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严打：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

1980年代的严打：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拴，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

严打， 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连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改革开放以来，共有四次严打活动。1983年由邓小平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本文作者张贵丁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54集团军一名连长，率部参加了1983年全国范围开展的严打，退役后撰文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纸电报召回部队，匆匆赶回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连队通信员张付申在火车站口接我，他告诉我无须再回营区，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豫晋交界处的某市郊外。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翻开记事本对我说：连队要参加今夜统一时间开始的“严打”行动，在市区西北部3个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内执行抓捕任务，何时行动要等统一的号令。指导员还告诉我，连队是晚饭前用遮了篷布的卡车运送到这儿来的，晚餐吃面包喝水。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来，改革开放就是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还有倒爷、交谊舞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些事儿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点乱，而流氓寻衅、盗窃抢劫等事端渐多，则让百姓颇有怨言，甚至质疑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邓小平老人家自然会有些举措 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严打。按当时的说法：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而且要“从重从快”。

行动之前，全部人员被编成30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公安机关已经事先拟好了抓捕名单。

因为抓捕行动呈网状，各小组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所以连排长们都被分在了小组。我和三班长李标、片警老张、居委会余主任（女）编成一个组，负责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个“坏人”。这些坏人现在看来大都是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国，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拴，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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