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缸里的孤独：我养的乌龟离家出走
乌龟缸里的孤独：我养的乌龟离家出走在封城的第 36 天我还是不得不亲手打破了这份沉默。简单来说，得益于我在互联网上提交的反复投诉，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必须开口解释一下我的行为了。中午，两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敲开我的门。我靠在门框上，听他们照着手机念出了我在网上提交的诉状。搬出椅子在走道晒太阳的小区居民（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拍摄）封城的第 38 天，我养的乌龟离家出走了。我的乌龟安分守己，15 年来从未出逃它那泡菜坛子大的一方世界，却在这个时间点消失。我不得不认为这是它对我当前生活状态所摆出的一种嘲讽姿态。我下意识在房间叫了它两声，又暗自好笑。乌龟不会说话，我叫它它可能应吗？金宇澄说，上海人最要紧两个字：勿响。勿响不是犬儒地明哲保身，也不是弱者对危机的应对机制。勿响是因为有些故事太珍贵。若不能如实交代全部，哪怕针扎在指尖也要捂住嘴巴。勿响两个字如铁律，从我爷爷奶奶到我的乌龟，我们全家三代人龟都贯彻着这个中心思想。在武康路的露天咖啡
3 月开始，单读的投稿邮箱(anonymous@owspace.com)陆续收到许多疫情相关的记录，今天发布的文章作者来自上海，隔离期间，她的爷爷奶奶因为生病，需要申请购药就医，却多方求助无果，最后只好选择上网投诉，却因此引发了一连串事件。
当一向遵循“勿响”的普通人，被逼入绝境发声，她收到的回响并不是一个关于绝境的解答，而是针对“发声”本身的质疑和追问。
自由
撰文：滴滴滴
封城的第 38 天，我养的乌龟离家出走了。我的乌龟安分守己，15 年来从未出逃它那泡菜坛子大的一方世界，却在这个时间点消失。我不得不认为这是它对我当前生活状态所摆出的一种嘲讽姿态。我下意识在房间叫了它两声，又暗自好笑。乌龟不会说话，我叫它它可能应吗？
金宇澄说，上海人最要紧两个字：勿响。勿响不是犬儒地明哲保身，也不是弱者对危机的应对机制。勿响是因为有些故事太珍贵。若不能如实交代全部，哪怕针扎在指尖也要捂住嘴巴。勿响两个字如铁律，从我爷爷奶奶到我的乌龟，我们全家三代人龟都贯彻着这个中心思想。在武康路的露天咖啡，永嘉路的啤酒吧，黑石公寓的意大利家庭餐馆出现之前，上海其实一直是个动荡不安的城市。狂热年代的光芒早已切切实实地灼伤过我的每个长辈，却没有一个人和我透露过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什么。我大概能猜到一些，他们大概能猜到我能猜到，但我们之间保持着勿响的默契和一道翻篇的勇气。
自从 4 月 1 日非自愿进入现在的斯多葛生活当中，我也决心尽量遵守这二字真经。波拉尼奥在书里写过，道德规范、责任感、爱情、艺术，任何你相信的种种都会背叛你。但是平静永远不会。几代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经验则告诉我，除了平静，沉默也不会背叛。除了不会背叛自己，沉默更不会出卖他人。于是我自愿向不可改变的现实低头，闭上嘴巴，试图在高昂的物价系统和失真的大环境里维持体面的日常生活。我在小区微信群里和同样缄默的邻居接龙团菜，在微博上转发求助信息但从不评论。有时半夜我能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喊叫和发泄，我下意识地把嘴张开，却发不出声音。
搬出椅子在走道晒太阳的小区居民（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拍摄）
在封城的第 36 天我还是不得不亲手打破了这份沉默。简单来说，得益于我在互联网上提交的反复投诉，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必须开口解释一下我的行为了。中午，两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敲开我的门。我靠在门框上，听他们照着手机念出了我在网上提交的诉状。
“就是你投诉街道主任抗疫不力是吗？”
我点头。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打电话和我们联系。为什么要上网写这些东西？”
我想开口，但是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要先解释一下投诉的前因后果吗？是告诉他们我已经打了一切能找到的联系电话，但无一例外遭到了忽视和拒绝吗？还是告诉他们投诉只是存档行为，我已经先斩后奏的解决了家里老人的就医问题。如果傻傻等他们来找我一切早就来不及了？我要不要背诵一段防疫条例告知他们我投诉的行为是正当权利？
“街道主任很忙，但是他也非常关心你这个状况，所以特地找我们来和你了解情况。这样子，你先取消投诉好吗？取消之后我们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想到前几天刷到的街道主任的摆拍新闻，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掩饰住心里嘲讽的声音，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选择同意或坚持抵抗我将分别付出什么代价。
“你要知道，你在网上提交的投诉最后也是转派到我们街道处理，我这里可以随时把你的投诉取消。”我的无所表示激怒了工作人员。“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们没有人手上门采样。我不管你爷爷奶奶年纪多大，是不是能自己走路。后天早上如果看不到他们下楼做核酸我会双阳上报，叫疾控过来拉人。”
投诉的对象成为了投诉的判定和执行者，这本身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把这段对话包装成一个苏联笑话日后放在饭桌上分享。可惜当时的我身处其中，庞大的现实已经压倒了我的一切情绪。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月来高龄老人被强制拉走的新闻和画面。我甚至来不及细想这句话里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因为当权力和惩罚机制极度不对等的时候，证据、规则、法理，这些我用来抵抗危险的防御手段早已全部失效了。我没有了抵抗的筹码，只有暂时选择退缩。
“别说了，我会取消投诉的。” 我最后还是开了口。
封城的第 38 天，我像往常一样，伴随着楼下的喇叭通知醒来。在这些天里，我逐渐养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作息。早上八点，我起床，在小区微信群里上传抗原结果。十点，给乌龟喂食，下楼做核酸。晚上八点，在微信群里上传第二次抗原的结果。这天早上，我走到阳台想要给乌龟喂早饭的时候，发现水缸已经空了。我在各个角落缝隙里找了好几遍，却都没能找到它的踪影—它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乌龟不会说话，也大概率对我没有感情。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它无声的陪伴给了我一点力量。每天早上和它的小小互动成为我新生物钟里唯一与疫情无关，只属于我个人的生活秩序。今天，这个生活秩序被撕开了一个小口。
“你看今天下来做核酸不就好了嘛。”负责排队维持秩序的大白在刷我核酸码的时候，认出了我的名字。我直视他的眼睛，一言不发。其实我也认出他了，是之前上门的工作人员。晃眼的阳光下我觉得恍惚，有一瞬间好像看到了他口罩下得逞的笑容。春风抽在我的脸上，结结实实地给我来了一巴掌。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那一刻我想我甚至比艾略特本人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另一边建起了体育馆方舱，正在等待转运的和不愿离开的患者把守门的工作人员围了起来
我加入核酸队伍后，大白示意一辆警车跟上我。车里坐着一个同样穿防护服的警官，防护服和医用口罩下看不出他的任何表情。我随着队伍往前挪，他也松油门往前。一辆四座小车硬生生隔开了我和后来排队做核酸的邻居们，似乎想用这种方式为我贴上某种标签。背后传来的细碎的猜测和推理让我觉得有些滑稽。反抗与否，我们都不过是在成就一种表面秩序。我、邻居、警察、大白，有些人可以暂时得益，但没有人会成为永远的赢家。只是现在沉浸在这场游戏里的人，在梦醒时分也会甘愿悄无声息地走入历史吗？
做完核酸回到家，我仔细地在家里搜索了一圈，依然不见乌龟踪影。我想睡个回笼觉却又觉得胸口闷，索性换了衣服下楼走走。我的小区是防范区，已经十六天无阳性。因为一些未知原因被升级管理，居民可活动范围从徐汇区缩小到小区内。我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一路走到小区大门口。小区大门正对着一条宽敞的大马路 马路尽头连接着通向浦东的隧道和南北高架。这条大马路是运输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在这寂静的时期也依然车来车往——对隔离在家的人来说已经是绝佳的景观位。走到大门口时看到有个妈妈带着孩子站在保安亭里。妈妈和保安闲聊提到，孩子特意挑选了最喜欢的衣服穿下楼。这是他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刻。保安为难地告诉她，明天开始不能带孩子下楼了，刚接到居委通知，将对小区进行再升级管理。孩子听到不能下楼这几个字崩溃地大哭，大喊妈妈是骗子。妈妈慌乱地安慰着他，向保安打听更多的细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恍了神，直到身体紧贴着封锁小区的路障了才停下脚步。
“你，往回走！”我顺着声音往外张望，原来是那位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警官。核酸结束之后，警车没有离开，径直停在了小区大门左边的人行道上。而现在，他终于对我说出了第一句话。我后退了几步，他仍不满意。“你没事不要下楼乱跑。”我再次让步，直到我的身体和路障外的世界隔出大约五米。五米，这是我用身体丈量的与自由的距离。
晚春里的太阳像冷光灯，亮得刺眼却不发出任何热量。红白条的路障被晒的闪闪发光。路上偶尔有已经解封的路人经过，拎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我看着他们的购物袋出了神，心里计算着这个春天我错过了多少碗刀鱼馄饨、蚕豆、野菜和春笋。四五月的上海承载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柔情。往年这个时候，我大概率会骑车到吉安路的面馆和朋友接头。骑车穿梭在路上，能看到躲在绿化带里吹萨克斯的爷叔，街头上打扮时髦的阿姨妈妈互相帮忙拍照。到了店里和朋友挤在长条的木板凳上，一人吃碗阳春面，一人喝碗双档汤。下午，步行到光明邨排队两小时换来两盒刀鱼馄饨，一盒鲜肉月饼。沿着淮海路，我慢悠悠地走回家，顺手捎上路边本地奶奶放在扁担里卖的新鲜草头或蚕豆。那个时候我的心愿很小，小到只能装下明天要吃的一碗蟹黄菠菜面。我的心愿又很大，我许愿街头的栀子花香气长驻，我的城市像力波啤酒广告一样活力、长青。但无论如何我不害怕春天的稍纵即逝，因为我总期盼着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铁栏外的春天
“没事不要下楼，叫你回去听到伐？”警官再次对我施令。但我坚守在我的阵地上，五米是我愿意让渡的全部距离。我透过几何形的路障空隙呆滞地望着他，他坐在车里，用同样呆滞的目光回敬站在路障后面的我，似乎一直在等我给他一个回复。我感受到一些事物此刻正在离我远去，就像过季的蚕豆一般飞速地发黄、变硬、干枯、消失了。我知道我抓不住，可是我总不甘心，想要回头看。在漫长的僵持里我终于明白，我有感谢的自由，有坚持的自由，我唯独没有勿响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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