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汪峰的旅途：在鼓手苏听汪峰的岁月里

初听汪峰的旅途：在鼓手苏听汪峰的岁月里苏最爱讲汪峰。我也告诉他，我上高中时，因为鲍家街43号，才开始关注汪峰，听的第一首是《绽放》。我喜欢《边走边唱》里的自由行吟，喜欢《长安街上》的流浪与孤独，喜欢《美丽世界的孤儿》悲凉中的安慰，喜欢《晚安北京》和《北京，北京》里对城市现代文明的批判，也喜欢《硬币》中的哲思和深情……看到这里，估计你又笑了。其实，那时的汪峰还比较小众，没有上春晚，也没有“上头条”的梗，我和苏都感叹汪峰不红。但是，他的“不红”又令我们心安，因为对于摇滚乐来说，（主动的）边缘是常态。不过，一切都变得太快：眼前的稻田就要成为公路，而暮色马上会走向夜晚。2011年春节，叔叔兴冲冲地告诉我，星光大道上的旭日阳刚有一首《春天里》特别棒，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失落。有了第一次失落，后来发生的事也就不再让我惊讶了：汪峰上了春晚，也频繁地上头条、开演唱会，他还参加了娱乐节目……虽然日子波澜不惊，但苏的疑惑从未减

汪峰（东方ic/图）

那些年，鼓手苏的脑子里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黄昏时分，我们走在学校体育场的跑道上，他突然问：“碧薇，我们今天的努力，最终是为了什么？我问了很多人，他们要么说升官发财，要么说房子车子、老婆孩子，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说：“你是想听我认真回答吗？”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眼睛却并不看我，我循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片绯红的晚霞，正孤零零地悬在天边。我想了想，说：“为了民族。”“民族？”鼓手苏蓦然转头看着我。我适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表述：“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人类吧。不论能力大小，人活着，总得有基本的社会使命感吧？”

看到这里，你也许早就笑喷了，那么恭喜你，你真的已经老了。反正，那就是我们二十岁时的日常。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琴房里，乐队的朋友四海一家，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城市里游荡。有演出时，男生们不辞劳苦地把设备从四楼的排练室搬下来；没有演出时，我们就做梦，发呆，迷惘。

艺术系的鼓手苏是我们公认的鼓技第一人，但他从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技艺，每当有人夸他时，他就羞涩地笑笑，用中国式的含蓄腔调说：“哪有？谢谢。”生活中，苏有着内敛的一面，不张扬，不闹腾。只有到了舞台上，鼓声才会替他说出一切。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苏总是眉头轻锁，嘴唇紧闭，似乎在与架子鼓默默地对话，向这堆高高低低的伙计询问些什么，又像是在与自己展开内心的较量。他眼神专注，在密集的鼓点中，汗水顺着发梢连连滴落，T恤全部湿透。多年后，我看到《爆裂鼓手》，想起苏当时的样子，方才意识到电影中的鼓手和苏有某种共性，那就是对一件事情的执着。执着的初期固然有杂念相随，但愈往后，就愈是不计成败，仅仅是出于热爱，为了生命的无端泪涌——不，无端怒放。

嗯，汪峰就唱过一首歌，《怒放的生命》：“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这首歌我并不喜欢，觉得它表意虚浮，有用力过猛之嫌。但我承认，在那个时期，我也喜欢过汪峰的不少歌。当然，要说到对汪峰的热爱，在我们这群人里，谁都不能与苏相比。

苏给我说过，他上中学时，在接触西方摇滚之前，顶多也就是听听许巍。突然有一天听到汪峰，只感觉到沉睡已久的力量瞬间充满了他全身；最关键的是，苏在汪峰的音乐里听到了同样的困惑，原来有这些困惑并不是件羞耻的事。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苏对摇滚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他上了大学，学的是音乐表演，接受的是所谓的正统学院派教育，可没有什么能阻止一颗热爱摇滚的心。在艺术系，苏的钢琴是弹得数一数二的，他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原本可以按老师们的设想做一名中规中矩的艺术生，但是，人一旦与摇滚结缘，内心的自由就不服管束了。苏头也不回地玩起了架子鼓，这玩意儿可不能帮他修学分、争优秀、评奖学金；即使是在艺术系，摇滚也只能算是业余爱好，这就和中文系硕博只能围着学术论文转一样——因为哪怕你创作出再多的文学作品，只要没有发表学术论文，学校都不会让你毕业。

从那以后，鼓手苏就在艺术系放飞了自我。大四那年，他从郊外的艺术系校区搬回了城里，在我们所在的主校区附近租了间房子。除了乐队的事宜外，白天，他在外面教钢琴课，晚上，就在出租房里作曲、编曲。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那里吃饭，不大的房间被他收拾得很整洁：窗前是一张书桌，书桌旁有一架电子琴；床边立着一把木吉他、一把电吉他；床对面的墙壁上，他安了一个竹制书柜，书柜旁是乐谱架……他说：“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写点东西了。”

虽然日子波澜不惊，但苏的疑惑从未减少。那时，他常常用电车载着我去兜风。暮晚时分，热气在脚底蒸腾，白日的余热伴着晚风一阵一阵地扑在行人身上。电车在种满芒果树和槟榔树的街道上穿行，城市的嘈杂遮住了说话声，苏就会在衬衣口袋上别一枚小小的随身听，一只耳塞插在他耳朵里，另一只耳塞绕到后面，插在我耳朵里。我们一路无话，在Metallica、Slipknot、Suede、汪峰的音乐声中，骑车穿过江滨路、骑楼、码头和桥梁，一直骑出老城区，来到郊外。郊外是安静的，房屋一少，四围就显得空旷。远处是泛着金色鳞片的江水，眼前是青青的稻田，我们在路边慢慢骑着电车，这才开始讲话。

苏最爱讲汪峰。我也告诉他，我上高中时，因为鲍家街43号，才开始关注汪峰，听的第一首是《绽放》。我喜欢《边走边唱》里的自由行吟，喜欢《长安街上》的流浪与孤独，喜欢《美丽世界的孤儿》悲凉中的安慰，喜欢《晚安北京》和《北京，北京》里对城市现代文明的批判，也喜欢《硬币》中的哲思和深情……看到这里，估计你又笑了。其实，那时的汪峰还比较小众，没有上春晚，也没有“上头条”的梗，我和苏都感叹汪峰不红。但是，他的“不红”又令我们心安，因为对于摇滚乐来说，（主动的）边缘是常态。不过，一切都变得太快：眼前的稻田就要成为公路，而暮色马上会走向夜晚。2011年春节，叔叔兴冲冲地告诉我，星光大道上的旭日阳刚有一首《春天里》特别棒，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失落。有了第一次失落，后来发生的事也就不再让我惊讶了：汪峰上了春晚，也频繁地上头条、开演唱会，他还参加了娱乐节目……

该怎么向你形容我这种失落呢？其实，这种失落常常在摇迷身上发生。就是当你把一个人奉为摇滚标杆后，他自己却不再摇滚了，他放弃了他曾经坚守的、也是最初令你心动和欣赏的东西。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你开始怀疑他留下的东西是否真实，又有多少价值。还好，小众之所以为小众，就是因为对热爱的事物有足够的笃信，即使是知道文化权永远不可能落到自己手上，也清楚这一生都要与大众的审美反向而行，仍然会固执地走下去。而一些被小众推崇的创作者最终走向大众，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偶发的媒体宣传，可能是创作者自身姿态的改变，可能是大众的审美力在提高……其中最悲哀的原因，莫过于创作者才华的枯竭。

那时，我也开始极力地否定汪峰，倒不全是因为他走向了大众，令我失望，而是因为，我正是在他身上看到了才华的限度。青春、理想、挣扎、主体意识的觉醒、生命、孤独……围绕着这些关键词，汪峰创作过佳作。但其局限也在于，他被困在了这些词里：如果缺少视野的提炼和才华的“升级”，那么，对经验的反复摹写并不会增加经验的可靠性，还可能会消解经验的意义，降低诗性的浓度，将曾经丰沛鲜活的生命体验降解为空洞乏味的能指内循环。不只是汪峰，很多创作者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早期的作品成立于（或即将成立于）某一套经验体系，而后期创作的停滞（甚至退步）也败于这套被反复使用的经验体系。

鼓手苏也认为，自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后，汪峰再难有突破性的作品。伴随着从青春彷徨中艰难体悟出的一丝亮光，我们即将大学毕业。毕业前夕，大家搞了一场名为“边走边唱”的演出，那是我们这群朋友最后一次相聚。此前两年，也是毕业季，我们搞过一场名为“永远不说再见”的演唱会。毕业季实在匆忙，演出结束，大家就各奔前程。我忘了鼓手苏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记得我离开时，是另一名吉他手送我去火车站的，他狭窄的电车上还载着我的吉他和红色行李箱。

苏本想去外面闯荡，继续自己的摇滚梦想，但遭到全家人的激烈反对。在现实压力下，他选择了一条最稳妥也最无趣的路：回到故乡，当了一名音乐教师。几个月后，他开了一家琴行，请我为琴行起名，还邀我去玉林参加琴行的开业庆典。遗憾的是，因为抽不出时间，我没去成。又过了半年多，他开始种树了。他承包了一片沉香树林，期望着未来几年能实现财务自由，然后就可继续追逐摇滚梦想。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琴行教鼓，还得兼顾树林，但这片树林最终没能给他向往的生活。

几年间，苏在学校与琴行的两点一线之间跑着，我以为他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也会这样。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来到北京不久后，他告诉我，这个暑假他也准备来北京了。苏的学校一放假，他就跑到了北京，在三里屯的一个国际艺术学校里教架子鼓。趁此良机，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架子鼓老师，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还去了中央音乐学院，在一棵树下坐了很久，插着耳塞听汪峰的歌。他说他想到这所学校居然出了汪峰这种“不走正路”的摇滚歌手，也忍不住噗嗤一笑。也就是在那个瞬间，他领会到汪峰的歌里有一种满满的爱，那种大爱正是汪峰曾经那么吸引他的原因。

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没能见到苏。假期结束后，他又回到故乡的学校任教。他的工作室开起来后，给我发过几段小视频，我看到工作室的墙上贴满了他这些年一路走来的照片，他给我一一介绍着。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谈起摇滚，更不会谈汪峰了。我的很多观念在渐渐发生改变。比如说，不再执着于辨别哪些是摇滚，哪些又是伪摇滚；不再执着于在摇滚与他者之间划定绝对的界限。我终于明白：很多事物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也是合理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那它必定是贫瘠的，我们也将是不幸的。从前，我会认为听刀郎和凤凰传奇是很low的选择，但我现在尊重他人的选择——如果他们能从自己的选择中获得不妨害别人的快乐，又有何不可呢？改变的不是我一人，有一次，我一个搞摇滚的哥们也是这样说的——“汪峰怎么了，周杰伦怎么了？各人有各人的才华，不都挺好吗？”

如今的苏仍在奋斗着，试着再次改变命运。无论未来怎样，他说：“我无法想象没有鼓的生活，没有鼓我就会死去。”我深深地知道，架子鼓是他所有奋斗的出发点，这就是他的梦想，让一个三十而立的男人一想到就仍会心潮澎湃的梦想。我想告诉他：在这条路上，既然已付出了那么多，不妨再咬咬牙坚持下去，一定会比半途而废要好；至少以后老了不会后悔。大不了“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去，请让我化在风里/如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请说再见蒲公英！”（汪峰：《再见蒲公英》）

我忘了告诉苏的是，我曾在一列从浙江海宁发往广西百色的长途火车上，彻夜循环汪峰的《再见青春》。那时正是雨季，原本20多个小时的行程因路障和沿线的晚点，硬是拖成了30多个小时。但这不要紧，经过的每一处远方都让我兴奋：金华、衢州、上饶、鹰潭、吉安、衡阳、永州……一路上，我和民工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确实喜欢刀郎和凤凰传奇，不过，我不会因此而放弃沟通。晚上，硬座车厢的旅客们都睡着后，我就插着耳塞听《再见青春》。那时我想，生命中的许多事物都会摇曳而去，“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在将来某一天，当我要与青春告别时，是否也“将在深秋的黎明出发，伴着铁皮车厢的摇晃”（《再见青春》）？须臾间，又一个十年将逝，但我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和二十岁时一样年轻，这或许就是摇滚的力量——它曾经让我沸腾不已，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它内化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当然，苏也觉得自己还是二十岁。前几天和他通话时，他正是这样笑着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