易。只要客人追求，又在妓院老鸨那里抛掷了一定数量的钱两，事情就办成了。

长三书寓也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规矩，上有鸨母，下有账房、茶房、杂役、厨师、轿夫和女性的跟局娘姨、跟局大姐儿、打底娘姨、打底大姐儿，还有男仆，叫“乌龟”、“龟奴”等。这些仆役地位卑下，男佣的职责是迎客、泡茶、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女先生”发局票、送“女先生”出堂差、对外联络黑社会保护妓院，对内听从鸨母之命对妓女行使打手职责。女佣多取自娼妇，任务是当拉客的媒介和妓女出局的保护人和监视人，为妓女拿乐器，代妓女席上饮酒，或是干房中杂活，扫地擦桌，铺床叠被，梳妆递茶，送水递巾。雏妓房中的女佣还要代为接客，因为雏妓开始时只能“卖艺不卖身”，有的嫖客要过夜，因雏妓不允许接客，便由女佣代行房事，故此种女佣亦称“打底娘姨”。所有佣人的固定月工资不足10元，主要收入是外快，摆酒、铺床，嫖客都有犒赏。他们服侍的妓女越有名气，客人自然出钱就会越多，他们得到的小费也就越多。

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酒局、家里演唱是坐轿子去的，后来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妓院就改为让龟奴肩扛出行。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开始出发，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其他妓女也坐在龟奴肩头“出局”，像宝塔似的。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龟头”。

龟奴整天色迷迷的，在堂子里不仅与大姐儿偷情，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并且不用花一个子，此事路人皆知，可谓“近水楼台”。龟奴不光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嫖客见“先生”的关卡，嫖客每每必须上下打点到龟奴才行。“长三书寓”后来就彻底演变成以“打茶围”，“出局”和“伴宿”为主要内容的长三堂子了。

长三堂子里的妓女，个个都是柳条婀娜，莲步轻盈。房间布置奢华，服饰穿戴讲究。她们身份比较复杂，除了固有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一班妓女以外，还有“自由身”的妓女，自愿以此赚钱的，秦素兰就是一个。她与妓院老板的合作方式叫做“借房间”，即向妓院租用一套房间，自带娘姨和小大姐儿，除了酒席委托妓院的厨师代办单独结算之外，每月付给妓院一定的月租，和今天的租柜台经营相似。这类妓女是自由之身，多是穿梭于当时社会的高端场所，接触的是当时的高层和有权有势者，她们一般会陪着客人洽谈生意或者出席酒会。

长三堂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长三堂子里的规矩很多，嫖客要想达到目的，需要先“打茶围”，就是一人或几人到妓院去，先要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间或也听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曲，给茶资三元，称为“盘子钱”。嫖客进门，照例由“娘姨”或“大姐儿”奉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敬瓜子”，实际上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第二步就该“出局”了，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一般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差人送到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立刻派轿子或者龟奴把该妓女送去，并有娘姨和小大姐儿手持琵琶和水烟筒之类跟着。一张局票一般只叫一人，但如果在一家妓院中叫两个妓女，也可以只写一张局票。如果所叫妓女正在别处出局或因病不能出局，妓院老板可以叫人去催，要求“转局”，或者另派一名妓女出局，称为“代局”。熟客叫局，并不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记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

接下来就是嫖客到妓院“做花头”了，即在妓院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经过摆酒以后，嫖客便算和这个妓女定了情。宴席结束后，陪客离去，嫖客留宿，事情就办成了。这些名目是长三堂子里的一整套规矩，都是妓院主人、老鸨的敛财手段。长三堂子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大亨的淫乐场所，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

长三堂子的“女先生”都有单独的住所，多在僻静的小巷深处，非常清幽干净，并且还有老妈子和小丫头服侍，不知道实情的，还以为她们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她们无事的时候，也可以随便逛逛街什么的，她们穿金戴银，珠光宝气，引得路人羡慕的目光。

秦素兰所在的妓院是两层楼房，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秦素兰身材丰满秀美，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品，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手执羽扇，怎么看怎么好看。她的房间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这是秦素兰的重要空间，不只容纳性行为，也是亲密的社交酬酢的场所。她的风流韵事，被登上各种小报小刊，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民国后期的妓女身份证

秦素兰的同事姚冶诚（蒋纬国养母）是一名艺妓，原本出身于富贵之家，经济条件殷实，可惜父母早亡，无奈只能早早嫁作他人，她的丈夫是个纨绔子弟，吸食大烟成瘾，对待姚冶诚非打即骂，在败光家产后，将她卖给了青楼，她平时爱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她偶尔会穿男士戏装或生活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自己的高雅情趣。她总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唤起嫖客的愉悦之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见识，懂时尚。

喜欢游历风月场所的蒋介石，1911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在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做投机生意。这时他和结发妻子毛福梅已经没有什么感情。当蒋介石结识姚冶诚后，立即被她娟秀的容貌、娴静文雅的风度所倾倒。两人年纪相当，推杯换盏之间感情日益加深。姚冶诚对蒋介石更是一往情深，将自己数年来积攒下的钱财，全部资助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此甚为感动，后来发迹后，将姚冶诚赎身，纳为妾室。这件事引起了秦素兰等一帮妓女极大地羡慕。

蒋介石后来收一养子，就是蒋纬国，传说他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与一日本女子所生，由于戴季陶的正室非常彪悍，戴不敢将私生子带回家，求助于好兄弟蒋介石帮其收养，蒋介石就把蒋纬国交给妾室姚冶诚抚养，姚冶诚没有子女，对蒋纬国非常呵护，视如己出，他们在苏州生活期间，蒋介石时常会去看望这对母子，并小住几日，已解两人间的相思之苦。

去台湾的姚冶诚晚年与蒋纬国夫妇合影

可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没几年，蒋介石又结识了陈洁如，陈洁如的家境更为优越，父亲是经营纸品的商界大亨，蒋介石对陈洁如的感情更加猛烈，曾亲口许下许多海誓山盟的诺言，如“我定将用我的鲜血，为你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你是我亲爱的妻子，世界上唯一的爱人。除了你，我永远不会再爱上别人”等。1921年，15岁的陈洁如嫁给了34岁的蒋介石，两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而正式的婚礼。然而仅仅六年之后，蒋介石还是递来了一纸休书。在蒋介石的连哄带骗、威逼利诱下，陈洁如答应了离婚，并远赴美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1949年，姚冶诚跟随蒋纬国去了台湾，1966年因病去世，享年79岁，得以善终。

1971年，陈洁如因病去世，享年65岁。听说后来一直未婚（毕竟当时才二十出头，获得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也收养了一个小姑娘，她对蒋介石的薄情不甚满意，后来写的自传也被台湾封禁。

蒋介石与陈洁如

扯远了， 言归正传。秦素兰和她的姐妹们，日子并不见得都好过，每个月房租水电，佣工的工资，包括付妓院老板提成，给政府上缴花税，沉重的经济负担经常让她们入不敷出。更何况天天都有年轻的女孩子“下海”抢她们的饭碗。生意不好的妓女，也要讲排场，因此往往负债，她们就希望能有更多的嫖客叫局、陪宿，或者用软磨硬泡的方法向有钱的嫖客敲竹杠。她们用姿色妖媚男人，迷住男人，好让他们下次再来，而且是最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随着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长三堂子的生意也时好时坏。有时候不得不自降门面，甚至连出局子的三块钱也降至了与“幺二”相同的两块。秦素兰也随着年龄渐渐偏大，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她只好自降身价，去了一家名叫“花春堂”的“幺二”堂子，继续她的妓女生涯。到后来，慢慢就被新人所取代，无依无靠，孤独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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