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一样吗？史记的一体两面
史记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一样吗？史记的一体两面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唐代正式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并且特别强调了古文运动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呈衰弱之势，韩愈面对当时的形势，借提倡古文以复兴儒学，他“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同时的柳宗元也推崇文章应当“峻如马迁”，“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于是古文大家的提倡使得《史记》成为了文章家学习的榜样。对此，张新科教授说：“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的类型、文章的章法结构、创作风格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古文家逐渐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从《史记》的经典化历程来看，唐以前重视《史记》，主要还是从史学角度来着眼的，而古文运动向《史记》学习，则着重突出了《史记》的辞章之美，把人们的目光由史学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方铭 冯茂民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2022年10月26日(15版）
《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传”是解经的“经学文体”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为了让读者对史实和义理的理解更加“深切著明”，因此，会把史实的考索、义理的阐释、辞章的敷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史记》有意复制经传文体的书写策略，因此，虽然是“通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在描述《史记》在历史与文学领域的双重影响。
客观地说，当初司马迁却并非有意为今日之“文学”，也并非“为史而作史”，司马迁有更高的追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他的书写目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明确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司马氏世典周史”，有着深深的史官使命感。司马迁《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以孔子为法，继承《春秋》之意，探索天人际遇与古今之变，能成一家之言。同时这也就使《史记》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具有了史学、文学等多重影响。《史记》成书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其史学性、文学性在历朝历代不断受到关注。现在，《史记》成为史学经典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而其文学发展历程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这一探索不仅对于了解《史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却是一项庞杂的工程。张新科教授不惮其烦，著成《〈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史记》能够成为文学经典，本质上是由其文学特性决定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所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司马迁以孔子为效法对象，必然会对文辞极为看重，也必然会广泛学习前代经典，注重《史记》的文学表达。显然，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又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中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这些都说明了《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性及其价值。
在今天看来，由于《史记》本身性质的复杂性，即《史记》既是继承经学的，又是史学的、文学的，这就使得《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变得复杂而又漫长。如果要清晰地描述这一过程，不仅要涉及到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各方面，而且还要关注到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文学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等基本层次。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读者对《史记》文学特征、文学价值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起步，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原因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宋元时期《史记》文学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清时期则更加巩固。”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特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鲜明的思想性，即深刻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典型化、个性化；深入人物内心，把握人物整个灵魂，适当进行合理想象，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美感效应。”《〈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包括《史记》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接受、汉魏六朝文学经典化的起步、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元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变、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加强、当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时代、海外《史记》文学研究对经典建构的作用等十章，内容脉络分明，可以说已基本上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精彩论述更是随处可见。
司马迁作《史记》是建立在史实记录基础上的，所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是对于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事件，尤其是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还是给予了特别关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为了刻画这些非常之人的丰满形象及其特异事迹，司马迁难免对一些残缺事件进行了合理的假设与想象，因而也就给《史记》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扬雄《法言·君子》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当然也“爱义”，但被认为与孔子的“多爱”不同，似乎“爱奇”超越了“爱义”，谯周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刘勰说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对于这种“爱奇”倾向，张新科教授则认为：“奇人奇才，给《史记》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史记》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并分析说：“就司马迁来说，他也是一个奇人，身负奇耻大辱，仍然发愤著书，顽强不屈。时代毁灭了他，也玉成了他，使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正是由于自己也是个奇人，所以，对那些奇人奇才也就特别看重，这是司马迁的审美观产生的最主要的土壤。”这显然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张新科教授认为，司马迁的爱奇倾向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并且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屈赋的浪漫色彩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史记》则是在现实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几分浪漫色彩。这种爱奇倾向，并非虚无缥缈，超脱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唐代正式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并且特别强调了古文运动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呈衰弱之势，韩愈面对当时的形势，借提倡古文以复兴儒学，他“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同时的柳宗元也推崇文章应当“峻如马迁”，“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于是古文大家的提倡使得《史记》成为了文章家学习的榜样。对此，张新科教授说：“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的类型、文章的章法结构、创作风格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古文家逐渐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从《史记》的经典化历程来看，唐以前重视《史记》，主要还是从史学角度来着眼的，而古文运动向《史记》学习，则着重突出了《史记》的辞章之美，把人们的目光由史学正式转移到了今日之“文学”。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内容主要是对史籍、散文、诗、词、小说等进行评点。在明代，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产生了大量针对《史记》的评点作品。如杨慎的《史记题评》、钟惺的《钟伯敬评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等。同时也出现了汇集众家评论于一编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等。此时，通过评点，《史记》的文学性被最大程度展现了出来。如明代茅坤在《茅鹿门集》卷三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 ；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面对这一现象，张新科教授指出：“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评点之于《史记》文本，具有解密的作用。《史记》作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评点者独具慧眼，挖掘宝藏，扩大了文本的内涵。”“《史记》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词语，既促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史记》作品的广泛传播。这些理论词语如‘风神’‘精神’‘神理’‘境界’‘雄奇’‘疏宕’‘悠远’‘古劲’‘幽窅’‘闳深’‘壮丽’等，都为后代的古文理论家提供了借鉴。”这些分析与论断简明扼要，无论从文学理论角度还是文学史的角度都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辞章特性的认识。
张新科教授是《史记》研究大家，有多种《史记》研究著作问世，如《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学概论》等，这部新著比之过去的著作，更是具有集大成和里程碑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张新科教授立足于整个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下来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路程进行梳理，他特别注意到，“《史记》的文学特性是建立在历史特性之上的”，强调“研究《史记》的文学特征时，必须将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文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如唐代重视修史，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奠定的重要时期，“从唐代的文化背景来看，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由于《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它的文学地位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又如为何会在清代出现《史记》文学阐释的高潮，作者分析说：“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来看，统治者为了加强修史工作，钦定前代的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放在史部最前面。这种做法，虽是着眼于历史，但同样对《史记》文学地位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史记》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从清代学术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以免遭祸，于是，考证、细读点评《史记》蔚然成风”“另外，清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这些概括与论述显然是切合时代背景的，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张新科教授的这部著作既是在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梳理，也是在对《史记》的文学风貌进行还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逐渐构筑起分科视野下的学术体系，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有了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构筑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背景下进行的，难免带上一些水土不服的色彩。目前我们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对文学有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切实的了解，需要梳理与还原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其实，在西方文学观念与分科理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学就一直存在着，并且很好地发展着，具有自己的发展路向与特点。在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史记》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张新科教授的这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乃至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张新科 著
ISBN：978-7-5203-7321-0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定价：14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梳理《史记》文学资料和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史记》为什么能“越界”成为文学经典为问题，系统勾勒《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展现从汉代至当代不同时期、不同读者对《史记》文学的阐释和接受情况，并且探讨经典化背后的政治、文化等原因。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中外《史记》文学阐释史、审美效果史、经典影响史的综合研究一步认识了《史记》的文学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的不朽地位，深化了《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揭示了《史记》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深究了文学与史学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史记》文学传播以及读者接受的探讨，挖掘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审美观念；通过对《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和途径的探讨，为今天的文学创作和史书编纂提供借鉴而启发当代作家创作出被读者接受的具有生命力的传记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张新科，1959年生，陕西眉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赋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等。主持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已出版《<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刚刚开通视频号，
我们将不定期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