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家乡寄家书的诗词：佳作赏读薛忆沩故乡

思念家乡寄家书的诗词：佳作赏读薛忆沩故乡那是六年前的问题。我的回答同样不假思索。我说我可以陪她去。那也是深圳和长沙之间还没有通高铁的时代，乘坐特快往返于两地都需要大约十二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往返都选择了夜间乘车。这样我们最多可以在长沙待三个白天。我母亲担心影响我后面的行程，提议我们还是只在那里待两个白天。而我担心我母亲的身体，坚持还是不要那么匆匆赶路。我们在追悼会的当天清早到达。那一整天当然都不可能再做其他的安排。第二天上午，我母亲按原来的计划去看望她当年就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最好的朋友，而我按原来的计划去寻找当年长沙城里名声最大的米粉店，那家见证了三个时代的百年老店。长沙米粉是我认长沙为故乡的两大理由之一。不管身处何处，关于米粉的记忆总是唤起我思乡的感觉。毫无疑问，如果能够重新品尝到记忆里那种米粉的味道，我就会再次体验到回家的温馨和喜悦。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那家米粉店。我的大方向当然没错，但是走着走着，我发现城市的所

佳 作 赏 读

薛忆沩，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出版有二十部作品，包括《空巢》等五部长篇小说，《深圳人》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文学的祖国》等五部文学随笔集。

《故乡》

作者：薛忆沩

在北京的最后那场推广活动刚一结束，我就接到了出版商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可能“稍微”调整一下随后的行程：提早一天离开北京，并且不是像原来决定的那样乘高铁直接南下深圳，而是中途在长沙停留一下。他说长沙最大的那家民营书店的老板很想请我在他位于全市最高购物中心里的书店做一场活动，还有当地的两家主要媒体也很想对我做深度的采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出版商用劝说的语气说，“主要还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而是为了答谢自己的故乡。”

我皱了一下眉头。对我来说，故乡绝不是很好的理由，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强烈的乡土观念。这“没有”首先由我自己的来历决定：我母亲是南方人，我父亲是北方人，我经常嘲笑自己是天生的“杂种”；这“没有”也与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性格内向，自幼就痴迷阅读，沉醉冥想，生活好像总流连于别处；当然，这“没有”与我后天生活经历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我年过半百的人生里，“迁徙”是一个关键词。粗略地算起来，我在长沙居住过十七年，在北京居住过五年，在深圳居住过十四年，在温哥华居住过十八年……我的故乡在哪里？这些年来我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联系到落叶归根的常规结局，我这个已步入人生深秋之际的游子很快就应该回归的“根”究竟在哪里？如果以居住的时间长度为标准，我的根就应该是在温哥华：这样的归结当然就成了典型的“反认他乡为故乡”；而如果以出生地为标准，我的根就应该是在距离长沙大约二百公里的那个矿区小镇：可是在出生之后的第九十九天，我就随着父母的工作单位搬迁（也可以说是被移植）到了长沙，从此再也没有踏足过自己在通常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出生地；而如果以个人的主观喜好为标准，我的根就应该是在我至今居住时间最短的城市。我一直很感谢命运之神将我的大学时代安排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期，那是我成为今天的我的关键因素；而如果以家庭的所在地为标准，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就是也应该考虑落叶归根的年纪）的父亲突然决定继续南下，举家迁居方兴未艾的经济特区，深圳因此成为我随后十四年里的家庭所在地，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带着自己的家小移居到地球的另一侧为止。如果以社会关系为标准，我的根也同样难以确定。以典型的同学关系而论吧，很多人的根都深植于自己同学最多的地方。这不是我的情况。读小学的时候，因为父母亲工作的频繁调动，我的家庭所在地虽然一直都在长沙，家庭住址却经常变动，我因此也几乎每两个学期就更换一所学校，与小学同学从来都无法建立牢固的友谊；而在中学阶段，我的离经叛道已达极端的程度，与我的父母和老师一样，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无法理喻；进入大学阶段，我的理想与我的专业更是水火不容，我与大学同学的关系也因此失去了“社会存在”的根基…… 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

其实在六年前，我对故乡的疑问并没有现在这么深。或者这么说吧，如果出版商是在六年前以故乡为理由劝说我“回”长沙做活动，我肯定不会皱起眉头。六年前……那好像是另一个年代。我在那个完全不同的年代的确“回”过长沙一次。那也是我在移居海外之后唯一的一次。我必须承认，那一天走出长沙火车站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实实在在地萌动着重返故乡的欣喜。我也不得不承认，三天之后，坐在回程的火车上，看着空旷的站台缓缓向后退去，我却不再有即将离开故乡的伤感，而只有已经失去故乡的伤痛。我甚至肯定自己不会再一次走进这座伴随着自己长大成人的城市。

那次走进长沙本来是起因于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随后的这六年里，每次想起，我都会相信那其实是命中注定的天算。我随后六年里没有回国的冲动和行动，我随后六年里写作的风格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尖锐、变得悲观，与那“命中注定的天算”都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正值我上一次回国探亲即将结束之际：我已经在深圳陪着父母度过了将近两个月，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尽的孝也都尽到了，该煽的情也都煽过了，该生的气也都生过了……那天清早醒来，我带着残留的睡意，望着墙上的日历，只希望在剩下的那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相处，不要再出现任何情绪冲动的场面。突然，客厅里的座机响了。“谁这么早来电话？！”正在准备早餐的母亲抱怨着冲出厨房，拿起话筒。接着，她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她认真地听着，不停地点头，却一直到最后才开口说话。“我当然会去。”她肯定地说。

电话是她的一个堂妹从广州打来的。她告诉我母亲，她们独自住在长沙的姑妈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她最后问我母亲会不会去参加她们姑妈原来任教的那所著名中学为她筹划的追悼会。她自己不会去，因为她的曾孙女马上要满周岁，现在她每天都在忙着准备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宝宝”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生日会。而我母亲从来就不喜欢应酬，最近这些年来对奔丧更是相当忌讳。就在前一天的下午，她还用悲观的语气与我谈起了故乡。她说她越来越不愿意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因为到了她这个年纪，来自故乡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接着她又激动地说她已经决定将来不再参加任何人的追悼会。我们交谈的时候，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打盹儿，发出不规则的鼾声。而当我母亲说到这里，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我母亲对我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转过脸去，拍着他的大腿说：“放心吧，我肯定会走在你的前头。”在那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常听我的父母谈论、争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感觉已经麻木，对他们这新一轮的交锋也没有特别在意。不过，我母亲说的“当然会去”还真是让我有点感动。我马上想到她这位终身未婚的姑妈是她父母双方众多兄弟姊妹里的最后一位，也是我们家在长沙的亲戚里的最后一位。她的离去不仅意味着我父母双方上一辈的近亲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退场，也意味着我们家与故乡关系的进一步简化。接着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母亲突然问我已经多久没有回过长沙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已经有十多年了。她认真地看着我，完全出乎我意料地问：“那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那是六年前的问题。我的回答同样不假思索。我说我可以陪她去。那也是深圳和长沙之间还没有通高铁的时代，乘坐特快往返于两地都需要大约十二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往返都选择了夜间乘车。这样我们最多可以在长沙待三个白天。我母亲担心影响我后面的行程，提议我们还是只在那里待两个白天。而我担心我母亲的身体，坚持还是不要那么匆匆赶路。我们在追悼会的当天清早到达。那一整天当然都不可能再做其他的安排。第二天上午，我母亲按原来的计划去看望她当年就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最好的朋友，而我按原来的计划去寻找当年长沙城里名声最大的米粉店，那家见证了三个时代的百年老店。长沙米粉是我认长沙为故乡的两大理由之一。不管身处何处，关于米粉的记忆总是唤起我思乡的感觉。毫无疑问，如果能够重新品尝到记忆里那种米粉的味道，我就会再次体验到回家的温馨和喜悦。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那家米粉店。我的大方向当然没错，但是走着走着，我发现城市的所有街道都变得徒有虚名，与我记忆里的现实完全脱节。而最后站在那家米粉店原来所在街道的入口，我更是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那原来只是一条大约三米宽的小街，怎么现在变成了将近二十米宽的大道？我仍然跟随着受辱的记忆左转，沿着那条“同名异构”的街道走了一段，直到最后肯定自己不可能再如愿以偿。我绝望地在那块巨大的古驰手袋广告牌前停下脚步。我不想再看到这座我自以为最为熟悉却已经变得完全陌生的城市。我拦住一辆出租车，用不耐烦的语气报出酒店的名字。接着的细节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车刚在酒店门口停稳，我就看到我母亲正从酒店大堂里走出来。我匆匆下车拦住了她。她说她想去找一个地方吃午餐。我奇怪她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没有留她吃饭。她气鼓鼓地说：“我特意没有事先通知她，想给她一个惊喜。这倒好，我没有吃上闭门羹，却领教了帕金森。你想得到吗？她连我是谁都已经认不出来了。”她说她与照顾痴呆母亲的儿子简单地交谈几句就离开了。我笑了起来，接着用自嘲的口气说我也“领教了帕金森”，不过我是跟她最好的朋友差不多，连自己最熟悉的街道都已经认不出来。就这样，我们根据酒店服务员的推荐，一起垂头丧气地走进了位于酒店后面小街上那家新开的米粉店。刚坐下，我母亲就深有感触地说她在回酒店的路上想着自己的朋友其实还是很有福气的，有一个孝顺的儿子时刻守在身边。“将来如果我自己也变成了那种样子，又有谁会来照顾我呢？”她接着说。我装着没有听到她的感叹，转向小店主打听那家百年老店的下落。小店主露出诧异的表情，说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会问起那家米粉店。他接着说因为城市大规模改建，那家米粉店在三年前就已经拆迁搬到靠近江边的大农贸市场旁边的食街上去了。他接着又说其实拆不拆迁对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它几经转手，声誉和口味都一落千丈，已经到了要关门的地步。他接着又说他敢担保现在长沙城里的任何一家米粉店都比那家店的口味要好。“时代不同了，”小店主在将米粉端上来的时候不无得意地说，“现在的长沙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了。”我和我母亲相视苦笑，接着又都看了一眼我们面前冒着热气的大碗。我相信跟我一样，她也马上就看到了小店主最后这句话的证据。我们根本就不用伸筷子，就完全可以肯定大碗里盛的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的米粉，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米粉。我们甚至都不屑于用语言去评价它。匆匆吃完之后，我母亲开始责怪我坚持要在长沙待三天的想法。而我底气不足地辩解说：“谁又能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呢？！”

我母亲在第三天本来就没有特别的安排，而我原来的计划是去寻找一个特殊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去寻找那个特殊世界的“遗址”。那是一家当年有将近两千名职工的国有工厂。而我说是去寻找“遗址”是因为我早就听说它已经被一家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收购，设备已经全部出卖，职工已经全部下岗……我在那家工厂的家属区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的生活笼罩在特权的光环之中，因为我父亲是工厂的领导。幸运的是，特权的光环并没有蒙蔽我的感情和感觉。甚至可以说事情的逻辑正好相反：正是因为那特殊的身份，我才更有机会看清那个小世界的无奇不有，也才更有可能理解包围它的那个大世界的光怪陆离。后来，我经常会将那一段人生里的见闻写进自己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小世界真可以称得上是我文学生命的“故乡”。我原来的计划就是在第三天的上午重返这文学的故乡。尽管第二天的经历令我非常失望，直到晚上关灯的时候，我对这个计划并没有任何怀疑，更不要说恐惧。关灯之后，我很快就感觉到了睡意。我完全没有想到，就在我即将入睡的时候，早已经在她床上安静地躺着的母亲会突然发出那样的叹息，接着又发出了那样的抱怨。“我们与这座城市已经没有血缘关系了。”她抱怨说。这当然是在谈论她姑妈的死。我没有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出乎我的意料，我母亲并没有接着谈论她朋友的病，而是引出了一个更深的话题，一个已经困扰我自己整整两天的话题。“我们与这座城市也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她说。原来她也注意到了这次在长沙最令我感觉震惊的变化！我母亲的叹息和抱怨让我整晚都无法安睡，也迅速击溃了我准备早上起来之后重返“故乡”的勇气。我们的第三天过得非常平静。在准备去办理离店手续之前，我和我母亲除了下楼在酒店的餐厅里吃过一顿早午合餐之外，再没有离开过酒店的房间。

是的，长沙方言曾经是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共同语言，也是我认长沙为故乡的最大理由。这习得而来的方言不仅是我的“母语”，也是我至今与家人（包括我说话南腔北调的父亲）交流的唯一语言。甚至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控制我大脑的也从来都是长沙方言，更不要说在计数和计算的时候了。我不可能想到在这座自己仍然视为故乡的城市里，主宰日常生活的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的共同语言。我们在火车站坐上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是道县（湘西）人，不懂长沙方言。我们在酒店里遇到的服务员是泰安（山东）人，也不懂长沙方言。我第二天拦住的出租车的司机是永州（湘南）人，他只会用带口音的长沙方言重复那一句无聊的粗口。而那家小米粉店的店主也同样不懂长沙方言。他是常德（湘北）人，不无得意地戏称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是“德语”。而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在追悼会上的经历。我母亲那位做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的姑妈当年上课的时候都固执地使用长沙方言，而追悼会上所有人对她的追悼使用的却都是她一辈子说不好也不愿说的普通话。这与我从前在长沙经历过的所有追悼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前那些追悼会正好是日常生活里最“长沙”的社交活动，让人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欣慰甚至愉悦。而在前天的追悼会上，我一边听着那些冗长空洞的发言，一边想着逝者对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场与自己相关的活动一定非常失望。她是一个始终将长沙当成自己故乡也将长沙方言当成自己“母语”的人啊！因为没有任何人用她的“母语”给她送行，我相信，她的灵魂正在遭受着无家可归的羞辱和折磨。

这是六年前发生的事情。从那以后，“我的故乡在哪里”就变成了困扰我的难题。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六年”是一个漫长的时段，太长的时段，它足以搅乱世界的格局，更不要说改变城市的面貌和个人的命运……我自己的状况在这六年里就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迷”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因此也从一个时间用不完的人变成了一个时间不够用的人，更因此从一个喜欢随便说话的人变成了一个不敢随便说话的人。而我的读者也开始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我的作品也开始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赞扬、批评，甚至调侃……这种变化让我离那个难题的答案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故乡”还是说服我去长沙做活动的好理由吗？

它碰巧还是！说它“碰巧”并不是因为新书本身的成功，而是因为这成功引起的懊悔。最近一个月里，显然是受这成功的刺激，我的“下一部作品”已经浮出水面。我少年时代生活里的那个特殊世界将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场景。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已经开始懊悔自己六年前的意志薄弱，听到我母亲的叹息和抱怨就失去了去那里寻根的勇气。毫无疑问，要想写出和写好这下一部作品，我就必须再一次走进那特殊的世界，哪怕它已经面目全非。所以，出版商碰巧没有说错：对我来说，这的确是“很好的机会”。

我回答说我可以接受这个安排。但是我接着又强调说我不想在活动上做正规的发言，因为我完全没有时间准备。出版商说这不是问题，我最后到高铁上再去准备都来得及。我心想，我怎么会舍得将自己有生以来的首次高铁体验浪费在准备发言稿上呢？但是我没有这么说，否则出版商又会嘲笑说“你们”这些在国外住着的中国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就都变成了“老土”。他接着说他知道我肯定会接受，已经将包括改签车票在内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他说我将在活动当天清早七点从北京出发，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长沙，入住酒店之后马上就有一场采访，书店的活动是在当天晚上，另一场采访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根据这样的行程，我可以在第二天下午离开长沙，乘高铁当天晚上就抵达深圳……我刚要抱怨他没有事先征求我的意见，不知道我在长沙还有其他的安排，需要多停留一个晚上。出版商接着说，不过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将行程安排得那么紧，所以他已经请长沙那位热心的书店老板为我多订了一晚的酒店。“我想你在自己的故乡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安排吧，”他半真半假地说，“比如与自己的初恋情人重温旧情什么的。”出版商的霸道和周到都令我哭笑不得，而这黑白两道居然碰巧吻合了我寻根的安排，就更令我哭笑不得。好在他没有忘记我在深圳的首场活动时间，为我订好的是“重温旧情”之后那天清早离开长沙的车票。

两天之后，我终于在北京西站坐上了现在已经变成我的父老乡亲们基本出行工具的高铁。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兴致，我已经提早准备好了晚上活动的发言提纲。车还没有开动，我就意识到没有像出版商说的那样到车上再去准备发言真是有先见之明，因为车厢里非常嘈杂，根本就不可能集中注意力。噪音的主要来源是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和没完没了的高声应答，而且经常在同一时刻会有不同的手机同时响起，也会有不同的乘客同时应答。出版商为我安排的一等座车厢尚且如此，我相信二等座车厢里的情况应该更难以忍受。最让我感觉可气又可笑的是几乎所有的通话都从同一个语句开始：“我在高铁上，信号不好。”这本来是应该马上结束通话的充足理由啊，可惜接下来的那一句不是“等下了车再说吧”，而总是“你大点声说吧”。而将目光投向窗外同样是错误的选择。因为太快的车速让风景变成了“风”而不再成其为“景”，盯着窗外看上五分钟，眼睛就会感觉很不舒服。就这样，我这“老土”多年以来对高铁的激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现实彻底冷却。接下来，我紧闭双眼靠在椅背上，靠解读乘客们对手机的高声应答以及想象他们与对方的特殊关系来打发时间……这无聊的旅途令我怀念起当年乘坐的绿皮火车来。当年乘坐特快从北京到长沙几乎需要整整一天，而现在最快的一趟高铁只需要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可是，人们为速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沿途的风景、沿途的地理、沿途的特产以及沿途与陌生乘客的交谈。这一切都随着速度的飞速提高而一去不复返了。而在走出高铁站的时候，我的心里更是泛起了一阵强烈的犯罪感，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刚才不仅没有像从前乘坐绿皮火车旅行的时候那样去留意省与省之间的边界，甚至也像所有其他的乘客一样没有去关心自己在什么时候跨越了黄河和长江。从前乘坐绿皮火车的时候，每次跨越黄河和长江，我都会像所有其他的乘客一样激动不已。我们会同时争着朝窗外张望，就像唯恐错过了我们共同的故乡。

当天下午的采访和当天晚上的活动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对我可以说是及时的抚慰。在这两个场合下，我也都提到了自己清早刚乘高铁从北京下来的首轮体验。不过，我的措辞小心翼翼，一点都没有暴露出自己对高铁的失望。有意思的是，在采访结束之后，我突然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故乡”的公开活动产生了奇怪的焦虑：既怕会来太多的“故人”，穷于应付，又怕没有任何“故人”出现，备受冷落。这两种极端的情况肯定都会再次激起我对“故乡”的极端反应。结果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没有出现。这非常滑稽，却又好像是出于天意。在活动结束之后我准备离开书店的时候，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急匆匆地来到我的跟前。她首先充满自信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那是我完全没有记忆的姓名。接着，她又兴奋地报出了我们初中阶段班级的编号，我也无法将那熟悉的编号与她陌生的面孔联系在一起。最后，她着急地说出一连串同班同学的名字，我这才勉强接受了她的“故人”身份。她说她带着自己的婆婆来逛商场，无意中在入口处看到了活动的广告，就马上赶了过来。她对活动已经结束并没有表示遗憾，也显然一点都不清楚我现在的状况，对我的新书更是没有流露出任何的兴趣。不过，她告诉书店老板，她一点都不奇怪我会写书，因为我初中阶段的作文就是全年级第一。这是最令我感觉荒唐和尴尬的因果关系。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希望这陌生的故人不要再抛出无聊的故事。然后，这唯一出现的故人请书店老板用她的手机为我们拍照，说要传给“大家”去分享。而当我们一起面对着镜头的时候，她竟热情地挽起了我的胳臂。这也同样让我感觉荒唐和尴尬。接着，她又感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老样子。我礼貌地顺着她的话说她也还是老样子，尽管我根本就不记得她的老样子。不过紧接着，我还是用略带不满的语气问了一句她为什么要跟我说普通话。她马上改用我们的“母语”向我解释说，她丈夫是南宁（广西）人，她平常在家里和单位都是说普通话，他们的孩子也只会说普通话。

第二天上午的采访进行得也很顺利。这对我随后的安排当然也是很好的铺垫。可是想象着寻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细节，我在午餐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激动，之后的午休也完全没有效果。不过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一点半起来，两点整出门。在酒店的大堂里，午餐后与我交谈过两句的那位来自江西修水的礼宾员提醒我可能会下雨，递给我一把酒店的雨伞。接着他又为我招来了一辆出租车。我原来计划坐公共汽车去，打出租车回，看到出租车已经在等着我，就顺势坐了上去。我想这样也好，我可以回来的时候再坐公共汽车重温当年的感觉和本地人的感觉。

出租车司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未成年的高中生。他急匆匆地告诉我现在城里到处都在堵车，要想快的话就只能走环城的高速公路。我坚持要他尽量走城里的老路。我说我想看的是沿途的街景，堵车正好可以让我看个够。接着，我明确说出了希望他走的路线。年轻人吃惊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经常到长沙来出差。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细节：一个人在自己的“故乡”被外地来的出租车司机当成外地人。我微笑着告诉他，我是地道的长沙人，只是后来住在外地，而且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过。“难怪你对街名这么熟悉。”年轻人说着，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接着，他又感叹说：“你们这些地道的长沙人不离开，我们这些外地人又怎么能够变成长沙人呢？”

但是出租车司机的“难怪”很快就变成了对我的嘲讽。就像六年前在长沙的经历一样，我熟悉的街名都变得徒有虚名，完全不能与我记忆里的街景相匹配。一路上，我不断向年轻人询问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又不断为无一例外的名不副实感叹不已。到应该下车的时候，我更是完全转向了。这招牌林立、商铺绵延的繁华地段难道就是我少年时代上学必经的那个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的路口吗？年轻人向我保证没有错。“不要忘了，”他有点不耐烦地说，“现在我是长沙人，你是外地人。”

向年轻人确认了方向之后，我犹犹豫豫地下了车。环顾四周，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大多数时候甚至连人影都罕见的路口。根据年轻人告知的方向，对面那些高层商住楼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工厂的生产区，而当年生产区的围墙现在已经被一眼望不到头的铺面和招牌取代。最醒目的当然是沃尔玛和麦当劳的标志。我横穿过马路，站在路边迷惘地看着这两个来自美国也遍布中国的著名标志。很明显，沃尔玛正好就占着当年紧靠围墙的加工车间的位置。在整个生产区里，我最熟悉的就是加工车间，因为我父亲每个星期都会带我在那里劳动半天。刚想到这里，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我父亲当年操作的那台车床发出的噪音……我充满疑惑地望着提着大包小包从沃尔玛走出来的顾客，不知道眼前的景象与耳边的噪音究竟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幻。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像六年前那样为疑惑所阻。为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我必须勇敢地沿着马路往南走下去。我要继续自己的寻根，继续自己的考古：这里应该就是当年工厂大门所在的位置，现在它是商场地下车库的入口；这里应该就是当年工厂排放油污的那个池塘，现在它的位置上并排着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招商银行。再往前走五十米，就应该是工厂家属区的西门了。但是我又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当年这一路上只有以大约五米为间距的小樟树，而现在却是鳞次栉比的小商铺。我认真掐算着自己的步子，又努力排除招牌和气味的干扰，果然还是错过了那个入口。接着，我更没有把握地转身往回走。结果是再一次错过。第二次转身回来之后，我开始留意商铺与商铺之间的间隙，最后发现在那家中药铺和那家水果店之间有一个狭窄的通道。我试着从那里走进去，眼前终于出现了那段与记忆有一半相似又一半相悖的坡道：那应该就是当年出入家属区西门要经过的那段坡道了。

沿着坡道走到一半的位置，迎面走来的那位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右边脸上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她不就是当年那位绰号叫“半边美”的少妇吗？她是配电间的工人，又是工厂合唱队的领唱。尽管她对我没有任何反应，唤醒记忆的擦肩而过还是激起了我回家的感觉。可惜这美好的感觉转瞬即逝。从坡道的尽头再往前走大约七十米，位于我右前方的应该就是我当年住的“七栋”。但是站在那里，我又变得没有把握了。这首先是因为我正前方和左前方原来的空地上现在矗立着两栋与那一栋高度相当的楼房，而那一栋本身的外形也与我记忆里的七栋完全不符：它的南北两面都加盖有封闭式的阳台。我迷惑不解地往左转，朝当年工厂的生活区（也就是工厂的礼堂、食堂、澡堂、篮球场和单身职工宿舍所在的区域）走去。刚走两步，我就喜出望外地大叫了一声，因为工厂的篮球场竟精准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最完美的坐标。我激动地转过身去，望着与我的记忆完全不符的那一栋楼第三层最西面的窗口。毫无疑问，那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在那个家里听到过伟大领袖离去的噩耗。我在那个家里读到过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语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我在那个家里产生过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冲动（第一次创作的冲动）……也许这一切经久不衰的影响就是“故乡”的意义？

我带着回家的喜悦走下看台的台阶，走进工厂的篮球场。那是我少年时代里最重要的运动场地。十一岁生日那天，我父亲送给我一个篮球。他说我不能整天都抱着书看。他说男孩子不擅长运动就要被人欺负……那更是我少年时代里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每年一度的厂矿联赛是家属区的男孩们最痴迷的娱乐。我们当然非常遗憾我们的球队一直不能升到甲级队，但是这一点都没有妨碍我们对我们球队全体队员（包括那些我们称为“板凳队员”的替补队员）的崇拜。而我心中最大的英雄就是我们球队的队长。他是机修车间的工人。他也是全队个头儿最矮的队员。但是作为控球后卫，他却是全队的核心和支柱。我尤其着迷他运球和上篮的动作，甚至在梦里都会盯着看，看得心潮澎湃。而春天雨季过后，工厂每周的电影放映地点就从礼堂移到了球场和球场东侧的空地上。露天电影是我们的另一项重要娱乐。在皎洁的星空下，我们首先欣赏到的电影如《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接着又欣赏到的电影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最后又欣赏到的电影如《摩登时代》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矗立在球场东侧空地上的那块银幕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就已经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 试读结束 /

节选自《小说月报·大字版》2021年第8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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