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部落在哪里，土默特文史资料

小君 2023-01-24 22:43:20 382

土默特部落在哪里，土默特文史资料到北京后，父亲按照毕力格巴图尔以前的交待，去前门外打磨厂东口一家马正宗的五金店，这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通过联络站找到了毕力格巴图尔，开始了北京的生活。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点，经常变换住址与名字，父亲改名为韩继业，这个名字用了十多年，解放后再去北京，过去的同事还叫父亲韩校长，问及巴静山，竟谁都没听闻过此人。毕力格巴图尔汉名赵壁诚，与我爷爷麟阁是姑舅弟兄，长我父亲一辈，称伯伯，因家境破败居住在东郊什兰岱村，因那里有份子地，可勉强维生。到上学的年龄时，由我爷爷资助，与父亲一起上学，后资助他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就居住在我家，因我家房子多，前后三个院子五十余间，家中有管家、厨师、佣人若干，生活较为方便（管家叫米先生，西菜园的庄头叫曹德胜，里外主要时这两个人在打理。听我奶奶讲，米先生比较狡猾，骗去了我家不少钱财；德胜忠诚老实，解放后也经常过来帮我们干一些杂活）。毕力格巴图尔虽比父亲大一辈，但年龄相

撰文：巴锐峰

1994年12月22日，时值冬至日下午3时，父亲在呼和浩特人民医院保健病房走完了他83岁的人生道路。在场的有次子巴晓峰和我在身边服侍。父亲去世后遗体身着蒙古袍，神态依然安详。由病房移往太平间时，天上下起了大雪，仿佛在哭泣，土默特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蒙古族儿子。

七日后在殡仪馆哀乐低垂，上有蒙古族书法家萨日娜书写的蒙文横幅，送花圈及参加告别仪式的有自治区主席云布龙，副主席赵志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克力更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600余人，花圈摆满了大厅及院内。由副市长却金扎布主持，教育局党委董书记致生平。

土默特部落在哪里，土默特文史资料(1)

父亲于民国元年出生在土默特部一个望族世家，系土默特右翼都统巴拉格特·托博克（注1）九世孙，曾有一弟一妺，皆少亡。父亲在八岁时，入旧城小东街蒙古老爷庙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及蒙语文，当时的同学有朱实夫，高喜财和赵壁诚（即毕力格巴图尔）等，三年后转入文庙街土默特学校读书，初中毕业后，1928年8月转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一年半后呼市家中我的爷爷（麟阁）（注2）因戒除鸦片过猛病危，由家庭包办冲喜，与时任土默特学校校长土默特文人领袖孟学孔之女孟莲莲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巴俊岭（于1950年亡于肺结核），一女巴佩贞（故于1980年，丈夫奇致中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少将保安司令，奇致中于1948年在包头通电起义，随后被董其武逮捕，软禁在呼市玉皇阁棋盘街，期间于巴佩贞结婚，解放后任内蒙古交通厅配件公司经理，内蒙古政府参事室参事，生有两子两女）。

转年我的爷爷麟阁去世，火化后葬在西大黑河村南的托博克陵园之内，坟前有一个汉白玉供桌为记。爷爷去世的以后，家庭的担子便落在父亲身上，无法继续学业了。

1934年父亲23岁，由纪松林保举，任绥东四旗保安司令部中尉副官，负责由傅作义处领取军饷，送到平地泉。期间随达木丁苏伦去山西面见阎锡山，阎锡山给了步枪300支、子弹30000发、大洋3000元，便打发了他们。之后由山西直接去南京，由蒙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巴维松（此人同周恩来是留法同学，解放后任林学院院长）接待，一个多月后才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也给了步枪300支、子弹30000发、电台两部，这样便可以和南京政府直接联系，并运回归绥。

1936年，父亲同纪松林、朱实夫及乌兰夫（云时雨），一道参加了在“百灵庙事变”后保存下来的“老一团”，组建为蒙旗保安总队，这支部队受到了蒋介石、傅作义以及共产党各方的极大关注，领导层大都由青一色蒙古族和中共党员、留苏人员或黄埔毕业生担任。1937年初，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由国民政府增配了一个炮兵营，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蒙旗独立旅，这是一只比较现代化的，拥有炮兵、骑兵、步兵和电台的地方民族军事武装。白海峰任旅长，纪松林任一团团长、朱实夫任二团团长、乌兰夫任政治部主任，父亲升任中校军需主任。经过大半年的训练，“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绥远一带，9月下旬，蒙旗独立旅于驻绥远的其他部队在归绥郊外布防阻击日军，10月12日，与日寇激战数日后，由呼市乘火车撤往萨拉旗，驻防固阳。我曾问过父亲：“在与日军打仗时，您在哪里，干什么？”父亲说：“与日军开战后，我奉上司命令，将部队的军需物资装上火车，并将火车司机与铁路员工看管起来，以防他们提前逃跑。这样才能安全的将部队运到萨拉旗，在固阳驻扎了半年多。”父亲晚年常常回忆起和乌兰夫在固阳的日子，那是他们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时候。因父亲是军需主任，家境又好，他们这些军官又都是土默特学校和蒙藏学校的同学，经常让父亲请他们吃固阳著名的羊头肉及羊杂碎等小吃，当日军向固阳进攻时，部队决定向伊克昭盟转移，当大部队从包头二里半渡过黄河后，渡船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后勤人员与军需物资滞留在北岸，入夜被达拉特旗康王的森盖保安团所俘虏，并押往达拉特旗境内营盘村（现达拉特旗电厂）西边的靴铺窑子。部队折返回营盘村和康王的森盖团打了一仗，未能将父亲他们救出，部队连夜向神木方向转移。一个月后，父亲买通了森盖团的一个土默特蒙古人满纳生（此人住在旧城大西街，与父亲乃莫齐召的住所很近，许诺要满纳生到乃莫齐召的巴家要钱），获释后给送到包头，住在亲戚家，此时包头呼市均已被日军占领，托人打听到家中已被日军抄查并通缉，家中此时住进了一个伪蒙古军的团长，此人在这里住了八年，给家中添了很多祸害，但也因他住在这里，也使我的奶奶及哥姐的日子少了一些歹徒的骚扰。父亲的前妻孟莲莲遭此惊吓病故。因找到部队要经过库布其大沙漠，无人带领根本无法通过，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化名韩仁从包头乘火车前往北京，找毕力格巴图尔联系，再图后计。

毕力格巴图尔汉名赵壁诚，与我爷爷麟阁是姑舅弟兄，长我父亲一辈，称伯伯，因家境破败居住在东郊什兰岱村，因那里有份子地，可勉强维生。到上学的年龄时，由我爷爷资助，与父亲一起上学，后资助他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就居住在我家，因我家房子多，前后三个院子五十余间，家中有管家、厨师、佣人若干，生活较为方便（管家叫米先生，西菜园的庄头叫曹德胜，里外主要时这两个人在打理。听我奶奶讲，米先生比较狡猾，骗去了我家不少钱财；德胜忠诚老实，解放后也经常过来帮我们干一些杂活）。毕力格巴图尔虽比父亲大一辈，但年龄相当，比较好沟通，所以在革命思想上对父亲有很大的影响，并介绍父亲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如白海风、纪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也是东部蒙古人，来归绥后就住在我家里，也经常让父亲去北京送信、取款。由于父亲是东四旗保安司令部的副官，身着军服往来北平和归绥较为安全，到北京的联络点，在西单的二龙路首善公寓。话说回来，这次无家可归，只好去北京，找到毕力格巴图尔再做道理。这一走就是十三年，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到北京后，父亲按照毕力格巴图尔以前的交待，去前门外打磨厂东口一家马正宗的五金店，这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通过联络站找到了毕力格巴图尔，开始了北京的生活。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点，经常变换住址与名字，父亲改名为韩继业，这个名字用了十多年，解放后再去北京，过去的同事还叫父亲韩校长，问及巴静山，竟谁都没听闻过此人。

1939年，毕力格巴图尔建议由父亲出面办一所学校，在社会上有个合法的身份和工作，还能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又能方便来北京的地下工作人员有个临时的落脚点。当时北京在日伪统治下，要求各机关行文都要用打字机行文，社会上对打字员需求量很大，而打字员培训时间较短，北京又有大量的东三省流亡女学生，急于学点技术自立谋生，便在西单辟柴胡同租了一个院子（现教育部所在地），由各方有关人事集资购置了打字机等设备，到北京市教育局备案，即登报招生。当时伪政府给每个教职员工每月供给50斤白面，条件是必须办成学制2—3年的正规学校，并开设日语才能承认学历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援。为适应环境，学校定名“私立正风职业学校”，开办了打字、财会、日语、英语、缝纫、烹饪、婴儿教育等专业，还给学生提供部分食宿。但很多流亡学生不仅学费不够，更谈不上住宿费用了。父亲只好把他们的学费免除，十余年共培养2000余名各类人才。

在北京的十余年间，为从绥远来北京考北京蒙藏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土默特蒙古族学生提供临时食宿和上学的担保人，此事我的同学家长曾向我表示，那时不少人都得到过父亲的帮助，为此深表谢意。十余年父亲前后为200多人提供过担保。

有了这所学校后，毕力格巴图尔（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敌工科科长）一来北京自然就住到这里，后由于这个学校太“红”，遭到日本宪兵队怀疑，将父亲抓到宪兵队，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当时父亲在北京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社交活动也很多，认识不少名流，像马连良等，都与父亲很熟悉。后来日方给学校派来了一位日语教师，毕力格巴图尔这才不怎么来学校住了（详见毕力格巴图尔回忆录《平绥路地下十年》）。这个日本教师是个青年人，叫山田二郎，与父亲他们相处得很好，私下也说反对这场战争，他是为了逃避征兵才当日语教师的。此人在中日建交后，通过我国驻日使馆与父亲取得联系，于1980年11月专程到北京与父亲见面，当时我正旅行结婚住在北京，有幸见证了这个时刻。山田二郎先生携夫人在1982年夏天又专程来到呼和浩特，我们一同游览了昭君墓，并在乃莫齐召的祖屋家中，设宴款待了山田二郎夫妇，老先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汉字也非常工整，经常给父亲来信问候。

1940年父亲学校的英文教员郭林祥（此人成为我的大姨夫），将他夫人的小妹刘俊彩女士介绍给父亲，当时家中妻子孟莲莲已去世三年。父亲和母亲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的集体婚礼，简单朴素。次年生女巴佩英，我的这个姐姐只活了八岁，据说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可惜得了脑瘤，在协和医院美国医生用尽办法也没挽回她幼小的生命，此后葬在八宝山东侧的圣公会墓地内，此事对母亲打击巨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抗战结束后，内战又起，交通时有阻隔，此时毕力格巴图尔也已经担任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与父亲失去联系，加之物价飞涨，学校举步维艰，母亲只好到傅作义部队的联勤司令部当文书，因当时军队尤其是后勤部待遇优厚，票子不值钱，给员工发的都是实物，直到傅作义起义，母亲本可加入解放军，但由于学校事物繁忙离不开被迫放弃，此事在文革时期也是受迫害的一大罪状。

1947年夏天，母亲在平绥路暂时通车时，曾只身回来过一次呼市老家，有个笑话，父亲在北京老对母亲讲，咱家的房子和北京的王府一样高大，到呼市一看，大相径庭，这个故事常常被母亲用来取笑父亲。

1950年，父亲和母亲携子巴俊峰、抱着女儿巴佩兰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家乡，看到家乡的解放和那么多的干部由于结婚生子，孩子得不到正规的幼儿教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便利用自己的祖产，向土默特旗政府申请批准于1950年10月成立了新蒙托儿所，从北京香山慈幼园聘请三名教养员来呼工作，使呼和浩特有了第一所新式正规的幼儿园。由于招收年龄跨越较大（三个月至七岁），当时内蒙呼市两级领导的子女，大多数是在这里完成他们的学龄前教育。在此期间，新蒙托儿所由母亲任所长，父亲则负责教寝室等基础设施的改扩建工程，此时父亲还承担着骑兵第四师驻呼采办物资等供应工作。当时的绥远省政府邀请父亲出来工作，由于无法分身便婉言谢绝了。由我父亲改建过的一个家庭住宅，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标准托幼儿园，门窗全部改成西式双层玻璃，大厅被改成大活动室，门是双开自由门，取暖由院外烧火、室内地炕，即安全又暖和，院内有滑梯、攀登架，小桥、鱼池，后院则是教师宿舍、大伙房、浴室，伙房内有水井、大烤箱，还有两间地下室用来储藏蔬菜。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画册中，还有照片展示。解放后父亲向政府递交了将祖屋捐献给国家的报告，当时的市长阮幕韩批示，由政府出资四万元，择址另建巴静山住宅一所，可惜并无落实，成为空话。

1955年，母亲调市托儿所任所长（营坊道），1956年，新蒙托儿所由市政府接管，更名第六幼儿园，父亲到市教育局工作，负责各学校勤工俭学、开校办工厂之事。毕力格巴图尔此时已由乌兰察布盟盟长和骑兵第四师师长任上调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父亲请他从内蒙古监狱支援了一批机床，先后在呼和浩特市一中建机械工厂、呼和浩特二中电机厂、呼和浩特市三中五金厂、呼和浩特市四中木工厂、呼和浩特市五中电瓶夹子厂、呼和浩特市六中五金厂、呼和浩特市七中纺织厂、呼和浩特市八中印刷厂、师范学校农具厂、土默特中学机械厂，直至60年代呼和浩特市十四中建成后还办了一个机械厂，解决了各校很多的经费不足问题。

1962年，第六幼儿园下马了，偌大的院子只剩我们一家七口人住在那里，这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欢乐。父亲爱收藏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多的和最实用的，就是各国的火炉，最好的是一个比利时烤箱炉，那时母亲常给我们烤制各种美味佳肴；还有个冰激凌筒，可搅制冰激凌；还有一个木质天然冰的冰箱，是个美国货。在父亲的收藏中，还有一部八毫米的电影放映机，那时我们经常自己在家里放卓别林的无声电影，后来送给了呼和浩特市四中；有一个立式带电唱机的收音机，也是个美国货，文革中被红卫兵当做电台拆毁。由于父母亲每日忙于工作，家中请了一个保姆胡大娘，协助奶奶操持家务，文革中被迫离开了我们。我哥和我姐工作后，还经常给老人送些生活费，以帮助他们生活。由于父亲开办新蒙托儿所完全是个人投资，临解放前我奶奶由将家中的一些现金买了一缸鸦片保值，解放后政府戒除鸦片，所有鸦片都上缴政府，赔了很大一笔钱，托儿所经费不足，只好变卖各处铺面产业来维持托儿所运转，幸亏后来被政府接管，才算告一段落。

1962年，刘少奇主席提出要搞职业教育，但当时在呼和浩特是个空白，父亲便向市里提出请求获得同意，教育厅支援了一批桌椅，就这样成立了呼和浩特市民办职业学校，父亲任校长，教育给指派一名书记崔树勋。父亲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西医师谢德固、中医师田秉素、正骨师李枝、缝纫师张某，各科皆为名师名流，学校还成立了董事会，由内蒙古各有关厅局领导担任，三年办学，培养学生数百名。

1964年，“四清”开始，民办职业学校被迫下马，毕业班全部被各单位接受，未结业的转到其他学校继续学业，实习工厂以及医院，也由各相关部门接收（详见克什格所著《巴静山与职业教育》一文），院子随后由七中接管，开了一年分校。父亲回到教育局又负责十九中、十四中、十八中等新建学校的基建工作，父亲对工作的态度让我们非常佩服，时年已经五十多岁的父亲又自学起了土建工程设计，并在工作中逐步由一个门外汉，成了市教育局内唯一的基建专家。文革开始，学生停课，这里成为了七中的家属院。1966年抄家风日盛，起初派出所还能阻拦，因我们是统战对象、社会名流，我们自己也清理了一下属于四旧范围的老照片和房顶的兽头砖雕，但到8月份红色恐怖开始后，抄家的学生和干部一天来几拨，他们互相争抢各种财产，整整一夜用卡车拉了六七趟，熊熊大火在院子里烧了两天两夜。我们全家被反锁在一间什么都没有的房间内，待给我们开门后，院内一片狼籍，连一个搪瓷尿盆都没能幸免。那几天各处的人们随便进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也无人敢问。亏得父亲这么多年一直在散财，否则到此时才令人更加可惜。

文革动乱后，查抄办给的退还批示为：“四旧不退，损失不赔”。什么叫四旧？解放前的东西都归为四旧，只有锅碗瓢盆不算，所以我们只拿回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一套破烂的沙发。这个沙发在我父亲的手里经过修理，又用了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市财政局又给赔偿了八百多元，算做结束赔偿。

随着一所所新学校的完工，转眼已到1968年，呼市又掀起挖肃“内人党”的运动，这个运动开始前，因身份特殊，父亲被送到昭君墓和一些社会名流隔离起来，直到挖肃运动结束后才捡了一条性命回到家中。1969年又和教育局的“黑帮”局长郭倩宗、书记宋永发三个人，被打发到钢联俱乐部收票、打扫卫生，每月轮流回家一天。我那时候反而白看了很多场样板戏。

1970年师范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父亲被调到师范学校负责基建，期间对座落在师范学校院内的公主府进行了初步修缮。记得当年父亲去浙江购买兽头及猫头瓦，使这所文物得以保存至今。

1971年，父亲又去筹建教育局工程队，由辛辛板村划拨土地四十亩（现南二环园丁小区），当时红砖比较紧张，便在帅家营盖起了砖窑，人工脱坯慢，又自己制造了制砖机，把个工程队搞得红红火火，一直工作到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父亲成为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1980年父亲开始筹建呼市第一职业高中，由开始的四个班发展成为一所上规模的全日制的职业高中，现在我市的职业教育正在蓬勃发展。

1984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名誉校长，但他仍然关心着职业教育事业，1988年又成立了呼和浩特市私立正风职业技术学校，开办后又在学校内建立了团支部，是私立学校第一个建立团组织的学校，培养了数百名学生。为弥补学校的经费，经过多方筹措，在七中院内的一处空地上，盖起了一所200多平米的车间，还没等发挥效用，父亲就去世了，此车间以及电源在父亲去世后由我和二哥巴晓峰签署协议，代表父亲捐给了七中，学校同时也转交给了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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