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健涉嫌传销罪，冤狱归来难适应社会

权健涉嫌传销罪，冤狱归来难适应社会2010年被改判无罪的河南商丘人赵作海，在狱中待了11年，获得65万国家赔偿。出狱后，赵作海给儿子盖房、办喜酒花去16万，后又被儿子取走14万。2011年，他和妻子李素兰陷入宁夏的一个“西部大开发国家秘密项目”传销骗局，投入17.5万。赵作海认为这是“资本运作”，深信“一两年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300多万的回报”。如果说黄家光的悲剧在于不会理财、坐吃山空和赌博，赵作海、陈满则是陷于各路诈骗传销。归来被骗，似乎渐渐成为一个逃不掉连锁效应，令当事人亲属和那些为冤案平反而付出了大量艰辛努力的人士倍感痛心。从保健品到维卡币，各路传销让你无处可逃“百万富翁”黄家光沦为偷牛贼，并不突然。2014年拿到160万赔偿款后，黄家光戴上金戒指、金项链，抽中华、芙蓉王，出手大方。2015年出42万给大哥盖房，将剩下100多万存入银行，2016年黄家光娶妻，他本打算搞养猪，但没坚持下去，却出资14万入股一家

记者|陈龙 编辑|李克难

2018年12月，海口市秀英公安分局抓获三名偷牛者，其中一人的身份令人们大吃一惊。他是曾经冤狱获得平反的黄家光。

因为一起械斗命案，黄家光于2000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2014年海南高院再审宣判无罪，获赔160余万人民币。4年时间里，他盖房、娶妻、造果园、开农庄，但很快投资失败花光了赔偿款，竟落得三次偷窃农民耕牛被抓的境地。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并落实国家赔偿的力度加大，越来越多冤狱多年的错案获得平反，受害者也获得了数目可观的国家赔偿。但由于多年来深陷牢狱，与外面飞速发展的社会相隔绝，其中一些冤狱归来者出狱获赔后很快便身陷诈骗、传销等泥潭，将牢狱生涯“换来”的赔偿款赔得精光，有的至今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归来被骗，似乎渐渐成为一个逃不掉连锁效应，令当事人亲属和那些为冤案平反而付出了大量艰辛努力的人士倍感痛心。

从保健品到维卡币，各路传销让你无处可逃

“百万富翁”黄家光沦为偷牛贼，并不突然。2014年拿到160万赔偿款后，黄家光戴上金戒指、金项链，抽中华、芙蓉王，出手大方。2015年出42万给大哥盖房，将剩下100多万存入银行，2016年黄家光娶妻，他本打算搞养猪，但没坚持下去，却出资14万入股一家农庄，又在另一家农场投资20万种植了500棵柠檬……这些投资没给他带来收益，他把剩下的50万交给一位发小托管。但黄家光不会理财，又逐渐染上麻将赌博，花光钱后，便干起偷牛勾当。

如果说黄家光的悲剧在于不会理财、坐吃山空和赌博，赵作海、陈满则是陷于各路诈骗传销。

2010年被改判无罪的河南商丘人赵作海，在狱中待了11年，获得65万国家赔偿。出狱后，赵作海给儿子盖房、办喜酒花去16万，后又被儿子取走14万。2011年，他和妻子李素兰陷入宁夏的一个“西部大开发国家秘密项目”传销骗局，投入17.5万。赵作海认为这是“资本运作”，深信“一两年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300多万的回报”。

由于赵作海的名声，公安系统很快介入，打掉了这个传销组织，但赵作海的钱无法收回。随后，他又入股一家投资公司，公司老板很快跑路，赵作海落得血本无归。前去维权时，因和保安发生冲突，他晕倒在地。此后，他去做环卫工，又去法院当抄水表员，一个月领1800元工资。剩下不到1/3的钱，他们又投入到放贷和权健保健品上。。

2018年12月，随着丁香医生的一篇揭露文章，保健品传销帝国“权健”迅疾落入舆论讨伐的暴风骤雨。记者孙旭阳撰文回顾了赵作海陷入传销的见闻。2014年，孙旭阳去商丘做回顾采访，发现赵作海夫妇还没要回上一家投资担保公司的40万，便迅速投入数万，成了权健商丘区的“总代理商”。他们穿着据称有辐射治疗作用的内增高鞋垫“骨正基”，喝权健的饮料治疗高血压，吃权健的牡蛎粉、阿胶，睡保健床垫……还热心邀请记者一起去听权健的直销体系宣讲课，希望带着记者一起发财致富。他们被告知，体系里“最顶级的人才住的是5000万元的别墅，里面一个浴缸都价值200万元。”

直到12月底，赵作海家里还摆满权健产品，对前去探望的记者推销，“我心跳快的时候，吃啥药都不行，就是一颗权健的保健品吃下去，半小时就能好。”

权健华东国际会议中心

1992年海口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四川绵竹青年陈满被认定为凶手，1999年二审被判死缓；2016年，海南高院公开再审，宣判陈满无罪。3个月后，坐牢近24年的陈满拿到了275万国家赔偿。

2016年出狱后不久，陈满陷入了虚拟货币维卡币传销骗局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亲属发现，他注册了6个维卡币账号，投资了100多万。维卡币号称第二代比特币，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发展下线和“提成”，不同公司有五到八个级别的会员制。四川则被称为“比特币挖矿聚集地”。陈满告诉朋友，他投入100万，一年后能赚900万……事情曝光后，警方赶到涉事科技公司，当事人早已关门跑路。

出狱后，陈满参加了一个成都的EMBA“总裁班”，据称一节课学费1000块。亲属们觉得，就是从那时起，陈满变了，他每天回到家中，嘴里谈的都是投资、创业。说起投资，他能讲“二八定律”，即全部市场投资者中，八成人是亏的，只有二成人是赚的。“为什么会在投资过程中，只有20%的聪明人赚钱，因为他们抓住了商机，懂得怎么做，我就要做那20%的人。”“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思维，常规的观点来看特殊的时期，特殊阶段的情况。”

在维卡币的圈子里，传销头目总是在群里宣传，“这是著名的陈满先生”，动辄以“我们这些家人”相称呼。他对记者讲述，维卡币推销员只讲了一个小时，他就投资了40多万元。一位纪实摄影师跟拍了陈满一年，记录下了维卡币传销现场的宣讲。

直到6个维卡币账号都无法提现，涉事公司失去踪影，他依然信誓旦旦，“放心，我不会上当的。我稳得很，心里有数！”当为他洗脱冤情的律师王万琼、徐昕火速前去劝说，陈满听不进去律师和亲友的话，反而觉得大家都没有远见，不理解他。自己在做的生意，怕被质问，有时还让母亲接电话打掩护。

后来，陈满继续陷入保健品“一吃黑”的传销，给母亲吃各种保健品，逢人便说母亲吃了以后睡眠变好。身边朋友多次提醒，他却总说，“我知道，我不会成为赵作海的。”但骗局似乎套牢了他。虽然轻易不和亲友谈他的事业，但还是有朋友发现，陈满也购买了权健产品，逢人便夸权健好。如今，他的赔偿款已所剩不多。

淳朴的野心，无穷的骗局

陈满成长于军转干部家庭，家里三个兄弟身上都带着文艺细胞。陈满爱听交响乐，两个哥哥爱画画、写诗。被捕前，28岁的陈满渴望做一番大事。坐牢24年后，他依然不改当年志向，希望成就一番大事业。

2016年改判无罪那天，王万琼和陈满连夜回四川。在飞机上，陈满就兴奋地说起自己的投资创业计划。“我说，天呐，你都关了23年，怎么还满脑子都想这些东西。”王万琼回忆，“我当时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出狱后，陈满的父亲说他，“看别人家里都过得很好，而我们家甚至还不如以前，他着急想尽快改变家里的现状，跟两个哥哥说着说着就容易起争执。”

今年，陈满已经55岁，未婚。他曾去相过亲，但只感到尴尬。和他同龄的人，有些早发了财，看不上他手里的几百万；还有的已经带了孙子。“我当年也不比他们差。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一个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干嘛还要过这种平凡平庸的日子？”陈满始终觉得失落，事业成功，成了他丢不掉的一块心病。

早在监狱里的时候，陈满母亲就定期给陈满寄马云、史玉柱、比尔·盖茨、李嘉诚一类的书籍。直到出狱后，他还坚持订阅《商界》和《企业管理》，购买诸子百家、《史记》、《易经》等国学经典。

"沉冤昭雪"的陈满与84岁的老母亲相拥而泣

出狱后，陈满希望买奔驰宝马，被律师劝住，买了辆30多万的车。律师本来打算帮他在成都买一套房，但还没来得及启动，他就已经入了局，被“总裁班”的一群人玩得团团转。

“他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想有所作为，不想过平庸的人生，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心里，要把过去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别人一天的时间，他要变成两天、三天。”王万琼说，陈满本质上其实是个淳朴、理想主义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都很容易落入传销骗局，更不要说他这样做了20多年牢的人。”

出狱半年后，陈满80多岁的父亲去世。与陈满关系要好的大嫂说，“父亲临终前就多次跟他说，不能经商。他还是忘了。”之后，陈满一直跟着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没有停止各种投资生意。

早在2017年陷入维卡币时，王万琼、徐昕等三人在成都苦苦劝了陈满一下午。当时，陈满似乎有所觉悟和动摇，使用那部专门的手机，当场给他的上线打电话。律师提出，能不能和对方面对面沟通一下，陈满不同意。对方在电话里又继续对他洗脑。

“这帮人非常厉害。”三位律师努力多年，帮助陈满跨过司法火海，洗脱冤狱，却在这个下午，败在传销骗子手下。

黄家光偷牛事件发生后，有记者再次联系陈满，他至今不承认自己的投资策略有误，甚至表示还有更大的计划。

穿越到”未来“

背景为1920年代的德语电视剧《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开头，坐牢四年的主人公毕伯科夫走出监狱大门，被四周尖锐的噪音刺激得脑颅欲裂，本能地转身回去；走在大街上，他被汽车、餐厅用餐、高楼惊得头晕目眩，满头大汗，瘫倒在地……随后几年，毕伯科夫被愚弄、诱骗，走在受挫、绝望和重回邪路的边缘。

没有自由支撑的监狱时间，是凝固、扭曲的。牢狱者的社会认知也因此被紧锁、退化。出狱时，陈满已经52岁。他终于能与年迈的父母坐在一起吃饭，父亲说，儿子“睡眠不好，起得早。向来温和的脾气变得急躁了。”

多个律师接力完成了陈满案的平反辩护，其中王万琼律师是核心律师之一，五年里，她一直与陈满保持着联系，并以陈满案为对象，撰写了博士论文。

由于与世隔绝太久，冤狱归来者的判断力、思维方式、人际相处模式都深受影响。“不要说20年，就是5年，我们也会发现社会变化很快。”王万琼说，90年代初陈满入狱时，当时还用传呼机，24年后，手机已经进入智能时代，自拍、微信、二维码，这些新事物犹如猛兽袭来。

“他从90年代穿越到了2010年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王万琼说，出狱后，牢狱者一般会陷入一种惶恐状态，“突然就被丢到一个很陌生的世界中，周围的东西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多年的封闭环境中，牢狱者的认知能力、智力、情感发育，人际交往都会退化，“可能还不如小孩”。

对于赔偿款管理和个人投资行为，律师也无法控制。“作为律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是个成年人，我们不可能去管他的财产。我们如果去指手画脚，可能会遭到非议，别人会有想法。”但陈满的200多万，不断输入给各种成功学投资、传销、类传销，至今已所剩无几。“这个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但是没有办法。”

冤狱获赔者仍需各方扶助

冤狱归来被骗，并非不可摆脱的魔咒。因杀妻案蒙冤入狱的罗开友获赔147万后，做了详细投资规划；因奸杀案入狱10年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各获赔110余万，做上了小生意；因投毒案蒙冤17年的云南保姆钱仁凤获赔172万，将钱存入银行，“超过1万元的支出，都会给侄儿和律师评估。”

性格、家族环境等，导致每个冤狱归来者的情况不一样。“钱仁凤入狱时才17岁，坐牢时间也不长，还年轻。一般人也许没有太大野心，安安分分地买个房、结个婚，搞点投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正常的小日子。”王万琼说，“但陈满雄心勃勃，不切实际。他关久了以后，形成的那些观念，没法回到现实中来。有时候跟你说话，就像做梦一样”。

与一般的刑满释放人员相比，平冤者因为平反而重新获得社会肯定，有更大的动力迅速改善自己的生活，追回逝去的时光，同时又怀揣赔偿巨款，更容易成为诈骗团体的目标。

王万琼认为，冤狱者获得平反和赔偿后，民政部门应当承担起责任，联合卫生部门对他们做一些心理辅导，并联合社区，做日常性的监管工作，比如社会知识、劳动技能、理财培训。而对受冤者的赔偿款，也可以做委托监管，防止落入骗子的口袋。“由民政部门托管，比如大宗的开支，须经过监护人或直系近亲签字，甚至请律师参与。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最重要的是，冤狱归来者的救助机制，应当进入立法，即在《国家赔偿法》中予以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的话，师出无名，谁敢去做这个事呢？反而可能会引发一些质疑。”王万琼说，赔偿法不太可能做非常细化的规定，但可以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一些细化的规定和设计。但首先，需要法律上的确立。”

1月7日，遭遇25年多牢狱的刘忠林获得创纪录的460万国家赔偿。除了向帮助过他的律师、媒体表示感谢外，也一再表示“大家放心，不会做第二个陈满、赵作海”。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周刊】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