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哪里可以淘碟卖:淘碟没有回头路
重庆哪里可以淘碟卖:淘碟没有回头路今天想起淘碟的一些往事,我就不能不提城西碟战的那些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一个同事新房买在文三西路的康乐新村,同事们去她家参观时我接到一个必须要回的传呼,结果走了一站路还没找到公用电话,但我的裤管上已经沾满了泥浆。印象中在80年代的末期,我去古荡喝过一次喜酒,具体哪个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晚上从酒店里出来好像走错了路,绕来绕去都是水塘,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池”(词):星罗棋布,那真是荡来荡去也荡不出古荡。你淘过碟吗?请收看淘碟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多少年前我以为这只是一句励志的话语。后来发现我想多了,2000年前后,杭州的住宅人群却是流到城西去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区划调整中,原来隶属余杭的三墩、蒋村等最早划给了杭州市的西湖区,而杭州最早一波的房地产开发,也是在城西燃起了烽烟。那个时候三墩的温州村,开“村”时每平米在八百元以下,今天说来就是天方夜谭啊。
喜欢音乐、电影的人,谁没淘过碟呢?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泡在一个碟友论坛上,它叫“狗镇”,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碟友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蔓延到福建、厦门、广州、台湾、成都、西安,几乎无远弗届,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写影评,都会收不同版本的影碟,在很多年里,它教会我们什么是兴趣和热爱的区别,不花时间投入的兴趣,都会被人鄙视。
杭州城里喜欢电影的人很多,甚至有些大佬还是从卖打口碟开始自己辉煌的人生。但是能真正因为淘碟而捣鼓出名堂来的,写出《我的电影手册》、《成长电影》,并在《看电影》杂志上长期开专栏的人,也就孙昌建老师一人了。他写过很多次淘碟故事,这次他浓墨重彩写了一下城西“碟战”(借谍战之音,以下碟战将不再引号说明)。他写的碟战故事,不仅写出了淘碟者和卖碟者的复杂关系,还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他在文二街开始萌发电影之梦,又在文教区生活了二十多年,无论是电子市场还是街头小店,只要有碟片,都曾留下过孙老师的身影,可以说像他这样的人非常多,薄薄的碟片滋滋啦啦滋养出了文教区的文艺复兴。我如果不看书,不看电影,不听音乐怕也是不会有勇气和这世界周旋,光影、音乐、文字给了我们超拔于日常生活的能量。我现在还能想起文二街的几家门面朝北的小店,在那里我们与光影相遇,与热爱相逢。
有书有电影有音乐,这样的街区能不香吗?
你淘过碟吗?请收看淘碟记。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多少年前我以为这只是一句励志的话语。
后来发现我想多了,2000年前后,杭州的住宅人群却是流到城西去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区划调整中,原来隶属余杭的三墩、蒋村等最早划给了杭州市的西湖区,而杭州最早一波的房地产开发,也是在城西燃起了烽烟。那个时候三墩的温州村,开“村”时每平米在八百元以下,今天说来就是天方夜谭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一个同事新房买在文三西路的康乐新村,同事们去她家参观时我接到一个必须要回的传呼,结果走了一站路还没找到公用电话,但我的裤管上已经沾满了泥浆。印象中在80年代的末期,我去古荡喝过一次喜酒,具体哪个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晚上从酒店里出来好像走错了路,绕来绕去都是水塘,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池”(词):星罗棋布,那真是荡来荡去也荡不出古荡。
今天想起淘碟的一些往事,我就不能不提城西碟战的那些经历。
要说我对城西最早的印象,那是始于十八岁的那个秋天(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那一年我从转塘小镇来杭师院上学了。
报到那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差子,录取通知书上明明是住校生,一去报到变成了走读生,好不容易找到老师(因为也不知道老师在哪里),老师说有可能搞错了吧,你先克服克服马上给你安排。就是在“克服”的那一阵子里,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点对周边环境的熟悉。比如当时我们的总部是在文二路上的,省团校的对面,就是今天的耀江文欣苑,跟省幼师是一墙之隔,但我却没有想到要翻墙过去,因为墙这边就是我们的图书馆,我泡在那里面就很享受了。
文二路杭师大门
就这样,有一阵子我住在了文二街本部,因祸得福,三个人一个寝室,来自三个不同的系,就像一个情报站。隔壁是老师宿舍,老师训儿子的话跟他上文艺理论的话完全不是一个语系的。不久我很快摸清了周边的“敌情”,比如“团校”里面是杭大政治系,他们后来自称是哲学系,这样好听一点。政治系隔壁的隔壁是文二街露天电影院,就是今天地铁二号线下宁桥站的A出口。那座桥就叫下宁桥,桥西有两家店,一家是书店,一家是餐饮店,都是我们喜欢的。而幼师的隔壁往西溪河下走,保俶北路上有省总工会疗养院,杭大中文系当时就驻扎在那里。后来我们常常在露天电影院里会师,就是直接坐在水泥台阶式“凳子”上进行诗艺交流的。那些日子,每一条大腿都感受过杭州的高温和蚊子,“蚊”二街的夜空中响起清脆而肉感的“啪啪”声……
城秘特邀摄影师蓝义的收藏 摄影@蓝义
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写诗了。小说来不及看,只好赶来奔去地看电影:《复活》、《悲惨世界》、《孤星血泪》、《简爱》、《王子复仇记》……去得最多的就是文二街露天电影院,好像一毛钱一张票。巧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小时候在我们小镇上放电影的小周,他当时已经是老周了,仍然在放电影,仍然是大背头和背带裤,那头势我们小时候叫苍蝇打滑塌的,即苍蝇都无法降落的。后来知道他是放映世家出身,他父亲在1949年前就是放电影的,他女儿后来也是放电影的,老周退休后仍然给社区放电影。后来想想也对,我的小镇当时属于西湖区,这个区好像除了西湖不管它什么都管。
那时去省委党校也很多,它经常放“内部电影”,的确是不对外的,要有认识的人带进去,刚好我一度的同桌就是住在党校里的。那其实也就是刚刚解禁的电影,比如《武训传》就是在那里看的,看得很激动,想想要那样做老师是有点怕也有点崇高的,同时也搞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批这部电影。再远一点的就是卖鱼桥和拱宸桥了,浙麻杭一棉都有电影院。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就是在浙麻看的,那几乎是全班同学都出动了,那就没有逃课之说了。再后来临到考试,连看电影也来不及了,因为还要背《离骚》,鲍方鲍起静的《屈原》看过也没用啊,外国文学只好看连环画了,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对付考试基本是可以了。
90年代一波中国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开始显露。
那时没有城西城北的概念,为了追电影,可以说是满城飞奔。这正如我二十年之后的碟战,也可能是为了踏入同一条河流吧,所以我也只重点讲城西部分的碟战。
我先说文二路的博库书城吧,就是我当年看露天电影的旁边,在那里我发现人是会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的,而且捞的是同一条鱼。博库书城最牛的一点,就是它当年放在门口的那一块告示牌,至少放了几年吧,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那牌子上说,如果你在本店购不到某些人文类专业类的书,请到以下书店咨询……大意如此,下面便列了晓风、枫林晚等店的地址和电话。一家国营大店能有如此气度,说明掌门人很有情怀,对此我是有好感的。
博库书城一楼的影碟区曾经声势浩大,如今渐渐转成文创用品区域了。摄影@宋驰
好感化作了行动,我在那里主要是购入了1949年之前的一批老电影,就是《小城之春》、《神女》、《乌鸦与麻雀》一类的,从VCD到DVD皆有,价格在二十元一碟左右,包括江青当年参演的片子,在那片子中她都是配角,色艺平平。近几年有人在微信上传她唱歌演戏的视频,皆是伪作,她脸型的特征是颧骨颇高。
博库最丰富的还是“文革”电影,这真的是一件又爱又恨又要命的事,而且越是“文革”价格就越高,有卖三十几元一张的,一直坚挺着。
影碟里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供图@孙昌建
当然那几部定性为“反动影片”的是没有的,如《反击》、《春苗》和《欢腾的小凉河》,那里多的是《火红的年代》、《艳阳天》一类的,光是讲医生的就有《红雨》、《一根银针》等。
当然也有一些多数人听说过没见过的电影,比如《芒果之歌》,这里面的女主角在室外一律是风纪扣扣到脖子的,回到家则解开上面的第一颗,没有再解第二颗的。第二颗是要到1980年后才解的。其他像《枫》这样直接表现红卫兵武斗的电影,我当年也是在那里淘到的,现在当然淘不到了。
70年代老电影的剧照风格
淘这一批电影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有的片名放在今天来看则是有另一层意思了。比如有一本老电影叫《农家乐》,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农家乐和民宿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如果真有开农家乐的,买来放放该多好啊,既穿越,又显得有点特色和品位。
博库门口正好有K199的一站,所以那里是我时常光顾的地方,当然我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淘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本人骑车,意在碟战,我要沿着西溪河往北直奔省委党校对面的淘碟点。
家中“五代同堂”的影碟机器 供图@孙昌建
党校对面曾经是杭州最有名的碟战基地之一,不过吾生亦晚去得更晚,基本处于夕阳西下的当口。那店是前后进的窄长一条,如果两个人进去再加上老板(女的),那就很挤了。这一家店的好处是分类做得很细,文艺片、商业片、日片韩片、新片旧片,后期还卖电视剧,分类是做得煞煞清爽的。
一般去该店的都是熟客,但我却是一个不搭话的人,于是那老板对我的态度也是冷冷的。有时她递上的片子我正眼都不看一眼的,因为我到她这里是属于查漏补缺的。话说回来,在杭州的碟主群里,她还是比较专业的,因为女士开这一类店的极少,以前在朝晖路卷闸门店里尚有一位,据说最早是一对男女朋友共开的,后来劳燕分飞各立门户。
很准确地说,我只是路过党校,有时好像仅仅是为凭吊,而我真正要去的是另两个地方,往左是电脑城,笔直是翠苑电影大世界。
文一路上曾有很多打游击式的卖碟者 摄影@宋驰
往左就是要骑到文三路上,在九莲新村省检察院边上的那一家。全中国的电脑城里都有碟片卖,这是我的经验,当然也有游戏卡,准确地说我去电脑城要淘的只是纪录片和电视剧,电影是不淘的。而且我也喜欢认准一家就不变了。
我那家的店主是个建德人,人蛮和气的,后来我在电脑城要买其他什么的,也都是先由他去砍价的,那等于是我有了一个“马仔”。不过当他每次给我推荐另外一些片子的时候,我都是摇头的,不是因为我有多少坐怀不乱,而是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正如我也极少看恐怖片一样,因为看着看着自己会突然笑出声来呀,这反而是很恐怖的。
收藏的录影带 供图@孙昌建
而在实际碟战时,一家店是很难穷尽的,总有遗珠之憾,比如他这里有《蜗居》,但就是没有《走向共和》,那怎么办呢?然后隔壁的游动哨就会拿过来,再然后我也会往隔壁店去看一看,偶尔也买几张,但不多,多了就是对我“马仔”的伤害了,这样他也会领我的情,隔壁也领我的情。几年前我在古荡的益乐路上碰到那位建德老兄,问他还开不开了,他说不开了,但我没问他现在在干什么。
有一次去买U盘我又上过这个电脑城,仍然有卖碟的,但卖的都是蓝光碟了,我问有没有D5D9的,他们说现在谁还看这种碟……语气是极其不屑的,看来我没有跟上蓝光时代,于是就永远告别了电脑城。
电影《京城之王》讲述了一名穷困潦倒电影放映员和他的儿子想通过开盗版片加工厂来致富的故事。
如果我不转弯,一路向西,就是前往翠苑电影大世界了,那是文一街的地盘了。很早的时候,我母校边上也有一家店让我短暂地驻留过。那是从凤起路家电城撤出来后的一位长发青年,人称条儿,很有名的,他在文一路上有一个过渡点。我的第一批影碟就是他手里买的,比如基耶洛斯夫斯基的《十诫》和《双生花》,还有《红》《蓝》《白》。只是我近来又淘到加长版的《十诫》中的《情诫》和《杀诫》。
那时谈起这种片子,真如听到崔健出新歌一样,眼睛是会放光的。你看过那样的片子,一辈子也不会再对《战狼》这种电影感兴趣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当初我们也同时追刘小枫的书,但现在说起这些名字,不仅仅是恍如隔世,而且还有耳光响亮之感,说一个跟看碟有关的词吧,叫做“卡带”了。
法国经典电影《蓝白红》之《红》里的一幕
去翠苑除了看电影之外,偶尔也会淘碟,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翠苑那儿是露天的粗放型的,正好像让我回到文二街露天电影院的年代了。卖碟者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的“店”就是一张塑料凳,盒上就放着两张碟,而这碟往往就是一个空套,卖者或站或蹲,以三十多岁近四十的男女为主。片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电影碟,一种是电视剧碟。电影碟是基本不能看的,因为有不少就是从电影院里偷录的,看着看着,突然会有人站起来向你走来,甚至还有“旁白”和“独白”,会有观众的笑声。
但即使这样的片子,也还有市场,因为电影院是五十元一张票子,它这里是四元一碟,也有可能更低。不过那里的电视剧跟电脑城是一样的,质量尚能保证,一般三四十集的片子是两张光碟,卖八元钱。跟电视上播出的唯一区别是,除了第一集之外,其他集的开头和结束就没有演职人员了,当然也没有广告。
某种程度上说,淘碟淘来的观影经验,成为了一代人的思想和审美启蒙。以上两本是孙老师的电影著作。
去那个地方,如果你问一句有什么片子,那人一般就会带你再走个几十步,带你到墙角边他的“片库”里去看。那里停着一辆电瓶车或三轮车,卖主会从蛇皮袋中拿出一大叠的片子,可以说应有尽有。后来有几个大概也有点小发了,他们鸟枪换炮将电驴换成昌河小面包,会刷地一下拉开车门让我来看,当然也有怂恿我买另一类片子的,说是最新的,日本的,我有时会反问,这种片子会有最新的吗?
至于我说到的墙角边,因为那几年那个地方永远在拆和建,所以会有临时的围墙。
后来我想起来,包括《武林外传》、《潜伏》、《悬崖》和《乡村爱情》这一类片子,都是在翠苑买的。去得多了,自然也就认识了,甚至也有人给我留手机号的。有一次我打过去,是一位老人接听的,我不禁一阵紧张,后来老人说,他儿子有事情,让他替一替,看来上阵还是父子兵啊。
当年的淘碟“盛况” 插画@郑凯军
当然那种地方也不能多去,多去自己也会觉得有点猥琐,好像是买了他们推荐的那种片子,这只是一个心理原因,就像吃路边摊一样,其实还是环境的原因。我为什么说中山北路那个地方像个沙龙,因为人以群分,在那里你见到的都是同行,甚至是老友,有时还会交流几句,虽然三观不完全一致,但碟观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够了,特别是英剧美剧印度片,大概是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在淘电视剧的那种地方,就跟去买一瓶酱油和一盒安全套是一样的道理,买了马上就闪了,大概是不会交流生抽老抽的使用体会的。不过也有一两次,我会把一两张碟片忘在公共自行车的兜里,那等于是帮人家供了一次货。
继续一路向西,准确地说,要过了古翠路之后,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城西了,至少地名办是这么在操作的。因为文一文二和文三,过了古翠路就都要后缀上一个“西”字了。很多人说那里车很堵,那我不开车可不可以,也完全可以的,特别是现在有了地铁二号线。我们城西不仅有宋江村,还有杜甫站,名字如果取得好,一部中国文学史,有两页就在杭州城西。
2000年后,当我住在丰潭路附近时,淘碟就跟散步一样常态化了,而且也就自然形成一个以家为圆心的淘碟网。一般都是晚饭之后,以春夏秋三季为碟战季,所以要拔高一点说,我在城西的碟战,既是时间的选择,也是空间的必然,总而言之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我信奉一个道理,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你们看你们的新闻联播,我则看我的影碟。
从最近的说起,就说古荡吧。
影碟的包装上,还能看出老一代的电影明星。供图@孙昌建
益乐路附近的一家,是那种居家式的,片子相当全,但这个地方是个极小的的楼盘,应该是在拆掉的“新时代”的边上,单元门牌的标注几乎是没有的,因此我去了两次还是没有记住。这是我同学告诉我的,也告诉了我电话,但我淘碟一般是不打电话的,要打也要用公用电话来打,而不用自己的手机。因为碟片看多了,会有一种代入感,我怕自己中了“埋伏”,所以有时自己找去,特别是在晚上就会有点麻烦。
那一家是夫妻店,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有两次去的时候他们在吃饭,一次是吃中饭,好像已经一点多了,一次是在吃晚饭。这虽然不影响我淘碟,但那饭菜的气息飘过来还是有点怪怪的,而且他放碟和吃饭的两个房间的门都是开着的,这也方便主人用余光观察淘碟者的行为,也可兼而回答各种提问。
这个回答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卖主的业务水平,正如新闻发言人,他是要对这些碟进行发言的。就我而言,他们那里正在啃鸡爪或吃火锅,那是会影响我碟战的心情的。在那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里,我要的是所谓的精神生活,甚至要选的就是文艺片,再闷再骚的文艺片我都要,什么一镜到底,什么没有一句台词的,我就好这一口,那我喜不喜欢啃鸡爪呢,我当然也喜欢,但这个时候是有点鸡爪和影碟不相兼容的味道。
作者收藏的影碟里,有一部分剥掉了封面,找片全凭缘分。供图@孙昌建
还有一点,店主也很想跟你攀谈,特别想了解你的职业什么的,但我在这方面又很慎言。我不是一个自来熟,所以一般不愿意说自己是在哪里工作的,因为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家后来我就不去了,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那里的片子太杂了,杂到让我分神,因为我喜欢简单直接,不想在买皮鞋的时候同时也买袜子,除非卖鞋的送我袜子,那我也不拒绝。电影和电视剧都有,虽然不能比作鱼和熊掌,但会影响我的判断,正如我买了一张《乡村爱情》,又买了一张《千与千寻》,这倒不是说我要装什么,生鱼片和霉千张都是我之所爱,问题是要兼容,而有的时候兼容的确很难,正如现在,电视剧归广电局管,电影归电影局管了。
也有名正言顺明码标价的音像店,那就是位于“东德”的文二西路和丰潭路附近的这一家,现在好像是“月子中心”,大门紧闭,疫情可能也影响了孕情。所谓“东德”就是德迦东区,是相对于“西德”德迦西区而言的。这家店主要是打音乐品牌的,因为杭州但凡有演唱会一类的,那店里都会贴出海报信息,可能也出票吧。
纪录片《排骨》里真实地纪录下了那个年代,店主“排骨”卖碟的小黑屋。
这个店的特色是有一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碟,像王晓棠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批影碟都是在这里淘到的。说白了就是一些国产的老电影,不可能都买都看,但有时对某个演员有兴趣,或看到某篇那个年代的批判文章提到了某些电影,我于是就会淘来一看。这类似的片子有《兵临城下》、《不夜城》、《五更寒》、《逆风千里》等,有的也许也不是八一厂的。还有就是2000年后的一些国产影片,这里也有售,价格是每碟10元,简装的。
八一厂的碟还保留着影片开始前的进行曲和以前那个著名的厂标。那里有不少片子是听说过没见过,因为那都是“文革”前的片子,“文革”十年中基本被禁了,比如大帅哥王心刚的片子,《寂静的山林》、《牧民之子》,都是极少见到的。也有些片子在1964年时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那等于是批《海瑞罢官》时就陪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主要是在文艺领域内,之后再是教育界,所以那一批片子于我来说等于是补课性质的,对于了解中国电影史就又多了一些谈资。
1999年,当刘强东和前妻龚小京在中关村的柜上刻录盗版光碟时,奶茶妹妹才6岁。
这家店跟博库书城和武林路省群艺馆那一家有相似之处,又各有不同,但是这家店的生意,至少一楼的生意还是比较清冷的,二楼好像可以听音碟的,但我从来没有上去过。好多年之后这里变成一家连锁品牌的文印店之后,我倒是上去过,现在成了月子中心,不管开与不开,我都进不去了。
对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不在这里说也要在后面说的,影碟店遍地开花的时候,城西的所有店生意似乎都不错,但是你看看这几年,城西的那一批特色餐饮店,以前晚饭排队是常见的,现在还有哪一家排队的?没有街头的这个店那个店,城市的活力是日渐萎缩的。
地摊经济最发达的时候
丰潭路附近能说的还有一个点是在沁雅花园,在那公交车站附近的的一楼裙楼,也有个卖碟的,准确地说是个什么都卖的店,比如也卖手机套子,甚至也可以充值公交卡。进去也是窄窄的一条,里面就是大的一间,对了,它主营是卖的。
这是人气蛮旺的一个场所,而它的碟片、故事片是放在纸板箱里的,而电视剧则是竖在墙上的,片子也还算是全的,最早我印象中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租片的。不过可能因为地段的原因,它这里的电视剧要卖五元一张,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再往前走几步,到了竞舟路上,那只要4元一碟。
2020年夏天,某些城市秘密地点里,依然有人在淘碟。
沁雅花园这个点为什么值得一说呢?因为它的地下室曾是杭州三联书店的书库。有一阵子我也常去那里淘书,特别是在他们处理库存书的时候,我也会去碰碰运气。实际上买书比买碟要容易多了,因为书一翻基本就知道了内容,而影碟你只能凭封面和你大脑片库里的数据来判断。
当然后来片子买多了也会有买重复的,有的是封套换了,有的译名变了,但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买去还来不及看的,事实上闲置在那里的影碟占了十分之九还多,“书非借不能读”也适用于影碟,但我又不喜欢影碟还借来借去的。有的片子我看过之后判断是要被禁的,这时我会再去买几张来送朋友,比如娄烨的某一部片子。
竞舟路极其重要,这个名字也不错,虽然看不到划船啊捕鱼啊。文三西以南的,当时基本是烧烤的天下,兼有韩国料理和羊蝎子,后来则都是小龙虾的天下。而与我有关的,主要还是文三西和文二西之间的那一段。
有一度,竞舟路和文三西的拐角处开出一家规模颇大的店,一楼是碟,二楼亦是碟,这样的格局一般的人都是懂的。老板是个小伙子,他管收银并照看一楼,他的老妈管二楼。二楼永远比一楼的人多,这大家也都懂的,但二楼也有人少的时候,每每此时我上去时,那老妈就跟上来盯牢我,哪怕是夏天也是这样,这一点连我的后背都能感觉到她目光的锐利,因为店里大概总也有碟片被顺手牵羊的情况发生,由此产生了怀疑一切的心理,但是她把盯小偷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时,我也还是不爽的。
说到影碟,谁家里没有余粮啊,城秘摄影师立刻提供了他的宝藏。 摄影@蓝义
不过话说回来,这家店的片源还是不错的,顾客也多,因为当时城西住的媒体人和广告人比较多。这位大妈有时也会介绍新来的片子,这种时候我就劝自己,一是要宽容,二是要慎言,三是要抓紧时间,这也是碟战的三要素。
有时去那里也只是问一问,某张片子到了没有。比如说《色·戒》虽然在电影院里看过了,但还是想看看足本是什么样的,因为汤唯还是我们杭州出去的嘛,于是老惦记着影碟什么时候出来。这时情报系统都是开放着的,有时今天下午下城区的店到片了,但我没时间过去,那么晚上我肯定要就近收货了,我不想浪费今天晚上,于是就要在转角处上一次楼。
出这一家店,往右走十步,还有一个流动的摊位,那里有一个报刊亭。晚上打烊之后,一个卖电视剧碟片的就把几张碟竖在报刊亭的边沿上,人则是坐在一家好像卖线衫的店里。她如看到我东张西望,便会走出来,身上背一个挎包,片子都在挎包里。
我有时会问一下,陈道明的什么有没有,陈宝国的什么有没有,因为我记不住那些片名,比如什么中国式结婚,中国式离婚,有时会说反了,不知是要结呢还是要离,这要看封套才知道。这种买碟两分钟就搞定了,因为是定点定目标的。而且也不用讨价还价的,因为我报的是一口价:“你找我两块”,这时我递上去的是一张十元,她就知道我是懂的。
贾樟柯曾这样形容:“盗版就像走丢的孩子,你在别人家找到了,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
竞舟路从文三西往文二西走,穿过路口,也是在文二西路跟竞舟路的拐角,那里有一家我很喜欢的店,不是碟店而是书店,店名叫铁驴。当年是很有名的,干干净净的装饰,书的归类也很有讲究,比如日本类的、台湾类的,几本有名的杂志也都有售的。这个老板理个小平头,戴副黑框眼镜,框并不大,显得斯文。店里有一只猫,算是标配,但也不算网红。
这家店还是很有个性的,这个性体现在中午时分。比如我一点左右去的时候,铁驴却是关着门的,只是会在门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大意是“去吃中饭了,马上回来”,但这个“马上”是说不好的。有时我到马路对面的报刊亭去转上一圈再回来,门还是关着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因为那时的外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但晚上去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也有一度,店里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计,也是很文气的,可惜的是你问他什么书他完全答不上来,后来在店里就见不到他了。我在铁驴买过一些书,那一阵子我正在写有关民国文人的文字,看了一些相关的书,包括曹聚仁的书我也是在那里买的。
再后来,铁驴又往西搬了一点,靠近古墩路,搬到紫桂的裙房那一带去了。应该说那里环境更好了,但是我在城西的视力范围也就到古墩路为止了。王维老师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孙老师要说古墩以西无声色。
说起书店,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华星里街上曾有一家叫大涵书店的,几乎就是铁驴的升级版,不过内容更为丰富了。有观影沙龙,大约是每周一次,也售饮料可喝咖啡,墙上还贴有读者的读书心得,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空间,是为孩子和家长免费提供借阅和做作业的。后来我看到杭州图书馆的借书证也可在此店借书,但还书是必须要还到图书馆去的。掌柜也是文文气气的,说话很轻。
华星里街上,已经关门的大涵书店。摄影@肖奕叁
这样的一家店,我每次去散步都想进去看一眼的,它那个书架也有点特点,就是跟放红酒的架子有点相似,不少是做成矩型斜式的,你眼睛正视过去时那书名肯定是斜的。于是我便也要歪头斜视过去方才可以,看久了脖子就酸,不过偶尔酸一酸没坏处。这其中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某一位作家的书都集中放在一个单元了,如海明威的,狄更斯的,林语堂的,而他们谁跟谁做邻居,这就大有讲究,亦可看出店主的内功。如果把木心和龙应台做成连排那就好笑了,木心只能跟陈丹青做邻居。可惜这家店最后还是因房租到期而没有续开下去,现在有两年过去了,那个地方也依然没有新店开出来。
我有时也反省,像我这样的人,说起来也在吃文字饭的,实际上也很少在书店里买书了。买也还是买的,但跟买碟相比,是一比十的关系。当然我也会强调理由,是家里再也没有地方可放书了,包括脑袋里也没办法再扩容改造装个垂直升降机了。然而这些年的城西,无论是碟店还是书店,都已经不能让人满意了,这不是实体不实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我该怪谁呢?
一路向西。我的碟战史还遗漏了什么呢。对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笔,我曾经在文三西路跟紫荆花路交界的“老头儿油爆虾”门口接受了一位深圳碟友的馈赠。
华星路的黄龙云起,处于城西的声色光影里。
他从深圳直接开车到杭州,把一后备箱影碟送给了我,那是他淘了二十多年的影碟。这位老兄也是杭州人,后在深圳工作,他是深圳第一代玩影碟的人。他讲的淘LD大碟的事情,我已经有点不懂了,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已经不懂了。我只知道最皮毛的一点点,比如知道《肖申克的救赎》的另一个名称叫《刺激1995》。
那个年代好刺激,但刺激一多比如说“刺激1997”是哪一本电影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只取一瓢饮。谁也别说你见过大海,你只是在沙滩上见过了那个大海,仅此而已。再说后面可能也没人对此感兴趣了,现在人们都是直接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付费或免费,哪还像我们要满城淘碟。
是的,那是属于我们的感光时代,《感光时代》这是一部杭产电影的名字,编剧和导演都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我的同事老哈米都在片中客串了一把记者,但是这一张影碟却是我远在哈尔滨淘到的。
所以我后来的体会是,淘碟跟谈恋爱是一回事情,该下手时一定要下手,看到封套就要下手。淘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因为你一回头,那个店可能就不在了。正如有一次我在台北街头淘到了老片《笕桥英烈传》,而当隔了一年再走进那个店时,杭州的笕桥还在,中华的英烈也一定还在,但这本影碟却没有了。
你有什么样的淘碟记忆?评论区和我们聊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