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男子崩溃痛哭：30岁小伙本来还能活一年 他却决定漂亮地死在手术台上
45岁男子崩溃痛哭：30岁小伙本来还能活一年 他却决定漂亮地死在手术台上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传染病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
“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
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负责免疫功能的CD4细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
“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
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
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
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么？”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么。”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
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
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功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
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
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
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