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典藏版,名家旧藏外文书小记
外国名著典藏版,名家旧藏外文书小记《书志》中没怎么提到章伯钧所藏线装书之外的普通书的归宿。我这本,是从北京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也许早就流散了也说不定。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据他女儿说,“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按说他读列宁著作的英文版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本书干净得很,应该没有翻阅过。那两枚印章,倒是在《书志》的书影里屡屡见到。洋装书和线装书盖一样的印,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枚“章伯钧”形制太大,盖在洋装书里,一眼望去,一大片红。这本英文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出的,1947年版,此版本非常常见。令其稍显不同的是,书名页上钤了两枚鲜红的印章:一枚朱文的,为“章伯钧鉴藏印”,一枚白文的,就是“章伯钧”三个字。章伯钧晚年好藏书,收进许多线装书。方继孝《旧墨三记》里录章伯钧致张申府短札一通,笔迹真赝我判断不了,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3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另一种“知识的考掘”——丙申所得名家旧藏外文书小记》)
谁的生命中都免不了会有些“垃圾时间”。烦乱之余,疲累之后,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的时候,干点什么呢?我用以打发这些零碎时间的,就是在旧书网上浏览。浏览的好处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特定的目的,就是“逛”,还不必出门。
近几年,我杂览的重点在外文书方面,尤其是在中国流转过的外文旧书。逛网上书摊,偶尔碰上那些曾经名家之手的旧书,发现的欣喜,或能稍稍冲淡疲劳沉郁之感。去年是所得较多的一年,故择其要者,略加记述,算是对浪费掉的光阴的一种纪念。
章伯钧藏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这本英文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出的,1947年版,此版本非常常见。令其稍显不同的是,书名页上钤了两枚鲜红的印章:一枚朱文的,为“章伯钧鉴藏印”,一枚白文的,就是“章伯钧”三个字。
章伯钧晚年好藏书,收进许多线装书。方继孝《旧墨三记》里录章伯钧致张申府短札一通,笔迹真赝我判断不了,从内容上说倒很可能是真的,信里说:“申府同志:兹送上古书四种,索价颇昂。但不知是否值得收存,请你代为研究一下。(《杜诗九家评说》拟购存起来,因有意多购此等古书。)”一方面不知是否值得收存,另一方面就已经准备购存了,这是藏书癖发作时的常态。
2013年出版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章伯钧书志》,为章伯钧家属捐赠的章氏藏线装书的总目,其中明版书不少,虽然据我看,珍罕的品种并不多。章伯钧的女儿写文章时曾讲道:“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据他女儿说,“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按说他读列宁著作的英文版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本书干净得很,应该没有翻阅过。那两枚印章,倒是在《书志》的书影里屡屡见到。洋装书和线装书盖一样的印,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枚“章伯钧”形制太大,盖在洋装书里,一眼望去,一大片红。
《书志》中没怎么提到章伯钧所藏线装书之外的普通书的归宿。我这本,是从北京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也许早就流散了也说不定。
邵循正藏切尼《英国简史》
切尼(Edward P. Cheyney)的《英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书名里有个“简”字,其实一点也“简”:不算索引,尚有750页。这是1919年的修订版。当然程度不是很深,可以当教科书用的。
看样子,这书有过两任主人。一任主人大概姓孟,签名作Hsu-KunMeng。书前的英文题识写的是“清华学校,北京,1926年10月26日”,书后空白页则写“清华大学,北京,1927年4月15日”。书里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铅笔画线画过许多处,是真下了功夫读的。我猜1926年10月26日是初得时的日期,1927年4月15日则是读毕的日期,前后将近半年时间。
还有一任主人,就是历史学家邵循正。书前空白页一个角落里,有一方印章——“邵循正印”。
邵循正是1926年秋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读的,跟那一任姓孟的主人没准儿还是同学。至于一个人的书怎么到的另一个人手里就无从知晓了。
对邵循正的介绍中,往往有这样的话:“他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稍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古波斯文、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这语气,像是他自己说的。邵循正虽以蒙古史著称,但其学问深广,中西兼通,早年读过点英国史,再正常不过。
周鲠生藏贝洛克《新闻出版自由》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是英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多产的文人之一,他涉猎的范围大得很,文艺自不必讲,对政治、经济、宗教……无不有所论说。近些年,国内翻译出版过他的一本随笔选和游记《通向罗马之路》,但这还不足以呈现其多元的面貌。
《新闻出版自由》(The Free Press)是贝洛克谈新闻出版的一本小书,初版于1918年;从广义上讲,这也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书名页上钤“鲠生藏书”印,说明是周鲠生先生的旧藏。这方印在别处也见过,确实属于周先生无疑。
周鲠生是国际法专家,写过《近代欧洲政治史》,对政治生活也特别关心,他关注到贝洛克这本书是有道理的。1928年,周鲠生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翌年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一直工作到1939年。1945年,他从美国回来后,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周鲠生执教武汉大学,为时甚久。这本小书就是从武汉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应该是他去北京之前留下的。
江绍原藏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像莎剧剧本这类书,满坑满谷的,平日里我不会着意去看。有一天,浏览网上正在拍卖的书,见到一本,只标着“外文书”几个字,就点开来看。书再普通不过,20世纪早期美国印的注释本《威尼斯商人》,不过书名页下方端端正正钤了一方篆文白文印——“江绍原收藏印”。
我把自己对学者的崇敬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佩服”,比如对严耕望,就是佩服,再没有其他了;还有一类则是“佩服 喜欢”,这一类感情的对象,学问不仅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有趣、做出自己的风格来。江绍原先生就属于我“佩服 喜欢”的对象。我常想,有比他做得更有意思的学问吗?没有了。
江绍原的藏书,哪怕版本普通,也还想留存一本。于是,憋足了劲儿,守在那儿,等拍卖结束。没想到,几乎没什么人竞争,便以很低的价钱拿到了。
江先生的藏书里有莎士比亚的剧本,没什么稀奇的。1927年,他到中山大学,当过英语系教授兼代系主任。就算没当过英语系教授,像他兴趣那么广,还译过小说的人,读读莎剧也正常。
后来,我又得到一本江绍原旧藏的俄文书,叫《妇女与宗教》,是苏联出的一种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可说是全无用处。上面钤的印跟《威尼斯商人》上的是同一方。江先生懂英文、法文,俄文也许是1949年后学的,他译的《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1957)等,皆为苏联人所著。
水天同藏吉辛《狄更斯研究》
前几年细读《培根论说文集》,令我很佩服水天同先生。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译文与今天的汉语有一定隔阂,因此对其译本有微词。事实上,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初版于1950年,原本就是他在民国时期译的,遣词造句带些时代的烙印,是理所当然的。我曾拣书中较难的几篇,将译本跟英文原著认真对照,深感水天同对原文的理解十分精准,能将培根十六世纪的英文译到这种程度,我们这些后辈不能不叹服。
水天同先生似乎未展其长才,《培根论说文集》之外,他译的几本书分量都不重:民国时期出版的有英汉对照本《黑美人》(即安娜·休厄尔著《黑骏马》)、《乡居杂记》(即乔治·吉辛著《四季随笔》),1949年后则有《王子出游记》(即塞缪尔·约翰逊《拉塞拉斯》)及《英语语法要点》、《英语简史》两本小册子。
1948年4月,水天同译的《乡居杂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正文前有他写的一篇吉辛评传,当中提到吉辛写的《狄更斯研究》(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文中称为《迭更司研究》)一书,说:“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
2016年,我买到一册《狄更斯研究》,是1976年据1904年美国版重印的一个很平常的版本。书名页有用钢笔写的英文字,说书是一位叫皮尔森的外国人送的,日期记的是1984年。下方钤了一枚篆文印,仔细看,是“水天同印”几个字。
算起来,1984年,是水天同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不过那时他已经75岁了。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这本《狄更斯研究》,在他,或许只是重读罢,不知道他是否还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
闻宥藏《续大陆文化研究》
闻宥先生是现代学界第一等通人。与他相关的材料,我曾着力搜求,所得也不过是些签赠本及信札而已。2016年才头一回得到一本闻宥先生旧藏的书籍,而在此之前,连其藏书的样子都没见过。
《续大陆文化研究》,“京城帝国大学大陆文化研究会”编,岩波书店1943年4月版,是日本战时的出版物。这本书为论文合集,好文章不多,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宣传。我猜,闻宥先生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下面几篇:鸟山喜一《东南亚史概论》、岛五郎《东南亚的人种相——以泰国人为中心》、大谷胜真《东洋史上所见的印度史》、藤田亮策《中国古文化与考古学》。
书中一上一下钤了两方印章,一是“木下藏书”,一是“闻宥”。看样子是先由一位姓木下的日本人收藏过,然后才归了闻宥先生的。
闻宥先生对国际上汉学的动态最为关心,当然也特别了解。他收藏的汉学著作甚多,其中日本所出的书籍一定不少。我以前看到过两通闻宥先生写给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信,是想让书店收购他的部分藏书,时间在1974年。随信附书目清单一份,开列了十几种稍贵重、当时较少见的书,其中就有滨田耕作、上野精一《有竹斋藏古玉谱》、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的研究》、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大岛正健《支那古韵史》等日本出版物。不过,一枚信封上有“已看过,不卖”的批语,大概此次议价未谐,求售无果。至于这本《续大陆文化研究》究竟是何时散出的,不得而知。
唐钺藏《康德哲学原著选读》
《康德哲学原著选读》(The Philosophy of Kant)也是一部流传甚广的书,编选者为加拿大的康德专家约翰·华特生(John Watson)。英文版是华特生由德文选译的,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过韦卓民由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想来读过中译本的人是很多的。
手边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出版于1908年,书前空白页有用钢笔写的英文签名:Yueh Tang,下署地点和日期:Cambridge Jan 12 '18。这是唐钺(1891-1987)先生的旧藏。
唐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哲学。1917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1920年获博士学位。比照这段履历,我们就可知道,书上写的这个“剑桥”(Cambridge)是指美国麻省剑桥,也就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1918年1月12日,就在唐钺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度第一个寒假的时候。
现在的读者多半知道唐钺先生是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其实,唐钺先生并不专治心理学,他翻译过康德的哲学著作。193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译本,署的是“唐钺重译”。所谓“重译”,是指从英译本转译,隔了一重的意思。1957年10月,这个译本改订重版,仍然署“唐钺重译”,这是老辈的谦虚和严谨。
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里,节选自《纯粹理性批判》的段落有几处铅笔画的竖线,表示重要,应该是唐钺先生早年读书时留下的。
唐钺先生后来译康德的著作,或许可说是渊源有自罢,这本《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也许算个佐证——当然,哲学系的学生,谁没读过康德呢?能译康德的,终归是少数。
方志彤藏《莱奥帕尔迪诗集》
四年前,我就留意到有家书店在卖一本意大利文的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诗集。但十几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单中国书店买过一本莱奥帕尔迪诗全集,19世纪中叶的巾箱本,十分可爱,心想:既然已有了一本全的,就没必要再添另一本了。也就没细看这家店里的那本。
2016年12月3日,不晓得怎么福至心灵,我又在这家店的书目里一本本看过去,看到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I Canti di Giacomo Leopardi),见书名页上有英文签名,就定睛瞧了瞧。这一瞧不得了,后面的Fang虽看不清楚,但前面的Achilles再明显不过。全中国,恐怕也就方志彤起过“阿基里斯”这么怪的英文名字吧。当即下了订单。
说来也巧,第二天,《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出范旭仑先生的文章《当面输心背面笑》,正是关于方志彤的。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方志彤原名方淳模。等《莱奥帕尔迪诗集》寄来,我仔细看书名页上那方篆文印,可不是!“方淳模印”。
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1895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Alfredo Straccali评注,算是个详注本。书中有许多用铅笔写的意大利文批注,我看不像方志彤的笔迹,应该是书的旧主人的。书中另钤“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海市界”的书店文古斋的印章一枚,上面有“经售中外书籍”的字样。看来方志彤是在文古斋买了一本意大利人读过的旧书。书前空白页,有句英文批语:The weary widom of Leopardi's verse(莱奥帕尔迪诗歌厌世的智慧),字迹倒似方志彤的。顺便一提,此书上方志彤的签名作Achilles T. Fang,倒跟一般的写法Achilles Fang有小小差别。
方志彤192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2年毕业。1937年到1947年间,他生活在北京。《莱奥帕尔迪诗集》应该是他在北京买的,或许在他去哈佛大学前就散出了。
方志彤懂的外语特别多,英文、日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等。他研究过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名作《诗章》,懂意大利文无疑是必要条件之一。这本《莱奥帕尔迪诗集》算是一个证据,证明他挺早就涉猎过意大利文的文学作品了。
2016年我得到的名家旧藏外文书,不止于上面列出的这些。但上面所列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卖主并未标出书原来的主人是谁,只是当普通旧书卖的。买这样的书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遇上书贾作伪的风险大大降低,作伪本来就是为了求善价,不把名人的招牌亮出来,作伪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好处,当然是价格通常低一些。比如江绍原旧藏《威尼斯商人》,是以16元买下的。这个价钱,套句大街上的广告语,“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但是,平心而论,这两个好处其实都不是我看重的。我最享受的,还是那个发现的过程。沉埋的珠玉若隐若现,你把它挖出来,擦拭干净了,让它放出光彩来,这是最令人愉快的。同样一本名家旧藏的书,同样的价钱,假如店家已把原书主姓甚名谁写出来了,我想,那得到之后的快乐至少要打一半折扣吧。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收集这类书,除了弄个名人的光环罩在上头,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我只能说,意义在似有似无之间。不过,若只是谦称“贤于博弈”,恐怕也是不诚恳的。往大里说,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种最边缘的思想史的工作,让我们留意到这些名家曾读过什么、有怎样的视野。或者说,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知识的考掘”(l'archéologiedusavoir),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矿脉、水脉,一直挖到最细末的支脉里去。事实上,若单只起到一个作用,我也觉得满意了,那就是,这些书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那些人并非仅仅是印在纸上的毫无生气的名字,他们真实地活过,思考过,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什么。
(原文近万字,涉及的学者还包括唐庆诒、罗倬汉、商承祖、葛传椝、黄子通等人,这里只选载了一部分,全文会在本报网站刊发,敬请垂注——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