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历史总结：北宋王朝的权力

北宋王朝历史总结：北宋王朝的权力关注宋史的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唐宋转型论”，大意是说，唐、宋之间最大的政治，便是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中央集权到君主独裁的过渡和转型。一仁宗之后，则党争、倾轧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天”，典型人物，便是苏轼的一贬再贬，更多人则贬死异域，如苏轼的门生秦观，他们的子孙被终身打入“黑五类”，再也和科举、做官无缘。唯有夹在中间的仁宗时期，大体还算得上政治清明，影响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造就的？恰恰由于章献皇后，即《大宋宫词》中所谓“刘娥”的“女主”身份决定的。

电视剧《大宋宫词》可以被视为《清平乐》的前传，这不仅因为二者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其间的历史因果或逻辑。

《清平乐》为我们呈现了北宋王朝“最好的时光”，经济繁盛、政治清明，文化名人辈出，很多人想穿越到北宋的现代人，其真实目的地或许也仅限于仁宗统治时期。

何以言之？此前，仁宗的祖父太宗时期，连科考阅卷这样的事情，都事必躬亲，皇帝事事都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大臣们毫无自主权可言。

之后，仁宗的父亲真宗（也就是《大宋宫词》中的元侃）热衷于“天书”、“降神”事件，整天装神弄鬼，即使像寇准这样张扬、有个性的人，都不得不逢迎、作假，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仁宗之后，则党争、倾轧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天”，典型人物，便是苏轼的一贬再贬，更多人则贬死异域，如苏轼的门生秦观，他们的子孙被终身打入“黑五类”，再也和科举、做官无缘。

唯有夹在中间的仁宗时期，大体还算得上政治清明，影响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的。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造就的？恰恰由于章献皇后，即《大宋宫词》中所谓“刘娥”的“女主”身份决定的。

一

关注宋史的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唐宋转型论”，大意是说，唐、宋之间最大的政治，便是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中央集权到君主独裁的过渡和转型。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废除先秦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代秦而兴的西汉则兼行分封和郡县制度。

东汉光武中兴，依靠的是南阳豪强，后世所谓的世家大族因此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君主分享国家权力，所谓中央集权，但皇帝并不独裁。

魏晋时期达到极致，东晋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所以，这些王朝尽管实现了所谓的中央集权，但并未能做到完全的君主独裁。

隋、唐则依靠关陇集团立国，唐朝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但是，唐朝中后期屡遭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以及五代纷争之后，风光一时的世家大族被屠戮殆尽。

北宋初期，据说，作为世族大家唯一遗存的刘烨一家还保留着谱牒，以致于《大宋宫词》的女主角、家世寒微的“刘娥”想和刘烨联宗，“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却遭到刘烨嫌弃。

与隋唐及魏晋相比，北宋统治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宗朝开始，科举扩招，中下层士大夫群体，登上政治舞台，我们所熟知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都从属于这一阶层。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兴士大夫阶层，根基薄弱，不得不依附于皇权，从朝廷谋个职位，靠工资养家糊口，这在王安石等人的奏表中溢于言表。

士大夫阶层的依附性，就为君主独裁、皇权独大创造了土壤。

但君主独裁，绝不意味着皇帝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宋人多使用“法度”一词）博弈来实现的，权力结构的调整，任何一方权力的扩张，都必须通过修改法度来实现，哪怕是皇帝，也不能胡来。

秦汉设丞相（包含机构和个人两重意思），作为政府首脑，总揽军民政务，即所谓相权，而皇帝则是国家元首，享有最高决策权，即所谓皇权。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此消彼长及其间的张力，就是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明清废黜宰相机构，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极端化方式。

二

那么，北宋皇帝是怎么解决皇权和相权这对矛盾的？

首先，北宋前期将相权拆分为民政、军政和财政，分别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等三个机构分管，这三个机构的长官分别被称为宰相、枢密使/副、三司使副，而枢密使、三司使又被称为枢相和计相。

为了进一步分解宰相的权力，后来，又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即所谓副相，而宰相又有昭文相、史馆相和集贤相之分，而参知政事一般也有两位，如此一来，仅进中书门下就有高达5位长官。

中书门下、枢密院合称二府，而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合称执政，而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二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常委阵容。

尽管传统的相权已经如此分散，但对于“大有为”的神宗皇帝而言，仍然感觉自己享有的皇权受到束缚，于是，元丰年间，他又将原来的中书门下再进一步分拆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即所谓的“三省”，而枢密院和三司则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北宋皇帝对于相权的分拆和稀释，深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精髓。

三

刚才说到的，还只是机构设置，北宋皇帝对相权的限制和约束，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日常政务的处理上，换言之，宰执们是如何参政、议政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朝会”，但是，有可能会出现电视剧《大宋宫词》中的情形吗？

有，但这只是限于礼仪性质的，其目的的在于确立君臣关系，“所以明上下之式序，示堂陛之有颜。”其目的主要是皇帝接受臣下们的瞻仰和朝拜，尤其是给那些从没有机会和皇帝近距离接触的臣下们一睹“天颜”、“圣慈”的机会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早朝”、“起居”，每一位臣子都必须站在根据职衔、位阶严格划定的砖位上行礼如仪，皇帝是太阳，而臣下们需要沐浴阳光，仅此而已。

“起居”结束之后，臣僚们都必须退出殿廷，在门廊的幕次中“待对”，等待皇帝接见，进而议政，但有机会进入这一阶段的，一般有且仅有五个班次，依次为宰相（含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三司使、知开封府等五个部门的首长，这就是“分班奏事”。

也就是说，真正议事的时候，从来都是每一个部门的长官单独面对皇帝，绝不会出现不同部门的长官一起和皇帝议论朝政的场景出现，而且，皇帝对每一个机构而言，都是垂直管理，这样才便于君主独裁。

当然，以上只是就中央而言，地方管理，本文暂不涉及。

四

有关仁宗朝，有一句名言，“与士大夫治天下”，似乎是说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此语出自仁宗朝名臣文彦博，但时间实在神宗朝，这便是被今人YY的所谓“共治时代”，其背后则是相权以及以相权为中心士大夫群体权力的扩张。

尤其是仁宗晚期嘉祐年间，在哲宗元祐以来，尤其是南宋高宗时期，更被奉为所谓“嘉祐之治”，被一再神话，且不论其实质如何，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太宗朝的独裁，到仁宗朝的“共治”，是怎么发生的呢？

真宗病逝，仁宗以冲龄即位，章献太后刘氏（即电视剧中的刘娥）垂帘，但是，因为男女尊卑所限，太后能够活动的空间仅限于后宫，哪怕她是垂帘的太后，活动空间减小，而接触的臣僚也必然减少，可以直接处理的政务也因此缩减。

由此而来，便是相权的膨胀和扩张，这一点在延续章献太后“故事”的宣仁太后时期更加明显，因此，有吕公著所谓“平章军国事”一职的设置，总管三省事，其权力似乎已经重回汉唐丞相的辉煌年代。

当然，这一切的实现，仍然借助于“法度”，有一系列朝廷议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即便是章献太后病逝，仁宗亲政，但制度惯性，并非仁宗一朝一夕可以扭转。

仁宗亲政之际，便罢免了章献太后临朝时的权相吕夷简，即哲宗朝“平章军国事”的吕公著的父亲，但是，由此而来的，却是政事受到影响，不得不将吕夷简重新找回朝廷，当然，很多学者会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继任者的无能，但是，其中制度的影响和惯性，不容忽略。

终仁宗一朝，相权与皇权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都没有根本的改观，为此，仁宗晚年，为撇开相权的擎肘，病中的仁宗开始以“内批”的形式，绕开宰执们直接指挥朝政。

内批、手诏这一皇权干涉和限制相权的独裁形式，在其后的神宗、徽宗朝更是大行其道，而北宋一朝的专制便日甚一日。

五、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大宋宫词》中的部分场景，再次重申一下，本人看过的仍然限于第一集的前10分钟左右。

先看一张图：

这是一场古装戏中常见的大臣上朝的戏，这样的场景真有可能出现在宋朝吗？有。

这样的场景，有一个专有名词，被称为“集议”，可以视为跨部门会议，集思广益，但一般也仅限于两省和学士院部分官员。

宋史可谓浩如烟海，纪传体，有《宋史》、《东都事略》，编年史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等，但有关“集议”的正式记载，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且大都集中在仁宗一朝，此外，则是北宋灭亡前，钦宗朝组织的一次大讨论：是战，还是降？

当然，上面这张图还有一处史实错误，第一：郭贤及其系衔，其实，郭妃的父亲，真名并非郭贤，而是郭守文，而且，是在郭守文战死之后，太宗才为儿子元侃纳郭女为妃，最主要的是所谓“太师”的系衔，这明显是受戏曲误导，戏曲上大都将贵妃或皇后的父亲统称为太师。

再看一场图

这一张图，真实历史中同样不可能出现，首先，太宗对于赵普始终处于不信任状态，只是在除去秦王廷美的兄弟相残中，太宗需要赵普背书，而赵普也因为痛恨廷美亲信卢多逊当年扳倒自己，并祸及子孙之后，为报复卢多逊，二者才再次联手的。

所以，从情理上，太宗与赵普之间，不可能如此亲密，更主要的是制度上没有可能性，北宋皇帝寝宫一般为福宁殿，皇帝重病，大臣们入宫探视，是有可能的，但要遵守严格的程序，而且，同样是宰执群体集体入觐。

这同样是出于对大臣们的防范，尤其是当皇帝病危时，这一点在《曾公遗录》中记载颇详，当时，哲宗病危，而且无子，有关立谁为皇储的争夺，秘而不宣。

按照上述说法，朝堂上，大臣们都无法与皇帝单独“面对”，而寝殿里同样不可能，那么，大臣们就没有机会和皇帝单独相处了吗？

也不尽然，宋朝还有一种可能，叫作“留身”，就是在部门集体汇报结束后，宰执中的某一个人单独留下来“打小报告”，这些都属于“非典型场景”，而且，需要事先请示。

关键是这一现象，大都出现在宰执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北宋时期，一次著名的“留身”事件就发生在《大宋宫词》里的元侃（即真宗）病逝后，丁谓专权，“状元宰相”王曾巧立名目，借“留身”的机会，向“刘娥”打小报告，而且，一击即中，除去了丁谓。

六

再看一张图

这一场戏，涉及到北宋的信息传递问题，一般程序是，无论是正规军报，或机密情报（比如北宋先后有所谓走马承受、机宜文字等间谍或特务人员）之类的情报收集，等均归属于枢密院。

北宋将与军事有关的机构分为枢密院、三衙等，前者有调遣兵将的权力，却无掌兵权，而后者掌管禁军，掌兵，却无调兵权，而枢密院、三衙之所以分立，恰恰是要杜绝二者之间的勾连。

即便北宋徽宗朝，签书枢密院的童贯在真正统兵发动燕山之役时，却是以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名义进行的，而与枢密院无关。

电视剧里的潘良（且不论本人的真实性与否）作为马步军指挥使，隶属于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是不可能接收并上报军情的，因为这是太宗最忌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