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里的小伙伴们：野营拉练中的房东们

营地里的小伙伴们：野营拉练中的房东们四十多年过去，现在想起来，能让我记忆犹新，恍如昨日的竟是我们电台宿营过的那几家房东。我所在坦克团，属于机械化部队，出动一次耗费巨大。但每年也要进行两到三个月的野营拉练。由于春、夏、秋三季节田地里有庄稼，土地也松软，坦克驶过会造成破坏，所以，我们都是在冬季进行拉练。数十乃至上百辆坦克和汽车隆隆驶过白山黑水，大地颤动，惊鸟远遁，好不气派。那时，我在团的无线电台当报务员。我的任务就是用电台与上级电台进行联络，将上级机关的电报收抄下来，把我部机关的电报发给上级。每天用铅笔抄写或用电鍵发送成千上万个阿拉伯数字，就是我那几年的主要工作。而且，我所面对的也仅仅是那十个数字，至于所发出和收到的电报内容，则一概不知，那是译电部门的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我们过问。加上冬天的东北大地一律的白底灰花，无诱眼之景色，我的野营拉练生活其实和在营区差不多，一样的单调。

在我二十六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军共经历了三次著名的边境战争。其一是1969年初春在珍宝岛与苏联边防军的战争，因战斗规模在团级以下，且一战即止，所以，我们团和沈阳军区大多数部队一样，并未参战。其二是1974年元旦过后的南海西沙群岛之战，这次主要是海战，又远在南天之际，我们东北的部队也只能在报纸上读读战况。其三是1979年二月我军与越南军队的战争，规模颇大，战场惨烈，只是我们东北部队领受的是向北防御，以备苏联进攻的战略任务，他们未来，我们自然仍未得以参战。

我在部队，参加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莫过于野营拉练和军事演习了。且多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自珍宝岛一战后，面对苏联强大的核威慑，中央军委制定了以会走、会藏、会防、会打为基本要求，以行军拉练及野外或农村民居驻训为主要形式的训练模式。全军各陆军部队统统走出军营，走进群山大漠……

七十年代我军拉练图片（来自网络）

我所在坦克团，属于机械化部队，出动一次耗费巨大。但每年也要进行两到三个月的野营拉练。由于春、夏、秋三季节田地里有庄稼，土地也松软，坦克驶过会造成破坏，所以，我们都是在冬季进行拉练。数十乃至上百辆坦克和汽车隆隆驶过白山黑水，大地颤动，惊鸟远遁，好不气派。

那时，我在团的无线电台当报务员。我的任务就是用电台与上级电台进行联络，将上级机关的电报收抄下来，把我部机关的电报发给上级。每天用铅笔抄写或用电鍵发送成千上万个阿拉伯数字，就是我那几年的主要工作。而且，我所面对的也仅仅是那十个数字，至于所发出和收到的电报内容，则一概不知，那是译电部门的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我们过问。

加上冬天的东北大地一律的白底灰花，无诱眼之景色，我的野营拉练生活其实和在营区差不多，一样的单调。

四十多年过去，现在想起来，能让我记忆犹新，恍如昨日的竟是我们电台宿营过的那几家房东。

松山堡的老田家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野营拉练，住宿的第一家房东。时间：1970年元旦过后。

从驻扎在开原县城（归属铁岭地区，现已改称开原市）的军营出发，向东南驱车30公里，便是当年的松山公社（后改松山镇）所在地——松山堡村。到了这里，也就进入了开原的东部丘陵地带或者说是山区，因为这一带海拔不过几百米的山峦确是长白山的余脉。

我们电台随团部宿营在松山堡，因为这是全公社最大的一个村，有一百多户人家。其它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营连，分别宿营周围的村落。

这里，不过是一个略宽的山洼，南北间约两公里。村子依北山而建，村南是一片河滩耕地，再南是一条不宽的沙河绕着南山山麓向西流去。村中纵贯一条开原至清原的沙土公路。

冬天里，南北两山隔村相对犹如两面玉雕的屏风，将村落庇护在无垠的雪海间，任缕缕炊烟袅袅飘散，低回而悠长，宣示着生存意志的坚强和久远。

当时的松山堡并无名气。还不像近些年，因为一位出身于本县的喜剧名人，在其东南三公里的象牙山拍了一部温馨而绵长的《乡村爱情》，使这一带也成了在省内外小有名气的风景旅游区。

团部就宿营在公社革委会的院里。我们电台被安排在村西头路北的第一家，为的是好将五米高、十几米长的发射天线架设在房西空旷的田地上。

房东姓田，我们就叫他老田，也不过三十多岁，长的稍老成一些。他的媳妇言语不多，有个十二三岁的大儿子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儿子。

老田是个普通的农民汉子，敦实、精悍、实在，比较健谈，浓重的东北口音中时不时夹杂有乡村式的幽默与诙谐，三句话必有一哏，且俗中有雅，常让我们几个忍俊不止。多年后我曾想明白过，那一带所以能走出为数不少的喜剧名家，是因为那一方水土能养育众多的乡村幽默。

三间稻草盖顶的土坯房。老田一家住西屋，南北对面炕。我们电台也是四人住东屋，一铺南炕，北侧只散放着几件农具，我们支起工作台摆上电台，搭建为工作区。中屋是门厅兼灶房，三个灶台架三口铁锅，煮饭、烧水、煳猪食顺带烧炕。房子是新修过的，厚实保暖，也很洁净，没有老鼠虱子和跳蚤，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大幸事。当然，部队住民房也是付给房租的，价格嘛，是今天的人不屑过耳的，好像是每天两毛钱。

老田一家对我们或者说是对解放军非常敬重。当然，那时，解放军可是伟大领袖为全国人民树立的学习榜样。

一家人除了所有的家什任我们使用外，还翻箱底地拿出葵花籽，蒸窝瓜，煮地瓜，炖酸菜，旱烟等送过东屋来。我们虽然大多都予以婉拒，但心里却满收温暖。

每天，电台联络是分时段的。当我们关机，嘀嘀哒哒的电码声隐去时，老田的两个儿子会悄然溜进东屋。

大小子喜欢站在我身旁看我在电报纸上练字，拿起桌上的中华铅笔爱不释手。在我送过他两支后，老田叮嘱他不可再要了。

二小子进来后，好贴在夏远山（69年齐齐哈尔市入伍，退役后回齐市当民办教师）身边，看他织毛衣，并吃吃笑着：“男人织毛衣啊……怎么男人也会织毛衣？”

老田就进来说：“别捣乱，你夏叔叔办大事呢。”然后把发愣着二小子拽走。

一会儿，二小又跑进来，喊着：“夏叔叔不是织毛衣，是在用毛线拴媳妇呦，不让家里的媳妇跑了呦……”。

夏远山微红脸嗔道：“小孩子别瞎说，不是媳妇，是对象，叫未婚妻。”

很快，我们和房东一家处得就像一家人。

除了电台联络以外，我们在拉练驻训中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打柴火。因为炊事班每天开灶做饭和各住处每天烧炕都用柴火。如果用房东老乡的柴火必须付钱，部队又舍不得拿出这笔钱，就联系公社准了个拥军政策，允许部队上山打柴，不能砍树，只能割苕条。

苕条是一种灌木，松山堡四周的山上漫山遍野地长着，一人多高，大多拇指粗细，用镰刀就能割下来。但苕条不耐烧，用量就大，我们三五天就要上次山。

连队为打柴定了指标，每人拇指以上粗的一百根。初听，并不多。

可一上山，便觉那连长大有周扒皮的“歹毒”。

趟着几近膝盖的厚雪，一根一根连割带拧地拽下苕条，割完一簇要抱起来去几米、几十米乃至上百米处找下一簇;戴着棉手套不得劲干活 还舍不得手套的破损，摘了手套又让双手遭罪，冻得生疼外加划出许多小血口子。到了收工时间，也累的举步维艰时，还是没能达标。

每一次，我们电台兵割的苕条都是全连最少的。

连首长的讲评是：“电台这些学生兵，打柴少，可吃的饭也少，就不处罚了。”他们了解，我们是他们从每年的新兵中首先挑选的“精兵”，又都是城镇来的，干体力活自然是马尾拴豆腐了。

炊事班长却抓到了把柄，总开玩笑：“记得啊，连长说了，你们饭量小，包饺子时得少给你电台二两肉和一斤面……”恼的我们几个从连部通信员那偷来他给老家对象写的信，贴上“查无此人”送给他，唬了他个脸发紫。

那回上山，老田跟着我们一道去的，开始说是上山套野兔。可上山后就一直和我们一起割苕条。他真是把好手，有力气也会干，就像鲍丁解牛，一人顶我们几个。下山时，我们哥几个用背包绳拖着柴捆往下拽，他是两肩扛两捆健步如飞。

我们电台终于窃笑着拿了个冠军。

星期天又包饺子，我们硬磨着炊事班长多给了肉和面。拿回住处，老田又捞了棵酸菜添馅。东西屋八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

那年后，我们还在松山堡拉练驻训过几次，但再没住过老田家。每一次，我们都会去他家坐坐。

1975年底，我们团移防离开了开原县。再回开原市，已是2015年了，我和当年连队的老战友五十多人一起故地重游，看看老营房，看看老街道和老建筑，看看当地的老战友。自然也去了松山堡。

山未变，水未变，只是沙土路换成了柏油路，土坯房换成了红砖房。

老田家依然在原址，依然是村西路北第一户。在五间红砖房的门前，我和当年一起住东屋的电台长吴中见到了老田的二小子。老田不在了，老田家嫂子不在了，老田的大小子也不在了。二小子有些想不起我和吴台长。但他清楚地记得：

“那个兵叫夏远山，会织毛衣的那个夏远山。”

地主家

1971年的元旦前，我们电台又随团部开进到松山堡驻训。

这一次，我当值的是“警报台”。就是昼夜不停，分秒不断地收听军区警报台发来的信号。“嘀嗒、嘀嘀嗒、嘀嗒嗒、嘀嘀嘀、嗒嗒嗒……”，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些没有实际内容的电码，可以练习抄收，也可以不在意。关键是不知何时，突然发来紧急警报时，比如“999”是防敌机空袭警报，“777是防核突袭警报”等等，我们接到后要立即用电话向作战值班室报告。司令部会即刻执行作战方案，指挥部队行动。

（图片来自网络）

警报台只接受不发送，所以不需架设发射天线。安排宿营的管理科便将我们领进了村子中部的一个小院。让人惊诧的是，竟然是个地主家。

管理科的干部解释：“没办法了，只有这家还能腾出一个单间。”

连队的指导员反复叮嘱：“你们电台是部队的重要部门，住在地主家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泄密，也不要被地主给腐蚀了。”

是啊，指导员的担心和告诫天经地义。一个部队的要害部门与一个地主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有着巨大而强烈的反差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年的岁月里，地主作为农村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一直是被革命，被管制，被警惕的主要对象。当时，解放已二十多年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早于解放时就被没收，被分给贫下中农了，他们不过和普通农民一样在生产队里靠种地吃饭。但文革中划分出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他们仍然排在首位。

带着浅薄的历史认知，带着坚定的阶级斗争信念，带着深入虎穴的高度警惕，我和另两名战友携电台住进了地主家。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小院，虽然也是黄土院墙和土坯房屋，但无鸡鸭狗鹅，也没养猪，细土铺就的地面上几乎没有任何痕迹。院中只有靠右一侧，一株三四米高的油松，虬枝铁杆，树冠如伞地遮住了半个院落。

那个地主把我们迎进了他家，领进了他家的东屋。

当时是知道他的姓名的，但好像一直没称呼过。不像在上个房东家，成天“老田，田哥的喊着”。我们偶尔与其交流，至多“喂”一声或直接开口说事。时光久了，真是想不起他的姓名了。也是那个“地主”的名号太深刻了。

他头戴一顶似乎是咖啡色的羊皮帽子，粗呢子面，里衬羔皮的，后帽沿能卷放。穿一身大褂，似乎是黑色的，也是里衬羊皮的，笔挺洁净。两件行头果然与一般农民不同。虽然都旧的原色难辨了，也能让人看出这地主当年的风光。

消瘦苍白的脸上有着稀疏的胡须，两眼细长黯然无光，只是并不见老，五十多岁的人了，看着比三十多岁的老田还年轻。也许是白一些的缘故吧。

他很少开口说话。问他“你家水瓢在哪？”他会转身拿过来放在你面前，一声不吭。

况且他家里还仅仅就他一人。我们只要一闭嘴，院子里除了电码声嘀嗒作响外，再难听到其它声响。

住进几天之后吧。下半夜三点，山东兵连长春（69年山东平原县入伍，退役后无联系）喊我起床接班，并神秘地对我说：“怎么恍惚听着那西屋也有电报声在隐约的响，而且电码的制式和我们的不一样……”

一听，我还真是半信半疑起来。信的是领导上多次上课教导，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寻机反攻倒算。而这个地主的穿着和长相与印象中的敌特很相配的，尤其像文革前看过的电影《苦菜花》中的敌特王柬之。疑的是这事感觉太巧合，东屋是我军的电台，西屋是敌特的电台，这一出唱的有些绝了？但，还是提防点好。

为此，我开始留意了。只要那地主在屋里，我就想办法不出声响地凑近西屋，摒住呼吸认真收听。听了几天，一无所得。看来是这老连同志神经了。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翼翼，连烧开水都不用他家水缸里的，而是去别的班排灌来喝。怕他在水里下了迷药，蒙翻了我们，漏听了警报，当敌机或是原子弹飞临头顶时，我们全团还毫不知晓。

那时我们都年轻，觉大，每晚三个小时的班不是能轻易熬过的。要想尽办法让自己不瞌睡，否则，一迷糊，漏听了一分钟的警报，可是天大的事。用抽烟来消困是办法之一。写到这，我这会抽烟的根源终于找到了。

当时，军区警报台为了检验和训练下属部队，会不定时的发出演习警报。收到演习警报后，各部队要于指定时间上报演习预案。兄弟部队的同行就有睡着了，漏听演习警报的事故，当事者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我也曾犯困睡着过，最多睡过一个多点。醒来后这个担惊啊，不知期间是否漏了演习警报抑或真正的战争警报？惴惴不安几个小时后，未见军区倒查下来，才敢大呼上天保佑了！

于提防地主的加害外，我们几个人还琢磨过是否能在地主家发现什么，如一个地窖，里面有抽打贫下中农的皮鞭……国民党的委任状……记载仇恨的变天账，最好是一部电台，让我们看看是美式的还是苏式的。

可惜，那类剧情什么也没有发生。

倒是一天上午，地主突然晕倒在灶台旁。连长春先看到了，忙喊我过去。我俩把脸色铁青的他扶坐起来，连长春掐了他的人中穴，说是入伍前学过赤脚医生。

他醒来后全身瘫软，我俩就抬他进了西屋。

这是我俩一个月来第一次进入西屋。

可以用家徒四壁来描述，地上几件农具和几只土蓝子，墙上一支生产队给安的有线喇叭，炕西两个旧木箱和一袋玉米面，炕东半铺炕席和一卷发污的铺盖。

扶他上炕躺下，脱下他的皮褂时，更发现，他里面上身仅穿一件缀满裂口的衬衣，下身的一条线裤也显褴褛，单薄的外裤还算稍好一点。透过上衣的裂口，能看见他嶙峋的肋骨。我感动了，一股怜悯被翻上心头。联想到他做一锅饭，盐水炖些白菜土豆，贴几个玉米饼子，然后每顿热一热，每天两顿的吃上三天，也难怪这么消瘦了。

突然间，这个地主与我印象中的地主相去甚远了。

他第二天起来后，遇见我，像是想说话，许是想说谢谢吧？抽动了几次嘴角，终是没说出来。

连长春与他唠过几句。说是地主在解放时被分了财产，和父母一起被管制劳动，年轻媳妇带着孩子跟一个长工跑到关里去了。很快父母去世，这些年他便一直孑然一身。

这以后，我们三位对他的警惕不再执着。可也并没走的近些。毕竟他仍是地主成分。

在将结束驻训准备返营的一天，连长春从西屋出来，悄声让我进西屋。

地主站在炕沿前，见我后，颤抖着将手伸进皮褂的大襟里，拿出一个黄布包，打开，递到我面前，细若游丝地说：“谢谢解放军，谢谢解放军。”我看见黄布上是一块银元，比五分硬币要大一些，但上面的图案我没看清，也不敢多看。忙摆摆手说：“不用谢，不用谢……”，边落荒而逃地退出西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银元的实物。想必是地主仅存的一点私藏吧。

曾想过去连部将此事报告，告这地主拉拢腐蚀革命军人，而我却能心红眼亮，立场坚定，抵御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会得到连队首长的表扬，会加大入党、提干的机会。

但却很是鼓不起勇气。他已然这般光景了，还要把他如何呢？加上我怀疑连长春可能收了地主的银元，告了地主会连带他，他会被严肃处理的。

多年后我还庆幸，我当时的阶级斗争弦就那么松了一下。

2015年再回松山堡，走过那里，小院不见了。因为匆忙，也没有过多打听。

新婚小俩口

1972年的冬天，我们团是第三次进驻松山堡。

这次，我们电台设营在村西路南的第一户人家。

这家姓甚名谁也是真记不得了，印象深深的是四口人家，有老两口和新婚蜜月中的小两口。

电台安置在东屋。可是东屋没有炕，人员只好住在西屋——同房东四口一起住在西屋。对面炕，房东一家住南炕，我们五人住北炕。北炕原本是房东老两口住着，我们一来，他俩只能搬到南炕去了。每个炕沿上方都横悬着一根木杆，木杆上挂着布幔子，睡觉时拉开，遮住炕上的风景。但却不隔音，尤其夜深人静时，别说是打鼾，较粗的呼吸声都听个真切。

如此新环境，对我们五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我们住进房东家，而那对新婚小两口却砰然走进我们的脑海。

五个雄性荷尔蒙膨胀期的小伙子，正处于对异性热切渴求的生理阶段。五人中，就夏远山有对象，似乎也只是拉过手。而在当时，结婚，是两性生理交往的唯一途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脑子里探求过，描绘过一些什么。这可好，一对活生生的教科书摆在了面前。隔着幔子，别想能看到那啥，也许能听到什么声响？满脸严肃的表情下，不能不生出好似身临秘境盼有所获的小兴奋。

以往驻训时的就寝比在营房中宽松许多，尤其我们电台，常住单间，脱衣躺下后都得摆一通“龙门阵”，唠连队的事和工作的事少一些，多是唠各自家乡的奇闻趣事和围绕找对象（其实是谈女人，当时可不敢用这个词语）。

这次对面炕上躺着一对新婚小两口，我们全体上炕后立马进入静音模式，一声不吭。晚上24点和凌晨3点的换班也都蹑手蹑脚，手电光压低，极力避免打扰到对面炕。

翌日，聚在电台间汇总情况，都说晚间没听到动静，除了老两口偶尔的干咳声。

北京兵老谢（71年北京市入伍，退役后进入北京消防部门）虽然是新兵，但年龄稍长，像是有些那方面的经验，说：“小两口憋着呢……可这小猫抱小鱼……估计憋不了两天。”

新郎和新媳妇倒没看出有何不满与怨气。

新郎白皙高挑，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是在公社革委会工作，因为新婚，走起路来都轻快，满脸的喜不自禁。新娘子更是白里透红，体态婀娜，在公社供销社上班，说起话来还没褪去女儿初嫁时的娇羞。

老两口看着小两口是满目欢喜，看来十分满意，日常上百般地呵护。

一天，他们一家四口在南炕上摆好炕桌吃晚饭。伙食不错。有玉米饼子，大米粥，白菜炖豆腐，还有一小碗蒸肉。因为我们的饭点还没到，我们不值班的几人就坐在北炕看他们吃饭。

看着油汪汪的那小碗大片蒸肉，我是有点羡慕的馋虫在肚里蠕动。部队的伙食还是可以的，一周却也仅能开两次荤，每次盛到碗里的肉菜也不过两三块肉，块头远不如那小碗里的健硕。

老两口一再让新媳妇夹肉吃，新媳妇并不伸筷，反而回劝道：“爸、妈，你们吃。”新郎欣然夹起块肉放到新媳妇碗里，新媳妇赧然一笑，小口吃着。

突然，停电了。冬天黑的早，刚五点多就满屋暗黑。我忙起身去东屋找蜡烛，我们野营拉练时会备一些蜡烛的。

待我拿着蜡烛回到西屋，电又来了。这般突停又即来的现象，在当时的农村是不见怪的。

老谢贴我耳根悄声说话，让我看那碗肉。我看了，差点看到了碗底，哈哈……有意思。后来，老谢戏说，是新媳妇趁黑把肉给突击了。我是将信将疑，直到今天。

几天过去了。夜晚睡觉，我们一直没听到有点企盼又不敢说出口的那种声音。

再聚一起时，哥几个都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认为我们影响了小两口的新婚生活。老谢说：“他俩一定憋坏了。”为此，台长吴中（68年吉林省长春市入伍，在某坦克学校政治部副主任职位上退休）带我们制定了一条特殊规定：早上起床迅速离开西屋，上午不准再涉足，中午饭后才能解禁。晚间值班需要补觉的两人到别的班排去睡。给小两口留有度蜜月的空间。并让老谢将此规定转告老两口。

那以后，老两口和小两口笑得更开心了几分。

新媳妇还不打招呼地端起我们泡着换洗衣服的脸盆，帮我们洗衣服。冬天水凉，她那纤纤玉手和白藕样的胳膊被水冰的通红。新郎瞧见了忙拽起来温情地揉搓活血。害的我等再不能将衣服泡而不洗，也是帮我们克服了一个懒人的毛病。

那天晚饭时，其它人去另处吃饭，我当班，是要到西屋取东西吧。一推门进到中厅，见北灶台的灶火闪亮，小两口依偎着坐在灶前的小凳上，新郎的左手从后面揽着新媳妇的腰。他俩在往灶间续稻草，锅里烧着水。火光从灶口溢出，映出两个美丽的轮廓，还有新媳妇靠近灶口的一张娇美的侧脸。那个侧脸，让我几年后听得“灯下看娇娘”这句话时，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见我出来，俩人回眸一笑，新郎并不慌张地收回了手。

这也是我在他们家住了三个月，所见到的最惊艳的一幕。

靠山屯

1973年的冬季野营拉练，我们团没有再进松山堡，而是再向南20多公里，驻扎到靠山公社所在地——靠山屯。

这次，团部也没住公社革委会，只安排我们电台架设在这个全屯最大的院子里。

我们的值班室在西侧耳房的一间屋子，隔壁是公社的广播站。

刚进靠山屯，远远就能望见，一幢尖尖顶的建筑鹤立鸡群般耸立在一众平房之中。如神来之笔，钩的画风一变，给这古朴的山村凭添几分异样。

住下的第二天，我就寻着那尖顶前去探究。也是不远，离住处不过几分钟的步行。

是一座教堂，一座哥特式建筑的教堂。只记得已非常的破败了。大门和多数窗扇都不在了，裸露着一个个拱形的空洞。四周遍布枯黄的荒草。教堂内摆放着几条与教堂不相干的简易的木架子，落尘尚薄。

看得出，它和外地好多教堂的命运相似，遭受过一场浩劫。

已无法想象它昔日的风采了。但它那高耸削瘦的躯干，依然冷峻，依然哀婉，依然神秘，给人一种莫名的强烈情感。我当时恍惚听到了隐约的唱诗声音。

公社革委会的院子，白天人来人往。我们却只是躲进小屋成一统，安心自己的工作。与大多数人无交往也不认识，顶多迎头碰面礼节性打个招呼，点个头。与其打交道多一些的只有两个人，也是公社革委会下班后，院子里仅留下的两个人。

一个是隔壁广播站的公社广播员小朱。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不高，不白，不苗条，但声音挺甜，两个大眼睛闪烁着活泼热情。

她家离公社十里地，除了周末，她下班后就住在广播站内。

我们住进来后，小朱每天都为我们打两遍开水。她说是顺带的，也不进屋，只是敲门要暖瓶，打来后放在门口。推托不了，便只有每天道谢。这以外，我们与她也没有更多的接触。偶尔说上两句话，双方也都极显拘谨。因为我们这些年轻的男性，最容易在年轻女性面前犯错误，部队的纪律之刀高悬，岂能不小心行事。再说连首长还专门为这隔壁住着一位年轻的女广播员的事开会敲过警钟。

一天，我值上半夜班。二十二点左右吧，突然，隔壁传来小朱小声的哼唱，很好听的曲子，与当时流行的《北京的金山上》，《英雄赞歌》等红歌绝不是一个风格。

第二天，我说与同台的李玉伟（71年吉林前郭兵，退役后考上吉林大学法律专业，后在北京《法制日报》社工作）。他是团文艺宣传队的，歌唱的好。他看着我笑，说是前天晚上他已听过了。告诉我那歌名叫《九九艳阳天》，是文革前一部电影的插曲，讲一位姑娘爱上了当兵的小伙子。那歌在当时还是禁唱的，但不是很敏感了，被听到了也不会打成反革命的。说着，他低声唱了几句。又问我，他与小朱谁唱的好？我说，你晚上去和她对唱吧。我俩相视一笑。

另一个人是晚间在院里打更的老大爷。五十多岁，长的像六十好几，黢黑消瘦。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说话。见了院里的任何人都会开口说话，见了我们几个当兵的更是问东问西。即使屋里院里只他一个人，也能听见他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不仅爱说，说出的话还常常的俏皮，时不时就夹杂一句歇后语。

如看见小狗窜上锅台，他说“你狗上锅台——扒饼（八饼，麻将牌名）啊？”

听我向他问起教堂，便盘腿坐在炕上，卷着旱烟，一本正经地开讲。

说是这个教堂叫靠山天主教堂，盖了近一百年了。当年曾经相当的气派，教堂金碧辉煌，四周的花草和田地整齐的如花园一样。教堂里有耶稣像和圣母像。也有过洋人神父和中国修女。圣诞节时会举办大弥撒，做很多漂亮美味的食物。不过，教堂在义和团时被拆毁过，很快又重建了。还说，他爷爷参加过第一座教堂的建造，他父亲参加了现在这座教堂的重建。

我问他是什么人建的教堂？他眯眼又给我一句歇后语，“手捂冻梨坨子”，我想了想，不得后半句。他就提示，你知道排队上茅房啥意思吧？哦，这我还会，是“轮蹲”，谐音伦敦。那“手捂冻梨坨子”就是“扒梨”谐音巴黎了。原来是法国人建的。

听罢教堂的故事，我问他是上过学吧？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哪里上过学啊，我是蘸水笔写字——都没有两滴墨水。”

“那你怎么还老母猪嗑碗碴子，满肚子尽是瓷（词）？”

我拣会的回了他一句。

他又开始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原来，当地的生产队社员在田间集体劳作休息时，妇女们奶孩子，缝补衣服，纳鞋底的自有忙活。男人们喝口水就没事了，歇胳膊歇腿不能歇嘴。有啥好唠的呢？天天的。便将互相对歇后语作为一种娱乐。一人一句，看谁词穷。后来，还发展到分伙打擂，动点输赢的。多是几支香烟的彩头。

为了能独占鳌头，有人还用心去外队外公社甚至县里收集歇后语，竟然能记下几百句。

他们称这个娱乐方式为“臊”，具体是哪个sao？没闹清楚，我想是带有相互羞辱的意思吧。因为他们将每句歇后语都添加个“你”，更具指向性和攻击性。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在他们嘴里就成了“你孔夫子搬家——尽是输”。

打更大爷说，他在公社里论起“臊”来也是一把好手。因为他曾当过十几年赶车的车老板儿。赶车运粮，运化肥，运各种物资，外走都是半天一天的路程。在车上更没别的娱乐可消遣寂寞，只好与乘车人或同路的别车老板儿开“臊”。到了大车店住下，各地的车老板儿们更是将“臊”作为夜生活的主要内容。江湖广了，学的招式也自然就多了。

他说，他在本公社开“臊”，还没有败过谁。

我知道两瓦电台班的路建平（70年吉林乾安县入伍，退役后回乡任过大队支部书记。）会的歇后语和俏皮话挺多。就请他过来，与打更大爷切磋一番。

那天，他俩一老一少的非常尽兴地对阵到深夜。

记得后来都比划上成系统的歇后语了。

如以癞蛤蟆为上半句：

癞蛤蟆上街——愣充小吉普。

癞蛤蟆上案板——愣充大块肉。

癞蛤蟆扮死鬼——活着讨厌，死了还吓人。

癞蛤蟆吹笙--滥竽充数。

癞蛤蟆当郎中--没人敢请。

……

以讲财神爷为上半句：

财神爷吹牛--有的是钱。

财神爷打官司--有钱就有理。

财神爷翻脸--不认帐。

财神爷摸脑壳--好事临头。

财神爷敲门--福从天降。

财神爷要饭--装穷。

……

而且还有荤素之分。荤的记得有如：

配马站技术员——一把熊（怂）手。

鸡巴毛破板子——不够一锯（句）。

……亏得他们能想出这句子，

对过了歇后语，二人意犹未尽，又对了会儿“四大”系列。

四大红：庙堂的门，杀猪的盆，大姑娘的裤子，火烧云。

四大硬：门洞的风，五石弓，半夜的几吧，老山东。

……

还有四大蔫，四大软，四大埋汰，四大舒服等等，

这“四大”，有点三素一荤四个菜的安排。每一句比喻都很貼切，充满了对生活的感知。可这就不是歇后语了，是什么文体呢？我才疏学浅，至今不晓得。

这些也算是文化吧？尽管低俗一些。在当年农村那个文化荒漠中，犹如一朵野花在生活的风尘中摇曳，给终日劳苦的人们带来一点欢娱。

对到最后，俩人谁都没服气，不分胜败。倒是相互表达了对彼此的钦佩。

两个多月的野营拉练又结束了。

返营的早上，我们装好了车，在公社大院门前的小广场上编队。我看见广播员小朱站在大门处静静地看向我们。昨晚已经道过别了，此时就不需再挥手。

车队出发了，行至十里，李玉伟和另一名战友突然惊呼：“哎……看，是小朱！”透过解放汽车车厢后部掀开的篷布一角处，我看到了一个身影站在路旁的土坡上——就是小朱。她还是静静地站着，目睹车队隆隆而过。

“她是怎么飞到这来的？”我们几个人都大觉不可思议，有点见到外星人的感觉。

那时，全公社没有一台汽车，最快的行驶工具是手扶拖拉机，可我们出发时，她明明还在公社院里啊！

没有答案，可一直都是我人生中所遇不多的灵异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