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西域秦城
下图是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西域秦城另一方面，高昌国周边都是异质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更重要的是，高昌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在吐鲁番出土过多份高昌国时期记录招待四方使者的官府账单，可见高昌国为沟通东西方各国以及北方游牧汗国的枢纽。5世纪以后，塔里木南沿的鄯善国衰亡，导致西域南道衰落，再加上瓜州至伊吾道的开通，塔里木盆地北道成为中国内地与西方交通的主要道路，高昌的地位愈加重要。因此，高昌国成为了东西方陆上贸易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大量西域商人在高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西域商人以粟特人最多，他们为了便于在高昌从事贸易活动，大量定居高昌，在高昌国的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高昌国也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史书记载，高昌国在通用汉字的同时，也“兼用胡書”，应该为粟特文，教授儒家典籍也常“皆為胡語”。宗教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这里的天神，应为祆教的神灵，来自中亚的祆教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在高昌国十分流行，高昌王室更是笃信佛法。高昌在服饰文化上深受北方
三、黄金时期：麴氏王朝时代（下）
麴伯雅即位的时候，中土已经是大隋天下，华夏重归一统，并有恢复汉武帝盛时之象。尤其是隋炀帝即位以后，积极发展西域经营事务，一方面派裴矩通西域，另一方面御驾亲征吐谷浑，又派兵攻取伊吾，令西域各国望风而降，高昌国也没有例外。由于隋朝早先对突厥实行离间分化策略，到了隋炀帝时期，曾经让麴伯雅望而生畏的宗主国突厥已面目全非。西域的突厥势力由原来强大的突厥西面可汗一分为三，室点密系可汗退到葱岭以西，天山中路为脱离自东突厥的阿波系处罗可汗，天山东部则是从处罗可汗脱离出来的铁勒汗国。在此情况下，麴伯雅有了向隋朝靠拢之势。大业五年（609年），也就是隋炀帝对吐谷浑作战大获全胜的那年，麴伯雅带着世子麴文泰亲自入朝，先是在张掖拜见刚刚凯旋的隋炀帝，后跟随炀帝到隋两京长安、洛阳，次年回国。大业七年（611年），麴伯雅再次来朝，并跟随隋炀帝出征高丽。伯雅因此获得了隋炀帝的好感，炀帝下嫁已入隋宗室的华容公主宇文氏给麴伯雅，伯雅于大业八年（612年）回国。
麴伯雅入隋，不仅获得了隋炀帝的信任和与隋建立和亲关系，他更大的收获是见识了隋朝的典章制度。麴伯雅深感高昌国久居夷狄，华夏风俗已经不再，于是决定在国内实行汉化改革，改革首先从服饰开始。高昌国虽然是以汉人为主体，但长期与汉地隔绝，又长期臣属于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服装上早已被北族所同化，尤其以男性服装更甚，因此伯雅下令“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全国上下改穿汉服。然而，当时盘踞天山东部的铁勒汗国，早先已经迫使高昌国向其臣服，更重要的是，铁勒可汗的衙帐就设在位于高昌正北方、距离高昌都城仅百余里的贪汗山（今博格达山），加上高昌是当时陆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业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成为铁勒的重要财政来源地，铁勒汗国遂十分重视对高昌的控制。所以，麴伯雅虽然已经下旨要求全国实行汉服改革，但出于对宗主国铁勒的畏惧，这些改革措施还是不了了之了。
唐代阎立德《职贡图》中的高昌国使臣，其服装明显为游牧民族的辫发左衽
尽管麴伯雅的汉化改革没能实行，但还是给国内的反对势力提供口实。大概在高昌延和十二年（隋大业九年，613年），高昌国发生政变。关于政变发动人员是何人，史学界存在争议，吴震、孟宪实等学者认为是高昌王室之外的势力，王素则认为是高昌王室内部的势力。不管政变者是谁，总之在政变之中，麴伯雅被迫下台，逃难到西突厥境内，跟随麴伯雅出逃的，有高昌国将军张雄。政变者夺取王位后，改元“义和”，统治时间长达六年。麴伯雅父子与张雄在这六年之中，在西突厥养精蓄锐，以待一朝东山再起。高昌义和六年（唐武德二年，619年），将军张雄在西突厥的支持下，率军包围高昌王城，经过与篡位者的一番激战，张雄的复辟军取胜，义和政权被打倒，麴伯雅重新取得王位。伯雅有感于政权重新光复，遂改元为“重光”，但他决意不再亲政，而由世子麴文泰监国。退居幕后的麴伯雅在四年之后去世，麴文泰正式即位，改元延寿。与父亲麴伯雅的文弱不同，麴文泰是个枭雄人物，在他统治期间，麴氏高昌国一度强盛，但同时也向败亡之路走近，当然这是后话了。
高昌国将军张雄墓出土的仕女俑
高昌国在麴氏王朝时期达到全盛，高昌的国家建制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最终的完善。麴氏高昌王国占有整个吐鲁番盆地，全国建有18座城，设置24个军镇。在官制上模仿中原王朝，最高官职为令尹，相当于宰相，次为交河公和田地公，封地为高昌国的两座重镇交河城和田地城，这三个官职都是由王子担任，历代高昌王在即位前多居于此三官。其下还有左右衛、八長史、五將軍、八司馬、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诸官，都是采取中原汉制。高昌国的国家大事由国王处理，小事则交由太子和交河、田地二公裁夺。在地方各城设户曹、水曹、田曹等各部门，分职处理地方各种事务，同时每城派有司马和侍郎，既代表国王治理、监督地方，两个官职也互相监督。这些官职的设置和制度设计都是有大量参考了中原汉制。在文化制度上，高昌国实行汉文化本位政策，与中原王朝一样，以儒家作为治国思想。史书记载，高昌国王宫的坐室挂着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画像，可见儒家思想对于高昌王治国的重要性。高昌在国内设置官学，招官学子弟，教授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又设有博士官，前文即有提过高昌王麴嘉聘请北魏国子助教刘燮为博士之事，可知高昌国的文化制度与文化建设与内地不殊。史载，高昌国“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又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可谓是华夏汉地在西域的一块飞地。
吐鲁番墓室壁画中的高士图
另一方面，高昌国周边都是异质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更重要的是，高昌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在吐鲁番出土过多份高昌国时期记录招待四方使者的官府账单，可见高昌国为沟通东西方各国以及北方游牧汗国的枢纽。5世纪以后，塔里木南沿的鄯善国衰亡，导致西域南道衰落，再加上瓜州至伊吾道的开通，塔里木盆地北道成为中国内地与西方交通的主要道路，高昌的地位愈加重要。因此，高昌国成为了东西方陆上贸易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大量西域商人在高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西域商人以粟特人最多，他们为了便于在高昌从事贸易活动，大量定居高昌，在高昌国的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高昌国也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史书记载，高昌国在通用汉字的同时，也“兼用胡書”，应该为粟特文，教授儒家典籍也常“皆為胡語”。宗教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这里的天神，应为祆教的神灵，来自中亚的祆教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在高昌国十分流行，高昌王室更是笃信佛法。高昌在服饰文化上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男子“辮髮施之於背”“男子胡服”，女子则“裙襦，頭上作髻”，较多地保留汉族装扮。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来看，高昌国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也有大量的粟特人人口，高昌国还专门设置了“萨薄”官来管理粟特移民，粟特人把高昌称为“支那肯特”，即“秦城”或“中国城”之意。此外，高昌国的居民中，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突厥人、铁勒人、嚈哒人，还有印度人，构成了高昌国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并存的社会。
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胡人俑
高昌国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又有大量粟特商人移居，因此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大贸易中心。近现代以来，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贸易契约与合同，称为“称价钱文书”，重现了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高昌国繁荣的商业活动。来自西亚的金银、鍮石，来自印度的香料，来自北方草原和粟特地区的奴隶、马匹，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都在高昌的市场上聚集，在给唐朝的贡品中，甚至有来自东罗马的哈巴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贸易，大量波斯萨珊银币流入了高昌国，而这些货币的携带者是主导高昌国贸易的粟特商人。萨珊银币的广泛流通，使得它成为了高昌国的主要流通货币，甚至赋税也是征收萨珊银币。优越的地理位置，商业的异常发达，使得高昌国成为中国内地与西域各国贸易的中介者，尤其在麴氏高昌末期，更是成为唐朝与西域贸易的垄断者，史载“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这也为高昌国将来的灭亡埋下隐患。
波斯萨珊银币
四、圣僧与护法王：丝绸之路上的一段佳话
大唐贞观三年（629年）秋天，一位僧人离开唐都长安城，他不顾朝廷禁令，只身前往西方，只为求得佛法真理，他就是玄奘。在经历了在河西的官府追捕和在沙漠的九死一生，玄奘以他惊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抵达了西域第一座绿洲伊吾。其时高昌王麴文泰派有使臣正在伊吾，玄奘在大唐的盛名在此前早已传到了高昌，高昌使臣得知玄奘到达伊吾，便回国把这消息告知麴文泰。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听闻大唐高僧玄奘到来，不禁喜出望外，在收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派上数十人马快马加鞭前往伊吾，迎接玄奘。
玄奘画像
玄奘本计划从伊吾往西北，沿着天山北路西行。面对高昌王的盛情，玄奘备受感动的同时又感到难以推却，遂改变行程，随同高昌使者前往高昌国。玄奘用了六天时间，抵达了高昌国边境。到了第六天，麴文泰听闻玄奘即将到达，彻夜难眠，连夜等候高僧。玄奘在半夜进入高昌王城，麴文泰带着家人和侍从宫女，举着火把浩浩荡荡地出王宫，迎接玄奘入宫。麴文泰特意在宫中的为玄奘安排一座雄伟的阁楼，在阁楼之中挂上宝帐，以接待高僧玄奘。文泰向玄奘顶礼膜拜，向他这位心目中的圣僧表达他由衷的敬意：“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途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他们彻夜长谈，直到天色将晓，麴文泰才离开。高昌王离开时，还吩咐几位宦官服侍玄奘休憩，对玄奘的接待可谓是无微不至。
麴文泰对玄奘如此的隆重款待，除了他本人虔诚的佛教信仰和由衷的对玄奘的崇敬之情，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玄奘留住，让他在高昌广弘佛法，甚至是成为高昌的国师。第二日天一刚亮，麴文泰又带着王妃等亲属来慰问玄奘，赞叹：“弟子思量碛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说着说着便泪流而下。实际上，麴文泰这句话还有言外之意，暗示西行路上艰难险阻，意欲玄奘畏难不进。文泰又指示高昌国高僧、“国统王法师”彖法师劝说玄奘放弃西行，但玄奘不为所动。
麴文泰与玄奘
在高昌停留十多天后，玄奘便要向麴文泰辞行了。麴文泰见彖法师未能劝阻玄奘，遂借此之机亲自挽留他。文泰故意问玄奘：“我先前已派彖法师去咨请法师您，您考虑的如何了？”玄奘回答：“留住实是王恩，但於来心不可。”这已经是在坦白离开的决心。麴文泰说：“朕曾与先王到大国游历，跟随隋炀帝历游东西两京和燕代汾晋之地，见过不少名僧，但没一个是心有所慕的。然而听闻法师之名，我却是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朕迎接法师到此，就是为了让法师终生受我供养，让一国之民皆成为您的弟子。希望法师体察朕的良苦用心，勿要继续西行。”可高昌王这一感情牌和名利诱惑仍不能阻止玄奘的决心，他谢绝麴文泰：“大王的厚意，贫道何德何能接受，我此行不为供养而来，只是有感于本国佛法未周，所以到西方请未闻之旨，我的这一决心只会日日变强，不会中途而止。”麴文泰见数次劝阻未果，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变色攘袂道：“弟子既然有办法安置法师，法师还能自己走吗？法师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留在我国，要么我送法师回长安，法师好好定夺吧。”可玄奘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玄奘此来只为求法，大王若执意挽留，也只能留住我的骨肉，不能留住我的神识。”于是以绝食明志。麴文泰为玄奘增加供养，甚至是每日亲自手捧饭肴为玄奘进食。然而玄奘始终不为所动，整整三天滴水未进。到了第四天，麴文泰感觉玄奘快要奄奄一息了，终于向玄奘稽首道歉，表示：“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
高昌故城内的佛寺遗址
玄奘担心这是麴文泰的诱降之计，要求文泰指日为誓。麴文泰说：“要是真的发誓，不如到佛前更结因缘。”于是和玄奘一道到寺庙的佛像前礼拜，以王母张太妃作证人，两人结拜为兄弟，这也因此成为了后世《西游记》唐僧与太宗结为兄弟的故事源头。麴文泰允许玄奘继续西行，但有一个请求，请求玄奘在求法归来时取道高昌，在高昌留居三年，接受高昌国上下的供养。玄奘为之感动，不仅答应了麴文泰的请求，还决定再停留一个月，为高昌国宣讲《仁王般若经》。麴文泰为玄奘准备了一个可容纳三百余人的大帐，以供他讲法。在每日的讲法之前，麴文泰都会手持香炉，亲自迎接玄奘，还在法座前下跪，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台阶，让玄奘踩踏而上，每日如此，对玄奘真称得上是至诚至极。
在这一个月内，麴文泰也在为玄奘准备西行的一切所需，不仅准备了衣服等日常用品，还准备了黄金百两、银钱三万、丝绸五百匹，可供二十年花费。又为玄奘剃度了四名随行弟子，派遣役夫二十五人，马三十匹。更能体现文泰良苦用心的是，他向玄奘接下来要经过的二十四个国家都写了信，请求他们优待玄奘，尤其是应对他的宗主国西突厥，更是费尽心思，他为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去了丝绸五百匹、果味两车，在给可汗的信中说：“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罗門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馬送出境。”麴文泰为玄奘西行的考虑，不能不说是无微不至。到了玄奘启程的那天，麴文泰带着高昌王城的上下臣民倾城而出，来为这位高僧送行，文泰抱着玄奘痛哭涕零，伤离之声震动郊邑。之后，文泰先让王妃与百姓回城，他和众僧大臣又恭送玄奘十里之远，然后才回都。
高昌故城内的佛寺遗址
十六年后，即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学成回国，他跨过葱岭以后，取道东北，打算履行他当初的诺言，途经高昌国并在那停居三年。然而，到了折道东北的第一站佉沙国（今新疆喀什），玄奘收到了一个宛如晴天霹雳的噩耗：麴文泰身死，高昌国灭亡。未能兑现与义兄的承诺，甚至未能与义兄再次见面，成了玄奘一生中之一大憾事。
五、鹰坠鼠死：高昌王国的灭亡
高昌国为何会灭亡呢？这要从麴文泰的外交国策说起。前文说过，麴氏高昌国扼守陆上交通要道，是东西方贸易商品的集散地，因此成为了隋唐王朝与西域各国贸易的中间人和垄断者。为了维持这一有利地位，麴文泰非常重视与唐朝保持友好的关系。唐武德五年（高昌重光三年，623年），麴文泰刚即位，就遣使向唐朝传达父王去世与自己即位的消息。武德七年（高昌延寿二年，625年），麴文泰向唐朝进贡一对来自东罗马的“拂菻狗”，“拂菻”是隋唐中国对东罗马的称呼，“拂菻狗”即是哈巴狗。贞观四年（高昌延寿七年，630年），麴文泰又遣使入唐来朝，他继娶的王妃华容公主宇文氏请求加入唐朝皇室，唐太宗赐她李姓，封为常乐公主。麴文泰在唐朝面前表现的忠诚获得了唐廷的信任，唐朝授予了高昌国“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的权力，让它成为大唐在西域的耳目。
然而，麴文泰并非向唐王朝一边倒，他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继承了先王对突厥的臣属关系，当时统治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为了加强对各属国的控制，授予各国国王“颉利发”的官衔，向各国派遣官员，征收赋税。麴文泰也接受了“颉利发”的官号，并把它铸在高昌国发行的铜钱上。同时，麴文泰与统叶护可汗建立姻亲关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统叶护可汗的长子呾度设。麴文泰的种种措施，目的是把西突厥作为保护伞和靠山，更好地巩固高昌的商业垄断地位和在西域东部的霸权。
麴文泰在位时期发行的带有“高昌吉利”字模的铜钱
麴氏高昌国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左右逢源，在丝绸之路上大发横财，这种局面到了贞观六年（高昌延寿七年，632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高昌西邻的焉耆国苦于与唐朝的贸易受高昌国的垄断，想和唐朝建立直接的联系，遂向唐朝请求开通焉耆直达唐境的大碛路，试图绕开高昌。焉耆的这一请求触犯了高昌的利益，麴文泰派兵袭击焉耆，大掠而去。也是在这一年，唐朝把贞观四年内附的伊吾所设的羁縻州西伊州，改名为伊州，这意味着唐朝把伊吾从羁縻州变成了直辖的正州，在西域东部建立起直接统治。唐朝这一措施令麴文泰十分不安，对他而言，现在是直接与唐为邻，这不仅威胁了他在西域东部的霸权地位，甚至有被唐吞并的危险。所以，他加强了与西突厥的联系，而加大对唐朝的戒备和敌意。
之后，麴文泰联合西突厥攻打伊州，与唐朝爆发了正面的冲突。唐太宗对高昌给以严厉的谴责，要求麴文泰派遣他的重臣突厥人阿史那矩来唐谢罪。此时的麴文泰已经不担心和唐朝翻脸的问题，他不听太宗的命令，派遣了长史麴雍入唐。麴文泰的态度令太宗十分愤怒。东突厥灭亡后，突厥境内大量汉人逃往高昌，太宗要求麴文泰把这些人遣送回唐，麴文泰违抗旨意，匿而不遣。文泰对唐朝越发傲慢无礼，甚至停止了朝贡。太宗派使者到高昌质问麴文泰，文泰竟傲慢地说：“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对唐太宗来说，麴文泰这话是对他的天下华夷体制的挑衅，这是令他不能接受的。更有甚者，文泰竟派使者到漠北的薛延陀，怂恿薛延陀可汗与唐分庭抗礼：“旣自為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不仅公开与唐朝叫板，还欲拉拢盟友孤立唐朝。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之下，高昌国与唐的兵戎相见，只是时间问题。
唐高昌之战前的局势图
导火索在贞观十三年（高昌延寿十四年，639年）终于点燃了。这一年，麴文泰与西突厥联合袭击焉耆，攻破焉耆三座城池，掳掠了不少人口，焉耆王向唐朝申诉。太宗派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高昌质问，历数高昌王以往的无礼之言，并正式向高昌宣战：“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曾经被高昌怂恿的薛延陀明确表态支持唐朝，表示愿意发兵为唐军作向导。此时的唐朝，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之后，太宗为麴文泰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文泰入朝请罪。麴文泰已经铁了心与唐为敌，以身患疾病为由推脱，于是太宗决定出动最后一击。十二月，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以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为副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率领唐朝正规军以及突厥、铁勒的部落骑兵总共数万兵力，向高昌进军。
贞观十四年（高昌延寿十五年，640年），唐朝进军的消息传到了高昌宫廷。但麴文泰对此的态度却是十分乐观，他认为高昌占据地理上的优势，又有西突厥作为后盾，在战争中肯定也是占据上风。当时，高昌与唐之间确实隔着八百里的莫贺延碛，这是一片曾经让玄奘也险些命陨于此的死亡之海。另外，高昌王城的城防十分坚固，城设三重，城墙崔巍高耸，外面还有护城河，的确是易守难攻之地。此外，麴文泰曾给西突厥的欲谷设给以厚礼，相约如若有刀兵之事则互为表里。有这三重保障，再加上对唐朝兵力的轻视，麴文泰认为此战的胜算是十拿九稳。他满怀信心地对身边大臣说：“唐离我们七千里，大沙碛就有两千里，地无水草，大军根本不能渡过。况且我曾入唐境朝觐，看见秦陇之北萧条一片，非隋时可比，发兵多会军粮不继。加上要跨过沙漠，即使兵临城下，也是强弩之末，我们只需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他的所料。唐军这次行军以轻骑兵见长，快速渡过了沙漠，西突厥欲谷设闻讯，率部下西撤，早已把高昌抛下。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麴文泰惊慌失措，惊恐之下发病而死。
高昌故城俯瞰，虽历经千年，城体的巍峨雄伟仍在
麴文泰死，其子麴智盛临危受命，即高昌王位。可面对唐军的逼近，这位新王也是手足无措。其时唐军已至高昌国东部的柳谷（今新疆吐鲁番鲁克沁），准备进攻高昌的东部重镇田地城。侯君集派契苾何力为前锋，打头阵攻田地城，不敌，侯君集率领唐军主力于后攻上，攻破田地城，俘虏男女七千。麴智盛惊恐万分，写信给侯君集求饶：“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震墜厥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然而侯君集并不给他机会，他给智盛下最后通牒：“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智盛犹豫不决，迟迟不降，侯君集遂下令攻城。面对高昌王城的城坚池深，唐军动用了冲车、抛车等攻城器械，又建造十丈之高的巢车，可以俯瞰城中。抛车投掷的飞石、城外唐军发射的箭矢，在高昌城内如大雨般落下，城中人都躲在室内不敢外出。在唐军如此急攻之下，麴智盛感到窘迫万分，下令开城投降。接下来，侯君集攻下了高昌的其它城池，总共三郡、五县、二十二城，高昌全境被唐朝攻占，历经数百年的高昌王国宣告灭亡。
唐朝取缔高昌国后，在高昌设立西昌州，实行高度自治的羁縻政治。但唐太宗的最终目的是要在高昌建立起直接统治，以作为进一步攻略西域的桥头堡。在与魏征等大臣经过一番争论后，太宗力排众议，决定高昌建立正州县，改西昌州为西州，高昌从此迎来了唐朝的州县时期。但高昌并没有因为高昌王国的灭亡而衰落，在唐朝百余年的州县管理下，它继续发挥着在丝绸之路上的地理优势，保持着商业枢纽的贸易地位，甚至比起高昌国时期更为繁荣。之后又成为西州回鹘王国的都城，仍持续了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吐鲁番唐朝州县时期的仕女绢画
参考文献
《汉书》《后汉书》《晋书》《十六国春秋》《魏书》《北史》《梁书》《隋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
王素《高昌史稿》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孟凡人《北庭和高昌研究》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荣新江、张志清、华澜主编《粟特人在中国》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陈爱峰《世界文化遗产：高昌故城》
王欣《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
（芝兰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