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物形象分析：看人A.B.耶霍舒亚

埃及人物形象分析：看人A.B.耶霍舒亚以色列外的犹太人是“一个花哨的香料盒，只有在犹太安息日和节假日才会打开，释放出让人愉悦的香味。”耶霍舒亚说。这话又妙又尖锐，刺激性很强，从总体上贬低了那些“散居犹太人”——Diaspora Jews，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对所有不在故土生活的犹太人的总称。不管你是个无名之辈还是个地位日隆的国际名流，只要你是个在以色列之外生活的犹太人，你就属于“散居”。近五年内四人相继辞世在维护犹太文明的各个方面上——耶霍舒亚说——以色列都做得很完善，比如通行犹太历（犹太历和公历不同，如2022年按犹太纪年就是5782年，每年的日子数量也不是固定的365），比如公共场合以讲希伯来语为主。而在以色列之外，比如在美国，生活环境是非犹太化的，犹太人不能活得任由本心，不得不有时“开启”、有时“关闭”他们的犹太属性（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犹太概念“开·闭·开”），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以色列四位大作家：A.B.耶霍舒亚、阿摩司

那支划开黑色裹尸袋的笔

A. B. 耶霍舒亚

A.B.耶霍舒亚（1936-2022.7.14）

在与A.B.耶霍舒亚见面前，我已知道他惹上了不小的非议。他一直在面向英语世界的媒体上宣扬一种观点：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是“完整的”。

在维护犹太文明的各个方面上——耶霍舒亚说——以色列都做得很完善，比如通行犹太历（犹太历和公历不同，如2022年按犹太纪年就是5782年，每年的日子数量也不是固定的365），比如公共场合以讲希伯来语为主。而在以色列之外，比如在美国，生活环境是非犹太化的，犹太人不能活得任由本心，不得不有时“开启”、有时“关闭”他们的犹太属性（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犹太概念“开·闭·开”），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以色列四位大作家：

A.B.耶霍舒亚、阿摩司·奥兹、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阿玛莉亚·卡哈那-卡尔蒙，

近五年内四人相继辞世

以色列外的犹太人是“一个花哨的香料盒，只有在犹太安息日和节假日才会打开，释放出让人愉悦的香味。”耶霍舒亚说。这话又妙又尖锐，刺激性很强，从总体上贬低了那些“散居犹太人”——Diaspora Jews，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对所有不在故土生活的犹太人的总称。不管你是个无名之辈还是个地位日隆的国际名流，只要你是个在以色列之外生活的犹太人，你就属于“散居”。

T恤衫上的三位以色列左派作家：

耶霍舒亚、格罗斯曼、奥兹

不在以色列，犹太人就是“部分的”（partial）——他时不常在面向不特定观众的演讲中表达这种观点，但每一次都改变一些修辞，加上他的灰白卷发、胖胖的身子和一个大鼻子，跟让当面听到这话的人印象深刻。他招来了很多讨伐，很多讽刺，美国犹太人群体的最高机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还组织过同他的隔空辩论。但最有趣味的一个讽刺，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当耶霍舒亚和阿摩司·奥兹等以色列最著名的作家联合签名，抵制图书打折的风潮时，有人评论说：散居犹太人买他的书肯定可以打个折扣——他们是“不完全犹太人”，所以书价也应该是“不完全的”。

在海法的一间咖啡馆里，我见到了这位老先生。我讲起这个讽刺话。他哈哈一笑。他住在海法，他说，是因为当初他和妻子就到底是住在以色列的第一大城市——耶路撒冷，还是住在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发生了意见分歧，于是就选择定居于第三大城市海法。海法，实际上也只是勉强跻身第三大而已，这里的住户以上班族居多，但城市本身的景色实在乏善可陈。

耶霍舒亚生在耶路撒冷。和另一位国际级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不同，耶霍舒亚的小说主要以城市为背景，比如七十年代的长篇代表作《情人》，但他着力刻画的主题并无“新意”：父子关系，家庭成员关系，以及“家”与“国”之间的矛盾。他的孩子们长到十九二十岁，都必须去服兵役；当21世纪初，北边黎巴嫩的真主党愈来愈频繁地朝以色列这边投射导弹时，耶霍舒亚不仅自己感觉到了危险（海法是北部城市），而且为他的孩子担忧。他的一个儿子正在这时被紧急征召入伍，他作为爷爷，必须去照顾三个年幼的孙子女。

普天下的人生都有一大块是彼此重合的，温情对温情，焦虑对焦虑，互相都能说上话。市场就在他天天忙着安抚还没满一岁的小孙女的时候兀自运转着，他的新书——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一个女人》有了英译本，能被英语读者读到（大约2018年大陆中译本才出现）。这个故事，写的是21世纪初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因提法达”（意为“起义”）时期的事。以色列始终没能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这些在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成为二等公民的原住民，不仅是种种暴力事件的制造者，也是以色列领导人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在《耶路撒冷，一个女人》中，一场自杀式爆炸在市内发生，一个女士受害，人们根据从她的遗体上发现了东西，找来了一个面包店的人事经理。

只因这个女人曾在面包店工作过——人事经理必须担负起认尸的责任。

谁会乐意做这样的事？人事经理也不例外。他很恼火。可是，他对这个女人发生兴趣了：她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俄罗斯人，她来耶路撒冷打工，是因为她对这城市有一种爱。由于逐渐认识到女人的内在情感，人事经理也开始对早已让他无法动情的城市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个多好的故事，它的好，不在于作家有能力得出这一妙思佳构，而在于它来得自然，它就像一株有地域性的植物，只是从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这里的城市时刻可能突然警笛大作——生长，而来自任何地方的人，都会为它的美感而默默惊讶。但耶霍舒亚主要书写的是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东西：人内心是如何形成防御机制来压制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的？冷漠的氛围是怎样形成的？还有死亡的匿名性：我们每天都被不认识的人的死亡所包围。

有一种精神，在以色列比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烈。那就是“连结”。这是以色列从其独立战争收获的最大的财富之一。每一个人都曾做过士兵，既是建设者又是卫国者，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者，也都像一个平民一样熟悉其他人的死亡。当一个人死去，认识他的人往往会觉得和他更近了，也会觉得他跟其他的亡者聚集到了一起。这正如索尔·贝娄在《耶路撒冷去来》里所说的游历锡安山的感受：

“在别处，人死而解体，在这里，人死而融合。”

以色列是悼念军人的行家，悼念，为了在亡者的死亡中充分地找到意义，并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和尊重。恐怖袭击的酝酿发生有各种原因，但平民的死总是会改变所有的规则。在《耶路撒冷，一个女人》中，关于爆炸和死亡本身只不过一两行字而已，耶霍舒亚写的是“周边”，是“后续”，是规则改变的一层层细节：死去的人是完全无名的，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或在行进中的公共汽车里，突然就死去了（这两个地方是自杀式袭击发生几率最高的地方），之后，其他坐在咖啡馆里或公交车里，以及其他各种正常的地方的平民，他们都和之前不一样了；但以色列社会并没有相关的方法来哀悼这种死亡。

耶霍舒亚短篇小说集《1970年的初夏》

它的应对方式是让社会快速回到常规。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曾问过不少以色列人，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些爆炸过的痕迹？虽然我看不懂希伯来语，可我还是觉得纪念性的文字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多见。以色列人的回答很简单：那些东西不需要到处存在，让生活继续下去是重要的。

匿名的死者是这里的常态。但耶霍舒亚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在这本书中，活人都是匿名的，只有死去的女人有名字。她叫尤利娅·拉加耶夫，身份是一个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的外国务工者。因为她的死，面包店被纯属意外地牵扯了进去，店老板意识到自己的店铺的声誉会受影响（他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这才引出了人事经理的认尸，以及开始探究素不相识的死者的内心世界。他发生了激情，一种近乎宗教的激情，他把对这个俄国女子的关切的热情当成了他的道德责任。

耶霍舒亚短篇小说中译本《诗人继续沉默》，

收入《1970年的初夏》等十余篇

这唯一有名的人，一个在一开场就死去的人，开始影响这个社会，尤其是——这座城。每个以色列作家都得为耶路撒冷写故事。耶霍舒亚的故事，是写一个朝圣者被自杀式炸弹夺去生命：尤利娅想在这里留下来，为此她去打工了，即便她的伴侣和孩子都离开了——人事经理并不了解这些，他也没有想到要去了解，去突破官僚主义常设的冷漠之墙；等到她死后，人们把她的遗体带回她的出生地，交给她的母亲，这个老妇人说：你们带她回来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不把她埋在耶路撒冷？

耶霍舒亚一直抨击的一件事，是人们随意发出了厌世的话语。他认为每天都有人在吐出这样的话：“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城市”——这个“他们”是指阿拉伯人，指犹太极端正教徒；这样的话语，就相当于在我们这里说“世界归根结蒂是赵家人的”一样。人们之所以厌世，是被那么多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弄得疲乏、暴躁，可是，耶霍舒亚觉得对这座城市保有热爱，就意味着人依然在勇敢地主宰自己的人生。他对此的回应是，重申了那种早已存在于以色列社会心理之中的意识：每一个被炸死的平民都可能是我自己，甚至，他或她是代替我而被炸死的。在那样的意外中，一个人是谁，是政府高官还是小学老师、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是店主还是打工者，都不重要，人是可以被替换的，不管是谁，都能填满那个“1”——死者的人数。

《情人》英文版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同情，维续起了陌生人之间的纽带，织成了一张或可称之为“爱”的网络，保持了这个城市拥有配上它的市民和国民。

第一次真正开始思考起圣城的意义，耶霍舒亚曾说起，那是在他还小的时候，他读了陀翁的《罪与罚》，小说快到结尾时，杀了人后陷入痛苦的心理挣扎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路上遇到一群人在围观一个醉鬼，他看了一下，发出一阵大笑，然后继续走。他想起了索尼娅给他的规劝：“你去到十字路口，给人们躬身施礼，吻吻大地，因为你对大地也犯了罪，然后对着全世界大声说：‘我是杀人凶手！’”

耶霍舒亚小说《晚来的离婚》

拉斯科利尼科夫浑身发抖，这番话在他走投无路的心境上又推了一把，他的精神崩溃了，所以“他情不自禁，急欲抓住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那种纯洁、充实、前所未有的感受. 这感情突然爆发，涌上他的心头：心中好似迸发出一颗火星，突然熊熊燃烧起来，烧遍了他的全身.他的心立刻软了，泪如泉涌，他站在那里，突然伏倒在地上……”

他真的跪倒在广场中央，磕头在地，“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头。有个小伙子说：“瞧，他喝醉了！”紧接着，又有一个醉汉在旁边发出一阵笑声：“他这是要去耶路撒冷啊！”

耶霍舒亚小说《隧道》

这是一句尖锐而冷酷的嘲讽语。可是，耶霍舒亚却被它惊动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耶路撒冷对很多人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1936年，耶霍舒亚出生的时候，圣城是无政府的；1948年以色列在炮火中建国时，圣城作为建国者谋求国际支持而提供的筹码，被划给了约旦人。到了1967年，以色列借着“六日战争”的机会打败约旦，夺回了耶路撒冷，又很聪明地将城市的近半面积交给了阿拉伯人来自治，从而既实现了在此建都的目的，又避免了“占领者”这个让人尴尬的国际身份。然而战争仍然引起了更多的不可解决的麻烦。之后，以色列又在1973年和1982年打了两场和邻国的战争，1987年又遭遇了第一次“因提法达”，城市里骚乱不断。

那时，建国元老、时任外事部长的西蒙·佩雷斯，请来了四位国内的顶尖文化人，四人都是左派，都反对以色列对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压制，头两位是小说家阿摩司·奥兹和S.伊茨哈尔，第三位是大诗人哈伊姆·古里，第四位就是耶霍舒亚。佩雷斯和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宾向他们咨询，巴勒斯坦人为何起义，应该如何对待他们。对这次会面，耶霍舒亚十分难忘：“我很难想象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把文人召来问国家大计，尤其是左派作家”，他说。

文人可以在纸上描写各种比现实美好得多的愿景，而一般来说，政治家并不需要他们的想象力，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做更合乎国家利益。可是，拉宾和佩雷斯并不是叶公好龙，或者卖弄自己的胸怀。耶霍舒亚说，拉宾对他们几个的解释并不满意，可是，数年之后，当上总理的拉宾决心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谈判，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并发表题为“血与泪够多了，够多了”的著名演讲。两人在比尔·克林顿注视下握手的画面，被定格为上世纪最著名的政治时刻之一。

拉宾胸像

可以说，拉宾受到了作家们柔软情怀的感染，决定在自己的手中迈出推进中东和平的第一步。《奥斯陆协议》之后，一系列痛苦的时刻到来：由于要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两个民族的共居，原先的很多犹太定居点都要被撤销，从而触犯了定居者的利益。这些定居者都是极右的犹太教信徒，视巴勒斯坦为祖先的神圣领土。矛盾激化了。1995年11月4日，在这个一向以领导人和人民亲密无间著称的国家，拉宾被一个右翼犹太青年伊戈尔·阿米尔刺杀。拉宾就像中国人熟悉的诸葛丞相一样是个道德完美的人，为国操劳一生，死后仅有薄产。

以色列人将11月14日定为这场国家级悲剧的纪念日。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纪念拉宾这件事，每一年都比之前更难，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的事。右派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柄，再也没有政治家敢于尝试以和谈，而不是以压制、威胁、战争的方式，在这个国家尝试实现民族之间的融合共存。

海法，“因提法达”性质的涂鸦墙

作家还能做点什么？耶霍舒亚所做的，是一直是在激发人们对创伤的记忆，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疗伤的办法；他说，他自己虽然大半生住在海法，看似距离耶路撒冷这一是非之地有一段距离，但他总是要回到创伤发生的时刻：1987年之后，“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公共场合忽然危机四伏，每一天，你的汽车都可能被扔石头，人群会有炸弹炸响。我还能记得至少三起发生在餐馆的爆炸案，就在海法炸的，平民死伤之多，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

普通的以色列人对现世安稳的需求，跟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战争与军事冲突是谁也不想要的。但是，城市里发生了恐怖袭击，或是什么地方被远程武器炸到，这类事件会加剧人心的冷漠。《耶路撒冷，一个女人》是耶霍舒亚在21世纪交出的回答。他一向的做法，是把“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严重性揭示出来，告诉人们，要看到屡屡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会导致感受力麻木，泪腺干涸。快速抹掉灾难的痕迹，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策略，但人不能因此真的沦为逃避主义者。如果要职业一点，那么做职业哀悼者，都要比做职业的恢复“岁月静好”的人强得多。

他貌不惊人，谈吐也并不像阿摩司·奥兹那么优雅、睿智，但他是凭他写的那些故事来立足的。他用过一个比喻：作家的使命，就是用笔划开用于裹尸——特别是用于裹那些无名尸——的黑塑料袋。而运笔之人本身，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国家，真是不会引起什么波澜的。在海法的见面结束后，他扭头就离去，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崇拜者认出他，去与他攀谈，而只见到一个胖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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