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画留白：汪曾祺写意笔法

汪曾祺的画留白：汪曾祺写意笔法据介绍，1996年5月10日，高邮金实秋趁到宅访问汪曾祺，再次询以“是否还想写汉武帝”，他说：“写不成了……一次我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提纲在那个笔记本上。”这是目前仅见的汪曾祺提及《汉武帝》已有“提纲”的说法。一年之后，汪曾祺逝世。一个积累大半生、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就此永久消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表示，新版《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的文学遗产面貌的全面反映——“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这其中，有的是因一时兴起、并无坚定意志和周密准备的，如《烧花集》《茱萸小集》以及偶见提及、内容不定的“高邮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些则是深思熟虑经年并作过周详准备却因为某种缘故没有完成，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就属于此类。因此，《汪曾祺全集》中独缺长篇小说，《汉武帝》的搁浅难免令人惋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

纪念汪老，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的灿烂星空中，他的风格如此奇异，散发着幽蓝而绚丽的星光，他的作品简约平白却又优美含蓄，令人回味无穷。而《汪曾祺全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汪曾祺读本。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才气的暖男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出版历时八年，是目前最新最全的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多万字。

人文社编辑组表示，“有才华的人一般比较高冷，而汪先生是非常暖的人，所以‘汪迷’这么多。读他的文字，感觉他是‘暖男’，有才气，懂得生活的艺术，雅俗共赏，跟底层人民非常融合。”

未完成的“汉武帝”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表示，新版《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的文学遗产面貌的全面反映——“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这其中，有的是因一时兴起、并无坚定意志和周密准备的，如《烧花集》《茱萸小集》以及偶见提及、内容不定的“高邮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些则是深思熟虑经年并作过周详准备却因为某种缘故没有完成，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就属于此类。因此，《汪曾祺全集》中独缺长篇小说，《汉武帝》的搁浅难免令人惋惜。

据介绍，1996年5月10日，高邮金实秋趁到宅访问汪曾祺，再次询以“是否还想写汉武帝”，他说：“写不成了……一次我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提纲在那个笔记本上。”这是目前仅见的汪曾祺提及《汉武帝》已有“提纲”的说法。一年之后，汪曾祺逝世。一个积累大半生、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就此永久消歇。

率性迷人的人生

孙郁先生是杰出的作家、近代史专家。谈起汪老，他说：“在文坛上，他真正被人们广泛关注起来还是在60岁以后。所谓大器晚成，正是对他成就的最好形容。中年之前默默无闻，老来声名显著，这在文学史上，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

孙郁认为，要了解汪老的作品，一定不要忘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汪氏在许多地方继承了沈从文的特点，恬淡、宁静、超拔……孙郁回忆说，和汪曾祺先生交往和谈话是很愉快的，他在许多地方像沈从文一样充满灵性、爱意。读他的文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汪老在精神深处，带有沈从文与世无争的特点，他喜欢花鸟草虫，喜欢幽雅散淡的境界。即便身处人生低谷，也没有哭泣，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不投机，不激进，率性由之，淡然处之，这是他鲜明的特点。

汪曾祺情趣高雅超脱，性格沉稳，对生活似乎从不悲观。也许是对人世间悟得太深的缘故，他的审美视角一般都落在对生活和谐的、有滋味的打量上。读汪曾祺的作品总觉得看到了旧文人的影子，但又有一种现代人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与当代许多浅薄的、感情单调而自命不凡的文人相比，汪曾祺的世界是如此迷人。

孙郁先生告诉记者，他在读古代笔记小说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代的汪曾祺：他似乎生活在古代笔记小说的语境中，那些短句和富有传神色彩的词汇，加之中国画的写意笔法。汪氏的随笔、游记、“桥边小说”、记旧之作等，其韵味几乎都是从古代小说那里继承过来的。（吴波）

书摘精彩

七十书怀

六十岁生日，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这不是“自寿”，也没有“书怀”，“即事”而已。六十岁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惯例到所居近处的玉渊潭遛了一个弯儿，所写是即目所见。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说我是日落酉时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我们那里把元宵叫作“灯节”）很好玩。

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对我的生日比别人更为热心，因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衰瑟，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这样的颓唐的心情……

看相的说我能活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

七十书怀，如此而已。

199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