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以后的历史：1919 已是100年前 变的是国力

1919以后的历史：1919 已是100年前 变的是国力路在何方1这次失败，给詹天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几年的蹉跎岁月，他于1888年在同学引荐下应召北上天津，担任铁路工程师，此后在外国人的一片讥诮声中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所创设的“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蜚声中外，让当初嘲笑他的人都闭了嘴。1919年4月24日，愿做“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的詹天佑因积劳成疾病逝。他去世10天后，“五四运动”爆发。

1884年7月的一天，一支法国海军舰队，先是像幽灵似的紧贴我福建海域外海悄悄游弋，不久后就突然掉转舰艏，驶向清政府设在福建的马尾军港，马尾海战一触即发。

由于福建水师与法国舰队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再加上清政府仓皇应战，这一仗只用了半小时，清军福建水师就几乎全军覆没。

但这场仗还是超出了法国舰队的预料，他们本来以为能赢得更容易，却被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缠斗了好久，法军主帅孤拔被“扬武”号击伤，几名法国水手也当即被击毙。

气急败坏的孤拔命令部下加速发炮，“扬武”号接连被击中，在一片火海硝烟中，有一名水兵在“扬威”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刹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留美学童中的一员，后来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他叫詹天佑。

这次失败，给詹天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几年的蹉跎岁月，他于1888年在同学引荐下应召北上天津，担任铁路工程师，此后在外国人的一片讥诮声中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所创设的“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蜚声中外，让当初嘲笑他的人都闭了嘴。

1919年4月24日，愿做“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的詹天佑因积劳成疾病逝。

他去世10天后，“五四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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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也曾是一名水兵，当年詹天佑经历的是本国舰队被法军半小时内团灭，而在1898年7月，22岁的张伯苓则遭遇了两天内“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

清军甲午海战失败后，威海卫军港上空升起了太阳旗。三年后，英国租借了威海卫。“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这样描述。

可以想象，这一切把这位有良知的少年刺得有多狠，“目击心伤，五内皆裂”，那一刻张伯苓决心弃戎从教，此后多年，在天津一些开明士绅的资助下，他辗转多国考察先进的教育理念。

青年张伯苓

1918年秋天，张伯苓来到美国，参加了中国留学生会议，此时，有一位清瘦、温文尔雅的28岁青年正在留学生会议上跟众学友告别，他叫竺可桢，此时他刚拿到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

横穿北美的列车，越过大江大河、大平原、大峡谷，沿着一条不平坦的路奔驰，车中竺可桢的心情随着北美大地起伏，一战后的美国发了一笔战争财，赢得了一个小繁荣，喧嚣、狂热、绚烂多彩成为这里特有的底色，美国正驾驶着这辆疾驰的列车轰鸣着奔向“咆哮的二十年代”，但大洋彼岸的祖国好像总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晦暗的色调下是军阀混战、南北分裂，被大小列强割肉放血。

此刻竺可桢正思忖着，自己虽无力让国家命运突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首先就是把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搞起来，把中国的气候观测权从外国人那夺回来，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该做到的。

青年竺可桢一家

竺可桢回国的同一年，32岁的任鸿隽也回国了，他在美国留学时跟竺可桢是好友，被称为最“不务正业”的科学家——曾留学日本，专心研修化学，目的只有一个：制造炸弹，为革命效力。辛亥革命前夕，他负责购买军火，向国内革命党人输送枪支、弹药。

除了暴力手段，任鸿隽还把文字玩得很溜，他办过报社，将自己拟撰的革命文告油印成大量传单，在革命党人最活跃、最集中的长江沿线散发。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他才赴美留学，选择了“科学救国”道路。

在当时，像任鸿隽这样的“跨界”精英大有人在，其实他们在面临“该如何拯救这个贫弱的国家？”这一宏大命题时也很迷茫，迷茫就会不断求索，于是硬生生成了一个个多面手。

之后，在没有任何彩排的情况下，更多的年轻人怀着对国家苦难的共同记忆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匆匆赶来：

1921年，侯德榜、吴宓双双归来；

1924年，叶企孙归来；

1925年，金岳霖、陈寅恪归来；

1938年，龚祖同、顾功叙归来；

……

这些归国青年不仅闪耀了一个个动乱的时代，而且都深深扎下了根，此后不断开枝散叶，让这个群体变得庞大起来。吴宓的学生有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叶企孙门下受业的弟子的名谓也是振聋发聩——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在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中，十多人师承于他；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门下弟子更是一抓一大把。

除了知识分子，那时的青年实业家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各自领域小心谋划着。

1918年，35岁的湖南人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天津自己的家中设立了一个试验室，发誓“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

1918年范旭东创立的永利碱厂

当时，在制碱业，西方国家形成了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他们往往利用各种借口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需要用碱印染布料的民族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此后的8年中，制碱所需设备全靠范旭东自己设计，工艺流程全靠摸索，期间连锅炉都被烧坏了，股东失去了耐心，西方厂商集体嘲笑……范旭东仍咬牙坚持着，最终在1926年制出了纯净洁白的合格碱，不但给西方厂商“一统天下”的制碱业豁开了一道口子，而且产品还远销到了日本、印度、东南亚等。

图左为青年范旭东，图右为毛泽东为其题写的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虽是寥寥数语，在当时真的是步步艰辛

其实，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鲁迅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鲁迅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鲁迅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当鲁迅在考虑应该把家安放在哪里时，在北京已经呆了一年的青年毛泽东正考虑离开这里回湖南，这个来自乡村的26岁青年当初没有选择在湖南老家谋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作为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他完全可以在当地教个书，去大一点的城市当个编辑。

他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北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种报纸，看似单调乏味，初来乍到也受了不少冷遇，但他得到的也不少：可以近距离听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大V”的各种讲座，还能泡北大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