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和大老虎谁厉害,与梁山好汉朱贵外号有着怎样的关系
鳄鱼和大老虎谁厉害,与梁山好汉朱贵外号有着怎样的关系鳄鱼在自然界中最擅长的就是潜伏在河流和沼泽地,在水下静静等待猎物靠近,等到猎物低下头,放下戒备开始饮水时,鳄鱼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到咬住猎物的喉咙,一击毙命。所以这样来看,朱贵的外号起的就很生动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国公卒,嘶鸣不食而死。不论是“呼雷”,还是“忽雷”,其实指的都是响雷的意思。而忽律一词,正是由“呼雷”一词衍变而来,是鳄鱼的一种古称,《太平广记·骨雷》中记载: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
在中国众多古典名著中,如果单就给人物起外号这一点,《水浒传》排第二,那就没有哪部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众多梁山好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外号,这些外号大多取材于动物、鬼神或历史人物,不仅生动刻画出人物形象,也让读者们印象深刻,比如今天要和大家聊得这位,水泊梁山排名第92位的旱地忽律朱贵。
忽律是什么?第一次听到“旱地忽律”这个外号,很是莫名其妙,“旱地”还好理解,简单理解就是干燥的陆地,但“忽律”是什么东西?
“忽律”一词,本是地方方言,在古代河北以及山东地区,被人们用来形容下雨打雷的声音。根据明代小说《隋唐两朝志传》、《大唐秦王词话》中的内容描述,隋唐名将秦叔宝的坐骑便叫做:呼雷豹,又名忽雷驳(见注释1)。而在更早的唐代段成式编写的小说《酉阳杂俎》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国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不论是“呼雷”,还是“忽雷”,其实指的都是响雷的意思。而忽律一词,正是由“呼雷”一词衍变而来,是鳄鱼的一种古称,《太平广记·骨雷》中记载:
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
所以这样来看,朱贵的外号起的就很生动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
鳄鱼在自然界中最擅长的就是潜伏在河流和沼泽地,在水下静静等待猎物靠近,等到猎物低下头,放下戒备开始饮水时,鳄鱼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到咬住猎物的喉咙,一击毙命。
朱贵虽然是梁山的步军头领,负责的主要任务却是潜伏和探察敌情,对外的身份是酒店伙计,这与善于潜伏的鳄鱼极为相似。南来北往的客人来到朱所在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自然容易放松戒备,此时的朱贵也如鳄鱼一般凶相毕露,《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当朱贵初遇林冲时便自我介绍道:
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财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子,肥肉煎油点灯。
这段介绍朱贵说的是平淡无奇,林教头听的也是波澜不惊,但放在普通人眼里,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可想而知,这么多年有多少无辜之人丧命于朱贵手中。所谓的梁山好汉,在“替天行道”外,自然也做了许多杀人放火的勾当。
那么鳄鱼为什么又叫呼雷呢?对于呼雷,最直接的联想便是呼风唤雨,雷雨自古就是相伴而生的自然现象,而对于这种自然现象,老百姓除了想象出了雷公电母和风伯雨师,还将这一自然现象化为了中国传统图腾龙的异能之一。
在传说中,龙行有雨,四海龙王掌管天下雨水,而雨水的多寡又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人们便将外形与龙十分相近的鳄鱼,当做龙的化身之一。龙可以呼风唤雨,自然也会口吐雷电,所以“呼雷”变成了对鳄鱼的另一个称呼。
关于鳄鱼与龙的密切关系,还有考古发现作为依据。在1987年,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见注释2)发掘出了蚌壳摆砌而成的龙(如上图)。这组龙形图案虽然距今已有6400多年历史,但形象依旧十分逼真,其前脚是五爪,后脚是四爪,这与扬子鳄的生理结构极为相似。可见古人眼中鳄鱼与龙的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除了考古依据,在《诗经·大雅·灵台》中就还有这样的描述: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
原来古人为了迎春祭典,便用鳄鱼的皮制作木鼓,并将其称为“鼍鼓”,鼍(tuó)是如今中国扬子鳄的另一个称呼,在古代指的便是鳄鱼。鼍鼓响声如雷,所以又叫雷鼓,这也是鳄鱼被称为“呼雷”的另一个原因。民间俗称壁虎为“蝎里虎子”,也和鳄鱼名为“呼雷”有关。
原来壁虎和鳄鱼因长相十分相近,古人经常分不清,索性将二者混为同一种动物,统称为“龙子”。又因为壁虎大小与鳄鱼相差甚远,犹如蝎子大小,便将壁虎称为“蝎雷虎子”。又因为古人识字率很低,口口相传后,便成了“蝎里虎子”,如今北方很多地区还沿用此称呼。
旱地忽律,一个看似奇怪的外号,不仅形象生动的凸显出梁山好汉朱贵的人物特点,通过外号还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图腾的文化知识,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变迁。这是小说《水浒传》在带给人们,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之余,另一番收获。
注释1:在小说《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中所记,秦叔宝的坐骑即为黄骠马,这也是很多人的印象,这其实是明代多个版本小说对细节描写不同意的结果,后来在清代小说《说唐》将之前各版小说的情节叠加并自圆其说:秦叔宝的坐骑黄骠马阵亡后,改骑原属于尚师徒的呼雷豹。
注释2: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濮阳西水坡, 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 瑞典 地质学家 安特生 和我国考古学家 袁复礼 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