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云南边境战争：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
八十年代云南边境战争：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老照片中的鄂尔多斯寺庙群不久，其他蒙旗保安队也纷纷集中，准备响应起义。4月15日，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合计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老照片中的鄂尔多斯那么问题来了，“伊盟事变”爆发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分别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1943年3月26日，伊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合计500余人，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除了击毙国民党要员2人，扣押“党部特派员”40余人之外，还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电台。
1939年1月，蒋介石发表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并制定了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进入40年代，为了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进驻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企图建立新的“防共基地”。
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局部）
为了稳固对伊盟的统治，国民党当局在推行反共政策的同时，不断对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政策，比如推行保甲制度、向不产粮食的牧区强征粮食、大肆开垦牧场、煽动蒙汉对立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43年2月21日，不堪忍受国民党统治的伊克昭盟扎萨克旗保安队官兵，杀死了追随警备总司令陈长捷的“党务特派员”白音仓（蒙古族）。得知此事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向扎萨克旗王府派兵进行镇压。见敌人已经动手，保安队司令鄂其尔巴图决定提前起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伊盟事变”。
老照片中的鄂尔多斯
那么问题来了，“伊盟事变”爆发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分别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
1）“伊盟事变”概述1943年3月26日，伊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合计500余人，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除了击毙国民党要员2人，扣押“党部特派员”40余人之外，还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电台。
不久，其他蒙旗保安队也纷纷集中，准备响应起义。4月15日，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合计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
老照片中的鄂尔多斯寺庙群
“伊盟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指令陈长捷、何文鼎率领守备军骑7师、26师进行镇压。4月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沙王府，沙王与起义军一起撤离，并向乌审旗转移。5月5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乌审旗王府，实现了对各旗实行全面军事镇压的局面。
对于国民党军队一再戕害蒙古族人民的罪行，我党在表示强烈谴责的同时，对扎萨克旗和乌审旗的起义军，给予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除了成立“沙王接待处”之外，还将起义军妥善安置在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与此同时，基于抗日大局出发，我党还提出了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的主张。
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货币
面对空前巨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他们被迫答应了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蒙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扎萨克旗王府的军队、“宣慰”扎萨克和乌审两旗等条件。10月初，沙王和起义军民们陆续返回了扎萨克旗。
一言概之，“伊盟事变”的爆发，不仅是伊盟各地蒙古族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反映，也是蒙古族人民在我党直接领导下日益觉醒的重要标志（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和蒙古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2）为什么会爆发“伊盟事变”？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伊克昭盟，不仅是阻击日军的前沿阵地，也是通往苏联的交通要道，具备着非常高的战略地位。
伴随着国共关系的持续恶化，1941年年底，国民政府派遣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率部3万多人进驻伊盟。基于抗战大局考虑，中共伊盟工委和八路军骑兵第三营决定主动退出伊盟，撤回陕甘宁边区。
1934年-1943年陕甘宁边区形势
为了巩固统治，国民党当局在积极推行反共政策的同时，还一再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比如陈长捷曾公开说过：“余与别人不同，是委座（蒋介石）派来镇压你们（蒙古）的”。
于是，一个极其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中日矛盾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伊盟各地，当地蒙古族人民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甚至比中日还激烈（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影视作品中的陈长捷
国民党当局在当地推行的“民族压迫”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严密监控和干涉盟旗事务
国民政府当局不仅在“绥境蒙政会”等机构中安插了大批特务，还在各旗王府中架设电台，派遣以“协赞专员”为首的间谍人员，监视各旗官员的言行和“思想状况”，并将观察到的具体情况定期向重庆方面进行汇报。
与此同时，他们不断粗暴干涉盟旗的事务。比如强迫蒙古王公和保安队官兵们加入国民党，架空了时任伊克昭盟盟长兼保安总司令的最高军政长官沙王（沙克都尔扎布）。对于一些看起来 “不听话”的上层人士，当局经常以“调训”、“学习”等名义，将他们调离本旗，甚至加以迫害。
至于那些对国民党统治表达不满和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更被他们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比如在1942年11月，他们以"通共"和“种植鸦片”为罪名，杀害了主张抗日的乌市旗西协理奇国贤。
奇国贤（1910—1942），蒙古族，乌审旗人，乌审旗西协理。1942年11月被陈长捷部枪杀，引发伊盟各界强烈不满
2）大肆推行“保甲制度”
从1942年开始，国民政府当局以“抗日防奸”的名义，在伊盟推行所谓的“保甲制度”，并向各旗派去“协赞专员”强行编组保甲。于是，广大蒙古族民众不仅要担负旗（县）和苏木（乡）的赋税，还要担负保甲的劳役和摊派。
这样一来，不仅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蒙古上层人士的物质利益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蒙古族普通百姓的身上更多了一层剥削和压迫。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1942年8月至12月，在伊盟达拉特旗境内，连续爆发了四次反对保甲制度的“独贵龙”运动。与此同时，各旗王公和札萨克们也纷纷“联合呈请绥远省政府停止编组保甲”。在今天看来，“独贵龙”运动的爆发，是伊盟更大革命风暴的前奏。
保甲制度是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在民国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3）震慑和压制蒙旗“保安队”
当时，伊盟境内的“守备军”合计三万余人，分别驻扎在各个军事要地。伊盟西面为马鸿透部（拓展阅读：一文概述：重创西路军的“马家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东面为马占山部，南面为邓宝珊和高双成部，北面为傅作义部。一言概之，整个伊盟均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和监控之下。
老照片中的蒙旗保安队
对于各盟旗境内的“本地武装”保安队，国民党当局一直实行着震慑和压制的政策。按照规定，保安队统一接受“保安长官公署”的统筹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担任总司令一职的是伊盟盟长沙王，但实权都掌控在副司令陈长捷手中。
国民党当局不仅一再压缩保安队编制人数，甚至连“军刀配给”都进行严格控制。他们还以“统筹给养”为名，禁止保安队从地方征集粮饷。但微妙的是，保安队官兵们根本得不到官方下发的“给养”。
另外，他们还在保安队内设置“政治指导员室”，各级“政治指导员”们不断向官兵们进行洗脑，灌输反动思想，蛊惑他们充当残害人民的“爪牙”。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安队各级官兵们的抵触情绪，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
老照片中的蒙旗保安队
4）肆无忌惮地开垦牧场
不过，最令当地蒙古族群众群情激奋的，莫过于国民党当局残酷的经济掠夺举措，即肆无忌惮地“开荒行为”。
早在19世纪末，为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清政府就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量放垦蒙旗牧场，使得伊盟的大片牧场沦为了荒漠（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人口的高速膨胀，点燃了清末西北民变爆发的导火索）。
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当局的主导下，这种“肆意开荒”的行为，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
他们不顾当地人民的反对，从山西、陕西等地招来大批农民，来到这里开垦牧场。与此同时，驻扎在各旗的国民党军队，也在驻地附近大肆强行开垦牧场，甚至连一直被蒙古族群众视为“神灵禁地”的成吉思汗陵属地和召庙地、敖包地，也被纳入了垦区。
鄂尔多斯与包头相邻地区的沙漠，照片中狭长的库布齐沙漠横亘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河之间
1942年，陈长捷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向重庆方面提出了“（在伊盟）开荒五万顷”的请求， 蒋介石表示“可以先试垦五千顷地”。
同年九月，他威胁沙王同意“出五千顷牧场进行开垦”的要求，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讽刺的是，没有取得授权的陈长捷，居然下达了“开垦一万顷”的命令。沙王几次派人与之交涉，但对方根本不予理会。
1942年农历十月初三，沙王借祭祀成吉思汗之际，召集各旗官员讨论抗垦事宜。会议最终决定，“翌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东胜（今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开会，向陈长捷一致要求，停止开垦。如果对方坚决不接受，再另行研究决定”。
老照片中的沙王
在得知蒙古上层开会的消息后，陈长捷不仅没有收手，还在蒙古上层挖掘“自己人”，以实现自己“顺利开荒”的目的。
1942年年底，沙王委派绥境蒙政会“大委员”白音仓与陈长捷探讨垦殖问题。尽管沙王主动提出了“可以开垦少量荒地”的条件，旨在得到对方的让步。
但沙王不知道的是，野心勃勃的白音仓，早已被陈长捷所收买。因此，白音仓不仅擅自代表伊盟各旗答应了陈长捷提出的无理要求，在返回札萨克旗之后也没有向他如实汇报真实的谈判情况。
受到附近沙漠侵袭的鄂尔多斯草原，部分已经开始沙化
1943年2月，在得到一百万元“军垦费”后，陈长捷立即设立了“屯垦督办公署”，并决定“（开垦）增至两万顷”。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民党军队见地即占，“将大小伊金霍洛陵地、庙宇、鄂博等神灵禁地，分别威胁当地官员签名盖印，即时占取”，“蒙人有坐哭其地要求先死者置之不顾”（拓展阅读：“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坦诚说，国民党当局的这一举措，不仅直接侵犯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还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老照片中的成吉思汗陵
5）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当局频繁打着“抗日”的旗号，残酷勒索和剥削伊盟各地的蒙古族群众。
进入20世纪40年代，伊盟全境连续几年干旱成灾，农区“粮食连年欠收”，牧区牲畜大批死亡。让人愤慨的是，“军粮无着”的国民党官兵，四处抢夺劫掠，使得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处在极端困苦的地步。
鄂尔多斯老照片中的蒙古族人家
可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依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强迫向各旗大量征粮、征畜。1942年，绥远省政府从伊盟征粮二万石。同年12月，陈长捷不仅从鄂托克等六旗“征粮三万石”，并要求“征粮一斗，须加缴二升，业附草十斤”。另外，他还从鄂托克旗“强征驼一百头，札萨克旗车二百辆，乌审旗马三百匹”。
无粮可交的牧民，不得不用牲畜换回粮食再去缴纳。但是，“以牲畜换粮食”的行为，是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他们除了征去十分之三的牲畜之外，还将剩余的部分以“统购统销”的名义“禁止宰杀或出售”，甚至“牲畜有倒毙时，规定按登记数目赔偿。”
无粮无畜可交者和请求减轻数量者，轻则毒刑拷打，重则处死。数据显示，仅1942年，守备军司令部就以各种借口枪杀了一百多人。
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中部
3）国民政府当局的镇压举措“伊盟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刻电令陈长捷等人“应用武力彻底解决，不必多顾虑”。因此，截至当年六月初，国民政府当局采取的一直都是以军事镇压为主的政策。总的来说，他们的镇压举措有以下几点：
1）以“平乱”为名，四处烧杀抢掠
在占领沙王府之后，国民党军队不仅“将王府内部掘地三尺”，“（还将）王府二百余年积存之金银读物劫掠一空”。与此同时，札乌两旗的佛教寺庙，也沦为了他们抢掠的“重点对象”，“（国民党军队）不仅将寺庙所藏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甚至连佛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放过”。
另外，旨在报复的国民党军队，不仅肆意宰杀和倒卖蒙古族牧民的牲畜，甚至把一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牧民“全家人口圈人屋内举火化成灰烬”，“吊打杀烧、剖割身首等之残暴行为，中外罕见，古今少闻”。为了逃命的无辜群众们，不得不弃家抛畜，要么跟着起义军撤退，要么或者逃亡他乡。
老照片中伊盟寺庙周边的塔，塔是用来盛放神灵或保存得道高僧的遗骨的建筑
2）挑拨民族关系
前面提到，在伊盟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就从山西和陕西等地，招来了大批农民开垦牧场。因此，围绕土地问题，当地的蒙汉关系并不和睦。为了达成“开垦目的”，陈长捷频繁唆使伊盟各地的“地把头”和汉族农民，“哪里有好地就在哪里开”。
“伊盟事变”爆发后，当局一再挑拨蒙汉对立，妄图转移斗争目标。他们对这些汉族农民说，“我们在这里开荒是为了我们汉族人民的生活，多收一点粮食。但老鞑子的地，宁荒废了也不让我们开，想让我们汉人饿死”，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的关系更为恶化（拓展阅读：正本清源：什么是新疆“三区革命”？）。
伊克召盟汉族农民老大爷（1940）
3）封锁真实信息，欺骗公众舆论
在沙王向全国发出通电以后，国民党军队残害伊盟蒙古族人民的罪行，遭到了舆论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和平解决这一事变。不过，国民党当局尽管在表面上佯装沉默，但不仅继续执行着武力镇压的举措，还对外封锁与“伊盟事变”相关的消息。
保安长官公署政治部主任黎圣伦，于5月10日在《陕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伊盟事件》的文章。文章不仅赤裸裸地宣扬大汉族主义思想，还继续鼓吹“同治同化”政策，为开垦牧场、征粮征畜、编组保甲，取消蒙旗的等行为摇旗呐喊。
40年代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家
4）阻挠起义军民与八路军的联系
札萨克旗起义爆发以后，国民党当局在派遣大批军队进攻札萨克旗的同时，第一时间与榆林、宁夏的国民党政府取得联系，要求他们“监视八路军的动向，以备必要时收牵制之效力”。
与此同时，他们还急调两个连，到乌审旗南部的海流图庙和新庙驻防，又从桃力民一带调一个团，进驻乌审旗东部的乌兰陶勒亥庙和梅林庙，配合从札萨克旗方面向西进攻的部队。
一言概之，他们企图切断札萨克旗起义军民与乌审旗保安队和八路军的联系，以便在札萨克旗境内消灭起义军民。就在这个时候，乌审旗保安队和当地群众也发动了起义，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当局的部署。
不久，沙王和札萨克旗起义军民在我党的帮助下，安全撤退到红柳河以南的解放区。至此，他们的阴谋彻底宣告破产了。
民国时期的绥远地图
4）国民政府的“怀柔”当乌审旗起义军民顺利退入红柳河以南地区，与札萨克起义军民顺利汇合以后，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从北线突袭边区，陕甘宁边区在三边一带增加了兵力。
鉴于政治和舆论等原因，国民党军队已经丧失了武力推进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以“谈判”为名，展开政治攻势。
5月12日，沙王以伊克昭盟盟长、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了国民党军队在伊盟犯下的种种罪行，并提出了解决“伊盟事变”的六项条件：
- 立饬陈、何等部队之侵略行动，并由札乌两旗及伊盟撤回。
- 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等，并释放被捕之蒙胞。
- 退还及赔偿蒙胞所有遗失及损失物品，拨款救济被难蒙胞，抚恤被害蒙胞家属。
- 保障我蒙胞在中央（国民党）领导之下应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之权利。
- 保障我蒙胞人权韭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与不得杀害。
- 此后应免去任意征收蒙胞土地驼马牛羊食粮等。
在今天看来，国民党当局的“怀柔”，是极不情愿的。
40年底啊的伊盟街景老照片
1）毫无诚意的会谈
在双方正式谈判后，“碍于形势”的国民政府当局，基本接受了起义军民提出的条件。不过，尽管当局将陈长捷解职，但是新的守备军总司令傅作义，并不是“友好”的选择。换言之，这一人事调动，可谓“换汤不换药”，毫无真诚可言。
同时，国民党军队既没有撤出札萨克旗，当局下达的命令也仅是“暂缓开垦”。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开垦，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开垦面积。
老照片中的沙王
2）装模作样地“宣慰”和“救济”
1943年12月，国民党中央派专员协同傅作义等人来到札萨克旗，进行“宜慰”，并拨发了一部分“救济款”。12月12日，国民党当局恢复了沙王的一切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当局只是赔偿了沙王的一部分财产，其余的“救济”款，都落到了绥蒙党部、蒙政会等机构的大小官员以及被击毙的国民党官兵的家属身上。至于受害最深、损失最多的普通牧民，根本没有得到像样的补偿。
1940年4月，蒙古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推举毛泽东、洛浦、沙王为“蒙古文化促进会”名誉理事
3）事变平息后的恶意报复
尽管伊盟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放过领导起义的蒙古族领导人。比如傅作义就曾忿忿不平地表示，“此辈亲共分子如不予以清除既无以伸国法，且恐与奸伪藕断丝连，一旦有事为乱后方”。
不过，考虑到当时保安队起义官兵余恨未消，怕再惹出事端。再加上他们“戒备甚严，未便拿办”。因此，傅作义密令时任伊盟警备司令司令陈玉甲等人，择机“定点除掉”起义领导人老瑞和奇金山。1944年2月24日，陈玉甲等人按预谋诱捕杀害了老瑞。次年2月15日，他们暗杀了乌审旗起义领导者奇金山。
奇金山，伊盟事变中乌审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党的领导，将部队改造成第一支成建制蒙古民族武装
5）结语坦诚说，军事镇压举措也好，政治欺骗手段也罢，国民党当局的本意，就是想通过对蒙古族人民起义的镇压，达到其“同化”蒙古民族，“保证统治稳固”的险恶目的。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对对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政策给予了深刻批评：“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族团结？）。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谁，只要他违反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必将遭到反对，最后将被人民所唾弃！（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一文纵览，“内蒙古自治区”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