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但是，东江米巷作为清代对外交往的核心相比于明代有了三个新的改变。清朝入主中原后，东江米巷作为王朝行政核心、对外交往核心的地位被保留了下来，礼部、吏部、兵部、工部、户部、宗人府、鸿胪寺、翰林院、会同馆、四夷馆等重要行政机构的衙署均在明代原址上改建而来，肃亲王府、庆公府等王公府邸也陆续在此建立。明代规制，重要衙署应建于京城前门至皇城正门沿线的两侧，恰好居于此处的东江米巷便成为了兵部、吏部、礼部、工部、户部、五军都督府、鸿胪寺、宗人府、翰林院等重要行政部门的所在地，东江米巷一跃成为明代的行政核心。此外，“接待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藩属国、海外诸国来大明朝贡的贡使以及公差官员”、接管贡物的会同馆，翻译少数民族、藩属国、海外诸国语言文字的四夷馆都位于东江米巷，东江米巷也是明代对外交往的核心。从此，东江米巷与整个王朝的命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了无数的风云变幻。

东交民巷原名江米巷，最早的史料记载见诸于元代。

元代通惠河水利工程完工后，江南运粮船停泊在大都城外船板胡同一带卸粮贩卖，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粮商在此地设立商铺，从而形成了一条粮食贸易的街巷，故得名“江米巷”。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江米巷”这条名不见经传的街巷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既见证了北京城的繁荣、兴盛，又见证了朝代更替，更见证了中国近代的耻辱。

永乐十八年，在元大都南城基础上改建、扩建的北京城竣工，江米巷被圈入内城之中、紧邻皇城，贯穿江米巷中部的棋盘街将江米巷分为东江米巷、西江米巷。

明代规制，重要衙署应建于京城前门至皇城正门沿线的两侧，恰好居于此处的东江米巷便成为了兵部、吏部、礼部、工部、户部、五军都督府、鸿胪寺、宗人府、翰林院等重要行政部门的所在地，东江米巷一跃成为明代的行政核心。

此外，“接待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藩属国、海外诸国来大明朝贡的贡使以及公差官员”、接管贡物的会同馆，翻译少数民族、藩属国、海外诸国语言文字的四夷馆都位于东江米巷，东江米巷也是明代对外交往的核心。

从此，东江米巷与整个王朝的命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了无数的风云变幻。

清朝入主中原后，东江米巷作为王朝行政核心、对外交往核心的地位被保留了下来，礼部、吏部、兵部、工部、户部、宗人府、鸿胪寺、翰林院、会同馆、四夷馆等重要行政机构的衙署均在明代原址上改建而来，肃亲王府、庆公府等王公府邸也陆续在此建立。

但是，东江米巷作为清代对外交往的核心相比于明代有了三个新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清朝定都北京后，将“四夷馆”改称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会同馆和四译馆被合并扩建，称“会同四译馆”，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入京后就被清朝安置在“会同四译馆”内。

第二个改变：清代在明代“贡使进入会同馆后五天放出一次，其余时间不能随便出 入”的基础上又先后制定了种种严格措施和禁令，“贡使及夷商等，不得收买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焰硝、牛角、绸缎、锦绢等物，不得携带内地人口，潜运造船大木钉铁、油、米谷出境，伴送人员也不得将例禁之物私相贸易。各国贡使入境，水陆俱遵定制，不得越行别道”。

第三个改变：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允许通商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俄国使节入京与清朝达成通商协定，清朝在会同四译馆旁边设立了一处俄国使节和商队的驻地，称“俄罗斯馆”。

马嘎尔尼使团被安置在会同四译馆、俄罗斯馆的设立为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在东江米巷建立公使馆提供了可供援引的先例，为东江米巷从清朝的行政核心、对外交往核心沦为近代中国的“耻辱柱”埋下了伏笔。

明代和清代中前期，统治者们带着“天朝上国”的超然心态俯视各国来京使节，熟不知，历史前进的车轮早已将他们统治的王朝甩在身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清军将士们虽经浴血奋战，但却难以抵挡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厦门、定海、镇海等地先后失陷。

1842年8月，清朝无力再战，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后，法、美等国也用坚船利炮威胁清朝，迫使清朝签订了一个又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法、美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通商权等一系列特权后还不满足，又向清朝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各国驻华使馆、互派使节的要求。

清朝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了，但却尚未完全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仍将英、法、美等国视为“蛮夷之邦”，不愿与之平起平坐，便借故拒绝了英、法、美等国的要求，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才在北京设立了使馆。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朝再次战败，被迫与之签订了《北京条约》。

条约签订后，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向清廷强行租借位于东江米巷的淳亲王府作为英国公使馆，法国驻华公使葛罗向清廷强行租借位于东江米巷的庆公府作为法国公使馆，清廷不敢反抗一一允准。

此后，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相继在东江米巷建立了公使馆，俄国则在俄罗斯馆的基础上扩建俄国公使馆。

至此，东江米巷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列强驻华使馆区，其名称依据外国人谐音改为“东交民巷”，只是此时中国人依旧可以自由出入东交民巷。

如果英、法、美等国仅仅将东交民巷视为使馆区，那么东交民巷依然能成为清代对外交往的核心，但是，英、法、美等国在各自国家的公使馆设立之初就包藏着祸心。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又一次战败，次年《辛丑条约》签订，英、法、美、德等国借口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逼迫清廷接受“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军队，分保使馆。”

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英、法等国的祸心暴露无疑，东交民巷紧邻皇城，那些名义上保护使馆的各国军队其实就是各国顶在清朝“脑袋上”的一把枪，使得清朝再也无力改变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辛丑条约》签订后，东交民巷内的衙署、居民尽数移出，各国军队纷纷进入东交民巷，东交民巷的各个入口都设置了碉堡和铁门，不允许中国人随便出入，东交民巷彻底沦为了“国中之国”、变成了英法等国立在华夏大地上的“耻辱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退位，东交民巷失去了“枪”的作用，但是英、法等国仍盘踞在东交民巷内兴风作浪，给华夏大地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一次又一次耻辱。

1929年1月，国民革命军军官纪幕天因所雇的人力车夫不认识路而误入东交民巷，尽管纪幕天一再向巷内巡捕解释自己是误入并表示会立即离开，但他仍遭到了巡捕的谩骂、殴打。

纪幕天身为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尚且遭受如此对待，可想而知若是普通中国人误入东交民巷会是各种下场。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使推倒“耻辱柱”成为了可能。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毛主席即发表公开声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外国政府撤退其驻华军队。

1949年1月22日，平津战役指挥部将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方案的消息电告毛主席并且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时特意经过东交民巷的请示。

青年时期，毛主席曾与邓中夏、罗宗翰等有志青年察看过东交民巷，眼见巷内外国军旗和碉堡林立、外国使节高高在上、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心中充满了屈辱与愤怒，所以在收到平津战役指挥部的请示后，毛主席立即批准并明确表态：解放军一定要从东交民巷经过。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入城仪式，负责制定入城仪式的苏进在其回忆录《北平入城式》对解放军经过东交民巷作了如下记述：“钢铁洪流般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浩浩荡荡地通过了东交民巷。这个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今天，中国的军队和人民第一次在这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自由出入。”

1950年1月6日，新中国接管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各国兵营，东交民巷这个英法等国立在华夏大地上的“耻辱柱”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