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潜的古人，遇见汉潜唐昌⑥

小君 2023-02-20 04:06:25 670

关于沉潜的古人，遇见汉潜唐昌⑥苏轼一生多次离京外放，其中两次是来了杭州：初到杭州时是通判，再到杭州时任知州。【一】这样的一个人曾和杭州临安於潜有过亲密的交集：他把杵臼之交的朋友留给了这里；他把名声籍甚的诗歌留给了这里；他把对官员昆山片玉的评价留给了这里……友，是情谊；诗，属文脉；评，显思想——如此说来，苏轼留给於潜的是至少一半的灵魂。△三苏祠苏东坡雕像/图片来源CFP

关于沉潜的古人，遇见汉潜唐昌⑥(1)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首席记者鲍亚飞

对於潜来说，苏轼不能只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符号；不能只停留在古籍和记忆里，而应当经常跳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

前几日，特地跑了百十公里去找寂照寺，找绿筠轩，去找他笔下的於潜女，踽踽而行，遍访不得。

苏轼是一位在诗词书画上俱可开派的人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绘画与表兄文同开创“湖州竹派”；在学术论述、医学、水利等方面也有极高造诣，甚至还有堪比宰相的理政之才。

这样的一个人曾和杭州临安於潜有过亲密的交集：他把杵臼之交的朋友留给了这里；他把名声籍甚的诗歌留给了这里；他把对官员昆山片玉的评价留给了这里……

友，是情谊；诗，属文脉；评，显思想——如此说来，苏轼留给於潜的是至少一半的灵魂。

关于沉潜的古人，遇见汉潜唐昌⑥(2)

△三苏祠苏东坡雕像/图片来源CFP

【一】

苏轼一生多次离京外放，其中两次是来了杭州：初到杭州时是通判，再到杭州时任知州。

熙宁四年（1071年）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34岁。六月出发，十一月底才到，待了三年。

这三年，无论是苏轼的杭州还是杭州的苏轼，都是柔软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犹如隐士；杭州的水可鉴心，连而不断，勾留宁静，催促伤逝。于是，他可以在这里衔觞赋诗，访佛寺、问民风；左采菱、右放歌。在杭州，他不用故作坚强，风是温润的，山是深翠的，水是清碧的。

元祐四年（1089年），52岁，他再踏杭州，四月出发，七月到任。

这一次他修缮西湖、治理水灾、疏通渠道……一切都是民生，都是生活。他不必豪放，不必踌躇满志，他只要真诚地生活。苏轼之于杭州，是习惯；杭州之于苏轼，是港湾。

关于沉潜的古人，遇见汉潜唐昌⑥(3)

△西湖。里尔/摄

【二】

苏轼和於潜的缘分，始结于通判杭州。

他至少两次进入於潜，一次是熙宁六年，一次是熙宁七年，观政、游历、留诗。

熙宁六年时的於潜县令是刁璹（shú）。听闻苏轼来於潜视政，他按耐不住高兴——苏轼是他的同年，苏轼的二伯苏涣和他的叔叔刁约也是同年进士。两人是上下级，两人又是世交。刁璹知道苏轼的品行喜好，特地将苏轼安排在自己觉得最幽静的绿筠轩。

绿筠轩在於潜寂照寺内，寺庙里有僧人慧觉。一面是佛门佛学，一面是“临窗远眺，满目皆是茂林修竹”。东坡坐而忘日，写下《於潜僧绿筠轩》。

当然，苏轼此次来是为了视政，在县令刁璹的陪同下，他去往乡间，走于乡道。一路民情村风，所到之处，乡野无不笑面相迎。苏轼奇之，问：“为何？”答：“刁令熟久矣。”

这个时候苏东坡才知道刁璹天天走田过地，深为治下百姓所爱，大家热情相迎的原因不在自己，而在刁璹。回观这几天所历，他颇有所感——可以肯定，这种印象一定非常之深，并在苏轼的心里保留非常之久，乃至于苏轼欣然写下《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 一方面说於潜被刁璹治理得“吠犬足生氂（máo）”，一方面担忧“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

第二次苏轼再抵於潜时，少了些第一次的轻松。当时飞蝗自西而来，弥天塞地——於潜一带，蝗害甚重。

他一边组织人员捕蝗一边急切地向朝廷报告，在苏轼后来到任密州时写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曾有追叙：“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於潜这个地方山秀水灵且人风淳善，是一个堪舆绝佳之地，自古以来少灾少害。在苏轼“灾伤手实书”中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蝗虫是由外地蔓延而来，并最终导致了当地百姓种无可收。

在所谓“止水之祷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的艰难时光里，苏轼一直都守在於潜，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nié），有怀子由弟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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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潜风光/临安区委宣传部提供图片

【三】

陪着苏轼捕蝗的，是刁璹的继任毛国华。

《苏轼年谱》记载：熙宁七年八月苏轼扑蝗。二十八日，还至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也正是这一天，苏轼和县令毛国华、县尉方武去走访了於潜明智寺，宿西菩山。

这一夜的明智寺和一年前的寂照寺不同：那夜是刁璹的安排，这晚是苏轼的有意为之——明智寺是他的至交辩才法师的“三皈依”之地——换成是我，到了好友初入佛门的寺庙，也必然是要去拜谒的。

辩才法师，俗姓徐，於潜县人，10岁在西菩山明智寺出家，16岁落发受具足戒。他18岁开始游方问法：离西菩寺去杭州上天竺，师从慈云法师；25岁时已名闻东南，被宋神宗赐紫衣袈裟、赐法号“辩才”。

这样一位大师见法问法的地方，苏轼慢慢走去，心性虔诚。他先说寺前“云晦”、“遥望”两山的“石瘦”，再说寺内“清凉”、“明月”两池的水清，最后还说这种景致以及修行不是靠追求而是“须天付”的结果。

想必苏轼是极为尊敬法师辩才的，不然他不会专门去明智寺。当然，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一定是非常深的，不然不会有寒冷欲雪里的空等，不会有苏迨的“剃落摩顶”，不会有元祐四年的乐以忘忧“过溪亭”……人生零落百十年，故人稀、三两个。

其实，他们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杭州，是因为辩才是於潜人，所以两人的交往才被当地人所记。相较于这些千百年前的记忆，苏轼留给於潜的《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更为人熟知，文献、县志有记载，甚至连一些族谱在归纳本宗本族名人的经历时，也会把眼光打开一些，零碎或者片段地将之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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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龙井村辩才与苏东坡/图片来源CFP

【四】

我想多留一些文字给道潜（号参寥子，俗姓何，於潜浮村人）。一则因为他是於潜的大德；二则因为他和苏轼的交情非其他任何人可以替代，当然，还因为希望今人能再有这样的情谊，而不只是功和利。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1080年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他任团练副使，一个类似于现在“按县团级待遇”调研员之类的虚职。实际上当时的苏轼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不能随意离开。他放笔拿锄耕50亩山坡于城东，于是有了“东坡”。

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心情抑郁——于是道潜禅师不远千里去黄州探望，陪了一日又一日，竟然居留一年有余。

我是一个喜欢朋友的人，陪三五天，最多一周，十天就是极限，像道潜这样一陪就是年余的，可能需要50个我。有一个形容至情有爱的词叫“煮粥焚须”，但我觉得这个词还不够。

道潜和苏轼的初见应当是在1074年之前。苏轼赴任杭州路上见道潜《临平道中》诗并刻之为石后不久，寻于西湖，并一见如故、辅车相依——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密州知州，道潜到密州；熙宁十年苏轼改任徐州，道潜从杭州到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道潜又到湖州……湖州任上不足三月，“乌台诗案”发，湖州苏知州被贬黄州苏东坡。

额外地说一下，“乌台诗案”的最先举报者就是那个钱塘沈括。此人不足评。他写《梦溪笔谈》而“坐标中国科学史”，但由他最先点燃的“乌台诗案”受牵连者39人，包括驸马都尉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这在文学史上是一次浩劫——于是在心里对他颇为不喜。

不再展开了，不然就谈了半个北宋，还是回到道潜这里来。

元祐四年（1089年）东坡任杭州知州，道潜赴杭州；元祐六年苏轼自杭调京赴颍州知州；次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再一年又任定州知州——三年三徙，道潜无一次不往……

有些人觉得苏东坡是个文豪，调动再多，大小总是个官员，这个从於潜浮村出来的和尚说不准是个酒食征逐之辈？

如果这样想，那就真的阴暗了。

东坡先生曾给李端叔写过一封信：“得罪以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大家都恐避之不及，只有道潜不离不弃。因与东坡关系太近，他还被治罪、被开除僧籍，甚至被勒令还俗，但护守依然——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东坡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再贬惠州、三年后终贬海南儋州——据说放逐海南，在北宋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道潜听闻，又要从杭州转海南相访。

苏东坡觉得自己可能有去无回，死活不同意，专门作书劝止，道潜才作罢。

苏东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道潜是“半声木鱼随君去”。

将近30年的情谊，不为功、不为利、不为名，只有伯埙仲篪（chí，古代的竹管乐器，像笛子），只有灼艾分痛——於潜潺潺2000年，这样的人，无有；这样的故事，无有；这样的取艾自炙真意，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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