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资本协议演变内容：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路径

巴塞尔资本协议演变内容：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路径在实施层面，《资本办法》确定了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方法和高级方法。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量，普遍采取由监管部门统一规定的标准方法。与此同时，我国部分银行积极实践，从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到应用完善，构建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体系；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历经评估、验收，于2014年核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６家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范围为第一支柱信用风险初级内部评级法、部分风险类别的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风险治理能力建设开始迈上新台阶，部分银行以《巴塞尔协议Ⅱ》确立的高级方法，实现《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在监管立法层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于2012年颁布，整合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落地版本，标志着符合国际标准、体现中国国情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

点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关注我们

■巴劲松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

本文认为，应当准确认识《巴塞尔协议》的本质及其演变逻辑，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实施路径，面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坚持以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为宗旨，进行风险变革，采取措施、循序渐进，鼓励以《巴塞尔协议Ⅰ》的共识、《巴塞尔协议Ⅱ》的计算方法，实现《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巴塞尔协议Ⅲ》，我国一直在积极借鉴、引入和实施，同时，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修订，并通过我国的实践不断丰富巴塞尔协议的内涵和功能。本文在回顾《巴塞尔协议》在我国发展历程以及分析实施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监管角度以及银行风险管理的角度，探讨《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历程

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纬度，一个是转化为国内立法文本的过程，即将巴塞尔协议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本国的监管立法；第二个是制度执行的过程，即将立法文本具体为日常监管规则和管理规则。《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在中国历经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三版协议的实施过程各不相同：《巴塞尔协议Ⅰ》最早引入，国内立法历经时间长，但是执行相对全面；《巴塞尔协议Ⅱ》体系庞杂，国内立法化时间较长，执行时间更长；《巴塞尔协议Ⅲ》国内立法化过程和执行过程均比较迅速。

在监管立法层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于2012年颁布，整合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落地版本，标志着符合国际标准、体现中国国情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果。《资本办法》目前正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进行相应的修改。

在实施层面，《资本办法》确定了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方法和高级方法。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量，普遍采取由监管部门统一规定的标准方法。与此同时，我国部分银行积极实践，从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到应用完善，构建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体系；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历经评估、验收，于2014年核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６家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范围为第一支柱信用风险初级内部评级法、部分风险类别的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风险治理能力建设开始迈上新台阶，部分银行以《巴塞尔协议Ⅱ》确立的高级方法，实现《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

此外，部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也正在积极建设第一支柱资本计量高级方法体系，但是后续监管部门评估、验收和核准并未启动。因此，正确认识《巴塞尔协议》的本质和演变，倡导激励兼容的监管机制，探讨通过资本监管促进银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在当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回顾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尤其《巴塞尔协议Ⅱ》的历程，历经了从监管驱动向银行主动实施的转变。同时，《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在给银行管理带来实质性变化的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审慎性和准确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提高模型的准确性，模型与前台业务部门契合度还需要提高，以适应业务的需求和客户的变化。另一方面，注意审慎性，考量跨周期性和数据的长度。

风险管理和资源管理之间存在“两张皮”，甚至是多张皮的现象。风险计量往往没有与资本管理、财务管理、薪酬绩效和用人机制进行有机整合，实际上，整个风险管理是需要深入到资本管理、财务管理、绩效薪酬和用人机制里，才能够有效管理风险、实质实行《巴塞尔协议》。全行需要同一语言、同一方向，不同的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但是这些专业需要一个统一的语言和方向，《巴塞尔协议》的语言在经历了多年的检验后，可以作为不同领域的一个统一语言，PD、LGD、EAD、风险加权资产、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等能够应用到各自不同的管理领域里，实现全行统一语言、统一定义。

模型的本土化和模型的质量有待提高。计量模型充分符合中国实际、准确刻画客户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风险计量的结果往往是对一年的违约概率进行预测，而一年之后实际违约率的情况难以得知，所以会存在实际违约率高于或低于模型预测值这种情形。模型的敏感性也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客户违约的前半年、前一个季度，甚至到一个月前，如果评级没有变化的， 一直持续在某一水平上，然后突然发生客户违约，这就说明评级敏感性不足。同时，模型的业务含义与经济含义不足。数据治理和IT的系统支持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大数据风控对《巴塞尔协议》的统计模型也会产生挑战。

继续推进高级方法的必要性

我国银行业不仅需要提高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需要使用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评级分布等风险量化语言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应当继续鼓励实施《巴塞尔协议Ⅱ》所创立的以内部评级法为代表的高级方法。

实施高级方法是提高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高级方法的实施是加强银行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高级方法的实施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强调治理架构和政策流程是保障、计量模型是工具、数据和IT系统是基础、应用是灵魂，避免为模型而模型、为资本而资本。尽管银行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高级方法实施过程本身为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理念、工具和实现路径，可以有力地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从我国已经实施高级方法银行的实践来看，高级方法的实施过程就是改进风险治理的过程，董事会、高管层，前中后台各部门以及总分行的风险管理职责得到有效整合；高级方法的实施过程也是制度流程改造和规范的过程；还是风险量化工具开发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数据质量和IT系统建设水平强化的过程。实施高级方法目的是让银行学会通过内部模型这个统一的“尺子”去量化风险，使银行风险管理更加系统化、一致化、精细化，推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从定性为主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将风险计量结果深入应用于贷款审批、定价、绩效考核等日常经营管理，从而切实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以资本约束和风险调整后利润回报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要求，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转变发展模式。

通过高级方法形成监管激励兼容机制，以风险权重和资本计量等市场机制引导银行进行客户结构、产品结构、期限调整，激励持续改进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激励兼容的监管激励传导机制为：客户质量、客户结构——资产质量——内部评级（风险管理工具、风险管理工具使用）——风险管理水平——监管资本要求。风险管理水平高，同样的监管资本，做更多的资产，因为风险权重不一样，形成内生性的激励约束机制。

实施高级方法是提高监管能力的主动选择。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客户总量不断增多、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风险状况日趋复杂，对监管能力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高级方法的实施，将为监管者提供有力的监管工具箱，从定性监管转为定性定量相结合监管，从不良率等事后监管指标向评级分布、违约率等事前监管指标转变，从监管资本充足率的结果向计算过程转变，有效提高监管的前瞻性、客观性和主动性。

持续推进的重点方向和路径

坚持资本约束机制，推动银行经营转型。以资本充足率为抓手，强化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转变以“规模和速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走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发展道路， 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力度，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防范重大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继续鼓励高级方法实施，坚持激励相容，促进管理水平提升。继续鼓励银行实施高级方法，以资本监管为契机激励银行成为具备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经营稳健、监管指标达标、数据质量良好、信息系统完备的银行。对实施准备质量好、模型计量结果审慎的银行，监管部门鼓励使用内部计量结果计算监管资本。这些要求有效促使银行加快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

有序推进，确保银行实施质量。《巴塞尔协议》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长期持续的过程。第一步：核准第一支柱信用风险初级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的部分风险类别以及操作风险标准法，限于样本比较充足、管理比较成熟的模型和风险暴露，实施的机构也集中于境内分支机构。第二步：推行第二支柱评估和核准。第二支柱以全面风险管理为内涵， 将资本管理、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予以有机结合，通过第二支柱来健全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打牢风险管理根基。第三步：审慎推进升级换代和扩大覆盖范围的工作。在第一支柱信用风险初级内部评级法运行和监管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审慎推进高级内部评级法实施工作。第一步核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虽然核准的范围有限、银行自行决定的参数有限、方法也为初级内部评级法，但能够有力推动银行风险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风险管理量化工具的使用、数据质量和信息系统的完善。

三大支柱同时推进，推动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是一个整体的体系，第一支柱是计量技术，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种主要风险，通过计算出三种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之和作为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实际上是对三大主要风险的管理。第二支柱是全面风险管理，除第一支柱的三大风险外，还包括第一支柱涉及但没有完全覆盖的风险，包括集中度风险、剩余操作风险等，以及第一支柱未涉及的风险，包括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和对商业银行有实质性影响的其他风险。同时，将资本、风险、业务相融合，通过资本规划将银行的风险战略、风险偏好予以整合。第三支柱则是引入市场约束，通过市场来激励“好银行”、约束“坏银行”。在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应当三大支柱同时推进，将《巴塞尔协议》所构造的管理逻辑充分应用。

注重模型应用，避免为模型而模型。模型应用是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灵魂，督导银行将模型参数应用于信贷管理、风险政策，尤其是绩效考核，通过应用检验模型的准确性、稳定性，同时应用本身可以为银行提供现代风险管理的工具。通过模型计量结果的应用，银行量化风险，既可以计算整体风险加总，也可以分行业、区域、产品、客户、项目等维度计算不同层次的风险，促使银行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提高组合管理水平。

多种监管措施组合使用，有效监管《巴塞尔协议》实施。从监管层面上，一方面，将日常监管与《巴塞尔协议》实施相结合，将其转变为日常监管工具，同时将日常监管的重点、难点融入其逻辑框架，构建新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督促银行将经营决策与《巴塞尔协议》进行融合，改变实施资本协议仅仅是风险管理部门为模型而奋斗的局面，将《巴塞尔协议》实施与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顶层设计相通，横向来看与前中后台相连、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各有牵头部门，纵向来看与分支机构、一线操作相关，使全行上下对《巴塞尔协议》均有切肤之感。以此促进银行从公司治理、政策流程、计量模型、数据IT等方面打牢内功，从而提升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此外，银行在实施高级方法时，具有监管套利的道德风险，为了控制风险，对于存在问题的模型，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多种组合措施，一是进行监管校准；二是设定单个模型的最低风险权重；三是对有问题的模型采取权重法权重或者退回权重法；四是退回权重法。

（原文来源于《中国银行业》2022年第7期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本公众号独家文章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如若转载，请联系我们，并注明来源，文章标题文字和内文文字（包含文末责任编辑）禁止二改！否则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责任，谢谢理解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