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县县令，山阴县令答应秋瑾两要求

山阴县县令，山阴县令答应秋瑾两要求《神州日报》、《时报》、《申报》等重要的报纸媒体，以十分详细的篇幅报道了秋瑾从被捕到牺牲的全过程，包括她生前的一些珍贵照片。比如大名鼎鼎的《申报》，就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事无巨细地对秋瑾女侠进行了报道，这些不同体裁的文章前后加起来有将近3万多字。不过，为这位年仅32岁的传奇女侠最早发声的，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当时的舆论中心上海，在秋瑾牺牲后马上就有不同的报纸迅速报道，这次，他们都一致地将枪口对准清政府。读完此文，假设各位读者化身成为李钟岳，或许也极难做出选择。海外齐喊秋瑾冤秋瑾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界都一片哗然，鲁迅先生后来的短篇名作《药》中提到的“古轩亭口”，便是暗指秋瑾烈士牺牲的“绍兴轩口”。

清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1907年10月29日），山阴县令李钟岳趁着家人没防备，在自己的寓所上吊自缢，终年53岁。

李钟岳的离去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位山阴县令不是别人，他是清末女侠秋瑾的主审官之一。1907年7月15日凌晨4点，李钟岳派人将秋瑾烈士提至大堂行刑，在绍兴轩口将其杀害。一代女侠就这样消香玉陨，这使得李钟岳的良心受到了很大的谴责，他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始终惴惴不安，最终于百日后自缢义殉秋瑾烈士。

那么，江阴县令李钟岳作为杀害秋瑾烈士的直接凶手之一，为何最终又以悲壮的方式自缢身亡呢？他在整件事情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本章内容，笔者将为您揭开秋瑾烈士牺牲背后的故事，体味晚清时期底层官员李钟岳饱受良知折磨与现实压迫的那种无奈。

读完此文，假设各位读者化身成为李钟岳，或许也极难做出选择。

海外齐喊秋瑾冤

秋瑾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界都一片哗然，鲁迅先生后来的短篇名作《药》中提到的“古轩亭口”，便是暗指秋瑾烈士牺牲的“绍兴轩口”。

不过，为这位年仅32岁的传奇女侠最早发声的，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当时的舆论中心上海，在秋瑾牺牲后马上就有不同的报纸迅速报道，这次，他们都一致地将枪口对准清政府。

《神州日报》、《时报》、《申报》等重要的报纸媒体，以十分详细的篇幅报道了秋瑾从被捕到牺牲的全过程，包括她生前的一些珍贵照片。比如大名鼎鼎的《申报》，就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事无巨细地对秋瑾女侠进行了报道，这些不同体裁的文章前后加起来有将近3万多字。

而《时报》在详细地报道了秋瑾被害的经过后，还以十分鲜明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发表了《哀秋瑾案》、《对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文章、诗词以及漫画等不同题材的报道，叱责清政府对于这位传奇女侠的无端荼毒。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时报》的文章写得十分传神，至今都被视为秋瑾女侠牺牲时的一手资料。

“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唯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那么，秋瑾到底为何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界一致的同情？这其实与她个人的魅力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与她牺牲的案件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秋瑾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福建云霄县城的紫阳书院，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生人，自号“鉴湖女侠”。秋瑾少年时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的父亲秋寿南曾任湖南湘乡县督销总办，所以其原生家庭还算是比较富足的。21岁的时候，秋瑾被许配给双峰县的王廷钧，次年诞下一子王沅德。

这大概就是秋瑾早年的经历了，当时的她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凡人的侠气，但还没有完全地与封建家庭决裂开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当时跟随丈夫在京任职的秋瑾很是激愤，她在1904年7月不顾丈夫的反对东渡扶桑。

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秋瑾成为了我国“女权”的先驱，她当时在东京多次发表救国演讲，结识了非常多的中国在日留学生。

“周树人、宋教仁、黄兴、陶成章、陈天华……”

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是秋瑾女侠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结识的好友，大家都非常钦佩这样一位奇女子。《申报》在后来一篇《秋瑾之演说》的文章中，就十分详细地表明了秋瑾女侠的人格魅力，说她“手持拐杖，垂辫做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倾动众耳。”

秋瑾就是这样一位女子，她积极地投身到救国的运动中，丝毫不因为自己是女儿之身就落后于男儿。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曾接受过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以“鉴湖女侠”的笔名发表了《敬告二万万女同胞》、《演说的好处》等一系列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1905年秋瑾女侠回到祖国以后，在上海会见了蔡元培先生，在浙江绍兴与徐锡麟见面交谈，不久后就在徐锡麟的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同年夏季，秋瑾在国内筹集到学费后再度回到了日本东京，在黄兴的推荐下加入“同盟会”。于1906年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积极地在江浙沪地区开展新式教育活动。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这首《对酒》是秋瑾女侠在1905年年底所写的，也是她一生的革命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她的一生是如此光明磊落，充满着快意恩仇的侠客精神，也正是如此，这枚中国近代女性中冉冉升起的巨星才会如此快速地陨落。秋瑾的死在当时的民间引发了非常重大的讨论，原因就是浙江官府在抓捕徐锡麟且残忍地将其开膛皮肚以后，牵连到其表妹秋瑾且“先行正法”。

“秋瑾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浙江绍兴人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首领，他借着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这一时机，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是，这件事情与秋瑾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她也是“光复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秋瑾遭到牵连的主要原因，是她当时在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任教，而两江总督端方下令浙江巡抚“彻查大通学堂，徐匪死党比多”。

那么，在封建官员的层层加码下，浙江巡抚又命令绍兴知府贵福协助调查此事，而贵福这个人对“光复会”很是不满。但贵福这个人平日里又与秋瑾多有来往，曾经认其为“义女”且多次前往“大通学堂”。因此，贵福为了避免自己受到牵连，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匆匆地示意山阴知县李钟岳将秋瑾杀害。

就事论事来讲，秋瑾女侠到底是不是“革命党”此时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官方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将这样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杀害，这才是当时闹得沸反盈天的根本原因（后来的史实证明，秋瑾当时秘密联系江湖会党势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这件事情伤害的不仅是当时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极大地伤害了民间百姓的情感。所以，当时的民间包括官府成员在内，对于秋瑾仓促的离去普遍有不满情绪，认定这就是一桩冤案。即便站在现代的法律角度去讲，秋瑾虽然是“革命党人”，但徐锡麟的案子与她没有关系，所以“革命党通匪谋乱”的罪名很明显是官方掩人耳目的说法。

也正是从审判到执法过程中的重重错误，才会导致执行命令的山阴县令深感良心上的折磨，在秋瑾女侠牺牲百日后选择以自缢的方式了结自己。

官府的四宗罪状

以上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申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等多家媒体在当时的报道，我们能够看出当时民间以及舆论界普遍的态度。

“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凭所谓有通匪笔据、有士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

这篇名为《浙江之危机》的文章，大体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批驳的方方面面，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四点。

第一，秋瑾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先进的女性，从伦理道德和社会民俗上来讲就不能随意杀害这样的人（后有大通学堂的学生遭到严刑逼供）；

第二，绍兴府和山阴县在没有切确证据和口供情形下，就擅自将秋瑾抓获且快速杀害，这在从执法过程中来说就有着欲盖弥彰的意味；

第三，后来官府公布了秋瑾所谓的“通匪笔迹”以及“士绅告密”的“铁证”，但充满了穿凿附会且无法证伪的诸多漏洞，本质上来讲不能当成证据去使用；

第四，官府在审判、杀害秋瑾女侠的时候，都以十分隐秘的方式在十分秘密的场所进行，并没有诸多的见证人，大众对整个过程的可信度存在很大的怀疑。

纵观当时的诸多报纸，都是对以上的四点进行大肆抨击的。比如胡适曾经写过《好个大胆的贵福》，叱责他曾经逮捕“大通学堂”的6名学生，以“跪火砖”等方式逼迫其“承认秋瑾通匪”。但这些学生最终因为拒绝做伪证，而遭到了贵福等人的残忍迫害。

同时，《卖友者之将来》一文以老道辛辣的文笔“指桑骂槐”，表面上是骂“告密士绅”，实际上是骂捏造伪证的张曾敭等人。当时社会上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最终浙江巡抚张曾敭不得不告病躲避。不久后清政府让其调补江苏巡抚，但遭到了江苏士绅的联名反对，沉浮官场数十年的张曾敭只能告老还乡。

除了江浙一带，安徽学界也以《论浙狱公启》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要为“秋瑾女士沉冤昭雪”。一直到了秋瑾女侠牺牲的数年后，舆论界关于她的讨论还是不断，不过基本上都是围绕上述的四点去展开的，笔者就不在这里一一地赘述了。

那么，秋瑾女侠牺牲的具体细节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根据秋瑾弟弟秋宗章的一篇回忆性文字，大致能够明白其基本过程。

“安庆起义”失败以后，身在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并未离开，她在7月14日遭到了清兵的逮捕。当时贵福为了让自己摆脱干系，将这件事情交给山阴县令李钟岳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一同办理。

山阴县令李钟岳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他曾经在浙江江山县离任的时候，有“千人送别”的壮观景象。

李钟岳一来是敬佩秋瑾的气度和人品，二来也没有切实地掌握她“通匪谋逆”的证据。所以，李钟岳数次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推辞，讲明自己不愿意去“大通书院”抓捕秋瑾。然而贵福不但不理睬他的数次请求，还以项上人头作为要挟，拿出顶头上司的做派责令他协助李瑞年去办理此事。万般无奈之下，李钟岳只能带领士兵将“大通书院”团团围住，将里面的秋瑾捉拿归案。

得知秋瑾被成功捕获后，贵福示意李钟岳要“严刑拷打”被关押在山阴县监狱的秋瑾。李钟岳心里知道贵福这是要借自己的手杀害秋瑾，他不肯替自己的上司背负骂名，所以没有为难在狱中的秋瑾。

但是，贵福不断地给李钟岳施加压力，责令他一定要找到证据，否则就“拿他是问”。

两面都很是为难的李钟岳没有办法，最终来到狱中亲自请秋瑾写“供词”。秋瑾也不想为难李钟岳，但又不想让贵福的诡计得逞，于是就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绝命诗。这句绝命诗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算不得秋瑾女侠“认罪伏法”的供词（当时舆论界也以“文字狱”作为讥讽）。在保留了这张字条后，李钟岳向自己的上级贵福报告，说秋瑾的供词只有这七个字。

贵福怀疑百般推诿的李钟岳有意偏袒秋瑾，就像自己的上司张曾敭报告，请求“将秋瑾先行正法”。张曾敭同意了贵福的请求，于是李钟岳又成为了这桩冤案的执行者。根据秋瑾弟弟秋宗章的回忆，当时李钟岳不忍就这样草菅人命，他冒着很大的危险当面顶撞自己的上司贵福。

“公证两无，安能杀人？”

李钟岳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意见，那就是秋瑾的供词和可以作证的证人、证词都不存在，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地将别人“就地正法”呢？但贵福对“光复会”是非常痛恨的，他才不管这些条条框框，继续给李钟岳施压，责令他马上就动手。在封建时代最可怜的就是李钟岳这样的官员，人微言轻又为官一方，他在来到秋瑾被关押的地方后嚎啕大哭，询问她还有什么遗愿没有。

秋瑾女侠看了看李钟岳，说出了自己的三个心愿，而后从容赴死。正应了她那句著名的绝命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女侠告诉要负责杀死自己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她还有三个最后的要求，希望李钟岳能够答应自己。

第一，秋瑾要求写一封家书与亲人诀别；

第二，秋瑾要求不要以砍头的方式杀死自己，因为她不是什么匪徒，所以不能“枭首示众”；

第三，秋瑾要求在自己死后保留身上的衣服，以保留她作为女性的最后一点尊严；

李钟岳答应了后面的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他没有答应下来。笔者想一来是时间过于紧迫，二来是李钟岳也不想再生事端。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山阴县令，承担不起太多的责任。李钟岳的确是晚清政府中为数不多的有良心的官员，但他首先也是一个人，他必须要考虑到自己一家老小的安危。即便李钟岳对秋瑾女侠是崇敬的，他也认为这桩案件缺乏必要的证词和证人属于“冤案”，但他实在是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

最终，李钟岳下令手下枪毙秋瑾女侠，没有让她身首异处。同时，李钟岳也没有按照一般的习惯剥掉死者的衣服，他保留了秋瑾女侠最后的一点尊严。秋瑾在走到刑场的时候十分从容，她默默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扳机叩响，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这位年仅32岁传奇女侠的一生。

秋瑾被杀害以后，许久都没有人来收殓尸首。但是，当时的贵福却马上命令李钟岳去秋瑾的住所“搜查军火”，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不好交差的贵福本来就憎恶于李钟岳，叱责他数次顶撞上司包庇女犯，随后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撤了李钟岳的职。李钟岳此时也不想在晦暗的官场继续待下去了，他在离开绍兴之前，命令手下的士兵将县衙大堂上摆放的“天平架”劈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

这位良知未泯的晚清官员，在总结自己一生为官的经历时，十分悲愤地说出了这样的话。离开绍兴的李钟岳回到杭州养老，但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太正常了。虽然秋瑾是在贵福的一再操作下才惨死的，但毕竟李钟岳是全程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他的内心深处受到了谴责。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当时的作为，悔恨没有救下秋瑾，而是任由她被奸佞的贵福所害。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李钟岳做了大半辈子的清官，时年53岁的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冤案，在秋瑾死后不久就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李钟岳的家人眼见他变得不太正常，不得不加紧对他的看管，以免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家里人为了让李钟岳摆脱内心的自责，经常地劝诫他“秋瑾是贵福等人杀死的，不干你的时，你为她说话丢了官，难道做的还不够吗”？

同时，李钟岳的夫人也宽慰他，说他虽然没能让秋瑾写一封家书，但毕竟按照她自己的要求，既没有让这位奇女子身首异处，也没有剥光她的衣服使其受辱，这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但不管家里人如何劝诫，李钟岳在良心上还是过不去，尤其是他在看到了自己密藏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遗墨后，就更是成宿成宿地睡不着。

茶饭不思的李钟岳陷入了极度自责痛苦的状态，他的精神开始涣散，最终产生了“以身殉道”的想法。

终于，在秋瑾女侠牺牲的数十天之后，李钟岳开始尝试第一次自我了结。不过，他被死死看管自己的家人救了下来，全家人哭着说“这是何苦”。但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继续加强对李钟岳的看管。

被死死地困在寓所内的李钟岳，只能独自一人将秋瑾的遗墨拿出来，一边念诵着“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边伤心地流着眼泪。他的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一开始是一天一两次，后来是两三次，直到后来发展到一天看五六次、哭五六次。去意已决的李钟岳趁着家人不注意，在10月29日这一天上午9点中自缢于房屋旁，被家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享年53岁。

“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做了大半辈子官的李钟岳，在死去的时候连副棺材钱都没给自己攒下，还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草草地下葬了。直到好几年后，李钟岳的事情才由报纸披露而为大众所知，民间才开始啧啧称奇这样一位良知未泯的好官员。大家同情他、歌颂他，死后的李钟岳逐渐享受到了热闹，但这又能如何呢？在腐朽至极的晚清时期，他的良知只为他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悲哀，只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感慨与叹息。

如果你是李钟岳，你会如何去抉择呢？是与贵福等人同流合污，还是选择站在正义与真理的一边？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前者，毕竟捍卫良知与正义是需要勇气的，李钟岳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但就是人群中的这些“逆流”，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光辉，也让我们感叹良知的伟大。

与李钟岳一同办案却无作为的会稽县令李瑞年，后来被调任萧山县令遭到一致反对，也不得不黯淡地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而离开浙江的张曾敭做江苏巡抚不行，回到家后不久就抑郁而死。生前与身后，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事情。然而，李钟岳的美名正在被人传扬，而贵福等人遭到大众的唾弃，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