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时将爱终结：废名:爱你在光年以前

日落时将爱终结：废名:爱你在光年以前03 废名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乡村，他常常以自己的故乡——中国中部乡村为背景，讲述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民情，在徐缓的抒情旋律中展示乡民村姑、学童老妪的平凡故事。这里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超然的心平气和的观察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没有自己的爱憎与忧虑，只不过是他把过滤了的喜怒哀乐轻轻溶入了景物风习和人物的命运之中。02作品风格 废名的小说多以他的故乡（湖北黄梅）为背景，故事情节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他所写的人物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但却有着美好的心灵。

人物简介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1926年8月开始用笔名废名。语丝社成员，现代小说家。

冯文炳出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十五岁到武昌上师范，后当小学教师。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英文系本科，1929年毕业，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国文系讲师。自1922年起，冯文炳先后发表《长日》、《讲究的信封》、《柚子》、《少年阮仁的失踪》等短篇小说。1924年语丝社成立后，成为语丝社的成员，并在《语丝》上发表《竹林的故事》等作品，第一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于1925年10月出版。

1928年－193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桃园》、《枣》，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并与冯至、梁遇春合办杂志《骆驼草》，1932年创作长篇《桥》。1937年北平沦陷，冯文炳回故乡避难，在家乡任中小学教师，这段经历他后来写入未完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大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任教授，1967年病逝于长春。他和周作人交谊甚厚，出版的著作几乎都由周作人包写序文，是资深的京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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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风格

废名的小说多以他的故乡（湖北黄梅）为背景，故事情节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他所写的人物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但却有着美好的心灵。

废名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乡村，他常常以自己的故乡——中国中部乡村为背景，讲述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民情，在徐缓的抒情旋律中展示乡民村姑、学童老妪的平凡故事。这里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超然的心平气和的观察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没有自己的爱憎与忧虑，只不过是他把过滤了的喜怒哀乐轻轻溶入了景物风习和人物的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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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沈从文曾准确地概括了废名小说这一特点：“冯文炳君所显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暗，这些灵魂，依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废名小说的故事特点，那就是虽然平淡，却淡而有味。

废名笔下的人物多是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乡间翁媪、学童村姑，他似乎特别专注于人物内心光明美好的一面。他塑造了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儿童 。在平凡的人生中闪现善良人性皎洁的光辉。废名“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在小人物点点滴滴的庸常人生中展示她们的美好内心。

废名的小说一向以难懂著称，要读懂废名，必须了解他的美学趣味与美学追求。他自己说，“就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那是很显然的”。总括起来说就是淡化情节，痴迷于唐诗般意境与兴味；弱化题材的社会意义，倾心于展示人物面对逆境时的从容淡泊；平和冲淡的外衣下是禅悟般的超脱。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尤其致力于乡间儿女情态的描写，透露出一种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

补充：

诗化小说的特征：小说叙述语言的平淡和缺少戏剧性，就是在还原生活本身的平淡，无奈。缺少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更多呈现出一种淡泊的哀愁。强烈的抒情、意境、氛围、情调的诗意营造，语言和结构的诗味编织，均体现了诗化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诗性特质，而诗化小说的诗性主要来自小说家对于理想的人性和理想的生存境界的追求。

——。菱荡。

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湾，潺潺流过。这里离城才是真近，中间就只有河，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竹林里一条小路，城上也窥得见，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陶家村人出来挑水。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

陶家村过桥的地方有一座石塔，名叫洗手塔。人说，当初是没有桥的，往来要“摆渡”。摆渡者，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筏载行人过河。一位姓张的老汉，专在这里摆渡过日，头发白得像银丝。一天，何仙姑下凡来，度老汉升天，老汉道：“我不去。城里人如何下乡？乡下人如何进城？”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清早起来，河有桥，桥头有塔。何仙姑一夜修了桥。修了桥洗一洗手，成洗手塔。这个故事，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他说，“张老头子摆渡，不是要渡钱吗？”摆渡依然要人家给钱他，同聋子“打长工”是一样，所以决不能升天。

塔不高，一棵大枫树高高的在塔之上，远路行人总要歇住乘一乘阴。坐在树下，菱荡圩一眼看得见，——看见的也仅仅只有菱荡圩的天地了，坝外一重山，两重山，虽知道隔得不近，但树林是山腰。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蓝〔篮〕的形状，花蓝〔篮〕里却没有装一朵花，从底绿起，——若是荞麦或油菜花开的时候，那又尽是花了。稻田自然一望而知，另外树林子堆的许多球，那怕城里人时常跑到菱荡圩来玩，也不能一一说出，那是村，那是园，或者水塘四围栽了树。坝上的树叫菱荡圩的天比地更来得小，除了陶家村以及陶家村对面的一个小庙，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那个小庙，从这边望去，露出一幅白墙，虽是深藏也逃不了是一个小庙。到了晚半天，这一块儿首先没有太阳，树色格外深。有人想，这庙大概是村庙，因为那么小，实在同牠背后山腰里的水竹寺差不多大小，不过水竹寺的林子是远山上的竹林罢了。城里人有终其身没有向陶家村人问过这庙者，终其身也没有再见过这么白的墙。

陶家村门口的田十年九不收谷的，本来也就不打算种谷，太低，四季有水，收谷是意外的丰年。（按，陶家村的丰年是岁旱。）水草连着菖蒲，菖蒲长到坝脚，树阴遮得这一片草叫人无风自凉。陶家村的牛在这坝脚下放，城里的驴子也在这坝脚下放。人又喜欢伸开他的手脚躺在这里闭眼向天。环着这水田的一条沙路环过菱荡。

菱荡圩是以这个菱荡得名。

菱荡属陶家村，周围常青树的矮林，密得很。走在坝上，望见白水的一角。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两个通口，一个连菜园。陈聋子种的几畦园也在这里。

菱荡的深，陶家村的二老爹知道，二老爹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说，道光十九年，剩了他们的菱荡没有成干土，但也快要见底了。网起来的大小鱼真不少，鲤鱼大的有二十斤。这回陶家村可热闹，六城的人来看，洗手塔上是人，荡当中人挤人，树都挤得稀疏了。

菱叶差池了水面，约半荡，余则是白水。太阳当顶时，林茂无鸟声，过路人不见水的过去。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偏头，或者看见一人钓鱼，钓鱼的只看他的一根线。一声不响的你又走出来了。好比是进城去，到了街上你还是菱荡的过客。

这样的人，总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深的，碧蓝的，绿的，又是那么圆。

城里人并不以为菱荡是陶家村的，是陈聋子的。大家都熟识这个聋子，喜欢他，打趣他，尤其是那般洗衣的女人，——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渴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这才被他们搅动了。太阳落山以及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坝上也听得见他们喉咙叫，甚至，衣篮太重了坐在坝脚下草地上“打一栈”的也与正在搥捣杵的相呼应。野花做了他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他们踏城〔成〕了路。

陈聋子，平常略去了陈字，只称聋子。他在陶家村打了十几年长工，轻易不见他说话，别人说话他偏肯听，大家都嫉妒他似的这样叫他。但这或者不始于陶家村，他到陶家村来似乎就没有带来别的名字了。二老爹的园是他种，园里出的菜也要他挑上街去卖。二老爹相信他一人，回来一文一文的钱向二老爹手上数。洗衣女人问他讨萝蔔吃——好比他正在萝蔔田里，他也连忙拔起一个大的，连叶子给她。不过问萝蔔他就答应一个萝蔔，再说他的萝蔔不好，他无话回，笑是笑的。菱荡圩的萝蔔吃在口里实在甜。

菱荡满菱角的时候，菱荡里不时有一个小划子，（这划子一个人背得起）坐划子菱叶上打回旋的常是陈聋子。聋子到那里去了，二老爹也不知道，二老爹或者在坝脚下看他的牛吃草，没有留心他的聋子进菱荡。聋子挑了菱角回家——聋子是在菱荡摘菱角！聋子总是这样的去摘菱角，恰如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

有一回聋子送一篮菱角到石家井去，——石家井是城里有名的巷子，石姓所居，两边院墙夹成一条深巷，石铺的道，小孩子走这里过，固意踏得响，逗回声。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两匹狗朝外一奔，跳到他的肩膀上叫。一匹是黑的，一匹白的，聋子分不开眼睛，尽站在一块石上转，两手紧握篮子，一直到狗叫出了石家的小姑娘，替他喝住狗。石家姑娘见了一蓝〔篮〕红菱角，笑道：“是我家买的吗？”聋子被狗呆住了的模样，一言没有发，但他对了小姑娘牙齿都笑出来了。小姑娘引他进门，一会儿又送他出门。他连走路也不响。

以后逢着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聋子就咕噜一句：

“你看街上的小姑娘是多么好！”

他的话总是这样的说。

一日，太阳已下西山，青天罩着菱荡圩照样的绿，不同的颜色，坝上庙的白墙，坝下聋子人一个，他刚刚从家里上园来，挑了水桶，挟了锄头。他要挑水浇一浇园里的青椒。他一听——菱荡洗衣的有好几个。风吹得很凉快。水桶歇下畦径，荷锄沿畦走，眼睛看一个一个的茄子。青椒已经有了红的，不到跟前看不见。

走回了原处，扁担横在水桶上，他坐在扁担上，拿出烟竿来吃。他的全副家伙都在腰边。聋子这个脾气利害，倘是别个，二老爹一天少不了啰苏几遍，但是他的聋子。（圩里下湾的王四牛却这样说：一年四吊毛钱，不吃烟做什么？何况聋子挑了水，卖菜卖菱角！）

打火石打得火喷，——这一点是陈聋子替菱荡圩添的。

吃烟的聋子是一个驼背。

衔了烟偏了头，听——

是张大嫂，张大嫂讲了一句好笑的话。聋子也笑。

烟竿系上腰。扁担挑上肩。

“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

“来了人看怎么办？”

“把人热死了怎么办？”

两边的树还遮了挑水桶的，水桶的一只已经进了菱荡。

“嗳呀——”

“哈哈哈，张大嫂好大奶！”

这个绰号鲇鱼，是王大妈的第三的女儿，刚刚洗完衣同张大嫂两人坐在岸上。张大嫂解开了她的汗湿的褂子兜风。

“我道是谁——聋子。”

聋子眼睛望了水，笑着自语——

“聋子！”

一九二七，十，十八。

《菱荡》是废名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舒缓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旧时中国南方水乡的世俗图，反映了旧时中国南方农民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纯朴、融洽的关系，塑造了一个诚实朴讷、憨厚风趣的农民陈聋子形象。小说语言自然质朴，娓娓道来，富于口语趣味横生。小说意境幽丽，承转自然，语言清纯恬美，状物摹人，细腻传神，景物与人物相互映衬，水乳交融，画面感极强，给读者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体现了废名独特化，通篇没有什么很强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语言、行为也只是轻描淡写，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的文风和创作技巧。

　　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０日，一个叫冯文炳的年轻人在日记中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这段话看似平常，却包含着一个很大很深的心灵世界。冯文炳为什么突然要变成“废名”呢？看他话的意思，并不是随意地取个笔名，而是用废名彻底取代了冯文炳。果然，废名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则如阳光照射下的影子，葡伏于地，悄悄跟在作家废名的身前身后，不为人所注意。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２５岁、正是个人日渐成熟的时候，如此郑重其事地改名，那必定不是将名字仅仅当作一个符号来用，而是在这个名字中寄寓着自己的人生感受与内心追求。

　　从废名这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从１９２２到１９２６年四年间，尤其最近那一年，他“蜕了不少壳”。那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像蛇一样蜕变了呢？没有什么大事，但在他身边积累的许多小事，不断冲击着废名极度敏感的内心。一是乡愁，包括创作，很多时候都是乡愁的结晶；二是他最敬佩的两位老师失和，他必须进行选择；三是母亲皈依佛门，使本来好佛的他更加虚幻。

　　废名１５岁离开老家黄梅，到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接触到新文学，被新诗迷住。毕业后，他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大胆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大佬周作人，附上自己的作品。１９２２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在武昌时，离家近，乡思不觉，只好比是溜出童年的地盘，到隔壁少年的房间里好奇地窥视；一到北京，乡愁就仿佛菱荡里的深水，唧唧地响个不停，像是一个一个声音填的。他知道这回自己真是一个旅客了，“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枣》）

　　是呵，青年总是痴的时光，狂的时光，如火如荼又如水如雾的时光呢。对废名尤其如此，他在北方的干地与长夜，想家乡明媚的风景和美好的女子，他连续写出《柚子》《半年》《阿妹》这样的篇什，在这些文章中频频露面的母亲、姨妈等，都是废名儿时生活中最重要的女性。

柚子是他曾经朦胧暗恋、并一直关注着的表妹。《半年》回忆养病期间与新婚妻子芹之间的互相逗乐。阿妹是他最小的妹妹莲，生下来就要被送出去，是他以答应“洗尿片”为代价让妹妹留在了家里，一个聪慧懂事的小女孩七岁那年死于肺痨。虽然有贤惠的妻子陪伴，但柚子境遇的不堪和阿妹的死所引发的悲伤，成了废名童年的底色。“我无意间提起柚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柚子啊！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柚子》）“阿妹的眼泪是再多没有的，哭起来了不容易叫她不哭，自己也知道不哭的好，然而还是一滴一滴往下掉。”“阿妹见了我，不知怎的又是哭！瓜子模样的眼睛，皲裂的两颊红得像点了胭脂一般，至今犹映在我脑里。”（《阿妹》）

　　废名自己也是多病之身。六岁时，几乎一病不起；读了五年中学，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废名虽然直到１９３０年前后才真正开始钻研佛学，但湖北黄梅本是佛教禅宗的重镇，他对佛禅一派耳濡目染，渐会于心。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定居三十年，垦荒耕种，劳动吃饭，是禅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五祖弘忍是土生土长的黄梅人，幼年发机，直抵性空之道，乃大法器。五祖寺是废名儿时的神往之地，却终未能去成，他有次大病初愈后，家人把他带到了山脚下，他们上山为他进香祈愿，让他一个人孤伶伶在山脚茶铺等着。他大了以后，三次游寺，１９４６年他在县中学教书，校址一度就在五祖寺山脚，他每每沉醉于“四围山色中，一围残照里”的美景中。

　　废名对佛学止于听闻和研究，他不是佛教徒，也不会成为佛教徒。这一方面因为黄梅禅宗属于革命派，豁达开放，勤勉务实，废名亦受此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废名性格上是较激烈的人，“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是一个亡命的汉子”（《〈古槐梦遇〉小引》）知交俞平伯讲他“性子太急，往往按捺不住……急欲达意，便免不了显出热的样子来”。有一回，废名在家里和他哥哥吵架，他哥哥生气地说：“我看你文章非常温和，而性情这么急躁！”这种性格不会让废名走到泯心息虑的佛门里去，然而，他无法阻止母亲的皈依。

废名对母亲的忆念很深刻，他儿时的生活总是母亲在照顾着。他对父亲的印象较为淡漠，当然这种印象是一个懵懂少年的印象，他在写《毛儿的爸爸》时就隐含着对别人家爸爸的向往。其实，在当地劝学所担任视学的父亲是他们家道中心的关键人物，但他公务太忙，无暇顾家。而母亲这个家里的大媳妇，不知什么缘故，不能让公公（废名的祖父）满意，她身体不好，家务繁重，生了五个孩子早夭两个，备受家族和长辈冷落。笃信佛教的她毅然决定在家修行，取法号还春师太。

　　散的散了，死的死了，空的空了，正如《红楼梦》里所言，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废名的大地还不是白茫茫，他有妻儿，有文学。为了彻底与过去告别，他想改名，而后索性“废名”，认真地玩味起人生的种种虚幻来。

　　废名的狂是出了名的。有很多关于废名狂的故事，耳熟能详。比如，他和熊十力是老乡、好朋友，但一个以佛自居，与己不合者即是谤佛；一个恃才傲物，自号“十力熊菩萨”，在学术问题上便经常龃龉争吵。一天，废名在熊家与熊十力穿着单衣单裤，讨论东晋高僧僧肇的学说，免不了一番争吵。两个人越争声音越大，突然没有声音了，旁人一看，原来两人扭打在一块，脖子都被对方的手卡住，发不出声来。一会儿，废名气哄哄地出门回家了。换了一般人，还不恩断义绝，日后待我挑你学术的脚筋、泼你人格的污水。好在废名没有生活在当代，他们不怕丢面子，敢于拿出抱腰摔腿的三脚猫功夫，却学不会那些落井下石的阴损暗招。第二天，废名又乐呵呵地来熊家喝茶聊天。最好朋友兼最佳对手是人生轩轾的最高境界，是惺惺相惜的不朽佳话。

　　１９４３年，废名父亲去世，请熊十力撰写碑铭，熊十力赞曰：“无奇可称而实下之至奇也。”寻常人家，无奇可称；而忽忽冒出废名这样的顶尖人才，不亦至奇乎！可即便如此，废名对熊十力的很多观点还是不卖账，熊十力送他一本刚出的新书《新唯识论》，废名看了大不以为然。他花三年功夫写成《阿赖耶识论》，匡谬熊十力，捅破进化论。阿赖耶识，又称藏识，是印度佛教唯识宗的基本教义，所谓唯识就是世界和自我仅为心的综合。藏识内在于世界所有的现象中，它与种子相似，而由藏识派生出来的现实现象就好比果实。因此，藏识包含了一切将要形成的事物。熊十力认为，万法唯识是对的，但现象和事件不由藏识派生，而是本体的自然呈现，本体与现象不二。废名反感这种形而上的玄学立场，那时他正住在老家，他认真观察农夫播种以及种子生成植物、结果的全过程，他打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如流水之波，而阿赖耶识如水流。”没有水流，何来流水之波呢？

　　废名对自己这部书非常有信心，他在前言开篇就说：“世间无人比我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世间艰难的工作亦无人比我做的更善巧。”１９４７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我的话如果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两年后，马克思主义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废名把《阿赖耶识论》兴冲冲地拿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卞之琳看，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他的很多名学生，如汤一介、乐黛云等都曾回忆废名在讲台上的卓言异行。比如，他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劈头便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首先他肯定了《狂人日记》，然后自信他是《狂人日记》的超级读者，他有非凡的再创造力。“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４９年后，这样的课当然难于存在，听废名先生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乐黛云《我在北大中文系——１９４８》）

　　废名的狂决不是轻狂，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表现为一种坚定的学术操守和人格风范，表现为敢于对不符合自己内心原则的事说“不”。即便与他情同父子的周作人，任伪北大校长期间，曾写信请他回北大任教，他没有答应，宁愿在黄梅教初中生。当初，在刚硬的鲁迅和温婉的周作人之间，他毅然选择了温婉的周作人；现在，在儒师周作人和汉奸周作人之间，他断然拒绝了汉奸周作人。这才是特立独行的废名。

废名在北大任教期间还拒绝过另一位汉奸胡兰成。胡兰成的才气也是很有名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废名，提到佛经的美在中国诗词中都有。废名回了一信，说“佛理宁是与西洋的科学还相近”。胡兰成见废名当自己幼稚，只好息了结交之念。能与熊十力掰腕子的废名怎么会瞧得起胡兰成的小聪明？我读过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粗浅如同儿戏，要是给废名瞅到，不痛骂他一顿才怪。

　　狂放必为世所不容，狂放必寂寞孤独，“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社会生活的铁律。狂放者如果没有隐逸之心，就会在社会政治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废名便有一颗隐逸之心。

　　在身体安顿上，他隐于偏僻之地，从１９２７年冬天开始，他卜居京郊西山的正黄旗村，写出了代表作《莫须有先生传》；抗战期间，他因母圆寂返乡，索性携家人住到城外，奔波流徙近十年。

　　在职业生涯上，他安于教席讲坛，在北大上课，很少去参加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他最大的文学活动是在恩师周作人指挥下，与冯至一起创办《骆驼草》杂志，但仅办了半年即因冯至出国而停刊。住在黄梅乡下时，他同样拿起教鞭，认真敬业地教授着中小学生。教师是废名一生的职业。

　　在文学创作中，他更是没有附和能带来大红大紫的杂文、幽默小品和鸳鸯蝴蝶派，而是独辟蹊径，披开政治的风云和运动的帘幕，拐入一条曲径，悠悠踱进另一片幽胜，那里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纯真的孩童稚女，有浓郁的佛理禅昧。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废名如春水秋月的才情，深会自然的真趣，用隐逸的身影铺展开一片诗画般的化境。

　　但废名的隐不全然是出世的，他总有入世的思想。废名是一个有着积极人生态度的人。他把北京西山的居所命名为“常出屋斋”，一点也不自闭；住在黄梅乡下，时有日军进村骚扰，废名多次挺身而出，力救百姓，受乡邻称颂不已。在黄梅初级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他三度为毕业生的同学录作序，言辞恳赤，垂诲殷殷，可见其深切婆心，如“天下事的价值都不在事的本身，在乎做这事的一点心，便是敬其事之心”。即便在北京那样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废名也是热心的，周作人、俞平白、梁遇春、程鹤西、朱英诞、林庚等无论名家，抑或新手的著作里，都留下过他的序跋。就像废名狂放在隐逸里，其隐逸在狂放里一样，他的热烈常躲在冷傲的后面，其冷傲往往只是热烈的一道屏风。

　　废名在北大读的是英文系，这使他深入领会了外国文学的精华，如莎士比亚、哈代以及俄国小说，后在周作人推荐下，读了《唐吉诃德》。相比而言，废名的整体文风受哈代影响最深，辞语简约，描述细腻。他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文法。

　　中国古典文学仍然给予废名最丰富的营养，他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庾信、李商隐和杜甫，如果只列前三名，杜甫就会落选，可废名不管这么多。他写了一篇《杜甫与陶渊明》，放肆夸赞杜甫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那里有他的反思，但我觉得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因为他批判陶渊明身上的“隐逸”气，而这正是他本人所具有的。他这种自我否定并不能全部归于觉悟，而只能说是一种妥协。陶渊明的隐逸同样是和人民在一起，他的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的草根生活，只是他无缘经历安史之乱而已。这一点废名心里清楚得很，但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是１９５６年，杜甫必须是“人民”的诗人。

　　陶、庾、李、杜是四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大诗人，要把这四人的特质精华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并独出机抒，非大才莫能办也。废名做到了这一点，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为无数人津津乐道的“废名风”。

　　废名风的最大特征就是打通文体界限。现在大家公认废名成绩最突出的是散文，其实废名自己专门写的散文大多是些读书和序跋文字，而其他被评论家们拨入散文一类的，他全是当作小说写的。如果按废名的意思编他的散文集，那必是薄薄的一册。废名的创作是横冲直撞，毫不讲交通规则的。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我们来欣赏废名小说的绝句美：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同上）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芭茅》）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渐渐整个的摆在后面。”（《碑》）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相反，废名写诗主张散文化。这样一来，他的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诗歌，真的让人搞不清了。因此，很多人觉得废名的东西“涩”，涩一方面是陌生，没见过这样写的；另一方面是难懂，小说写得像绝句，跳跃性该有多大呵，读者得跟着节奏跳，一些地方没跳得过去，就不懂了。

这样把文学体裁不当回事，弄得模糊混乱，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是拓展了文体空间，不让它们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是让各种文体取长补短，比如用绝句的办法写小说，小说便会清丽、简约，留给读者更多的阅读空白，小说的意义便不会拘于一格，而是在读者的视野里五彩缤纷。诗歌的适当散文化，可以减少用典，稀释诗歌浓度，变化诗歌的固有节奏，从而突出诗眼，取得更好的震撼效果。如《鸡鸣》：

　　“人类的灾难／止不住鸡鸣／村子里非常之静／大家惟恐大祸来临／不久是逃亡／不久是死亡／鸡鸣狗吠是理想的世界了”

　　这或许是口语诗的发端了。把诗句分开，每一个都是散文化的句子，但凝聚成整体，尤其是最后一句画龙点睛，诗歌的艺术冲击力顿时成倍增强。

　　诗歌散文化不是让它散，而是使它更好地凝聚。“散”不是敷衍，不是敷衍成篇，而是像暴雨之前的滚雷，做好铺垫和渲染，真正出精神、出力量的地方，还得诗来说话。废名在《谈新诗》中强调诗歌内容的充实，他的诗作中有些句子分外夺目，比如“灵魂是那家人家的灯么”“思想是一个美人”“灯光里我看见宇宙的衣裳”，但这些句子并非劈空而撰，而是前前后后有了足够的烘托，早已呼之欲出了。

　　有人认为废名的诗歌近于禅诗，这种说法很牵强。废名有隐士风，好佛禅，因此评论家想当然他的诗歌沾了禅的光。其实，废名诗歌创作时从未考虑过禅诗一格，在他精彩的谈论新诗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佛禅。诗歌中有些隽永的禅意，没读过禅书的人也能做到，因为禅意本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的禅诗，则有着强烈的义理风味和玄学气息，如寒山的诗：“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穷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在废名的诗集中，极少找到此类诗作。

　　据青年书生眉睫考订，废名是在１９２１年读了周作人的《小河》后，有了跟周作人写信的冲动。同年１１月，他们取得联系。１９２２年废名考进北大预科，他写的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戏言，如果废名出小说集，答应为他作序。这句话更像一句预言，后来废名出的著作几乎都有周作人的序言。

　　废名当时最喜欢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他１９２３年９月首次拜会周作人。直到１９２５年才第一次见到鲁迅，这一年他们相见两次，废名说，第一次非常愉快，后悔自己来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好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但废名对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他曾是鲁迅主持的《语丝》杂志的重要作者。１９２４年，周氏兄弟失和，对废名有极大的心灵冲击，虽然表面上一时还看不出来。这年４月９日，废名为《呐喊》写了一个短评，发表于４月１３日的《晨报副镌》。废名说，《呐喊》里最合自己脾胃的是《孔乙己》。这篇文章被台静农收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对废名的这篇文章也比较认可，他在１９２６年８月８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专门提到要送两本书给废名。

　　１９２７年，废名在致陈伯通的信中谈到对鲁迅杂文的感受：“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在同一封信中，他着重赞赏周作人“人格的健全”，并提出“两个凡是”：“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虽然１９２９年５月，鲁迅从上海来北京探望母亲，废名专程去寓所拜访鲁迅，但他在周氏兄弟之间的选择已露端倪。这次见面也成为他们最后的相见。

废名对鲁迅态度的改变，在他看来，是由于鲁迅自身的改变造成的。他敬佩“呐喊”和“彷徨”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其思想的深刻和清醒足以代表辛亥革命那个时代。但他不认同后来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这种战斗反而是鲁迅不甘寂寞的体现，“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他开始不孤独了，不是如临大敌，就是前呼后拥。他不明白鲁迅这样一位愤世嫉俗者为什么会成为“多数党”，成为大伙儿竞相恭维求宠的对象。１９３０年初，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废名觉得鲁迅占山为王了，终于忍无可忍，以丁武的笔名在《骆驼草》发文，指出鲁迅、郁达夫组织所谓左联，是“文士立功”，有政治野心，属“丧心病狂”之举。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废名在《人间世》发表文章《知堂先生》，倾心于周作人“令人可亲”的“中庸之妙”。鲁迅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批驳废名的文学观，并将他的笔名顺带着讥刺了一番：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废名与鲁迅都是才高八斗之士，也都是热肠沸涌之人。然而，废名因佛禅文化的浸润，创作对于他来说，是怡养性灵的修行，好比他热衷的趺座；鲁迅则受留学日本那段经历的影响，文字是他扔向敌阵的投枪匕首，一如他习惯性的横眉冷眼。他们自然走不到一起。以废名的才情，却研禅论佛，不做时代和社会的弄潮儿，鲁迅唯有痛之惜之；而以鲁迅的大气，不将自己彻底的孤独化成传世之作，却东批西揭，聚众吆喝，废名亦唯有痛之惜之！

　　事实证明，在社会的政治化面前，这两者都走不多远，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文人而不是政客。鲁迅的孤独是中国文人最大的孤独，以致于在他之后，聪明的文人再没人愿意钻进那种孤独里去。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成全了他的旷世孤独，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活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仍然当他的旗手，抑或仍是一名斗士？供奉如神，还是迫害致死？任何假设都是无效的，中国新文化里一颗绝无仅有的孤独种子，因为死亡而得以保存和不朽。这是新文化的幸运呢，还是它的悲哀啊？

碰巧，废名活到了六七十年代。１９４９年之后，鲁迅在遗像上依然面不改色地统领着中国文坛，政治需要和文化误读使得死亡的幽灵更加活跃——他已经被活人操纵。通过修身养性和时代熏染，早已由狂士变成儒师的废名出版了一本书《跟青年谈鲁迅》。这是废名著作中最少被人提及，但应当是最引起关注的一本，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洗澡”之后的“新生”，最后全国所有文人齐聚“鲁迅”旗下，个性统统被无情地稀释与取消。废名说：｀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到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

　　这一句平淡之语饱含着沉痛与悲凉。废名生前为鲁迅写过评、得到过赠书、登门拜访过、论战过等等，偏偏得到鲁迅先生的教育是在他死后！曾经狂放的废名，修身养性的废名，不管以前是如何样的废名，都得变成认识到“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是不分离的”废名；而即便是这样的废名，也没能逃过１９６７年的浩劫。

　　废名的侄儿冯健男先生在谈到废名与鲁迅的关系时，不太认同把废名看成诗化小说的开创者，而认为开创者、拓荒者只能是鲁迅，“小说的诗意、多种多样的写法以至于乡土气息，也是鲁迅开创的。鲁迅的创作启迪和滋养了我国现代一批又一批作家，其中包括了冯文炳——废名”（《冯文炳选集》编后记）这或许是健男先生站在冯门角度上的低调自谦，但这种把鲁迅推到“文学集大成者”的做法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读，是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毒害。我想，九泉之下的废名先生，是不会首肯的。

　　废名有一句名言：“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这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废名是个唯美主义者，虽然出入禅佛，但美才是他至高无上的宗教。他希望人生如梦一般的美，但那一种真实始终只在他的梦中。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

　　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梦》）

　　１９２２年，废名怀着新奇和自信来到北京。他很幸运地成为名师周作人的门下弟子。周作人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让他住进自己家里。１９２５年，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这套丛书的体例上没有序言，可周作人破例为废名作了序。鲁迅和周作人主持《语丝》期间，废名在《语丝》发表了长篇诗化小说《桥》，一跃而为语丝派重要作家；在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他像风雨中的海燕，显出矫健风姿。这段日子，废名享受到了他文学生涯难得的一段“梦的真实”。

　　但好景不长，周氏兄弟决裂，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渐成周作人的私淑弟子。１９２６年６月，废名在日记中写道：“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又莫名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住在八道湾的“人格健全”的典范周作人会在抗战期间附逆日本人，沦为汉奸。虽然拒绝了伪北大校长周作人回校教书的邀请，他心海的波澜却无法平息。一方面，他相信恩师，感谢恩师；另一方面，他深为恩师的堕落感到羞愧。他只有无言，在僻远的乡间独自咀嚼着寂寞和清苦。１９４６年，废名经南京到北平，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给四面楚歌的周作人以无限安慰。但对这次会见，废名依然保持着沉默。他默默地坚守着这份师生之谊。

　　全国解放，废名和周作人都留在了大陆。新的时代让废名有新的踊跃、新的向往，他用一颗孩童般的心来拥抱这个新社会、新时代，他渴望能从此陶然于新时代“梦的真实”里。他甚至向卞之琳炫示，他的《阿赖耶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但“如梦的真实”继续向他展示残酷的一面。１９５２年，废名在北大因受排挤被下放到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他在学生面前慨叹：“如今我已不能指导你们了，对于国家，我觉得很悲观，讲理也讲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来访者说：“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需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你们把我扔了，下面还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一扔十五年，废名在吉林大学讲杜甫，讲诗经，讲美学，同时还要讲鲁迅。此时，任何讲述都已不能遵循自己的内心了，比如３０年代他在黄梅乡下小学给学生们讲的：“鲁迅其实是孤独的，可惜在于爱惜名誉，也便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讲：“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中国文学，其实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鲁迅，怎么配说懂得中国文学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鲁迅，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不是分离的。”

不久，废名出版了《跟青年谈鲁迅》一书。周作人读后，给废名写了一封信。废名读着信，只说了一句“周先生觉得我写得不对”，旋即黯然神伤，好几天不言不语。

　　接下来十余年，对周作人和废名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尤其是文革发生后，废名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数间。１９６５年，检查出胃癌。第二年５月，癌细胞已扩散。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废名的儿子冯思纯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一周后，废名离开人世，死前喃喃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而在此前四个月，周作人已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都说人生如梦，可废名感受不到“如梦的真实”，他便只有在“梦的真实”里偷生。他自己经受着人生一个长长的恶梦，却用一支生花之笔，留下了一个个梦的“美”和“真实”。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包括美与丑，包括梦与人生。

　　在新文化运动的浩浩星空中，废名是一个独特的星座。他在现代喧嚣的云层中，散发着寂寞的光芒。这种光芒不像火焰，恣意地燃烧，焰苗凭风不断腾空而上，烘烤得周遭万物都像要跟着燃烧起来；相反，这种光芒是内敛的，它把万物的光华慢慢聚拢来，聚成梦幻般的姿势，再一点点注进它们空旷的内心。

　　所以，江湖俗客不要读废名，心里被琐事塞满的人不要读废名，喜欢高头讲章和高声大叫的人不要读废名，附庸风雅的人不要读废名，读文章一定要读懂的人不要读废名，为了写论文当教授的人不要读废名。如果你不是上述几种人，那么，你一定要读废名。

　　废名的诗歌极具前卫意识和探索精神，与散文、小说的旖旎清丽相比，他的诗歌简截如快刀削面，跳跃似珠玉落盘。迷离惝恍之中，忽有顿悟；山重水复之间，蓦见花明。他的诗句，空空落落，好像一支无序的队伍，但若有会心，则定然能看到它坚定的走向，直入意象和现实的百万军中，取得上将首级。比如《街头》：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乃有记不起的汽车的号码Ｘ，／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

　　比如《飞尘》：

　　“想说着空山灵雨，／也不是想着虚空足音，／又是一翻意中糟粕，／依然是宇宙的尘土，——／檐外一声麻雀的叫唤，／是的，诗稿请纸灰飞扬了。／虚空是一点爱惜的深心。／宇宙是一棵不损坏的飞尘。”

　　废名之所以成为废名的所在，在于那些诗化的小说和散文，周作人评价“像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去抚摸，然后汪汪流出”，拿废名自己的话说，是“从美人身上一点点东西写到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去了”，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是从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写到美人身上来了。废名借莫须有先生的嘴叹道：“人世色声香味每每就是一个灵魂，表现到好看处就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虽设想奇丽，却落入魔障。此言差矣，这是为人世色声香味的正名，是一曲造化钟神秀的美的颂歌。美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堕落的地方，还是上升的地方，它都在不遗余力地引导着人类的心灵。无视美的存在的人，谁又能救得了他呢？

我以为，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废名的巅峰之作无疑是《莫须有先生传》。

　　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融汇了查拉斯图拉和堂吉诃德的双重品质，又合成孔乙己和狂人的各自特性，可见废名说他比鲁迅更深刻地了解《狂人日记》，是有底气的。莫须有先生如痴，如呆，时迂，时智，似滑，似贤，或迷，或醒，往往在不经意间，对人生发问，直指命运的荒谬和诡谲，却始终相信着世界的美好。

　　“至于打起仗来，生生死死两面都是一样呵，一枪子射过来，大概没有什么的罢，一个野兽的嗥叫罢了。”（《莫须有先生下乡》）

　　“观世音的手上托了一只净水瓶，净水瓶内插了一枝杨柳枝，要洒就很有姿势的向人间一洒，比咱们万牲园狮子口里水喷得好看多了。”（《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他相信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懂得神是因为你不贪，一切是道理了。我们凡夫尚且有一个身子，道理岂可以没有身子吗？这个身子便是神”。（《民国庚辰元旦》）

　　《莫须有先生传》既严谨、稳实，又幽默、生动，暗喻与明喻交相辉映，日常和永恒并辔而行，它描绘和记录了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的整体创作水准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老舍，是与张爱玲、林语堂同一级别的大家。

　　所以，你一定要读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