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推恩令有什么影响？孝武帝安排的制衡之术为什么会失效

汉武帝的推恩令有什么影响？孝武帝安排的制衡之术为什么会失效元嘉六年，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刘义恭出镇江陵，以刘湛任抚军长史。刘义恭年纪渐长，“欲专政事，每为（刘）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这件事情被宋文帝知道后，曾遣使训责刘义恭，并为刘义恭和刘湛二人说和，刘义恭虽奉旨，内心却“颇有怨言”。刘义恭、颜师伯并不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安分守己、对权力毫不觊觎。刘义恭虽然在宋文、孝武时期低三下四讨好皇帝，表现出一副安守本分、对权力并不渴望的模样，但他本人其实并非没有权力欲。新帝继位短短半年之内，刘义恭与颜师伯加官进职；而领军将军王玄谟——理应掌握禁军、护卫皇帝及皇城安全的最高级禁卫武官，却被调离朝廷，外任青、冀二州刺史。被赋予参与“大事”商讨、遇战事可为统帅的沈庆之本就已经致仕，不再在朝中任职，此时也被排挤，颜师伯甚至轻蔑的说：“沈公爪牙者尔，安得预政事”，可见沈庆之实际上并没有在政事中参与意见的机会。与王玄谟、沈庆之被排挤出政治中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义恭

大明八年闰五月，孝武帝去世，太子刘子业继位，自此至永光元年八月刘义恭等人被诛这一阶段。前废帝刘子业都没有正式亲政，朝政大权就控制在刘义恭等人手中。

为了使这一阶段与孝武帝时期以及前废帝亲政时期相区别，接下来将这一时期统一以前废帝的第一个年号“永光”命名。至于标题中提到的“永光政局”，就是指大明八年闰五月至永光元年八月这一阶段的政治局势。

尽管孝武帝安排顾命大臣时综合考量了顾命大臣对皇帝的忠诚度、个人能力，也尽量在职位、职权及人际关系方面考虑到使顾命大臣之间相互制衡，但是孝武帝的安排似乎未能实现其初衷。孝武帝驾崩后，顾命大臣内部矛盾爆发，沈庆之、王玄谟被排挤出朝廷，朝政大权落入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之手。

大明八年闰五月，孝武帝驾崩，皇太子刘子业随即继位。按照孝武帝遗诏，刘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加尚书令。新帝即位后短短半年内，朝廷接连发布几道关于顾命大臣的人事调任决定：闰五月，下令重置吏部尚书事一职，以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录尚书事；八月，以领军将军王玄谟为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十二月，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

新帝继位短短半年之内，刘义恭与颜师伯加官进职；而领军将军王玄谟——理应掌握禁军、护卫皇帝及皇城安全的最高级禁卫武官，却被调离朝廷，外任青、冀二州刺史。被赋予参与“大事”商讨、遇战事可为统帅的沈庆之本就已经致仕，不再在朝中任职，此时也被排挤，颜师伯甚至轻蔑的说：“沈公爪牙者尔，安得预政事”，可见沈庆之实际上并没有在政事中参与意见的机会。

与王玄谟、沈庆之被排挤出政治中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等人“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的畅然肆意。

接下来，我将从3方面来看，孝武帝安排的制衡之术为什么会失效？

• 孝武帝安排的制衡之术之所以失效，首先是因为他识人不清。

刘义恭、颜师伯并不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安分守己、对权力毫不觊觎。刘义恭虽然在宋文、孝武时期低三下四讨好皇帝，表现出一副安守本分、对权力并不渴望的模样，但他本人其实并非没有权力欲。

元嘉六年，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刘义恭出镇江陵，以刘湛任抚军长史。刘义恭年纪渐长，“欲专政事，每为（刘）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这件事情被宋文帝知道后，曾遣使训责刘义恭，并为刘义恭和刘湛二人说和，刘义恭虽奉旨，内心却“颇有怨言”。

刘义恭任荆州刺史镇江陵是元嘉六年至元嘉九年，当时刘义恭十七岁至二十岁，年纪并不小，加之古人知事较早，个人心性已经初步成型，可知刘义恭青年时，是一个锋芒毕露、渴望掌握权势的人。

后来刘义恭经历了宋文帝与刘义康的权力之争，亲眼见证刘义康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的宰辅之臣到被贬为庶人、流放边地再到命丧黄泉；亲眼见证自己五位兄弟在皇室权力斗争中喋血。刘义恭经历残酷的皇室权力斗争之后学会了自敛锋芒，对皇帝曲意奉迎，但这并不代表他希望掌权的本性发生了彻底改变，他只是隐藏了自己的本性。

孝武帝朝的刘义恭依然表现得碌碌无为，但从他的一些行为来看，刘义恭实际上心机颇重，且极有手段。刘义恭最初加入孝武帝阵营，始于他在刘劭弑逆时逃脱刘劭控制，主动投奔刘骏，这使刘骏登基更具正统性，也为刘义恭后来受到刘骏信任甚至最终被任命为顾命大臣打下了基础。

刘劭弑父篡位后，第一时间召刘义恭入宫，当时以刘义恭作为皇室最年长者的身份，刘劭需要他见证自己继位的正统性，不可能杀他；而刘义恭为了取得刘劭的信任，主动“请罢兵，凡府内兵仗，并送还台”，将自己府内的兵甲仪仗全部交还给他，作出明确臣服于刘劭的表示，刘义恭这一举动不仅使其保全性命，而且进位太保，成为刘劭“新朝”最早的拥奉者之一。

元嘉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柳元景率领的讨逆军前锋与刘劭亲率的大军开战，刘劭战败。仅在三天后，刘义恭南奔、投靠刘骏，刘义恭此次南奔时机的选择可谓恰到好处。此时讨逆军虽然取得初步胜利，但战局尚未确定，刘劭虽败但实力尚存，双方都在做进一步战斗的准备。但刘义恭却在战局尚未确定时选择南奔，这是非常明智而且果断的决定，可见刘义恭其实有相当敏锐的局势判断能力。

柳元景所率的前锋军队与刘劭方的对战是讨逆军与刘劭军双方第一次正式交战，这一战胜利与否不仅影响军队士气，而且对战争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为了保证战斗获胜，刘劭对这一战非常重视，不仅精锐尽出，战前他还“日日自出行军，慰劳将士”，战争开始后更“登朱雀门躬自督率，将士怀（刘）劭重赏，皆为之力战”。但是，被刘劭如此慎重对待的一战却输给了讨逆军，这说明无论在士气上还是军队的战斗力上，刘劭方都很可能难以与讨逆军抗争。刘义恭看破这一点，果断选择南奔。

另外，当时讨逆军虽然取得初步胜利，但刘骏尚未登基，刘义恭投奔刘骏后当即上表劝刘骏继位，顺理成章的从弑父篡位的刘劭党羽摇身一变为讨逆、继位的孝武帝佐命功臣。刘义恭叛逃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刘劭）下书大赦天下，唯世祖、刘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余党一无所问。”不被刘劭赦免的四个人除刘义恭外，其余三位皆直接举义旗发兵讨伐刘劭，而刘义恭曾推奉刘劭，却在此时与刘劭划清了界限，使得自己脱离与元凶的关系，转而与讨逆军、主要是刘骏划为一党。

刘劭弑父篡位之初，刘义恭与萧斌、尹弘、孟宗嗣等皆被刘劭所任，刘劭率军迎战讨逆军时，“太保又乘钺临统”，可见当时刘义恭是作为刘劭一方出战的；刘劭初战失败后刘义恭适时奔逃，一个月后刘劭被讨逆军彻底打败，萧斌等人出降，于军门伏诛，而刘义恭却又作为刘骏一方的统帅，“江夏王义恭登朱雀门，总群帅”，等待刘劭一方的败军将领来降。

萧斌等同刘义恭一样曾推奉刘劭为主，此时刘义恭成为新朝佐命功臣，而萧斌等人虽然投降却沦为逆贼党羽被诛，这完全相反的结局再次证明刘义恭选择投奔刘骏的时机恰到好处。

而刘义恭之所以能够在刘劭战败后逃脱，是因为战败后刘劭让刘义恭“于东堂简将”。试问刘劭既然那样忌惮刘义恭，以至于对他进行严密监控，连出战时都令他跟从左右，又怎么会将东堂简将这样的任务交给他，使他有机会脱离自己的掌控呢？另外，刘义恭之所以能够逃脱，是因为他提前令人备好了船只。

刘义恭既然能瞒着刘劭作出这番布置并且成功逃跑，说明他有能力逃跑，只是一直没有行动而已，他选择在刘劭初战失败时南奔，很有可能是因为发现刘劭一方已呈败势，于是果断放弃刘劭投奔刘骏，从他选择的时机以及布置周密的出逃行动来看，其奔逃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刘义恭投靠刘骏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除了劝孝武帝继位外，还描述了自己在刘劭身边时为讨逆军做的事，例如“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于是建议刘劭在平地作战，被刘劭采纳，但实际上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刘劭自负，不可能听从刘义恭的意见。而刘义恭素无武干，北伐时作为统帅数次欲逃遁，刘劭怎么可能听从他的意见？

此外，刘劭本就不信任刘义恭，所以才将他和他的儿子们严密监控；况且刘劭弑父篡位，自知得位不正，“疑朝廷旧臣悉不为己用，厚接王罗汉、鲁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赐珍玩美色，以悦其意。”他连朝中旧臣都不敢相信，又怎么会相信被他称为“佞人”的刘义恭呢？

刘义恭不仅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南奔，而且还编造了许多忠于孝武帝的事迹，心机不可谓不重；且刘义恭出逃时，他的家眷包括十二个儿子都在刘劭的控制之下，这也是刘劭牵制刘义恭最重要的资本，但刘义恭却不以他们为后顾之忧，毅然决然南奔投靠刘骏，也可以看出刘义恭此人有残忍冷血的一面。

孝武帝在世时，刘义恭从未作出任何踰矩之举，他事事以孝武帝的意愿为出发点，看似恭谨温良，但以他能够“探得密旨”的能力来看，绝非毫无手段之人。孝武帝驾崩后，新帝尚未亲政，刘义恭作为顾命大臣、皇室最权重者，“自谓践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恃”，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策划恢复了在孝武帝孝建元年就已经省去的录尚书事一职。

颜师伯浸染权力日久，“好进忘退”，同样有极强的权力欲。

由于身为罪臣之子，颜师伯早年因为身份问题不得重用，后来终于因为善于讨好孝武帝而得到宠任。他如此汲汲营营、趋炎附势，本就是为了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多权力。颜师伯在孝武帝时期长时间任天子近臣，大明年间，“颜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出身吴兴沈氏的沈伯玉因为没有贿赂颜师伯，以至于官职很久不得晋升。

颜师伯受到朝臣的追捧和贿赂，他凭借身份“多纳货贿，家产丰积”，尝到甜头的他自然对权力更加渴求。孝武帝去世后，颜师伯掌尚书中事，权力的扩大为他提供了更多收取贿赂的机会，“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

可见以权谋利已经成为颜师伯敛财的重要手段，自然是权愈重、位愈高愈有利于他获取更多私利。刘义恭与颜师伯都有扩充权力的共同需求，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一个获得权倾朝野的录尚书事之职，一个攫取尚书仆射横行尚书省。

• 刘义恭与柳元景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是打破孝武帝制衡之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刘义恭对柳元景有提携之义。柳元景进入仕途的契机，便是由刘义恭提供的。他应刘义恭之召任江夏王国中军将军，自元嘉六年（429 年）刘义恭任荆州刺史一直到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刘骏任雍州刺史为止，柳元景基本在其手下任职，历任中军将军、殿中将军、司空行参军、司徒太尉城局参军。刘义恭对柳元景一直十分赏识，多番提拔他。

元嘉二十二年刘骏任雍州刺史时，雍州地区蛮乱频仍，刘义恭任柳元景为广威将军率军讨蛮，取得极大胜利，此次率军平乱经历为柳元景后来在军事上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孝武西镇襄阳，（刘）义恭荐元景”。柳元景在刘骏麾下任职期间，屡次平定蛮乱，给刘骏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加之这种藩王时期的主佐关系比之旁人更为亲近，这使得柳元景更容易获得刘骏的信任。由此可知，柳元景在仕途上曾经受到刘义恭极大地帮助与提携。

刘义恭任荆州刺史时年十七，当时柳元景年二十四；元嘉二十二年柳元景离开刘义恭任刘骏安北府中兵参军时已经四十岁，他一生最重要的青年时光都是在刘义恭手下任职，因此与刘义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孝武帝时，碍于孝武帝多疑的性格，柳元景与刘义恭来往较少，“世祖严暴异常……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往来”。但在孝武帝去世后，他们立刻恢复往来，并且一起饮酒作乐，足见他们的关系原本就十分亲密。

由于刘义恭对柳元景有提携之义，且二人关系亲密，出于个人情谊，柳元景愿意支持刘义恭出任录尚书事之位。而刘义恭与柳元景关系亲厚，得到柳元景支持的刘义恭权力扩大之后也不会压制柳元景的权力，反而使双方互惠互利、相互扶持。

• 刘义恭与沈庆之、王玄谟与柳元景之间的矛盾也是破坏顾命大臣之间制衡关系的重要原因。

孝武帝安排沈庆之、王玄谟与刘义恭、柳元景同任顾命大臣，本意是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武将文臣互相制衡的目的。但孝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刘义恭与沈庆之、王玄谟与柳元景之间矛盾至深，致使他们非但不能以权力制衡，反而因为权力互不能容。这也暴露出孝武帝安排顾命大臣职位时考虑不周的问题。

沈庆之本无朝职，虽有威信，但不掌实权，本不可能对其他顾命大臣起到制衡作用，加之他与刘义恭矛盾至深，早就已经到了互不能容的地步——刘义恭在沈庆之率兵平刘诞之乱时对其落井下石、诬陷沈庆之对刘诞手下留情，欲借多疑的孝武帝之手除去沈庆之。沈庆之随后平定刘诞之乱，使刘义恭诬陷计划流产，但他与刘义恭的矛盾反而更深，此时刘义恭掌权，沈庆之首当其冲受到排挤。

王玄谟与柳元景因大明年间雍州土断一事结怨，又因柳元景之弟柳僧景诬陷王玄谟谋反并出兵讨伐王玄谟使他们的仇怨进一步加深，在孝武帝的调节与压制之下这种仇怨一直没有爆发出来，但要说他们之间毫无芥蒂是绝不可能的。

此时王玄谟与柳元景同为顾命大臣，而尚书令柳元景又能够直接操纵王玄谟的职位授转，难保柳元景不会假公济私削弱王玄谟的权力。史书记载王玄谟外任的原因是“时朝政多门，（王）玄谟以严直不容”，明确指出王玄谟是是因为不容于朝而被排挤的，王玄谟与柳元景的矛盾很可能也是导致他不被容纳的原因之一。

王玄谟虽为领军将军，但朝廷官员任免权力操控在中书监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尚书仆射颜师伯之手，这相当于把控制王玄谟的权柄交到了他们手里，尤其在刘义恭取得录尚书事权力后，王玄谟的领军之职不过是徒有虚名，轻易就能被刘义恭等人夺取。刘义恭与柳元景关系密切，出于个人情感及其想要掌权的意愿，也非常乐意将个性方严、难以拉拢的王玄谟排挤出朝廷。

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三人结成一党，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其一，破坏了孝武帝对顾命大臣相互制衡的安排，在新帝尚未亲政的情况下，朝政大权落入刘义恭、柳元景和颜师伯之手。录尚书事、中书监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和尚书仆射颜师伯总揽了朝政大事决策权与执行权，这对需要亲政的新帝而言是极大的威胁。

其二，顾命大臣中的武将被排挤、文臣得势的表象下，是顾命大臣整体军事力量的降低，这也是后来刘义恭等人图谋废立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三，刘义恭等人的揽权行为造成了新帝的不满，进一步造成新帝和顾命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与刘宋政局的动荡。

总之，顾命大臣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使孝武帝的一应安排被破坏殆尽。顾命大臣非但没有起到辅佐新帝、协理朝政的作用，反而因为他们的权力斗争使朝政更加混乱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