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首十五夜望月（一个节日读首诗）

读一首十五夜望月（一个节日读首诗）苏府出门左拐，向北经过观德坊，从积善坊和尚善坊之间穿过，在定鼎门大街的最北端，正是直通皇城端门的洛水三桥——星津桥、天津桥、黄道桥。同时，这三桥也将是今晚元宵花灯最为集中的地方。时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苏味道，便服乘马，陪着坐在马车上的夫人等家眷，怀着夜晚难得出趟门的兴奋心情，离开位于宣风坊的府邸，准备去看元宵节的花灯。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的夜晚，神都洛阳。

《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的夜晚，神都洛阳。

时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苏味道，便服乘马，陪着坐在马车上的夫人等家眷，怀着夜晚难得出趟门的兴奋心情，离开位于宣风坊的府邸，准备去看元宵节的花灯。

苏府出门左拐，向北经过观德坊，从积善坊和尚善坊之间穿过，在定鼎门大街的最北端，正是直通皇城端门的洛水三桥——星津桥、天津桥、黄道桥。同时，这三桥也将是今晚元宵花灯最为集中的地方。

置身“盛饰灯影之会”的星津桥上，亲历“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的热闹景象，目睹灯光、月光、星光交相辉映于水天之际，苏味道写下“古今元宵诗第一”的《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元宵佳节，洛水河边，树上、桥上挂满了花灯，倒映水中，摇曳生姿，与天上的星月之光交相辉映，平日夜晚不让通行的星津桥、天津桥、黄道桥等三座桥上的铁锁也打开了。

唐朝的洛阳城，被洛水自西而东，穿城而过，分为两半。仅就洛阳城的西半部而言，洛水的北岸，就是皇城、宫城，南岸则是百官及百姓居住的里坊区。里坊区的第一排，就是雒滨坊、积善坊、尚善坊、旌善坊。这四坊隔着洛河与皇城端门遥遥相望，连接南北两岸的，就是洛水之上的星津桥、天津桥、黄道桥。

就在这次苏味道观灯的三四十年前，和苏味道一样担任宰相之职的上官仪，曾经在同一地点，写过一首被同僚们“望之犹神仙焉”的《入朝洛堤步月》。他那首诗中的“脉脉广川流”，就是指洛河；他那首诗中的“驱马历长洲”，就是指洛水河堤；而他入朝要经过的路线，正是此时苏味道的目的地——洛水三桥和皇城端门。

换句话说，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和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是在同一个地点创作的；不同的是，上官仪创作于工作日上班的清晨，苏味道则创作于元宵节观灯的夜晚。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街上人潮涌动，马蹄掀起的尘土飞扬；元宵之夜的月光洒遍了灯市的每一个角落，好像在追赶着人们一样。

苏味道此时的官职，是帝国宰相。一般理解，这么大个官儿出来看灯，不搞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也就罢了，至少也要搞一搞前呼后拥吧？怎么一开始就被我写成了“便服乘马”了呢？这有依据吗？有的。

首先，唐朝宰相在都城之中的日常出行，就是骑马而行，当然不会骑马可以乘车，身边呢，往往只有三五随从。轻车简从，不搞前呼后拥，那是常态。宰相们要搞前呼后拥，享用公派卫队的排场，还要等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之后呢。

其次，苏味道这次便服观灯，也有依据。这是因为隋唐时期，不仅宰相们元宵观灯穿便服，就是皇帝们在这天观灯，也穿便服。隋炀帝杨广在大业六年正月元宵节，“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身穿便服的杨广，去了一次还不够，还去过数次。这个闷骚的杨广啊。

唐中宗和韦皇后，“及皇后微行以观灯，遂幸萧至忠第。丁卯，微行以观灯，幸韦安石、长宁公主第”。很明显，这俩是看灯饿了，身边又没带人又没带吃的，只好就近去大臣们家里，找地方宵个夜。

据元稹《灯影》诗我们还可以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也曾身穿便服在洛阳城观灯：“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想不到啊，“一树梨花压海棠”，压得还挺浪漫。

皇帝宰相观灯穿便服这个事儿，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此时穿便服，既是方便自己，也是方便别人。本来嘛，大家都是观灯去的，你把官服一穿，人家一看，哟，皇帝来了、宰相来了，无论如何得打个招呼，所有的招呼一遍打下来，你还看灯不看？

元宵佳节，重在看灯。皇帝夫妻看皇帝夫妻的灯，宰相夫妻看宰相夫妻的灯，咱老百姓看咱老百姓的灯，大家各看各的，各得其所，各得其便，只看灯，不装Ｘ，多好。

可是，即便皇帝宰相们不搞前呼后拥，元宵节观灯的人还是太多了，导致城中的交通经常出现拥堵。“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车马骈阗，人不得顾”，“香车宝辇隘通衢”。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街上的歌妓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边观灯，一边踏歌而行，唱着“落梅”这样的流行曲调。

这里的“秾李”，指“色彩鲜艳的桃李花”，此处借以形容游伎服饰容颜之美丽。苏味道在这句诗里，把视线由灯转到了人身上，他开始看人了。过份的是，他居然开始看女人了！不过，苏味道这年已经53岁，已到了对美女有想法没办法的年龄，就是偶尔看看美女，想来也不会影响他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了。

不看白不看呐。在这样热闹的元宵灯节，“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充街塞陌，聚戏朋游”，正是看人的绝好时机。

三百多年后，也是在洛阳，也是过元宵节，北宋大文人司马光的夫人，也想出去看灯。司马光不大乐意夫人出去浪，很没情调地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更不乐意了，醋醋地问：“那我是鬼耶？”好吧，司马光先生，你不是鬼，你只是宅男一枚而已。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今晚的洛阳城取消了宵禁，所以计时的玉漏你也就不要催人回家了，就让他们尽情享受这元宵佳节的夜晚吧。

金吾，就是“金乌”，也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太阳里的那个三足乌鸦。那这只乌鸦咋又成了官名了呢？唐朝的颜师古有解释：“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道，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

金吾作为官名，始于秦，汉朝叫作“执金吾”。汉光武帝刘秀在自己还是一个小老百姓时，曾立下人生两大理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从后来的情况看，刘秀真是人生赢家啊，不仅抱得美人归，还当上了执金吾的领导的领导。

金吾的职责，就是负责昼夜巡逻，负责都城的安全，尤其是负责执行秦汉以来，直到隋唐都还存在的城市宵禁制度。所谓宵禁制度，大致就是，从每天日落时开始，以八百鼓声为信号，关闭所有城门、坊门，开始实行宵禁。

宵禁开始后，城门、坊门不许打开，街道上不许有行人走动，“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居民只能在自己居住的坊内活动，不能走出坊门。夜晚的街道上，由金吾卫的士兵负责夜间巡逻。如遇“犯夜”的行人，金吾卫先是厉声质问，行人若不及时回答，士兵则先弹响弓弦警告，再旁射一箭示威，第三次则可以直接射杀行人。

苏味道这里说的“金吾不禁夜”，就是经过皇帝特许，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三天，不执行宵禁，大家可以在夜晚随便出门观灯、游玩。

上元夜解除宵禁，打造不眠之夜，自隋而始。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有一个不识相的治书侍御史柳彧出头反对正月十五开放宵禁，认为老百姓又是观灯，又是夜游，“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因循弊风，会无先觉。无益于化，实损于民”，要求禁绝此等不正之风。史称，隋文帝杨坚“诏从之”。

但是，历史事实是，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以满足广大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出去浪的需求为己任的柳彧，在正月十五开放宵禁的问题上，只是螳臂挡车了一阵子。在他之前和之后，正月十五开放宵禁，已经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了。

苏味道这首《正月十五夜》，历朝历代评价颇高：“古今元宵诗少，五言好者殆无出此篇矣”，“极写太平盛事，元宵诗少有过此者”。

而写这首诗的苏味道，更是大有来头。他先与另一个诗人李峤齐名，号为“苏李”；后又与李峤、崔融、杜审言一起，并称“文章四友”。

不仅如此，这个苏味道，细品起来，其实很有味道。他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个大名鼎鼎的儿孙。

第一个成语就是这首《正月十五夜》中的“火树银花”。要说这个成语也是概括得真好，害得时至今日的我，漫步在元宵灯会上，打算整几句比较有文化的词儿，在妻儿面前显摆显摆时，脱口而出的，还是苏味道的那四个字——火树银花。

第二个成语，则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中的“模棱两可”：

“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

当然，和苏味道留下的第一个成语相比，第二个成语的味道，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这位“模棱宰相”，最后在眉州（四川眉山）刺史任上去世。去世时，四子中的第二子苏份随侍在侧，遂留居于眉州，终生未仕，是为眉州苏氏之祖。自苏份起，历十世而入北宋，天上的文曲星再次钟情苏氏，诞生了苏味道的第十世孙苏洵，第十一世孙苏轼苏东坡、苏辙。

原来大名鼎鼎的“三苏”，是苏味道有据可查的直系子孙。

一

苏味道写下《正月十五夜》的公元701年，拥有由同一个皇帝武则天命名的三个年号：久视、大足、长安。

这年的正月初一、初二，还是久视二年；从这年的正月初三起，包括苏味道写诗的正月十五，再到这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叫作大足元年；从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开始，直到年末，又叫长安元年了。

武则天这是怎么啦？虽然改元是皇帝的权力，但同一年改来改去搞三次干嘛，很好玩儿吗？

要知道，这一年的武则天，已是78岁高龄。即使是君临天下的女皇帝，到了要死的时候，想法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第一个想法，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第二个想法，万一活不了，死后谁来继承我的皇位？

久视、大足，这两个年号，就是武则天第一个想法的产物。“久视”源出《老子》：“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祗，长生久视之道。”换句话说，“久视”就是“长生不老”的意思。

公元700年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愈。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可见，武则天正是基于“长生不老”的愿望，而改元“久视”的。

“久视”是来自道教典籍的年号，而“大足”则是来自佛教影响的年号。公元701年，“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到了苏味道写《正月十五夜》时，才刚刚是改元“大足”的第13天而已。仅就《资治通鉴》上述记载的字面意思看，应该是成州出现了一个绝非人类所能有的大脚印（姑且不论其真假），于是被尊为佛迹，武则天闻报后才将年号改成奇奇怪怪的“大足”的。

作为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继承人问题，比男皇帝更加纠结。武则天的纠结是，自己的皇位，是传给儿子呢，还是传给侄子呢？

传给儿子吧，儿子姓李，将来肯定得恢复李唐天下，更何况自己这武周本来就是劫夺的李唐天下；传给侄子吧，侄子倒是姓武，武周没问题了。可是武则天自己却出问题了。

武则天出啥问题了呢？因为武则天是后一任皇帝的姑姑，那么按照封建礼法，后一任皇帝的祭祀对象，只能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肯定不会包括自己的姑姑。虽然在短时期内有可能出于政治需要而祭祀姑姑，但时间一长肯定是要把姑姑赶出太庙的。

这样一来，武周的开国皇帝武则天可就亏大发了：自己辛辛苦苦创业，为武氏打下大好江山，最后却连跟着吃块冷猪肉的资格都没有，那我图个什么？这在讲究封建迷信的年代，对于武则天而言，是一个巨大而又现实的问题。

以上这个算盘，那个喜欢问“元芳，你怎么看”的狄仁杰，在史上跟武则天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武则天可是明白人儿，这个算盘她略一拨拉，就明白了。

“长安”这个年号，就是她明白过来之后的产物。就在公元701年十月，武则天率领百官离开洛阳，在离别19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长安。抵达长安的当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武则天下令改元“长安”。

武则天的这一政治举动，意味深长。这表明，到了这一年，武则天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坚持以神都洛阳为中心的武周政治体系，逐步回归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李唐政治体系。通俗一点说，她将放弃武氏女儿的身份，逐步回归李氏儿媳的角色了。

虽然这对于武则天而言，并不容易；虽然这对于武氏家族及拥武官员集团而言，更是艰难；虽然这对于李氏家族及拥李官员集团而言，还有变数。但她毕竟，还是勇敢地迈出了回归的第一步。

从政治立场来看，苏味道大致上属于拥武官员集团。而他也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就任武则天的宰相的。可以想见，苏味道在这年元宵节写下《正月十五夜》时，心情未必就如花灯一样美好，他应该也品出了一些味道来了。

写下《正月十五夜》整整三年后的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清明节前，身在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任上的苏味道，突然请求返回位于赵州栾城（河北石家庄）的家乡，改葬其父苏荣。宰相回乡葬父，朝廷专门给予优待，“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

不料，苏味道在这次回乡时，干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

也就是说，苏味道在朝廷已经明令其父改葬费用由公费买单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这两件出格的事情，导致自己被御史萧至忠弹劾，由中央宰相之尊而被贬往地方，担任坊州（陕西延安）刺史。

“侵毁乡人墓田”，就是苏味道父亲的墓园占地过大，以至于侵毁了附近乡人的墓田；“役使过度”，就是苏味道为了改葬其父，而征用了过多的劳动力。苏味道犯了错，自然应该处罚他。

可是问题来了：我怎么咋看咋觉得这事儿透着邪呢？咋看咋觉得这事儿完全不像是苏味道应该犯的低级错误呢？

先来看一个例子。就在写下《正月十五夜》的当年三月，苏味道因小事得罪，被下刑狱。为了表明认罪态度，苏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

当时，与他同时下狱的还有一个罪行比他严重得多的另一个宰相——因“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锡的谱儿，比苏味道大多了，“锡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无异平居。”武则天听说后，把张锡流放岭南，原谅了苏味道，让他复位。

这样一个“席地而卧，蔬食而已”的谨慎小心的人，怎么会犯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这样的低级错误？

再来看一个例子。苏味道有一个弟弟叫苏味玄，“味道与其弟太子洗马味玄甚相友爱，味玄若请托不谐，辄面加凌折，味道对之怡然，不以为忤，论者称焉。”

这样一个面对“甚相友爱”亲弟弟的请托，有时都会出现搞不定情况的宰相，可见不是一个有权任性的人，怎么会犯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这样的低级错误？

苏味道为官的武则天时代，政治环境其实异常严酷：“太后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其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谈，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家中再也不知道消息，因此官员入朝，即与家人作别：‘不知复相见否？’”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苏味道自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22岁进士及第以来，仕途顺利，先后历咸阳县尉、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掌书记、监察御史、春官员外郎、考功郎中、凤阁舍人，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46岁时第一次拜相，迁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第一次拜相后，苏味道因小事贬谪集州刺史，不久又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50岁时第二次拜相，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写下《正月十五夜》的时候，苏味道正处于第二次拜相期间。五年后的长安三年（公元703年），55岁苏味道进位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在一代雄猜之主武则天的俯瞰之下，苏味道历任中外，出将入相，24年到达宰相高位，33年圣眷不衰。说苏味道深谙那个年代的明哲保身之道，不算是离谱的判断吧？而凭他在史上留下的“模棱两可”这个成语，说苏味道是一个做官做人都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也不算是离谱的判断吧？

这样一个小心谨慎、明哲保身的人，怎么会犯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这样的低级错误？

要知道，登上宰相之位，是唐朝读书人的终极梦想。才高如白乐天，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有这个命当上宰相。苏味道可是在宰相位子上先后呆了五年零四个月的人，就因为这样的低级错误，轻易地把这宰相高位，说丢了就丢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看到了苏味道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三月被贬一年后，爆发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的“神龙政变”。所谓“神龙政变”，就是以张柬之为首的拥李官员集团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下台、扶持唐中宗李显上台。

政变的结果是，武则天时代权势熏天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杀。依附于他们的官员们，包括苏味道的宰相同事们，虽然因为张柬之等人的克制止杀，幸运地保住了脑袋，但却被一一降职，贬窜远方：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

此事，当然也要连累到苏味道，他“以亲附张易之、昌宗，贬授眉州刺史。”于他而言，基本上算是最好的结果了。至此，我恍然大悟。

以下，就是我恍然大悟的内容，也就是我关于苏味道犯下低级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并无直接的史料支撑，是我个人逻辑判断的结果，请读者诸君注意鉴别。

原来，苏味道是故意的，是早有预谋的。基于武则天年老体衰必须下台、李唐皇室必然复辟的总体形势判断，加之苏味道又从个人与张柬之等人的日常交往中，品出了一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烈味道。苏味道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必然会出现对依附张易之兄弟和武氏家族的官员群体的清算。这种清算，轻则撤职流放，重者杀头抄家。

所以，他决定提前采取措施，远离避祸。即离开中央，离开暴风雨的中心，去地方任职，争取少受一些影响，少受一些震动。

于是，他主动申请了一个正当理由：回家改葬其父。然后合理利用官场规则，犯下了低级错误，然后被弹劾，降职调任坊州刺史。暴风雨到来之后，鉴于他本人并不在京城，而且已经受到了降职处理，所以只是受到了再一次贬任更远的眉州刺史的处分。他就这样，不着痕迹地避免了本人及家族的最坏的结果。

这，总比张易之、张昌宗杀头掉脑袋的结果，要好很多；也比韦承庆、房融、崔神庆等人一撸到底再贬窜远方的结果，要好很多。

被贬为眉州刺史的第二年，神龙二年（公元706年），58岁的苏味道在眉州默默离世。

直到两千多年后，我才通过史料读懂了他：原来，他是一个在人生的舞台上，知道自己应该何时离开的人。

在人生的舞台上，知道自己应该何时上台，并不难；而能够知道自己应该何时离开，不仅非常艰难，而且是真正的大智慧。

二

正月十五，是“上元节”，又叫“元宵节”“元夕节”“元夜节”。

正月十五，是新年中的第一次月圆之夜，也是一个道教极为重视的节日。道教把正月十五称为“上元”，七月十五称为“中元”，十月十五称为“下元”，合称“三元”。于是，正月十五就被称为“上元节”。上元节的夜晚，就是“元宵节”。

在隋唐时代以前，元宵节的张灯活动主要是供皇帝及后宫观赏，时间不固定，节俗也不固定，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节日。

记录表明，我们今天能过上元宵节，得感谢传说中的那位昏君——隋炀帝杨广。正是他以折腾至死的折腾精神，折腾修洛阳城，折腾挖大运河，折腾打高丽，捎带手的，他还折腾出了一个元宵节来。

记录来自《资治通鉴》：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正月丁丑日，“于端门街盛称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这个正月丁丑日，就是正月十五日。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此处注释说：“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

胡三省的“盖始盛于此”，再加上司马光的那句“自是岁以为常”，非常关键。这说明元宵节的节俗形成，我们应归功于隋炀帝杨广。

但元宵节得到进一步提倡和兴盛，并最终形成国家级的公众节日，那就要感谢另外几位唐朝皇帝了，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哦，还包括他的三伯父唐中宗李显和他的亲爹唐睿宗李旦。

隋唐的皇帝们，还真会玩儿。

（一）唐朝元宵节最重要的节俗，当然是看花灯了。

唐朝元宵节看花灯，有多热闹，从苏味道的这首《正月十五夜》可见一斑。其实，白居易也有描述：“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与我们现在看的花灯全是电灯不同，古代的花灯都是点燃火把或点燃蜡烛来制作花灯的。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燃灯呢？

还在原始社会时，最早的夜间照明工具，是火把。火，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还帮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食年代。所以，从远古以来，人们一直保持着对火的敬畏和崇拜。

到了春秋时期，天子或诸侯在讨论国家大事或接待重要使节时，就要在宫廷之中点燃火炬，谓之“燃庭燎”。这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礼仪，《诗经》里就有“庭燎”一篇。

到了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燃灯更是以其供养佛祖的功用而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此时，燃灯已是四项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燃灯于佛寺。”可见燃灯的重要程度。

唐朝元宵节的大规模燃灯，正是来自佛僧的请求。《旧唐书》记载，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

要感谢这位胡僧，正是出自他的请求，得到了唐睿宗李旦的许可，从而开了唐朝官方正月十五燃灯的先河，也带动了元宵节灯会的节日气氛。

其实这个胡僧的请求，是两项。一项是燃灯。另一项是“夜开门”。后者对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则显得更为关键。这里的“夜开门”，就是指苏味道诗中“金吾不禁夜”。

当时的灯会，分为官方灯会和民间灯会两种。

唐朝官方灯会，极为奢侈盛大，“昼夜不息，阅月未止”。“白鹭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可见灯型繁多，各具特色。

当时，还出现了利用热动力学催动花灯转动的“影灯”：“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剪纸而成，尤为精妙”。

先天二年的宫廷灯会更为大手笔：“上元灯节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花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3日2夜、20丈高的灯轮、50000盏灯、1000名宫女、1000名长安和万年两县的少女和少妇，10000钱/花冠的服装费用，300贯/妓女的装束费用。那场面，那家伙，那是相当宏大。

这样奢侈，不怕大臣们劝谏？果然，右拾遗严挺之站了出来，他不解风情地要求唐睿宗李旦，“昼则欢娱，暮令休息”，不要太过分，不要日以继夜地折腾。

史称“上纳其言而止”。其实，哪儿止了？根本没止。真要止了，哪儿还有下面李旦儿子李隆基更加豪华的折腾？哪儿还有我们今天的元宵节？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20丈高的灯轮、灯树已经不够用了，直接上“灯楼”！

李隆基“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烛，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腾豹跃之状，似非人力”。

上行下效。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达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宰相杨国忠家“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民间灯会的热闹程度，也丝毫不逊色于宫廷和高官家的花灯：“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

大街人多到了什么程度？有的人甚至被人潮挤得双脚悬空而走，“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唐朝的元宵佳节，可不只有长安一个城市，在狂欢。在苏味道写诗的东都洛阳，“月光三五夜，灯焰一重春。烟云迷北阙，箫管识南邻。洛城终不闭，更出小平津”，可见洛阳连城门都没有关；在扬州，“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在偏远的甘肃凉州，“灯影连旦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

可见全国人民都动起来了，都在看花灯，过元宵佳节。

（二）唐朝元宵节，还有“踏歌”、拔河的节俗。

李白在《赠汪伦》中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里面，李白提到的友人汪伦，是“踏歌”而来。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汪伦那是边走边唱，是汪伦心情愉悦、随性而为的一种偶然行为而已。

然而，史料显示，汪伦在此处的“踏歌”，正如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提及的游伎们“行歌尽落梅”一样，并不是简单、随意地边走边唱。

踏歌，其实是我国原始歌舞的一种。《吕氏春秋》卷五《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其中的“投足以歌”，就是按照音乐的节奏，用脚踏地为节拍，边歌边舞。

史书上关于踏歌的最早记载，见于刘歆的《西京杂记》：汉朝的宫女曾“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在这里，宫女们是上身连臂，踏足而歌。

唐朝的踏歌，又叫踏谣，是由官方组织宫女或教坊女集体参与表演的大型歌舞活动，并且唐朝首创将这种踏歌，运用于元宵节的节日助兴。

在宫廷中，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喜爱音乐的人，自然要率先垂范了，他在元宵节“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跳歌舞以娱乐之”。他还曾于东都洛阳，召见方圆三百里以内的县令刺史，命他们携带歌舞队前来比赛，大搞文艺汇演，并对优胜者予以奖励。

为了让元宵节的踏歌更加丰富多彩，李隆基还让自己手下的大才子、宰相张说亲自出马撰写歌词：“玄宗尝命张说撰元夕御前踏歌词”，也就是现在留下来的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

老百姓的节日活动，也充满了踏歌的欢乐。诗人王諲在《十五夜观灯》描写“妓杂歌偏胜，场移舞更新”，诗人崔知贤在《上元夜效小庾体》中写道“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可见，“踏歌”是当时元宵节节俗的重要内容之一。

“踏歌”之外，还有百戏。所谓百戏，类似于现在的杂技表演，也就是耍猴、吞铁剑啥的。还有角觝，我们现在叫“相扑”，当然我们从古到今一直是正常型相扑，不是变态型相扑。

最叫人惊奇的是，他们还拔河！

唐人封演写的《封氏闻见记》记录：“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着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而且“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拔河”这个名称。而直到2016年春节前，笔者所在的单位还在组织精壮人士参加拔河比赛，由此可见文化习俗的传承威力，着实惊人。

这个拔河，怎么算，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三）唐朝元宵节，还有今天已经消失的“迎紫姑”节俗。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商隐在山西蒲州，听说京城有灯会，想看热闹又已来不及了，恨而作诗：“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此诗的最后一句，提到了当时元宵节“迎紫姑”这一风俗。今天，我们已没有了这个风俗。

那么，紫姑是个什么神仙姐姐？

按照《太平广记》，她生前是个很命苦的姐姐：“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婿不在，曹姑亦归去，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

上面祭祀紫姑的祝词，很好玩儿：“你老公不在，大老婆也回娘家了，你可以出来玩一下了”。呵呵。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文字中的“感激”，不是我们今天“感激”的意思，这里理解为“愤激”就好了。

可见，紫姑因为生前身份是小妾，被正房大老婆欺负，总让她干些倒马桶这样的脏活累活，所以在她愤激而死之后被尊为厕神，祭祀的地点为厕间或猪栏。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祭祀活动，在官方并不举行，主要在民间举行，而且，只限女性参加。紫姑信仰的主要功用，是卜蚕桑之事。

今天来看紫姑信仰，实际上是古代社会女性群体意识的一种体现。古代女性们祭祀紫姑，既是对紫姑作妾的同情，也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毕竟，在一夫多妻的时代，哪个女性也无法保证自己一定当上正房大老婆。

哪像现在的美女们，不但个个笃定是正房大老婆，而且还在家里一个比一个狠。现在哪里还有命运悲惨的美女呢，只有一肚子苦水倒不出的已婚男人。

（四）唐朝元宵节，吃什么节日食物？

元宵节吃什么？吃元宵啊。现在是，古代不是，至少苏味道所在的唐朝就不是。

事实上，在唐朝以前，元宵节没有专用的节日食物。到了唐朝，才有的，但也不是我们今天所吃的元宵。

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元宵，而是白粥或肉粥。《唐六典》记载：“又有节日食料……正月十五日、晦日膏糜”。“膏糜”就是肉粥。

其次是面茧。《开元天宝遗事》：“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茧”。面茧，是一种用糯米做成的蚕茧型食品，也可以用于祭祀蚕神。这当然也不是元宵。

第三是丝笼。《文昌杂录》：“唐代岁时节物……上元则有丝笼”。据考证，丝笼不是竹子做的竹笼，而是一种用麦面制作的饼状食品。饼状的食品，当然不是元宵。

第四是火蛾儿、玉梁糕。《云仙杂记》：“洛阳岁节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儿，食玉梁糕。”据考证，火蛾儿应该是一种油炸食品，玉梁糕可能是由米粉或麦粉制成的糕点。这两个食品与元宵的距离，也不小。

第五是焦饣追。《膳夫录》：“汴中节食，上元油饣追”。从《太平广记》所记的这种食品的制作方法来看，它的造型是圆形的，主要用面制成，而且面中有南枣做成的馅儿，经油炸之后，“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油炸元宵？反正，这个焦饣追，是唐朝最像元宵的食品。

焦饣追，到了宋朝还是元宵节的当家食品，只是当时已出现了“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的“汤圆”雏型。不过，这种“圆子”肯定没有馅儿，因为它还要蘸上糖臛（糖浆）才好吃：。

《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作者：章雪峰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选自章雪峰新书《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作者简介：章雪峰，历史写作者、出版人、编审，济南大学出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出版《唐诗现场》等图书多部。

编/袁立聪 审/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