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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和周杰伦见过面吗?从邓丽君到周杰伦

邓丽君和周杰伦见过面吗?从邓丽君到周杰伦知青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也给他们带来了帮助:知青这是《山楂树之恋》里的故事,却也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大众的偶像,不是明星,是知青。天涯网友“何某仁”是60年代生的农村人,他在《60年代生人也是追星族 我的偶像是“知青”》中回忆道:“自打能记事起,我们乡下陆续来了一些知青。他们带来了新的气息,他们给我讲《三国》《水浒》中的英雄故事,他们让我知道山的外面,还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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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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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小城姑娘静秋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去了西坪村当知青。

村长的两个儿子都喜欢上了静秋,两兄弟明里暗里地给静秋献爱。

这是《山楂树之恋》里的故事,却也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大众的偶像,不是明星,是知青。

天涯网友“何某仁”是60年代生的农村人,他在《60年代生人也是追星族 我的偶像是“知青”》中回忆道:

“自打能记事起,我们乡下陆续来了一些知青。他们带来了新的气息,他们给我讲《三国》《水浒》中的英雄故事,他们让我知道山的外面,还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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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知青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也给他们带来了帮助:

“一个老乡赶集的时候,身上仅有的几元钱被人偷了,哭得昏天黑地。一个知青知道后,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她的钱分文不少地找了回来。”

知青提升了村民们的收成:

“一个知青被临近的一个生产队选为队长,他当队长的当年,那个生产队的人均口粮要比其他的队高得多。”

知青让农村的孩子有书可读:“我上初中时的老师是知青,为了给我们借到课本,他曾步行50里开外,找他同是知青的朋友帮我们借书。”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主动追逐知青想找他们做伴侣。

知青没有所谓的偶像气质,但他们有知识、有朝气,他们带来的,是切切实实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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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刚与王晓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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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知青下乡,乡下的条件也逐渐有了变化,当中的变化之一,就是有了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盛行后,有句话也开始盛行:“男有王心刚 女有王晓棠。”

那时候,王心刚的《红色娘子军》,以及俩人合拍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不知迷倒了多少少男少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多数人见识的是生活的艰难,但是两个演员的笑容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粹、那么美好”,他们展现的表演又是“那么热血、那么英勇、那么帅”。

他们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当时的苦难岁月,让生活顿时有了色彩,有了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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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刚签名的包

网友“找个理由干杯”说:

“到了90年代,通讯变得发达。我写信拜托在八一厂工作的同学帮忙,请王心刚老师帮我签了一个名。我很喜欢他的电影,更钦佩他的为人……转眼快三十年了,不知道王心刚老师是否还记得?”

那时候的签名,没有花样,没有炫技,就是淳朴的一笔一划、一撇一捺。

这大概就是国内最早真正意义上的追星:为了得到偶像的一个签名,他们可以等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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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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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到70年代,收音机开始在中国普及。

人们在收音机里收听的歌曲,大多是爱国主旋律。

70年代末期,一个“靡靡之音”却突然从收音机里传出: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歌还能这样唱?这不是黄色歌曲吗?

果然,1980年,中国音协判定:邓丽君的一系列歌曲,以《何日君再来》为首,是“低俗”“又黄又反”的歌曲,故此明令禁止,不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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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专为批判邓丽君而编写

然而,这些“黄色歌曲”却特别让人上瘾,尽管邓丽君被大陆封杀,“粉丝”们却用行动来表示支持:很多人把普通收音机,换成了短波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可以收到大陆以外的音频,而那些音频播放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邓丽君的作品。

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则直接购买了双卡录音机,“这家伙当年要一千多,一般人买不起。它不仅能播放,装好空白带还能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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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机

他们买下邓丽君的所有磁带,如同电影《不朽的时光》里的男女主角,在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

学习邓丽君的歌曲及其唱腔,也成为当时的主流。乐评人金兆钧长于那个年代:

“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那是“明星”概念的启蒙期,然而即便是初期,人们的追星热情也并不输于现在,买收音机、录音机和磁带的费用,大概远远高于宠偶像的费用了吧。

但这种狂热,并非病态,相反,它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它让中国歌曲的演绎方式,在美声和民族的基础上,多了“通俗唱法”;它第一次让传统保守的中国人明白,什么是解放自我、活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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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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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普及的80年代初期,电视机并没得到普及,中国人的观影,主要还是来自于露天电影。

1982年的一个夜晚,好多人都彻夜失眠了,他们的脑海里,还在回放刚看完的露天电影——

《少林寺》。

当时,电影机一个村一个村挨着放映,电影票只要1毛到1毛5分钱。

很多人看一次不过瘾,第二天就跟着电影机跑下一个村再看一遍。

我爸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其它村离我们家至少十几公里地,我就跑十几公里,连续跑了四五次,看了四五遍才过瘾。”

那晚,人们知道了一个演员,叫李连杰;也知道了一个地方,叫香港。

去香港见李连杰是不可能了,怎么办?那就去少林寺吧。

“我要做第二个李连杰!”这成为当时的一大呼声。

我们村上就有一个青年,兴冲冲地去了少林寺,两个月后颓然归来:“什么啊,那里只有一条小路,荒草一米多高,寺里就几个皮包骨的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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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校广告,个个都能飞

少林寺没法习武了,而各类武校却如雨后春笋出来了:轻功、御气飞行、缩地成寸,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然而最后,还是没有谁能成为第二个李连杰,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出“我不想做任何一个人的保镖,我要保护全中国的亿万人民”这样的话。

但是,那段传奇岁月的热血与狂热,至今仍未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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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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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生了……呃,回到正题。

这年,费翔在春晚上唱了两首歌:《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个面孔硬朗、目光深邃的混血儿,在唱完“一把火”之后彻底火了。

春晚后,他的专辑从无人问津,一下就卖到了160多万张。

那是一个流行写信的年代,这令央视工作人员头痛不已:

“那些姑娘们写来的信,我们用了好几大麻袋才装下;信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要嫁给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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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辈评价费翔

在网上看妈妈辈评价费翔,无不是“帅”“男神”“梦中情人”。有个网友的妈妈直接说:“就算老了,我还是想嫁给费翔!”

这或许是很多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往,但的的确确,在妈妈辈的时候,在娱乐圈还没完全成型的时候,“国民老公”这种产物就已经出现。

当时费翔的事业主要在台湾,香港的风还没吹过来,费翔就打开了台湾偶像涌向大陆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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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队

1989年,刚成立一年的小虎队,举行了“马拉松万人签名活动”。

他们从从台北巡演到高雄,少男少女们就骑着车从台北追到高雄,边追边高呼“小虎队!小虎队!”

这件事,标志着大众的偶像,从知识分子、红色艺术家、无法见面的歌星和影星,变成了可以近距离接触的高颜值公众人物。

这件事,也造就了一个新名词——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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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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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张学友以一首《只愿一生爱一人》,洞开了香港通向大陆的城墙。

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也不甘落后,与张学友一起席卷了大陆,“四大天王”的名头响彻大江南北。

那时候,香港的谭咏麟、张国荣都谢幕歌坛,Beyond在专心做自己的音乐,那几年,最火的只有四大天王。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追星”的方式开始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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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友磁带

学友的歌声好听,磁带是必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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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VCD

每次有德华的新电影出来,VCD是必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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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剪纸

黎明可是当时的小鲜肉啊,看到他的报道和照片必须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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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名动作

郭富城在《对你爱不完》中的经典动作,估计是最早的广场舞教学。

除了买磁带、买光碟、做剪报、学舞蹈,我们还会买自己喜爱明星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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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杂志

抄下一首首喜欢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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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歌词

买下每一张偶像的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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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报

收藏每一份有关她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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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贴纸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发达的通讯,我们就这样,用热爱,用敬畏,一点一滴,一步一步,一块一块,将心目中的偶像,拼成了只属于自己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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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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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的形式多样化以后,偶像的迭代也缩短了进程。

四大天王、古惑仔、谢霆锋、赵薇、林心如……他们就像一本书里按顺序印好的纸张,一阵风过,纸页翻飞,再看时,眼前的内容已不是从前模样。

这次,书翻到了属于周杰伦的页码。

周杰伦当时有多火?

那时候我上高中,教室里有一台多媒体电脑。

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活动委员就跑到电脑前问:“今天你们想听周杰伦哪首歌?”

那学期,《东风破》我听了不下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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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破》MV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的本子上,都有周杰伦的贴纸;谁要是带一本与周杰伦相关的杂志进教室,过不了多久,教室里就会出现很多册这本杂志。

那时候,你要是说不喜欢周杰伦,同学就会远离你,说你“不合群”;谁要是说一句周杰伦的坏话,多半逃不了一顿打。

那时候,你去音响店买周杰伦新专辑,断货。

你去电影院看他的新电影,没座。

那时候,初恋的人唱“就是开不了口让她知道”;

失恋的人唱“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落寞的人唱“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网吧的混混都会唱“我留着陪你强忍着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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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香

那时候,感觉所有的人,都在追周杰伦。

这个现象级的偶像,给了我们冲动,给了我们幸福和眼泪,也给了音乐圈一剂猛药:他拓展了华语音乐新的曲风,他也让大众对偶像的关注点,从颜值转向了原创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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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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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以后,手机普遍起来,2005年的第二届《超级女声》,把手机的基础功能用到了极致。

“如果你喜欢XX选手,就请编辑短信发送到XXXXX,为她进行投票。”相信大家对这个口号记忆犹新。

也从这时候开始,粉丝开始对一个节目进行拉帮结派,并为自己的粉丝团取了昵称:

李宇春的叫“玉米”,周笔畅的叫“笔迷”,何洁的叫“盒饭”……

那时候,投一次票,要收1块钱的通讯费。

看着蹭蹭蹭上涨的票数,我爸说:“真舍得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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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报道

那时候还没有“水军”,各种真实粉丝团手拉手心连心,不惜跑到大街上做“地推”,见人就拉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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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粉丝

他们自制广告牌遍布大街小巷,堪比国外的示威游行。

高晓松说:“春春火的时候,全北京的唱片公司,都在门口拉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春春莅临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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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

此外,网络也逐渐兴起,虽然微博还没出来,但贴吧、天涯论坛、BBS已逐渐成型,粉丝们在网上同时进行着拉票行动:“打开右面弹出来的小框,然后就有一个投票的大框,只要在那里填写信息就行了。”这段话,估计大家也不陌生吧。

网友“小羽小事”说:

“没有哪次选秀像05超女这样选出了大众真正认可真正喜爱的歌手和偶像。”

诚然,这届选手的确足够优秀,但手机投票和网络拉票则说明了,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追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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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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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追星变得极为简单,只要一部手机即可。

只要爱豆——

出新专辑了,赶紧购买下载打榜支持;

出新电影了,赶紧抢到首映票;

出新剧了,赶紧开通会员第一时间观看评论;

微博有新动向了,赶紧发送“爱你”“陪你”“好开心哦”;

网上有新照片了,赶紧保存下载收藏;

有新演出了,赶紧买票出门劫机呼喊护航去现场;

被攻击了,赶紧用犀利的语言diss回去;

污点曝光了,赶紧用尽一切去漂白它……

科技正在一步步变大变强,我们总担心,科技会不会强大到吞噬我们?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追星的时候,我们却是自己吞噬了自己。

我们除了爱豆之外,不再关心水果蔬菜,不再理会人情冷暖,不再听妈妈的话,也分不清黑与白。

我们总把自负等于真我,把任性错当成真性情。

但这就是“追星”的目的吗?

不是的。

偶像应该是一盏灯,点亮我们当下的茫然;

偶像应该是一束光,照亮前方黑暗的坦途;

偶像应该是一面镜子,让你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偶像应该是一股力量,让你借助这股力量不断向上。

喜欢一个偶像,是学习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但这种东西不是让我们变成偶像本身,而是变成更好的自己。只有自己变得更好了,“追星”才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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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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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之前,班上流行写同学录,同学录里面有一栏是“偶像”。

我同桌是一名胖胖的女生,她在我的同学录的“偶像”栏上,一笔一划写下:

周恩来。

我问她:“别人都写明星,你为什么写周恩来?”

她笑了笑:“因为他真的很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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