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大卫洛克菲勒换了六颗心脏（亿万富豪大卫洛克菲勒）

大卫·洛克菲勒在政治场域中长袖善舞，却又隔离于政治家的身份。

“没人能穿进他的鞋。”他生前长期的挚友沃伦·林德奎斯特曾在1995年向《泰晤士报》这样说道。“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或是不够聪明，而只是因为他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无可避免的姓氏

“洛克菲勒王朝”这个烙印，已经被打在美国财富顶端一百多年。

它拥有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垄断财团——美孚托拉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资产据保守估计已达50亿美元，涉及美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各个领域。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所在的那套9层住宅楼，屋顶有封闭的游乐场，楼下是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堪称当时纽约最大的私人住宅。

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并没有止步于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在石油业里的建树。他跟随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领导摩根大通前身大通曼哈顿在全球开疆扩土。

他始终能清醒意识到那些笼罩在洛克菲勒这个家族姓氏周围的神秘色彩，并利用天赐的姓氏为事业谋划。

他利用家族关系，打破纽约法律对银行经营地域范围的限制。

“我从不认为这是一种阻碍”，他含蓄地说道，“很明显，我有时会意识到别人区别对待我。通过父母获得金融资源没有任何问题，我学习克制而慎重地利用它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大卫·洛克菲勒个人的回忆录中，他承认让洛克菲勒家族几代人受益的一个特点是“脸皮”厚。一方面，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们非常清楚，他们有幸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被赋予的特权常常导致他人无端的怀疑和憎恨。

“某个洛克菲勒，尤其是某个‘公众型’洛克菲勒的一举一动，就像电影明星或者体育明星一样，都会被放到显微镜下分析。而当遭遇失败的时候，批评家们绝不会放过。”大卫·洛克菲勒说。

因此，他不得不长出厚厚的保护性“皮肤”。对于当时媒体的采访，洛克菲勒十分谨慎，甚至到了一种神经性的紧张，只要翻开报纸看到相关报道的标题，就会心头一揪。

艰难为父

商场上看惯了风云际会的大卫·洛克菲勒，在多年后回忆为人父母时，却觉得艰难以度。

几个儿子出生在大卫·洛克菲勒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卫·洛克菲勒并不在他们身边。

“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洛克菲勒在自传中回忆，早年妻子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加上他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洛克菲勒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他想跟他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

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后，父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洛克菲勒觉察到，孩子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而感到不安，甚至两个女儿选用了洛克菲勒妻子娘家的姓氏。

1965年，洛克菲勒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儿子戴夫。洛克菲勒预计，这股票可以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他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长子的一个好办法，而项目的细节可以让戴夫感兴趣，从而自然地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然而儿子对于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太多的兴趣，甚至没有与父亲讨论的需求。直到晚年时，洛克菲勒才与自己的长子关系改善。

翻开大卫·洛克菲勒的晚年回忆录，他落笔悉数写下了对每个孩子的回忆，像平常家庭中繁忙的父亲一般，诉说自己在儿女早期没有过多陪伴的抱歉。

更让他无力的，是孩子们长大后具有的自主意识与自我选择。搅弄金融风云的大卫·洛克菲勒，显露出服老的疲态。

热衷“外交”的非政治家

在国际政坛、商界四处奔走的大卫·洛克菲勒，却在青年时期入学哈佛时，感觉自己最不适应的是社交。

“我不仅比我大多数同班同学小1岁，而且我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世故、那么轻松自如。我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对象是成年人。”这反倒使得大卫·洛克菲勒在跟公众人物或著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强大的家族名再加上大卫·洛克菲勒本人对出游海外的热情，他成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营销力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曾与前埃及领袖萨达特、前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以及周恩来总理会面，这些会面帮助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了第一家在埃及、前苏联和中国拥有业务运营的美国银行。

“这个国家里，很少有人像我那样见过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他说道。

有些人批评称其花了太多时间出游海外，他曾被指无视其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职责，在有些年头里，大通曼哈顿银行曾是美国大型银行中不良贷款最多的一家。

频繁和海外领导人见面，给他积累了政治资本。但大卫·洛克菲勒一生远离政治。

曾经，美国总统尼克松两次询问大卫·洛克菲勒是否愿意出任美国财长，他都婉言拒绝了。

在不出任公职的情况下，大卫·洛克菲勒却长期担任纽约市政府的顾问，每年领取1美元的薪水。前纽约市长彭博曾说，“大卫·洛克菲勒对于纽约市的贡献无人能及。”

他还是第一批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1973年到访中国的金融家。他跟周恩来、邓小平、荣毅仁等人均有交往。

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就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深夜会见洛克菲勒长达两个多小时。会见开始已是深夜10点45分，长时间的交流中，同行的人眼皮开始打架，但周恩来与大卫·洛克菲勒却相聊甚欢。这一幕，给大卫·洛克菲勒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改革开放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便率先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回到中国，将其80%的资金都用在中国。

受制与孤独

尽管他一直强调自己的身份是非政治家，然而在政治洪流中，大卫·洛克菲勒不可能独善其身。

大卫·洛克菲勒涉足国际政治的举动在1979年引来了巨大非议。他跟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说服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批准当时遭到驱逐的伊朗国王进入美国就医。在伊朗国王抵达纽约时，霍梅尼的革命派追随者被触怒了，他们攻占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扣押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

多年后，大卫·洛克菲勒回顾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银行家，我与伊朗这个对大通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建立了关系，而在巴列维国王流亡以后，我又致力于维护我们在新政府下的利益。”

他并不认为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幕后战役给卡特政府施加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不计代价地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

事实上，他更认可的说法是，在许多个月当中，他为政府充当了很不情愿的替身。因为政府没有全面负起责任。

游走于政治之间，难免为政治所困。

“他穷其一生都在统治阶层的‘俱乐部’里游荡，并且忠于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无论他们做过些什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写道。

101岁的寿命，让大卫·洛克菲勒阅尽了悲喜。虽然长寿，他却不得不目送一个个亲人离世。

数年前，戴维的5个哥哥、姐姐相继去世。1951年，约翰·洛克菲勒的侄女温佛瑞·洛克菲勒·艾米尼自杀；1961年，曾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儿子迈克尔·洛克菲勒前往荷属新几内亚寻访土著人艺术，他乘坐的小船在水中倾覆，至今下落成谜，尸体也没有找到；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在1978年死于一场三车连环相撞的车祸。

2014年6月，他的儿子、时年65岁的理查德·洛克菲勒在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时坠机身亡。

而在事发前一天，儿子理查德驾驶小型飞机从纽约市飞到韦斯特切斯特县，与大卫·洛克菲勒共进晚餐，为他庆祝生日。

他先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

（本文综合《洛克菲勒回忆录》、纽约时报、中国经营报、腾讯财经、新华网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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