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网友热议卢旺达发展：人间地狱变非洲天堂
各国网友热议卢旺达发展：人间地狱变非洲天堂经过一系列改革，卢旺达在物质层面得以迅速恢复，国家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其拜师中国，处处模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国家重建之路与民族和解之路。军队彻底沦为屠杀机器，他们甚至被要求要在20分钟内杀死1000名图西人。卢旺达就此被摧毁。就当世人以为卢旺达就此一蹶不振的时候，“铁血总统”卡加梅接手了这一支离破碎的非洲小国。
“逆风翻盘”——这是非洲小国卢旺达20年来最真实的写照。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震惊世界。
在这场预谋的大屠杀中，卢旺达人民举起了砍刀，砍向自己的邻居、友人，甚至至亲：
教堂和校园成为屠宰场，大批学生、教师在此被屠杀；
军队彻底沦为屠杀机器，他们甚至被要求要在20分钟内杀死1000名图西人。
卢旺达就此被摧毁。
就当世人以为卢旺达就此一蹶不振的时候，“铁血总统”卡加梅接手了这一支离破碎的非洲小国。
其拜师中国，处处模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国家重建之路与民族和解之路。
经过一系列改革，卢旺达在物质层面得以迅速恢复，国家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卢旺达在1999至2019年间，GDP平均年增长率达7.6%；2019年，其GDP增长率更是达到9.4%，高居世界第二，登顶“非洲塔尖”——再一次震惊了世人。
那么，20多年前的大屠杀究竟是多么得惨烈？大屠杀结束之后，卢旺达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卢旺达）
一、分而治之：胡图族与图西族反目成仇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因其国内多山，而有“千丘之国”的美誉。
早在史前文明时期，胡图族、图西族及特瓦族三族就已定居在卢旺达的山区之间。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卢旺达三大族群各安其职：
作为俾格米人支系，特瓦人长于采集和捕猎；胡图人是优秀的农夫；而图西人则畜养牛羊等牲畜。
经过数个世纪的交流、融合，三者之间逐渐形成群体混居的部落，且普遍存在跨族通婚的现象。
由此可知，在前殖民统治时期，卢旺达三大族群之间尚不存在激烈对抗的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更多、更广阔的商品市场，非洲大陆被殖民统治的阴影笼罩，卢旺达也难以独善其身。
19世纪末，德国“入主”卢旺达；一战之后，德国战败而逃，比利时顺手接管了卢旺达，成为其宗主国。
（卢旺达）
比利时统治卢旺达，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为政治上“分而治之”的政策，二为意识形态上的“含米特理论”，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含米特理论以肤色为评判标准，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在现在看来的确荒谬，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扩张起到了理论支撑的作用。
图西人高瘦、肤色较浅，不类胡图人矮而黑。
由此，殖民政府认定图西族为外来族群，认为图西人在种族血缘上优于其他两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开始给予图西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特权，扶持图西族进行寡头统治。
而这实际上只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实施“分而治之”的一种策略，通过拉拢图西族，以为其长期殖民统治提供虚构合法性。
（卢旺达）
1933年，比利时殖民当局开始实施族群身份证制度，强行划定、固化了三大族群间的族群边界——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也逐渐显现。
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胡图族人由于无法找到适意的工作，无法获得应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权利，他们与图西族之间的竞争开始日益激化。
20世纪50年代，卢旺达早期政党建立，其中由格雷戈瓦·卡伊班达领导的“胡图解放运动党”，更是宣誓要将“作为土著居民”的胡图族，从比利时政府及图西族的双重殖民中解放出来。
自此，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开始争夺权力资源。
1959年7月，卢旺达民族英雄穆塔拉三世蹊跷猝死于布隆迪，图西人认定是胡图人假手比利时人谋害，遂于同年11月密谋刺杀胡图族政治领袖。
（卢旺达）
刺杀最终失败，却也引起了胡图族的一系列报复行为。
在这场暴力冲突中，数千人死亡，数以万计的民众逃往国外。
这场暴力活动，后来被称为“1959年革命”或“社会革命”，成为胡图族掌握政权的转折点。
1962年7月，卢旺达获得独立，卡伊班达也成为首任民选总统。
“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亦凝视着你”，尼采的这句名言可作胡图族政权的注脚。
胡图族成为统治阶级后，开始系统性开展针对图西族的报复活动，放任地方势力杀戮图西人，有的区竟有5000-8000名图西人被杀。
1964年，卡伊班达公开谴责流亡图西人是“蟑螂”，威胁要将图西族灭族。
（种族屠杀反思海报）
翌年，卡伊班达假手比利时军官，处决国内图西温和派反对党议员和领袖20余人，令反对党群龙无首。
同时，当局还制造境外图西族“入侵”的恐怖气氛，导致两、三万图西人丧生。
此后十年，图西族成为被歧视与边缘化的受害者。
卡伊班达政府实施了包括入学配额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无论在入学或工作机会上，都明显倾向于胡图族。
1990年10月，卢旺达内战爆发。随后三年中，时战时和。
时任总统的哈比亚利马纳与反对派卢爱阵领导人在坦桑尼亚签订《阿鲁沙和平协定》，表示愿意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多党制政府。
然而，1994年4月，卢旺达时任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降落时被不明导弹击落坠毁，当场同时遇难。
该事件直接成为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
卢旺达临时政府立即将此归咎于图西族，他们声称图西族正与外来的卢爱阵同流合污，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国家；
总统罹难，正是图西族开展针对胡图族复仇大屠杀的前奏。
临时政府随即利用胡图族的族群仇恨，开展了针对图西族、在肉体及意识形态上全方面的大屠杀。
二、惊世骇俗：卢旺达大屠杀事实上，在哈比亚利马纳遇难后不到一个小时，戒严部队就出现在了首都基加利的大街上，手握杀人名单，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行动。
其中，首先遭到处决的是一些胡图族温和派高级官员，他们因支持《阿鲁沙和平协议》，被认为威胁到了胡图族的权力。
这些遇害者中就包括过渡政府总理阿加西·乌维吉利伊马。
随着卢旺达国内的敌对状态迅速升级，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慌了阵脚，开始陆续撤离驻扎在卢旺达的本国维和部队及公民。
没有了国际社会的监视，卢旺达国内的屠杀很快就以不可阻挡之势，从首都迅速蔓延至整个国家。
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于1994年4月7日凌晨开始了：
短短数小时内，数百名胡图族温和派人士被杀，其中甚至包括促成《阿鲁沙和平协定》、时任总理的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女士。
到同日上午9点左右，大屠杀运动已蔓延至整个卢旺达的各个地区。
短短100天内，80余万人失去了生命。
而因为与当局政见相左，或同情图西族遭到杀害的胡图族人约为1万-3万。
其中80%左右的遇害者死于屠杀开始后的6个星期内，这是欧洲灭绝犹太人速度的5倍。
这相当于平均每一分钟就有5人遇害，成为了继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20世纪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的屠杀。
在1997年的一次私人座谈会上，一位卢旺达的图西族部长曾将卢旺达大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作了这样的对比：
“当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时，（警察）将犹太人带离他们的住所，押运到偏僻的荒野，秘密将其处决。而在卢旺达，政府并不动手杀人，他们只是动员大众，真正动手杀死你的人是你的邻居。”
由此可见，施暴者身份的特殊性是卢旺达大屠杀的显著特征。
在此次极端暴力中，有一半以上的参与者是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普通平民，而非诸如军队、警察等专业暴力执行者。
而卢旺达大屠杀令人咋舌之处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平民参与，还反映在施暴工具的原始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屠杀过程中施暴者与受害者不可避免的“亲密”接触上。
根据一项大屠杀的官方研究得出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砍刀是最常用到的杀人工具 约占了所有武器的37.9%。占第二位的是棍棒，约为 16.8%。之后才是诸如枪支在内的火器，约为 14.8%。
实际上，大多数受害者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甚至会选择付钱给施暴者，乞求其一枪打死自己，而不要用大砍刀等增加其死亡的痛苦。
由于大部分施暴者在屠杀的过程中使用普通农具或钝器击打受害人，以至于很多尸体都因被虐杀而变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
还有相当数量的施暴者承认其参与了将图西人集体投入洞穴或抛入河中的行为，这直接导致了从卢旺达流出的河面上漂满了浮尸。
堆积的尸体流入维多利亚湖和卡盖拉河，甚至因此形成了暗礁。
仅在维多利亚湖中就曾打捞出40000具浮尸，水质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在首都基加利，政府为了避免腐尸滋生疾病，不得不一边进行屠杀一边收集尸体集中掩埋。
由于数量巨大，通常需要靠运送垃圾的卡车才能将尸体进行装卸。
而在山区，因为没有及时掩埋，受害者的尸体往往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任由其腐烂。
与此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
从同年4月屠杀开始时，就有难民陆续从卢旺达出逃。
当时，多数人逃到邻国扎伊尔（即今天的刚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聚集在北基伍省。
此后，难民人数不断激增。
据统计，此次屠杀最终导致了200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逃到了邻国坦桑尼亚，一小部分逃到了布隆迪。
但是，上天似乎并不想让卢旺达就此灭亡。
1994年，天降奇才保罗·卡加梅率军击溃了胡图族，终结了大屠杀。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重新掌权。
卡加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卢旺达的实权派人物。
但在大屠杀后，在面临新抉择的时期，卡加梅没有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他选择担任副总统，而把总统的大权交给了胡图族的一名政客。
在大屠杀时期，卡加梅曾在西方各国奔走呼号，乞求援助，结果均是无功而返。
（卡加梅）
因此，在复兴卢旺达的关键时刻，看透西方丑恶嘴脸的卡加梅选择了抄中国的作业。其首先要做的，就是“团结”。
三、卡加梅学中国：先重团结，再抓教育看着中国民族大团结的盛况，再结合自己内心的愿景，卡加梅没有选择继续报复和再次进行权力垄断，而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和解的政策，包括废除民族登记制度、使胡图族人担任总统、总理和副总理等政府重要职务，重新进行政治权力分配。
1995年，卡加梅宣布全面废除始于1933年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族群身份证制度，代之以公民身份证，并宣布任何基于族群身份的歧视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将被扭送入狱。
时机成熟之后，卡加梅于2003年正式就任总统一职。
（卡加梅）
上任伊始，政府就出台了全新的卢旺达宪法，“国族”卢旺达人的概念正式入宪。
其就在新宪法中强调：要消除一切族群、地区和其他方面的差别，规定“任何政治组织或个人的歧视性行为或企图分裂社会的行为，都被视作犯罪”。
至此，在卢旺达官方文件及社会公开场合中不得再出现“胡图”、“图西”、“特瓦”等族群身份标识，以此为基础的族群身份证制度也正式宣告终结。
新政府以“团结”为核心目标，强调公民权利及平等概念，这在其新宪法中得以具体体现。
据学者统计，在2003年的卢旺达宪法中，“团结”一词总计出现20多次；
卡加梅不断强调“团结”，并明确推行统一“卢旺达人”的概念，反对族群分裂主义——这一政策态度同样在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中得以体现。
曾拜读过中国教育史的卡加梅承诺将为所有卢旺达人民提供包容、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出台了多项政策。
（卡加梅）
政府不仅废除了过去强制要求师生出示地区及族群身份证明的规定，还加入国际“全民教育”项目，并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初等教育入学机会，同时确保性别平等。
2009年，卡加梅“借鉴”中国，命令卢旺达政府将3年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从而将小学6年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
四年后，卢旺达再次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基础教育，推行12年免费基础教育计划，大幅度推动了国民文化素养与能力建设进程。
卢旺达教育部还出台相关行政法令，保障适龄儿童的入学权利。
良法善治保障了卢旺达包括适龄儿童在内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统一卢旺达人的概念已深入人心，95.6%的受访民众认为“比起其他身份，自己首先是一个卢旺达人”；
在教育方面，卢旺达初等教育阶段的净入学率也从1997年的65.3%，升至2019年的98.5%；
性别平等方面，2019年初等教育阶段男女学生比例分别达到50.5%与49.5%，基本实现全民教育与初等教育性别平等的预期计划。
良法善治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卢旺达国家重建的成果，这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卢旺达的复兴。
此后，卢旺达彻底走上了借鉴中国的道路，甚至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卢旺达模式”。
四、卢旺达模式：借鉴中国的典范在“团结”与“教育”之后，坚实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支撑。
为了提振经济，卡加梅大力扶持“人才培养计划”，与中国专家们往来密切，并表示，“人才是科学技术的载体”。
而事实也是如此。
对于卢旺达来说，国家重建的推进急需大量的高科技人才。
2015年2月，卡加梅启动业务知识交流平台计划，将利用中国学者的专业知识，为卢旺达当地企业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各类专业人才，将为卢旺达企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包括企业的能力建设，项目开发和管理、市场研究和金融投资等方面。
除了面向企业的咨询之外，该项目也提供对人员的培训，例如财务管理培训、客户关系培训、绩效管理培训等。
该平台也将推动卢旺达当地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最佳投资方案以帮助当地企业投资海外市场。
同时，中国团队还帮助当地企业转变传统的营销策略，以互联网为依托，着重推广网络数字营销策略，扩展当地企业的发展空间。
截至2021年，卢旺达已经和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签订了合约，“科技兴国”成为了卢旺达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而中国的帮助不止于此。
在社会重建方面，卡加梅积极投身于灾后重建，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项目上的经验为卢旺达的重建工作发挥着积极作用。
灾后，卢旺达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幸存者和孤儿无家可归。
为保障灾后卢旺达民众的正常生活，尽快回复灾后卢旺达的社会秩序，卡加梅学习中国模式，积极筹集资金、改善住房条件、提供社区医疗保险、救助幸存孤儿。
2009年，卡加梅推出“一美元”慈善运动，该项目也得到了卢旺达政府的支持，中国是该项目的重要合作方。
“一美元”运动的目的在于为大屠杀幸存者、孤儿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
2011年，卢旺达政府与大屠杀幸存者学生协会合作，投入10亿卢旺达法郎为无家可归的青年学生提供集体住所。
随着项目的推进，更多的大屠杀幸存者需要救助，目前，卡加梅继续号召世界各国筹集资金，以达成为1200名无家可归的学生提供住所的目标。
（卡加梅）
同时，自1994年以来，通过自愿或政府遣返的难民近320万，归国之后的难民如何安置成了卢旺达国家重建中的一大问题。
大批难民返乡之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如社区关系紧张、土地分配问题、住房问题和就业问题等等。
为解决难民安置问题，卡加梅再度借鉴中国的政策。
卢旺达和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其福利惠及了大屠杀幸存者、前政府复员军人、孤儿和青年学生等各个群体，对于缓和社会关系、缩小贫富差距也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中国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增强了自身的责任感，其发起的各项活动根植于卢旺达的历史与独特文化，倡导的共同发展目标也帮助国内社会营造民族和解的氛围，有利于增强卢旺达的社会凝聚力，深得卢旺达人的信任。
（平等的卢旺达）
中卢成为了21世纪合作的典范！
结语：大屠杀摧毁了卢旺达，而以卡加梅为首的卢爱阵政府通过借鉴中国经验，开始强调“乌布尼亚旺达” 的团结观念，希冀以此重塑国族认同；
卡加梅彻底抛弃身份证制，大刀阔斧地废除了沿用半个多世纪的族群身份证制度，自此在官方公众场合，不再出现“图西”、“胡图”及“特瓦”的身份标识；
他还借鉴中国经验，推行公民教育，新建大批学校。
经过一系列改革，卢旺达在物质层面得以迅速恢复，国家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最终登顶“非洲塔尖”。
参考资料：张荣建. 卢旺达教育、语言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67-154.
贺文萍：和平发展与非洲的妇女解放[J]，西非亚洲，1995.
蒋俊.“去族群化”:大屠杀后卢旺达身份政治的重建[J].世界民族 2019(01)：4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