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背后真相：中共一大背后真相
中共一大背后真相：中共一大背后真相1893年，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的维切布斯克州，因家庭贫寒，1913年到美国谋生。在美国，他于1915加入社会党，从此开始涉足政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美国的维经斯基得此消息，万分激动，于次年回到国内，成为列宁领导下的一名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这个人就是至今仍为通晓中共历史的人津津乐道的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这年，他才27岁，但已经是一位经历坎坷、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布尔什维克了。 陈独秀在上海，真如蛟龙得水。当时这里有一批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等。陈独秀时不时参加他们的聚会，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到工人中去宣传新思想，再加上要办《新青年》，以致每天忙忙碌碌，但他却乐此不疲。 正当陈独秀积极活动，以实现与李大钊达成的共同建党的约定时，这年的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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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影响陈独秀和中国革命史历程的俄国人1919年6月初，正当爱国学生运动受到北洋军阀的镇压而趋于消沉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发出支持学生的呐喊，其他城市的工人随之响应，从而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此之谓史书上写的：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陈独秀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只有学生运动，难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而上海工人阶级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陈独秀组织革命党的力量源泉。
就在陈独秀到上海之时，国民党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正准备联合上海各工人团体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劳动节纪念活动正是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契机，于是便将《新青年》的七卷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专门讨论工人问题，启发工人的觉悟。
陈独秀在上海，真如蛟龙得水。当时这里有一批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等。陈独秀时不时参加他们的聚会，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到工人中去宣传新思想，再加上要办《新青年》，以致每天忙忙碌碌，但他却乐此不疲。
正当陈独秀积极活动，以实现与李大钊达成的共同建党的约定时，这年的4月下旬，一个俄罗斯人悄然来到春意盎然、花红柳绿的上海。
正是这个人，影响了陈独秀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这个人就是至今仍为通晓中共历史的人津津乐道的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这年，他才27岁，但已经是一位经历坎坷、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布尔什维克了。
1893年，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的维切布斯克州，因家庭贫寒，1913年到美国谋生。在美国，他于1915加入社会党，从此开始涉足政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美国的维经斯基得此消息，万分激动，于次年回到国内，成为列宁领导下的一名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1919年5月，在离中俄边境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称“海参崴”)，他不幸被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察克部队逮捕，流放到库页岛服苦役。在那里，他领导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最终获得自由。这一经历并没有挫败他的革命意志，让他放弃所钟爱的事业，1920年1月，他又回到海参崴，从事革命工作。
对于在十月革命后急于向外输送布尔什维克理念的莫斯科领导人来说，像维经斯基这样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任务是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这样，维经斯基所在的海参崴，就成为与东亚各国联系的前哨。
1920年4月初，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决定，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给他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和印刷传单等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了使维经斯基顺利完成任务，还为他配备了两个助手，一个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一个是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此外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
二、陈独秀创建上海、广州两个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到上海之前，曾在北京与一个最了解陈独秀的人进行过深谈，这个人就是李大钊。维经斯基从李大钊那里得知，陈独秀是中国青年最喜爱的杂志——《新青年》的创刊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就在他来华前两个月，陈独秀为了逃避再次被捕的厄运，来到了上海。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之后，维经斯基怀着急迫的心情前往上海。4月下旬，看似最平常不过的一天，维经斯基见到了陈独秀。然而，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不平常的日子。当他的手与年轻英俊的俄罗斯小伙子维经斯基的手握在一起时，他的政治命运就此注定与俄罗斯牵连在了一起。
这年，陈独秀41岁。其实，陈独秀对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
1917年2月，当陈独秀为西方文明所吸引之时，在中国的邻国俄罗斯爆发了资产阶级和工农起义，史称“二月革命”。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陈独秀立即为之振奋，他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政府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无道国家，世界形势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陈独秀看来，这位俄罗斯人虽然年轻，但言谈举止却沉着冷静，尤其是在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历史和苏俄国家的境况时，完全是一种老练的革命家的气魄。他不禁对这个年轻人生出几分敬意。
而在维经斯基眼里，陈独秀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长者。他感到，眼前这位中年人虽然穿着老套，但那深邃的目光、敏捷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无不流露出一种开创新事业的勇气和魄力。
到上海还不足一个月，维经斯基即完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他的事情——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个机构不仅成立了起来，而且还在其中分别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
在陈独秀的协助下，中国科的任务明确为：
(一)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二)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三)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四)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
得益于维经斯基的指导，陈独秀也加快了建党的步伐。1920年6月，陈独秀在自己的寓所里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参加者有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会议决定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讨论起草了党纲、党章、党的纪律等，并且一致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后来，陈独秀经过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决定采用“共产党”来命名中国共产主义政党。
7月19日，被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在维经斯基主持下举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次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会后不久，这年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宣告成立，其成员共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
可以肯定地说，1920年的上海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与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是分不开的。然而，无论陈独秀，还是维经斯基，都不曾料到，他们会很快离开上海，并在广州相逢。
1920年10月，拥护孙中山的陈炯明率粤军打败了控制广东军政府的桂军，使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建立政府。11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遂以广东省省长的名义，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12月17日，陈独秀将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交给李汉俊和李达负责，离沪赴粤。很快，维经斯基也来到广州。
陈独秀到广州后，经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于1921年3月建立起广州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及维经斯基派到广州工作的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等人。小组以陈独秀为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负责组织工作，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
1921年1月12日，维经斯基离开广州返回上海。在广州与维经斯基依依惜别的陈独秀，做梦也不会想到，三年后，他会再次与维经斯基在上海重逢，并且再次携手应对更加复杂的形势，开拓更加广阔的局面。
回到上海不久，维经斯基即经由北京返回俄国。应该说，维经斯基是怀着成功的喜悦离开中国的。因为他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并且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此扎根于古老中国深厚的土壤之中。
历史证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在1920年的合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由于维经斯基的作用，中国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另一方面，由于陈独秀的作用，莫斯科顺利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奠基和苏联革命模式向中国的输入。
三、另一个莫斯科使者陈独秀去广州工作后，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几近停止。特别是1921年初维经斯基回国后，党的工作因为人力、资金缺乏的关系，都陷于停顿状态。在小沙渡办的工人补习学校暂停了下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停了好几期没有出版。
上海党的临时负责人李汉俊面对这样的局面，感到难以维持，只好请包惠僧到广州去当面和陈独秀商量：要么陈独秀回上海来主持党的工作；要么把党搬到广州去。
包惠僧到广州后，向陈独秀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情况和李汉俊的意见。1921年6月3日，一个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的人，以“马林”之名住进上海一家旅馆。从此，“马林”便成为他在中国工作期间与外界联系的正式用名。
马林，生于1883年，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赴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正是由于丰富的革命经历，马林得以在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共产国际为了利用马林在殖民地工作的经验，决定留他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
1921年3月，马林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赋予的一项光荣使命这就是研究远东各国，尤其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与之建立联系。为完成此使命，马林从莫斯科启程前来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在荷兰和荷属殖民地从事革命工作的老牌共产主义者，马林早就上了荷兰警方的黑名单。这样一来，他的赴华之途便充满了惊险与曲折。
在途经维也纳时，马林突然被捕，经当地共产党人多方营救，六天之后才被释放，旋即被驱逐出境。更为不幸的是，维也纳警方把他的护照交给当地外交部，结果所有给他签证的国家或地区都得到通知，于是在英属哥伦坡、槟榔屿、新加坡以及香港等港口，马林都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
维也纳警方还把他到上海的事通知了日本方面，这使得他原准备去日本和朝鲜的计划泡了汤。与此同时，荷属印度政府在上海的领事馆也得到通知，迫使马林一到上海就不得不前往领事馆报到。
这样，自从马林踏进上海的那一天，其行动就受到公共租界的监视，他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与马林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个名叫尼克尔斯基的人，他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其使命是：准备和出席中共成立大会；负责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为即将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确定中国代表。
四、最不该缺席的人缺席一大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到来，令正在苦苦支撑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李汉俊和李达顿时活跃起来。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指导下，统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即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会议日期大致确定后，李汉俊、李达分别写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并寄去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的路费。
陈独秀是在接到李汉俊的信后，才知道莫斯科又给上海派来了代表，但不是他所期待的维经斯基。李汉俊在信中要求陈独秀速回上海，并负责推选广州代表参加上海会议。
当时的陈独秀，并不十分清楚上海会议的意义，更是根本没有想到，即将召开的会议能成为至今仍然令人称颂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在广州共产党小组成员谭植棠的家里，陈独秀召集广州共产党小组成员开了个会。他说，他不能回上海，至少现在不能回去，因为正在争取一笔修建大学校舍的款项，他一走这件事就不好办了，因而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参加会议。
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根据自己对共产党组织的理解，特意写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嘱咐陈公博带到会上，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是：
“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1921年7月23日晚，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旅日共产党小组代表共13人和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会议，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后来被称为“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中，为中共创立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均未出席，一个是在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忙着争取建校款项，一个是在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忙着为教师争取加薪。这真是历史的遗憾!
由于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中共成立会议在上海没能开完，只好将最后一次会议移至浙江嘉兴的南湖游船上举行。会议最后推举陈独秀为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的书记，中央局其他成员为：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仍被推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此，人们有过种种分析和猜测。最能令人信服的，当然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所做的贡献。
四、陈独秀在广州的事情真的重要吗？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共一大后陈独秀继续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的。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规定：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关系。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排斥一切政治派别，独立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指导下，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达成的共识。在广州的陈独秀，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大家推为领头人的陈独秀，却依然在广州，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这种情况令马林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能容忍。
于是，马林召集党的另外两个领导人张国焘、李达以及尚在上海的周佛海、包惠僧开会，专门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提出：共产党人千万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官吏，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应该尽到责任，必须回来，由别人代替不行。
根据马林的意见，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上海的情况，并接陈独秀回上海。而此时，陈独秀在广州正面临困境。
陈独秀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之后，一开始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他合作得很好。陈独秀也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场，在广州开创一片新天地。他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劳动补习学校等，还提倡男女同校。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和崇拜。他还设想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等。
但是，陈独秀的抱负还未来得及充分施展，很快就陷入被“讨伐”的境地。一些封建卫道士视新文化、新思想、社会主义如洪水猛兽，开始到处诋毁陈独秀，说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上海广肇公所致电广东政府，称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褐，独夫不去，四维不张。乞即下令驱逐，粤人永称嘉惠。”还有人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毒兽”。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有人做过统计，当时攻击和反对陈独秀的大致有八班人马：省议会议员、教育界部分守旧人士、政客、资本家、孔子的崇拜者、基督教徒、守旧派、无政府主义者。
此外，由于孙中山和陈炯明政见不和，一个主张集权，一个主张分权；一个力主北伐，一个坚守广州，而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有意无意偏向陈炯明的言论，则引起孙派极大的反感。
陈独秀改革教育、改造社会的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他心灰意冷，一度提出辞职。但受到陈炯明的慰留，不好执意而去。
包惠僧的到来，坚定了陈独秀返回上海的决心。为了不拂陈炯明的好意，他只得以回沪治胃病为由，于9月11日同包惠僧启程回上海。10月底，陈独秀正式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然而陈独秀回到上海的当天，李达、张国焘等人即把中共一大后马林指导他们工作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后，不禁大怒。
原来马林要求中共置于共产国际之下工作，并且由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发放薪水。而且这一切都由中共一大形成决议。
于是陈独秀斥责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交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水，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
这样，陈独秀与马林还未曾谋面，就已经对马林产生了反感，从而注定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不愉快的。然而这也为陈独秀后来的多舛的政治命运埋下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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