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和我：故乡和刺猹少年印象的幻灭

故乡和我：故乡和刺猹少年印象的幻灭这并不是鲁迅记忆里的故乡，他所记得的故乡要好得多，可具体好在哪里，他又说不上来。这次的回乡，对鲁迅的震撼极大，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西瓜地里戴着银项圈插猹的小英雄闰土，豆腐作坊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以及鲁迅自己，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在那浓重的悲凉沉郁里，他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为了后辈人能有新的生活这一茫远的愿望，他选择做那个走出路来的人！1919年9月，鲁迅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卖掉故乡绍兴聚族而居的老屋的钱，买下了北京的那套宅子，并于当年12月回乡，接母亲等人搬迁北上。自1898年第一次离开故乡后，这是鲁迅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之旅，上一次回乡还是1906年被骗回去和朱安成婚。

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到余光中的《乡愁》。

自古以来，故乡都是文人墨客笔下长盛不衰的话题，“故乡情节”也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烙印。

而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则承载了太多严酷的现实和精神的幻灭。

在记忆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鲁迅对故乡的留恋，也随着银项圈小英雄闰土的影像，一起模糊、幻灭！

不过，在那浓重的悲凉沉郁里，他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为了后辈人能有新的生活这一茫远的愿望，他选择做那个走出路来的人！

01、举家北上，有感故乡的变化

1919年9月，鲁迅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卖掉故乡绍兴聚族而居的老屋的钱，买下了北京的那套宅子，并于当年12月回乡，接母亲等人搬迁北上。

自1898年第一次离开故乡后，这是鲁迅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之旅，上一次回乡还是1906年被骗回去和朱安成婚。

这次的回乡，对鲁迅的震撼极大，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西瓜地里戴着银项圈插猹的小英雄闰土，豆腐作坊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以及鲁迅自己，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并不是鲁迅记忆里的故乡，他所记得的故乡要好得多，可具体好在哪里，他又说不上来。

其实，从鲁迅的人生经历里可知，对于故乡，他的感情向来是复杂的，祖父因科考案下狱后，家道中落，少年丧父，受尽族人白眼，阅尽世态炎凉。

所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我要到Ｎ进Ｋ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于是，他拿着母亲为他置办的八元川资，逃去异地，走了异路。

在读书应试科考才是正路的时代，他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并不被当时社会接受的洋务。

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

后来，他又一路辗转，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他从父亲的被中医误治中，“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于是他选择学习西医。

发生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他发现在愚弱的国民面前，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精神改变不了，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他弃医从文，致力于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提倡文艺运动，后来更是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21年，鲁迅根据他1919年最后一次回乡的所见所闻，有感于底层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贫寒和受到的压迫，以及农村经济的破败，而写下《故乡》一文，先是发表在《新青年》杂志，后来收录于他的《呐喊》集里。

02、物是人非，再找不到曾经的故乡

阔别二十多年后，“我”冒着严寒，再次回到了与“我”谋事的地方相隔二千余里的故乡，而故乡颓败的乡情风光，却让人倍感悲情和失落。

漂泊多年，故乡早已是他乡了，如同他在《在酒楼上》写的：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此时的故乡，也早已没了“我”记忆里“美丽”的样子，衰败到只剩下一片苍凉、寥落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所谓“近乡情怯”，纵使记忆里的故乡影像已泛黄，纵使我强自用"故乡本也如此"来聊以慰藉，老屋终是难免易主。

老屋顶上，"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还是用现实击碎了“我”心中的所有胆怯和雀跃，更添了几分让人精神幻灭的凄凉。

“我”和母亲几句话没说完，就提到了“我”少年时的玩伴闰土，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画面，那个大家无比熟识的课本插图：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在“我”的印象里，闰土一直是那个天真活泼的小英雄，戴着银项圈，守护着沙地瓜田里的西瓜。

我那时，还是个被束缚在院子高墙里，只能看到小小的四角天空的小少爷，这样的少年时光自带一种不完整的缺失。

而闰土给我描绘的那些场景：在雪地上用大竹匾捕鸟、到海捡贝壳、西瓜地里的危险经历，成了“我”少年时温情的精神家园。

我印象中的儿时故乡，也因为健康活泼、天真可爱的少年闰土而复苏。

少年时的闰土，随着在“我”家做“忙月”的父亲而来，负责看管祭器。

他长着"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怕羞，却和“我”很快熟识了。

同时，他也给“我”带来了那个触不可及的世界，以及其中精彩绝伦的生活。

“我”那时是多么地崇拜着见多识广的闰土呀！

他能机智勇敢地刺猹，心灵手巧地捕鸟，还知道无数“我”不曾听闻过的奇事异景。

现在想来，闰土当时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他丰盈完整的快乐童年了。

祭祀的正月过去了，闰土也要随他父亲回家了，“我”们俩为此大哭一场，后来还相互托他的父亲送过一两次东西，不过再也没见过面。

所以，闰土的来访，给“我”这次的回乡之旅带来了无限的期盼，纵使从母亲那里听说他的境况很不如意，“我”还是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

那时，“我”还不知道，比现实环境的颓败，更加让人精神破碎的，是人群无灵魂的麻木，以及世俗生活里善良的缺失。

03、精神幻灭，人与人缺少了解而隔膜

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惯常作出一些令人扼腕的鲜明对比。

生活的艰辛，使“我”记忆里活泼丰满的少年时的闰土，变成了落魄麻木的中年闰土；

往昔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难抵岁月摧残，变得尖酸刻薄又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善良缺失、贪小便宜的“圆规”。

闰土是在一个极冷的午后到来的，“我”吃了一惊，这绝不是我记忆里的闰土，可一见却又知道这就是闰土。

记忆里紫色的圆脸，变作灰黄，且有了很深的皱纹，由于他们常年在海边劳作，眼睛被海风吹得红肿，“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

他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粗笨开裂的松树皮一样的双手，早没了儿时的红活圆实。

寥寥几笔，一个生活贫苦、神情麻木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久别重逢的激动，让“我”兴奋地叫他“闰土哥”，心中有无数关于猹、贝壳、角鸡的问题想问他，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闰土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他动着嘴唇，却终是没喊出那声“迅哥儿”，最后，他还是态度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 “老爷！……”

这样一个饱经风霜、态度恭谨的农民形象的闰土，让“我”打了一个寒噤，在这样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之外，真正变得无话可说。

闰土的变化太大了，大到两个曾经两小无猜、无话不谈的好友，已经无话可谈。

可是，这并不是鲁迅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是，本来生活尚可的闰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如今衣食无着的困境？

生了六个孩子，即使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生活还是非常难熬，收成差，吃食不够，时局又不太平，种的东西挑去卖，总是因苛捐杂税而折本，不卖却只能烂掉。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都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底层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些奴役压榨，苦得闰土如同一个木偶人。

闰土受尽等级制度压迫折磨，却不知反抗，还牢牢地守着封建礼教伦理体系的“规矩”。

即使母亲极力纠正他改口叫“我”迅哥儿，他还是固执地口口声声喊着“老爷”。

这种顺从、麻木和固执，是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我”所无法理解的。

不过，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闰土，深受这种阶级观念的压榨，自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

这种思想上的隔膜，如同一道深不可见的沟壑，横亘在我们两人之间，让“我”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理解，使我气闷悲哀。

在这种孤独中，“我”在故乡的精神家园也随之破碎，随之一起幻灭的，还有我对故乡的留恋！

04、从无路的世界走出一条路

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常读常新，就是因为上个世纪初的情景，放到当今社会，仍然有其合理性。

其实，“我”和闰土本身就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只是小时候年少无知，大家天真地认为双方是平等的而已。

之后，“我”走出故乡，外出游学又接受了新的教育和思想，见识和眼界自然远非困守一方的闰土能比，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就只能越来越远！

这就如同，那些早早就辍学的学生和一直苦读到最后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双方之间在精神和思想上不免出现阶层的跨越。

可是，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极大地缩小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差距，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无数机遇，也让很多人借以弥补了学识上的不足。

在闰土生活的时期，辛亥革命，并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消除那些原始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人民思想的解放就更无从说起了，所以，这并不是一次完全成功的革命！

当时的社会制度，特别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社会意识仍然落后守旧，历史遗留的阶级观念、迷信观念等，从内心到外在的改变着闰土那样的劳苦民众。

对于故乡落后的的精神世界，鲁迅是深知其由却又无能为力，他本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走异路的外逃者。

好在，后辈人却还是一气儿的，侄子宏儿已经和闰土的儿子有了约定，“我”是不想他们未来再像“我”和闰土一样如此隔膜的。

同时，“我”也不愿他们为了不隔膜而辛苦辗转的讨生活，更不愿他们过闰土那样辛苦麻木、逆来顺受的生活，或如别人的辛苦恣睢的生活。

他们应该过一种新生活，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

这是“我”在对故乡的留恋幻灭后，所产生的一种茫远的愿望，或许不切实际，却包含了“我”所有的改变国民思潮，创造新生活的热情。

正如文章结尾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先生是觉悟了的，他不再局限于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空想，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探索着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无边的黑暗时期，无数和他一样的人物，用他们的清醒、独立和生命，探明了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给后辈人创造了新生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