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洪涛空位危机：杜洪涛空位危机
杜洪涛空位危机：杜洪涛空位危机(二)久萌异志的边将武宗驾崩后，张太后成为空位期中的干政女主。武宗遗命云：“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13)武宗遗诏又重申：“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之皇太后而行。”(14)据此，张太后奉遗命主持国政的合法性无可置疑。杨廷和对此并不讳言：“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15)何良俊亦言：“武宗大渐之时，……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16)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既无子嗣又未曾预立储君的武宗崩于豹房，空位危机就此爆发。此时，奉遗命主持国政的张太后，久萌异志的江彬，御用监太监张永，内阁首辅杨廷和，成为有可能改变政局走势的重要人物。考察上述四人以往的权力、作为及其在空位期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无疑是考察特殊时期重大事件的必要前提。鉴于目前的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笔
正德末年的空位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相关史实又与影响深远的大礼议有着十分明显的因果关联。然而，空位期的许多细节并未受到明史学界的充分重视，多数学者仍然认同孟森教授的观点：“世宗未至京师，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为安。”①因此，研究大礼议的学者通常将研究焦点投放在杨廷和身上，或将其塑造成藐视皇帝的权臣，或将其视为程朱学派的代表，或为其贴上保守分子的标签，从而分别将嘉靖大议礼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对抗，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冲突，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②
然而，孟森教授的观点并非不易之论。首先，空位期的时间跨度并非37天而是38天。《杨廷和行状》明载：“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③更重要的是，杨廷和总揽朝政、“中外倚以为安”的说法，亦难免夸大之嫌。杨廷和在《视草余录》中坦承：“我朝内阁无宰相之权，予辈任此亦难矣。”④那么，空位期中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向？
谁在特殊时期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相关史实又与大礼议有什么联系？笔者透过对历史当事人及与见与闻者撰写的奏疏、文集、笔记，以及明代私修史书、《明实录》等史料的考辨，深入探究上述问题，期望能够更准确地揭示空位期的历史真相，推进有关大礼议的学术探讨。
一 重绘空位期的权力格局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既无子嗣又未曾预立储君的武宗崩于豹房，空位危机就此爆发。此时，奉遗命主持国政的张太后，久萌异志的江彬，御用监太监张永，内阁首辅杨廷和，成为有可能改变政局走势的重要人物。考察上述四人以往的权力、作为及其在空位期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无疑是考察特殊时期重大事件的必要前提。鉴于目前的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笔者力争以考述的形式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威名素著的女后
张太后(1471-1541)出自儒士之家，⑤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被册立为皇后。至此，母仪天下35年。自入宫之日，张氏即始终独享孝宗的恩宠。史称：上与后“同起居，无别宠，等民间伉俪然”。⑥获此殊荣绝非易事。正如杨联陞教授所说，获得并保有皇帝的恩宠，不但需要非凡的魅力与幸运，同样需要极强的综合能力。⑦张氏在弘治、正德两朝所享有的权势亦非同寻常。其弟张鹤龄、张延龄“暴横都(城)内外，侵夺民财，强取人田舍子女”，甚至派家奴闯入吏部殴打朝廷命官。张氏在宫中亦“数数行其意”。⑧太监何鼎状告张延龄擅入宫中，“带酒污宫人”。张氏大怒，“捽鼎至扑杀之，投尸海子”。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太后在铲除刘瑾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史载：“张永密奏：‘(刘)瑾浊乱天下、阴图不轨，请诛之。’武宗迟疑不决，永惧祸及，乃驰见慈寿(按：张太后徽号，武宗所上)，具言状，慈寿许之……遂就下锦衣狱。”⑩张氏的影响不止局限于宫中，宸濠谋反时亦欲假借其威名，谎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监国。”(11)张氏的活动空间亦超出一般治史者的想象，史载：“武宗毅皇帝南巡，慈寿皇太后北上，夫役供给之繁重……咸隶诸公(按：指沈教)。”(12)
武宗驾崩后，张太后成为空位期中的干政女主。武宗遗命云：“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13)武宗遗诏又重申：“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之皇太后而行。”(14)据此，张太后奉遗命主持国政的合法性无可置疑。杨廷和对此并不讳言：“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15)何良俊亦言：“武宗大渐之时，……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16)
(二)久萌异志的边将
江彬(？-1521)最初不过是一名驻守边镇的指挥使，因重贿钱宁而得幸于武宗。此后，江彬屡蒙拔擢，升至后军都督府都督、封平虏伯、提督诸营军务并兼管东厂及锦衣卫。(17)由于武宗耽于享乐，江彬擅权乱政、气焰熏天。不但普通官僚“拜尘乞幸，甘为妾妇之态”，(18)就连内阁首辅杨廷和也不得不为江彬“让一头地也”。(19)江彬还时常劝诱武宗巡幸，所至强掠民女、肆意索贿、民怨沸腾。部分有正义感的官员为此忧心如焚。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当江彬又欲蛊惑武宗南巡时，他们纷纷上疏谏止，甚至伏阙请命，但未敢语涉江彬。唯黄巩、陆震等冒死进言：“(江)彬外挟边帅，内拥兵权。骑虎之势，不乱不止。……彬不诛，天下之乱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谢天下哉？”(20)江彬闻讯大怒，欲将黄巩、陆震等置于死地，遂刻意激怒武宗以严惩进谏诸臣。武宗下旨将黄巩等人“执送镇抚司，严加掠治”，(21)此后又命跪阙前五日、廷杖五十、革职为民。陆震毙于杖下，黄巩险遭不测，谏止南巡的舒芬等人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治。(22)在这次政治斗争中，江彬虽肆虐一时，但也意识到了潜在的凶险。刘瑾的前车之鉴，更使他渐萌异志。正德十五年(1520)，江彬随驾驻南京，“潜谋不轨”，强索南京诸城门“锁钥”，为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所拒。(23)同年八月十五日，诱武宗游牛首山，“三宿不返”，意在谋逆，因禁卫军常于深夜无故噪起、惊呼，江彬惧事不成，未敢逞凶。(24)十月，江彬随驾还至通州，挟兵自重，“留驻四十余日”不肯入城。又“召文武百官胥来会集”，此时“贼濠(按：即宸濠)尚在，人心惶惑，莫知所为”。杨一清认为，江彬之所以隐忍未发是因为对太监张永心存忌惮。(25)
进入空位期后，江彬失去了擅权乱政的政治资本，但依然拥有以暴力改变既有政治秩序的能量。首先，江彬拥有以边兵为主体的军事力量。王世贞言：“是时，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知天下之恶之，势必反。”(26)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两点：一，边兵返回边镇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不是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当天边兵归镇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据《杨文忠三录》，十四日夜负责京城治安的即是江彬“部曲”。(27)而《西园杂记》云：“散遣诸军各归边受赏，次日(按：三月十八日)……即擒彬于后载门。”(28)二，边军还镇后，江彬所掌控的私人武装亦不容小觑。《皇明史概》记述江彬被擒后，言：“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于东、西、北三门，衷甲裹粮，立马以伺动息。’非……出不意擒之，京师百万流血，祸不可言矣。”(29)其次，江彬进入权力核心已达十年之久，其党羽甚众。如，同样以边将得幸的许泰、刘晖、李琮、神周、张洪，提督东厂的太监张锐及自称“天子十弟兄”的太监张忠等人。(30)此外，吏部尚书王琼、兵部尚书王宪亦与其过从甚密。(31)
(三)与众不同的宦寺
张永(1465-1528)，11岁即被选入内廷，侍宪宗于乾清宫。弘治九年(1496)侍武宗于东宫。武宗登极后，晋升为御用监太监，随后受命“提督三千、神机二营，兼管十二团营，掌乾清宫及本监事”。(32)虽然张永曾与刘瑾、谷大用等人同在“八党”之列，但其平定寘鐇、铲除刘瑾之功颇为时人称颂。(33)张永对江彬的倒行逆施颇不以为然，常设法匡正。熟谙本朝典故的朱国祯云：武宗南巡期间，江彬以进“辽、金二书”为名，向“诸卫”索贿，处州卫经历田濡独不肯。“彬怒，将逮捕。太监张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国子监，乃索诸海滨耶？’众大欢笑助之，声彻御幄。武皇讯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虏此箭射不着，当罚水二碗。’诸内侍以水灌之，江(彬)淋漓满冠，携之走出。”(34)引文在描述张永制止江彬为恶的同时，还以“诸内侍以水灌之”等细节展示了宦官与边将间的明争暗斗。而据《名山藏》所载，江彬等人在得知宸濠已被王守仁擒获后，为了冒功邀赏，力劝武宗纵宸濠于江上，与战而后擒之；并百般谗毁王守仁以夺功掠美，其谋均为张永所阻。(35)沈德符言：“非(张)永弥缝其间，则王守仁就逮而宸濠逸去，天下事去矣。”(36)由于在风云变幻之际手握兵权，张永在特殊时期的权力格局中亦占有十分的重要位置。杨一清言：“宫车晏驾，……中外倚之而安。”(37)
(四)久居要职的阁臣
杨廷和(1459-1529)本是武宗的东宫旧臣，正德二年(1507)入阁办事，七年继李东阳之后成为内阁首辅。杨廷和虽久居要职，但实际权力十分有限，既不足与权臣抗衡，亦不足与内臣比肩。汪思云：“正德年间，(政事)始沮于刘瑾、再沮于钱宁、三沮于江彬。进议而不允者有之，拟旨而擅易者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从中以径批，或沉匿而不奏。内阁备员而已。”(38)王世贞以正德十四年“居守留敕”为例，指出：“是时，权在中人。故敕，中人重而内阁轻。”(39)不止如此，部臣亦加入侵夺内阁权力的行列。史载：“前是，兵部尚书王琼材而险，与中贵人及钱宁、江彬等狎相表里。为章奏、诛赏、迁升，捷取中旨，不复关内阁。而琼躐进亦至少师，与廷和、(梁)储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损，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40)在人事关系方面，杨廷和善于变通，既不依附刘瑾、江彬等权臣，又能与之相安无事。对于武宗宠幸的内臣，他亦能虚以委蛇。但对与之争权的部臣王琼，却并不掩饰自己的厌恨之情。(41)杨廷和在空位期的权力仍不足以压制内臣与边将，但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及圆熟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协调、安抚各派政治势力等事务中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空位期的权力格局中，威名素著的张太后担任的是干政女主的角色，久萌异志的江彬则拥有以暴力改变既有政治秩序的能量，而手握兵权的张永与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廷和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两点：其一，武宗朝的政治秩序始终处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阁臣、宦官与边将的权力大小并不取决于国家制度对其所任职务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武宗的个人好恶。空位危机爆发后，明廷的权力格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决定性因素依然不是国家制度的运作机制，而是各派政治势力在分化、重组中角力的结果。其二，张太后等四人均有各自的人际关系网络，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各集团之间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形成更大的政治联盟，而各集团内部也可能由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而发生裂变。总之，空位期的权力格局是纷纭复杂而又充满变数的。
二 考证特殊时期的重大事件
帝制中国的历史书写权掌握在男性士大夫手中，而基于其所信奉的道德理念，这些士大夫对女主、宦寺等异端政治势力往往抱有偏见。这种偏见有时会使作史者的道德诉求战胜其秉笔直书的信念。《见闻录》载：“《武庙实录》且成，……公奏记副总裁中峰董公(按：即董玘)曰：‘昨闻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按：指张太后)，或云由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张永，或云由杨廷和。疑信之间，漫然亡据。……窃意廷和以忤旨罢归，永坐罪废。今上方综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乙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摈，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故)可信、可疑，宜严其有关于治忽者。’……董公以白之总裁鹅湖费公(按：即费宏)，可之。书进，天子由是乃倾心任宰辅，而宦寺之权轻矣。”(42)引文“宜严其有关于治忽者”、“君子小人进退之机”等语清楚地显示了《实录》作者的道德史观及其功利主义态度，同时亦提示治史者必须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相关事件。更重要的问题是，“迎立”、“诛彬”二事果真“漫然亡据”、无从考证吗？
关于选立新君一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张太后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张太后拥有最终决策权，而杨廷和仅有议政权。李洵教授指出：内阁呈交的“票拟意见只是向皇帝提供决策的参考，皇帝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43)如前所述，张太后奉武宗遗命主持国政、享有空位期的最高决策权，因此，她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杨廷和的建议。
其次，张太后在选立新君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杨廷和仅是尽到了阁臣应尽的职责。据《明实录》，武宗崩于丙寅，但《实录》作者又将武宗口述遗言的时间定在“先一夕”，且云：“俄而，上崩。(陈)敬、(苏)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44)“俄而”一词极为关键，它暗示着武宗在口述遗言后随即驾崩。必有此预设，“敬、进奔告皇慈寿太后，乃移殡于大内”才符合叙事逻辑。因此，如《实录》作者所记武宗驾崩之日不误，则武宗去世的时间当为三月十四日子时一刻。这一论断对复原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重要的是，引文表明张太后在得知武宗死讯后，立即担负起主持国是的重任。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立即公布武宗的死讯，也不是派人去征求内阁大臣的意见，而是迅速将武宗遗体由豹房移入大内。此举意义重大。因为武宗所居的豹房远在紫禁城之外，(45)江彬可随意出入其间。而且江彬早已暗自物色到了中意的皇位继承人，(46)他擅立新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盖杰民所说，只要武宗驾崩时江彬在场，“谁能对他所说的皇帝的命令提出质疑”？(47)不止如此，武宗遗命仅为口谕而并非诏书。只要江彬赶到豹房时，武宗遗体尚在，他就有可能矫旨迎立与其勾结的藩王。因此，张太后“移殡于大内”的决策是选立新君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杨廷和是在几个时辰之后得知武宗死讯的，他提出“兄终弟及”的建议，并代写了武宗遗诏与太后懿旨。需要强调的是杨廷和在空位期撰写的诏旨有时是与其他政治势力相妥协的产物，甚至有些诏旨根本不需要杨廷和草拟。《杨文忠三录》载：“谷(按：即谷大用)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又载：“是日，命寿宁侯张鹤龄齑遗诏往安陆诰谕、用宝。诸司礼令陈严、王钦二文书来阁中请予辈同看。”(48)可见，在谷大用参与奉迎新君的问题上，杨廷和顺从了宦官的提议；而在张太后命其弟张鹤龄“齑遗诏往安陆”一事上，杨廷和仅是“同看”而矣。因此，不能以张太后接受了“兄终弟及”的提议而过分夸大杨廷和的作用。
其三，杨廷和及部分大臣对于张太后在“迎立”一事中的决定性作用亦直言不讳。世宗即位后，杨廷和云：“慈寿皇太后断自圣心，首定大策。迎立我皇上入绍大统，功德甚隆。一切奉事供养，尤宜从厚。”(49)大礼议爆发后，张璁、桂萼等人对张太后主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薛蕙反驳道：“夫先帝崩殂，昭圣(按：张太后徽号，世宗所上)太后属心陛下，天下臣民谁不知之？迎陛下未至时，皇太后不得专制，孰为专制乎？”(50)耐人寻味的是，在取得议礼斗争的胜利后，张、桂等人亦劝世宗“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51)
关于逮捕江彬一事，自明代起即聚讼不已。(52)限于篇幅，笔者不欲将相关辩论罗列于此，仅以叙事逻辑为序，考述杨廷和、张太后、张永等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杨廷和是倡议者。据杨廷和自述，三月十八日，杨廷和与蒋冕游说诸太监请太后下旨逮捕江彬。提督厂卫的张锐极力反对，但司礼监掌印魏彬等不愿受江彬牵连，决意乞奏太后。杨廷和再三叮嘱：“千万就奏太后行之，擒彬贼后方哭临也。”随后，杨廷和、蒋冕回内阁等候消息，许久不见回报。杨廷和云：“予与敬所(按：当作敬之，蒋冕之字)私念事若不成，祸必先我三家(按：指杨廷和、蒋冕及同在内阁的毛纪三家)。我辈岂肯离此地，坏于贼手？但儿子辈在外不能逃耳。又念弱孙，心为之痛。复相与慰藉。遭逢至此，莫非数也？死得其所，亦复何憾！……久之，陈(严)来云：‘江彬已擒矣，几乎逸出。’”(53)由于是历史当事人的自述，此条史料的重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引文显示在逮捕江彬的行动中，杨廷和与蒋冕只是在焦虑中等候消息而已，无论是决策过程还是具体行动杨廷和都无缘参与。因此，杨廷和仅有倡议之功。
张太后是决策者。《西园杂记》载：“中官张永受密旨，即擒(江)彬于后载门。”(54)《杨廷和行状》亦可为证：“公(按：即杨廷和)……与蒋公(按：即蒋冕)侯于阁中，久未下。公曰：‘权珰(按：指张锐)对我辈言尚百计拦截，在宫闱(按：指张太后)岂肯赞成乎？……诚死此，亦得死所矣。’”(55)此条史料凸显了张太后在收捕江彬一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宫闱岂肯赞成乎”一语尤为关键，它表明杨廷和对张太后是否会赞同捉拿江彬殊无把握，而且做好了以身殉职的准备。与此同时，此语又暗示魏彬等内臣虽已赞同捉拿江彬，但如果得不到张太后的批准，杨廷和与蒋冕的提议仍然不能付诸行动。
张永是执行者。由于张永的宦寺身份，一些明代士绅有意识地重构了张永的形象。如，《西园闻见录》的作者张萱将张永塑造成一个为江彬通风报信的“反面角色”。(56)此说源于《杨廷和行状》，已为王世贞所驳，但深受王世贞影响的张箮竟然视而不见。(57)《实录》作者亦有意模糊张永在此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价值判断与“直书”原则的张力，仍然留下了考证相关史实的重要线索：
庚午，……坤宁上兽吻，遣(江)彬与工部尚书李鐩行礼。彬吉服早入，家众不得随。祭毕，彬欲出。太监张永颇知其谋，乃留彬、鐩共饭于宫中。盖亦欲以计擒之也。
俄顷，太后有旨收彬及(神)周、(李)琮。收者未至，彬已微觉，疾趋北安门出。长随十余人追及、执之，拔其须几尽。(58)
《实录》作者意欲传达的信息如下：一，张永在场的原因是“颇知其谋”而非“太后密旨”；二，以“亦欲以计擒之”暗示张永的参与是个人行为；三，张永的计划因江彬“微觉”而失败。然而，凭借《武宗实录》留下的重要线索并检视相关史籍可知：一，张永奉张太后密旨主持逮捕江彬的行动。逮捕江彬是风险性极高的政治行动，而《武宗实录》的相关记载表明，在逮捕江彬的过程中，重要人物只有久得张太后信任并曾擒获刘瑾的张永在场。(59)由此可知，前引《西园杂记》张永“受密旨”逮捕江彬之说符合历史逻辑。至于《武宗实录》所谓“颇知其谋”，似乎暗示张永乃私自探知相关行动，此论不足信。据王世贞考证：“(张)永不在司礼(监)，文忠(按：即杨廷和)之密疏固不预闻。”(60)二，张永的计划是留江彬“共饭”并伺机将其擒获。如前文所述，张永是受张太后“密旨”主持逮捕行动的。因此，《武宗实录》所记张太后命江彬入宫“行礼”与张永留江彬“共饭”均是“擒彬”计划的关键环节。而《皇明史概》提供了《武宗实录》遗漏的重要信息：“未发，张锐遣使人报之，遂奔西安门。”(61)值得注意的是，《武宗实录》言“急趋北安门”，此言“遂奔西安门”，以《杨文忠三录》证之：“(江)彬遂急奔西安门，以取西官厅文书为辞，中道折向北安门，亦复云云。”(62)可知《皇明史概》所载不误。三，张永派遣“长随”擒获江彬。《武宗实录》“长随十余人追及”等语，揭示出擒获江彬的是“长随”而不是锦衣卫的历史事实，但有意忽略了是谁指挥“长随”行事的。《弇州四部稿》云：“余访之旧阉，(江)彬逸、将出，(张)永使人追缚之。”(63)《弇山堂别集》载：“大学士杨一清等(按：含张璁)言：‘太监张永……及武庙晏驾，遂计擒江彬，……武庙末年之事，则臣璁在京所亲见者。’”(64)据此，逮捕江彬的全部过程均由张永主持。
综上所述，张太后在特殊时期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武宗实录》作者所谓“迎立”、“诛彬”二事“漫然亡据”并非客观事实，不过是欲将其价值判断嵌入历史文本的借口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关于张太后在革除弊政一事中的重要作用，《武宗实录》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在列举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后，《实录》作者云：“以上数事，虽奉上遗旨，实内阁辅臣请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称不便，故厘革最先云。”(65)
三 再辩嘉靖大礼议
张太后在空位危机中革除弊政、消弭叛乱，一手将朱厚熜扶上皇帝宝座。但世宗登极甫五日，即命礼部议其父兴献王的“主祀”及“封号”。(66)这既是议礼之争的起点，亦是张太后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以往研究嘉靖大礼议的学者，误信“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之说，从而将研究焦点局限在杨廷和与世宗的矛盾上。然而，如前文所述，在空位期中主持国政的是张太后而不是杨廷和。同样重要的是，在明代君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远逊于前代相权的阁权不可能对世宗构成任何威胁。而皇太后拥有的在特殊情况下拥立新君和废黜皇帝的权力却足以令世宗心存忌惮。(67)因此，探究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才是解读议礼之争的关键所在。
在讨论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根源之前需要强调的是，在世宗看来，议礼之争的对立面是张太后。世宗在处理张延龄案期间谕张孚敬(按：即张璁)：“今卿等徒知忠于孝宗，重为昭圣皇太后虑。却不思甘同逆恶，不忠于太祖。即前之议礼一般。”(68)又云：“今又得卿等屡爱重囚烦奏，自古强臣令主一矣。……亦不过是平日受恩于太后家者，报私背君耳。……卿等怎么又设大礼人伦本然？如今卿孚敬欲悔己以从廷和与？”(69)引文清晰地表达了世宗对大礼议的看法：一，张太后是议礼之争的对立面；二，“重为昭圣皇太后虑”即“报私背君”；三，杨廷和等人平日蒙受张太后及其家族的恩惠，因而极力维护张太后的利益。无独有偶，支大纶亦将杨廷和力主“濮议”视作畏惧张太后的结果，从而暗示大礼议的真正主角是世宗与张太后。其书云：“廷和上畏昭圣，下畏人言，力主濮议。”(70)
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与空位期的史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首先，张太后以“兄终弟及”为据迎立朱厚熜，并试图改变其宗法身份以重获象征正统地位的圣母尊号，是双方矛盾的根源所在。如前文所述，迎立新君的最终决策权在张太后手中，而世宗即位后的宗法身份直接影响着张太后是否能够保有其正统地位。因此，“考孝宗”、“母昭圣”之说并非世宗发动大礼议之后的被动反应，而是张太后与阁臣早已形成的共识。其证有三：一，选立朱厚熜并非仓猝之举。史载：“正月，上郊祀，伏而呕血。舆疾归，寻益甚，亡皇子，而司礼中贵人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捐万金而购之草泽，或有人应。’廷和心知所谓，乃出榜谕购而微以伦序风之，彬等唯唯。”(71)所谓“微以伦序风之”即以“兄终弟及”为据迎立朱厚熜。可见，明廷在武宗去世前已经开始考虑新君人选并已经提出“兄终弟及”的方案，只是没有得到武宗的首肯。二，张太后与阁臣对于世宗即位之后的相关事宜并非没有相应的安排。杨廷和云：“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间，已尝具启请于昭圣慈寿皇太后。乞命司礼监官将尚冠、尚衣等四执事及膳房、茶房、殿内答应、掌宫侍卫、牌子等项人员，逐一豫选老成厚重、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经先朝随侍坏事人员不许滥与，即蒙懿旨施行。”(72)可见，张太后等人为了避免世宗重蹈武宗覆辙，对即将侍奉新君的内侍作了慎重安排。由此推断，对于更为重要的世宗即位后的宗法身份问题，张太后等人不可能不事先有所考虑。三，至新君登极时，世宗应入嗣孝宗、以张太后为圣母已经成为朝中的主流意见。张孚敬云：“迨夫皇上嗣统，阁臣等辄敢以皇上考孝宗、母昭圣，凡在朝者靡不翕从。”(73)由于任何一种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认同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引文亦可证明按濮议行事的想法在空位期已经形成。
张太后等人的主张原本十分明晰，即继孝宗之嗣是继武宗之统的必然前提。世宗理应以孝宗为皇考，以张太后为圣母，而对其本生父母则宜改称皇叔父、皇叔母。但是鉴于历代学者对此问题颇多曲解，(74)因此仍有加以说明的必要。正德十六年九月，礼部尚书毛澄表述了当日大臣的集体意见：“先王制礼本乎人情。昔者，武宗无子又无同产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列，是武宗以陛下为同胞之弟。陛下昔考献王，今考孝庙，人情之所安也。夫人情安斯天理得，由是推之，则陛下所以待本生之亲者可知已。考孝庙，母慈寿，则不当复父母其所生，由旁支绍正统，则不当私帝后其所生。此理易见，无难知者。”(75)嘉靖三年(1524)二月，礼部尚书汪俊等言：“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则武宗为亲兄，皇上为亲弟，自宜考孝宗、母昭圣。”(76)以上两段引文清楚地显示了，所谓“兄终弟及”之“兄”指武宗、“弟”指世宗。由于世宗与武宗并非亲兄弟，他必须继孝宗之嗣才能具备继武宗之统的资格。
对于自幼熟读《孝经》的世宗而言，(77)改变其与本生父母的天然伦理关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因此，他虽然一度以孝宗为皇考、以张太后为“圣母”，但拒绝改称其本生父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不止如此，为了满足其母蒋氏的权力欲，世宗不断尊崇其本生父母，“正统”(按：包括已逝至孝宗与在世之张太后)与“本生”(包括已逝之兴献王与在世之兴献王妃)的冲突逐步凸显。需要强调的是，张太后等人的观点虽然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在当时的宗法伦理及心态结构中却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一百多名朝臣为了维护“正统”而伏阙哭谏、舍命抗争。现代学者往往脱离当时的道德语境来解读世宗支持者的议礼文本，忽略了张璁等人的辩论并不能在义理上否定世宗理应以孝宗为皇考、以张太后为圣母的事实。现以令世宗感叹“此论一出，吾父子终可完也”的奏疏为例予以说明。其疏云：
(1)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今廷议乃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2)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而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而顺天下之心。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亲疏、异同较然矣。……(3)议礼者皆谓‘孝庙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假令圣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4)程颐有曰：‘礼，长子不得为人后。若无兄弟，又继祖之宗绝，亦当继祖。’此正陛下今日之谓也。……(5)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6)窃谓今日之礼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78)
引文(6)是张璁的提议，而引文(1)至(5)是其立论基础。现将其论据均难成立的事实剖析如下：一，礼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其功能在于遏制个人私欲以维系宗法秩序与社会秩序。引文(1)所言世宗个人对其本生父母的“大孝”不能作为僭越正统的借口。二，如前文所述，世宗并非武宗亲弟，如欲遵“兄终弟及”祖训继武宗之统，就必须以“考孝宗”、“母昭圣”为前提，此不言自明。引文(2)所谓武宗遗诏未明示“为人后”及世宗与“养之宫中者不同”，均不能否定考孝宗的正当性。三，世宗考孝宗乃是其皇位合法性的前提，与引文(3)所谓“孝庙德泽”并无必然联系。而“假令圣考尚存、嗣位”的假设亦不能作为世宗不考孝宗的理由。四，在帝制中国的皇位继承制中“嫡”与“长”是两个关键原则，张太后正是按照这一原则选定了朱厚熜。正如崔铣所云：“今日《世及条令》，大宗果绝，必于旁支取其嫡长以继，其庶不得而先之。所以一统序、防忿争也。”(79)更重要的是，引文(4)所举前儒之说不能否定本朝祖训“兄终弟及”必须是亲兄弟的规定。五，武宗与世宗之间的皇位传承是“兄终弟及”，而承武宗之统、继孝宗之嗣本身就意味着“统与嗣不同”，引文(5)实有无的放矢之嫌。需要指出的是，张璁等人的辩论虽然漏洞百出，当朝大臣亦能直斥其非，(80)但是由于其尊兴献王与兴献王妃为皇考、圣母，改孝宗与张太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等主张迎合了世宗的个人意愿，因而在大礼议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张太后在空位期进一步强化的权势亦是世宗与张氏矛盾的根源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张太后接见世宗母子时盛气凌人，激起了世宗的不满情绪。史载：“初，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帝颇不悦。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81)二，张太后试图干预世宗的行为，而世宗不愿受制于人。《皇明大事记》载：“武宗崩，鹤龄迎世宗于安陆。私语左右欲得召见，申皇太后本意，上不应而心恶之。”(82)张太后遣其弟张鹤龄“申皇太后本意”的行为显然已超越常规，而“上不应而心恶之”则反映了世宗的防范心理。毋庸置疑，即位之初的世宗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他不但为武宗服重丧、在登极仪式中给张太后行“五拜三叩”(83)的大礼，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也顺从了张太后的提议。(84)三，世宗即位之初，张太后的权势令世宗如芒在背。正德十六年九月，兴献王妃至通州，得知世宗已改称张太后为圣母时大怒，曰：“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并因此拒绝入京。世宗闻报“涕泗”纵横，“启慈寿皇太后，愿避位，奉母归”。(85)可见，当时张太后的权势确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态势。
大礼议自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议起，至嘉靖三年九月丙寅始有定论。(86)其核心问题是象征正统的身份符号——皇考、圣母的归属问题。在议礼进程中，世宗反复无常、屡更其意，直至剥夺了孝宗、张太后的皇考、圣母尊号方肯罢休。这场名号之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改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世宗登极不久即欲尊崇其本生父母，但未能如愿。蒋氏到京后，世宗为其母所激欲避位归藩，张太后为了顾全大局做出重大让步，颁布懿旨命兴献王称兴献帝，蒋氏称兴国太后。(87)
其二，改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在其本生父母得到“帝”、“后”称号后，世宗又得陇望蜀，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反复重申须为其父母再添一“皇”字。杨廷和等极力劝阻，世宗执意不从。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宫后殿失火，群臣纷纷以灾异进言。或曰：“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臣虽愚，知为废礼之应也。”或云：“意者，兴献帝、后之称于礼不能无疑，复以‘皇’字称之尤为过越。”或言：“变岂虚生？灾有由召！”(88)于是，世宗下令“修省”，亦不再坚持为其本生父母加“皇”字。表面看来，群臣的奏疏是令世宗不再固执己见的主要原因，但真正令世宗忌惮的还是张太后。清宁后殿遭灾时，世宗登极尚不足一年，皇位未稳，朝中大臣多为孝宗、武宗旧臣；而张太后之弟张鹤龄、张延龄在弘治、正德年间“与朝士多相交往”，张太后本人的权势亦一度令“内外震惧”。(89)更重要的是，皇太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但有权拥立藩王，而且有权废黜皇帝。西汉昌邑王立而复废即是明证。因此，对张太后等人以“天变”为由将其废黜的忧虑才是令世宗被迫妥协的深层原因。毋庸置疑，一旦世宗坐稳了皇帝宝座，就再也没有任何合法性力量能够改变他的个人意志了。嘉靖三年正月，桂萼重拾张璁旧说，世宗追尊“本生”之心复炽。遂命张璁、桂萼赴京议礼，并批准多次犯颜直谏的杨廷和告老还乡。朝臣迫不得已，再次做出重大让步：“今之《大明律》，亦圣祖所定者。考其服制所称，则所后者固名父母，所生者亦名父母。盖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则于所后有别，犹存一本之义也。”(90)于是，世宗下诏，尊其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其三，改称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圣母张太后为皇伯母，本生皇考为皇考、本生母为圣母。在尊称其父母为本生皇考、本生母之后，世宗一度志得意满，认为“大礼已定，诏桂萼等不必来京”。张璁、桂萼闻诏同上疏曰：“本生父母对所后父母而言，……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则献皇帝虽称(本生)皇考，实与皇叔无异。”(91)世宗遂复诏张璁、桂萼来京，并决意按张璁等人的提议行事。于是舆论哗然，大小官员纷纷上疏痛斥张璁等为“干进”小人，并恳请世宗维持原议。礼部侍郎朱希周等劝世宗不可言而无信：“皇上考孝宗、母昭圣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谕忽从中出，则明诏为虚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后世；祭告为烦渎，不能感孚于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轻，甚非祗奉宗庙之礼也。”(92)鸿胪寺右少卿胡侍劝世宗不可以怨报德、紊乱纲常：“本生二字断不可去！……陛下母事慈寿在礼本自当然，……(张璁等)至谓陛下自遵《祖训》入继，与慈寿无预。呜呼，此言出而天理灭、纲常绝矣！……陛下虽伦序当立，宁能不待懿旨，晏然践祚耶？夫太后亲授陛下以天位，功存社稷如此，璁等乃谓无所干预专制，岂复有人心耶？”(93)由于群臣所上奏疏多留中不报。吏部侍郎何孟春、修撰杨慎等人遂倡议伏阙请命，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哭谏行动随之展开。《皇明大事记》载：“朝罢，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是日，上斋宿文华殿，遣司礼官谕、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丰熙等八人下诏狱。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94)左顺门事件之后，坚持世宗应“考孝宗”、“母昭圣”的官员遭到了清洗，何孟春等外调、杨慎等充戍、安盘等削籍为民。不止如此，世宗还曾多次对哭谏官员施以廷杖之刑，给事中张原等十六人惨死杖下。至此，“本生”僭越“正统”的结局已不可避免。嘉靖三年七月甲申，世宗奉献皇帝神主于观德殿，同年九月丙寅，世宗改称其本生父母为皇考、圣母，而已逝之孝宗、在世之张太后均被剥夺了象征正统的身份符号。
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大议礼的结束而有所缓和。首先，左顺门事件使世宗认为张太后在朝中仍然享有强大的影响力，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清除。因此，他屡兴大狱，排除异己。(95)最典型的事例是前文曾提及的张延龄案。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点：一，轻用重刑。世宗不论涉案人之罪名是否属实，一律下镇抚司拷讯。有迎驾之功的京山侯崔元亦未能幸免。(96)二，世宗甚至怀疑议礼功臣张孚敬等人谏止族诛的行动，是为了报偿张太后家的私恩而欺君罔上。三，张皇后因替张太后传话而被世宗废黜。朱国祯云：“张后之废实由张延龄兄弟。世宗方以昭圣……裁抑章圣愤甚，而延龄故多怨家，为人所讦、下狱。昭圣急，因上生子，谕来见致贺，上辞之。再谕，再辞之。益皇急，托张后为言。后方有盛宠，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传上云：‘延龄事，将就罢。’上已怒，谕阁臣，谓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发。及闻后言大怒，即褫官服与杖。明日下令废黜。”(97)可见，即使贵为皇后，即使“方蒙盛宠”，只要与张太后稍有牵连，旋即“褫官服与杖”、沦为废后。
其次，世宗对“考孝宗”、“母昭圣”的否定，动摇了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基础。他不得不以修实录、配明堂、称睿宗等手段建构其父兴献王的皇帝身份，以强化其享有皇位的正当性。而代表孝宗、武宗一系正统的张太后的存在以及她仍以藩妃之礼接待世宗生母章圣皇太后的事实，(98)无疑是世宗重构其帝统谱系进程中的破坏性因素。因此，世宗在继续尊崇其本生父母的同时，极力在礼仪上贬抑张太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圣旦”庆典。嘉靖十年戊午，世宗生母章圣皇太后“圣旦”，《世宗实录》称“上献宝舆称寿”；而同月戊辰，张太后“圣旦”，《世宗实录》仅载“免命妇朝贺”。(99)二，居住场所。在皇家礼仪中居住场所是最重要的身份象征之一，而身为皇太后的张氏在嘉靖四年三月仁寿宫毁于火灾后，却一直住在仁智殿。(100)据沈德符考证：“本朝武英殿后别有仁智殿，为中宫受朝贺，及列帝列后大行发丧之所。”(101)三，丧葬礼仪。在以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丧礼是最受重视的礼仪之一，然而对世宗有拥立之恩的张太后身后享有的却是嘉靖朝规格最低的丧礼。《万历野获编》载：“世宗初年以大礼得申志于兴邸两亲，其后尊礼靡所不及。从此遂亲定典制，厚薄任情。其于丧礼最减杀者，则昭圣太后。”(102)
就在张太后去世的同一年(按：嘉靖二十年)，宗庙失火，“群庙一时俱烬”。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一月，世宗决议将祖庙规制改成同堂异室制。并谕礼、工二部：“前为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时袷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成祖及群庙、我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列。享献既毕，则奉主各归于寝。”二十四年六月，太庙落成、兴献帝神主入庙，世宗改“继统”为“篡统”的“系列工程”亦宣告结束。(103)二十五年十月，张太后之弟张延龄被押赴西市处决，(104)议礼余波的最后一丝涟漪趋于平复。
关于嘉靖大礼议的争论，历来异说纷纭。帝制时期的学者与议礼双方享有大致相同的心态结构与道德意识，因而往往从价值判断与宗法伦理的角度加以评论。(105)清代学者毛奇龄独树一帜，试图“以礼断之”、“以经证礼”，从而“辨定嘉靖大礼议”。他对议礼双方都痛加切责，甚至有“举世无学，祸及国家”之语。然而其“世宗者，向为武宗臣，今为武宗子”之论恐亦无法令议礼者心服。(106)现代学者摆脱了传统道德理念的束缚，逐渐认识到权力斗争亦是大礼议十分重要的一个面向。但是，由于忽略了对空位期史实的批判性分析，往往将议礼之争的研究视角局限在杨廷和身上。从而分别将大议礼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对抗，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冲突，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本文透过对空位期史实的考察，发现在明廷解决空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张太后而不是杨廷和。而相关史籍表明，世宗亦将张太后视作议礼之争的对立面。因此，探究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才是解读议礼之争的关键所在。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源于双方对前者入继大统后宗法身份的重构存在重大分歧亦与后者在空位期进一步强化的权势令世宗如芒在背有关。议礼之争的核心问题是象征正统的身份符号——皇考、圣母的归属问题。世宗通过历时三年的大礼议最终剥夺了孝宗、张太后的皇考、圣母尊号。然而，议礼之争的结果动摇了世宗皇位来源的合法性，因此，他以修实录、配明堂、称睿宗等方式建构其父兴献王的皇帝身份以强化其享有皇位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对于代表孝宗、武宗一系正统的张太后，世宗不但屡兴大狱以肃清其在朝中的影响，而且在礼仪上极力贬抑张氏。总之，大礼议及其余波以世宗改“继统”为“篡统”而告终。
注释：
①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5页；陈捷先：《明清史》，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52页；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Carney T. Fisher The Chosen One: 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ngzong Sydney: Allen & Unwin 1990 p. 49.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提出了张太后与杨廷和“合作”说，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仍然乐于凸显杨廷和的作用。如“杨廷和当时为了达到目的，基本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定策迎立朱厚熜；第二是清除江彬及其余党；第三是宣布废除武宗弊政。”与此相似，提出“皇太后、宦官、阁臣联合专政”说的学者，仍然认为：“杨廷和等人利用皇位空缺时期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臣集团。”参见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田澍：《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②参见田澍：《张璁与嘉靖内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张立文：《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罗辉映：《论明代“大礼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88页。
③杨志仁述：《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焦竑：《献征录》卷15《内阁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96页。
④杨廷和：《杨文忠公三录》卷4《视草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28册，第821页。按：为行文方便，在正文中将此文献中简称为《杨廷和行状》。
⑤郑晓：《吾学编余》，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5页。
⑥查继佐：《罪惟录》卷2《皇后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1164页。
⑦See Lien—sheng Yang 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3(1960-1961) p.57.
⑧何乔远：《名山藏》卷30《张皇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426册，第190页。
⑨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8《忠烈》，《续修四库全书》，第542册，第259页。
⑩焦竑：《玉堂丛语》卷2《筹策》，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61页。
(11)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年标点本，第1160页。按：陈建所记并非无据，《题会问刘东山等朝疏》亦载：“正德十四年间，江西宸濠谋反，诈说太后娘娘(按：即张太后)有密旨着我起兵等语，该已处决犯人马冀具已招在刑部江西司卷内。”未著撰者：《题会问刘东山等朝疏》，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卷14《刑部》，《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集部第18册，第723页。
(12)王镕：《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教行状》，焦竑：《献征录》卷55《督察院二》，第2347页。
(13)《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台湾“中央”研究院影印本，第37册，第3680页。
(14)《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第37册，第3684页。
(15)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5页。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55页。
(17)顾清：《东江家藏集》卷32《代平虏伯谢恩表》，《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261册，第745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武臣兼总团营厂卫》，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166页。
(18)张原：《玉坡奏议》卷3《清吏治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29册，第379页。
(19)张岱：《石匮书》卷124《杨廷和、蒋冕、毛纪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19册，第310页。
(20)黄巩：《江彬之变》，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341—350页。
(21)《武宗实录》卷172，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第37册，第3341页。
(22)《明史》卷189《夏良胜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022页。
(23)赵善政：《宾退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0页。
(24)郑晓：《皇明异姓诸侯传》卷下，《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辑第18册，第662页；恽绍芳：《林居集•书世宗皇帝御极初政》，《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5辑第20册，第767页。
(25)杨一清：《明故司礼监太监张公永墓志铭》，高景春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按：此碑镌刻作者处已残，但据传世文献可知，作者为杨一清。
(26)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4页。
(27)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3页。
(28)徐咸：《西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0页。
(29)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6《江彬乱政》，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5220页。按：朱国桢当作朱国祯，为尊重原书，注释中仍标朱国桢，然正文中一律写作朱国祯。
(30)《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第37册，第3687页；《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六月甲辰，第38册，第148页；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3、827页。
(31)夏言：《夏桂州文集》卷12《论劾尚书王琼、王宪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74册，第575—577页。
(32)杨一清：《明故司礼监太监张公永墓志铭》。高景春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第220页。
(3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6《中官考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0页。
(3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1《罚水》，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50页。
(35)何乔远：《名山藏》卷88《张永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27册，第442页。
(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内官张永墓志铭》，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64页。
(37)杨一清：《明故司礼监太监张公永墓志铭》，高景春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第220页。
(38)汪思：《固政本以隆圣治疏》，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465册，第157页。
(3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3《居守留敕》，第240页。
(40)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第3页。
(41)王琼：《双溪杂记》，中华书局1985影印本，第47页。
(42)陈继儒：《见闻录》卷1，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4页。
(43)李洵：《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明代官僚政治研究专题之一》，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44)《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第37册，第3680页。
(45)盖杰民著，朱鸿林译《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46)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12《太师梁文康公》，《续修四库全书》，第532册，第186页。
(47)[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家明代史》上卷，杨吕泉、吕昭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按：该书第七章《正德时期》为盖杰民所撰。
(48)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0、826页。
(49)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2《题奏后录》，第783页。
(50)《世宗实录》卷40，嘉靖三年六月辛亥，第39册，第1018页。
(51)《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寅，第39册，第1113页。
(5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6《史乘考误七》，第472页；黄景昉：《国史唯疑》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第86页；唐鹤徵：《皇明辅世编》卷4《杨文忠廷和》，《续修四库全书》，第524册，第613页。
(53)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7页。
(54)徐咸：《西园杂记》，第50页。
(55)杨志仁述：《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焦竑：《献征录》卷15《内阁四》，第495页。
(5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7《杨廷和》，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2586页。
(5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9《史乘考误十》，第522—523页。关于王世贞对张箮的影响，参见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
(58)《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第37册，第3685—3686页。
(59)据《国琛集》，奉张太后命杖死何鼎的就是张永；《明高僧传》载：张永奉张太后命赐高僧释珠“紫色僧伽衣，以征其德”。唐枢：《国琛集》下卷，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59页；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4《天台慈云寺沙门释真清传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232页。
(60)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80《野史家乘考误下》，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需要强调的是，捉拿江彬的行动风险极高，如果失败，与议者皆有性命之虞，因此，杨廷和、魏彬等断无预泄之理。据杨廷和自述，擒彬之议其子杨慎、杨恒亦未尝预闻：“十七日晚(按：擒彬在十八日)晚，慎、恒二儿谓：‘外议谓(彬必反)，父亲何不早擒之？’予漫应之曰：‘彬逆节未露，将以何辞擒之耶？仔细保首领，勿取灭族之祸。’盖虑后生辈不密，故云然。”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6页。
(61)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6《江彬乱政》，第5220页。
(62)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第828页。
(63)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80《野史家乘考误下》。
(6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00《中官考十一》，第1893页。
(65)《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第37册，第3682页。
(66)《世宗实录》于四月丙午书“登极甫三日”，故笔者于此处云：“甫五日”。《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戊申，第38册，第42、47页。
(67)See Lien—sheng Yang 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p. 58.
(68)张孚敬：《谕对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4—25页。按：张延龄案原系杀人案，世宗却执意断成谋反案以族诛张氏家族。经张孚敬等人反复劝阻，才勉强以杀人案处理。
(69)张孚敬：《谕对录》，第36—38页。
(70)支大纶：《永陵编年信史》卷2，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影印本，第221页。
(71)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第3-4页。
(72)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2《题奏后录》，第790页。
(73)张孚敬：《谕对录》，第14—15页。
(74)如，清代学者毛奇龄指责明廷：“误解兄终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当之。……一似后孝宗，又一似后武宗。以致父子兄弟，祖孙伯叔相争不已。伦序颠倒，莫此为甚！”部分现代学者深受毛氏影响，有学者认为：“嘉靖帝本来无权继承皇位，问题竟是如此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惜罢黜元老，治罪大臣，廷杖百官而要把议礼进行到底的根本原因。”另有学者认为：“世宗即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不是以法定的皇太子身份而是以地方藩王世子(按：误。朱厚熜在武宗在世时已成为藩王)的身份进入帝系。这就发生了一个在继统问题上是继孝宗之帝统，还是继武宗之帝统的问题。”参见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页；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
(75)《世宗实录》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丁丑，第38册，第264页。
(76)《世宗实录》卷36，嘉靖三年二月戊申，第39册，第901页。
(77)谈迁：《国榷》卷52，中华书局1958年标点本，第3219页。
(78)《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壬子，第38册，第162—165页。按：引文内的序号为笔者所加。
(79)崔铣：《洹词》卷4《礼由》，《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267册，第467页。
(80)何孟春曾逐条驳斥张璁所上之议礼“十三条”，参见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10《辩斥忠邪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29册，第231—259页。
(81)《明史》卷114《张太后传》，第3529页。
(82)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32《张延龄之狱》，第5629页。
(83)《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第38册，第8页。
(84)徐咸：《西园杂记》，第59页。
(85)雷礼、范守己、谭希思：《皇明大政纪》卷21，《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354册，第411页。
(86)《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寅，第39册，第1111页。
(87)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7《大礼》，第5244—5245页。
(88)邓元锡：《皇明书》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315册，第619页。
(89)张璁：《谕对录》，第14页。按：为行文方便，将原文“内外已震惧矣”简化为“内外震惧”。
(90)《世宗实录》卷36，嘉靖三年二月乙丑，第39册，第915页。
(91)《世宗实录》卷37，嘉靖三年三月戊子，第39册 933—937页。
(92)黄光昇：《昭代典则》卷26，《续修四库全书》第351册，第770页。
(93)《世宗实录》卷40，嘉靖三年六月戊午，第39册，第1028-1029页。
(94)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7《议礼》，第5273—5274页。
(95)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7《议礼》，第5292页；同书卷32《李福达之狱》，第5595—5610页。
(96)《题会问刘东山等朝疏》载：“奉钦依将奏内有名人犯崔元等着锦衣卫提拿打问。”未著撰者：《题会问刘东山等朝疏》，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卷14《刑部》，第729页。
(97)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中宫废立》，第15页。
(98)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2《张孚敬》，第25页。
(99)《世宗实录》卷122，嘉靖十年二月戊午、戊辰，第41册，第2913、1918页。
(100)世宗虽于嘉靖十七年谕礼部曰：“以慈宁宫奉圣母章圣皇太后，以慈庆奉皇伯母昭圣皇太后。”但嘉靖十九年慈庆宫尚未竣工。不止如此，嘉靖二十年八月辛酉张太后去世当天礼部所撰《丧礼仪注》指定仁智殿外为哭临场所，据此，张太后或卒于仁智殿。参见《世宗实录》卷49，嘉靖四年三月壬辰，第39册，第244页；同书卷231，嘉靖十七年六月壬寅，第43册，第4371页；同书卷238，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第43册，第4848页；同书卷252，嘉靖二十年八月辛酉，第44册，第5044页。
(10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仁智等宫殿》，第249页。
(10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嘉靖两后丧礼》，第92页。按：值得提及的是，谈迁在记述张太后驾崩时，先转述世宗谕旨“今丧礼有定式，祭奠内官代行”，随后大发感慨：“昭圣手授金符，致(世宗)跻九五之上。恩莫厚焉。稍隔一膜，终涉阻抅。上所礼谕，虽宾天之痛，犹有夙隙。大隧之咏，谁为颖考叔以动之哉？”谈迁：《国榷》卷57，第3615页。
(103)朱国桢：《皇明史概》之《皇明大事记》卷27《议礼》，第5303—5305页。按：世宗改“继统”为“篡统”乃参考段玉裁之说。《明史十二论》云：“世宗非篡而以篡自居者也。……继统不继嗣(按：指继武宗之统而不继孝宗之嗣)，仍子兴献王，帝之，宗之。以《春秋》之例书之，当曰：‘尊其父兴献王为皇考献皇帝，奉其父之主入于太庙，跻武宗之上，几篡人之国者。’”参见段玉裁：《明史十二论》之《三大案论》，《续续修四库全书》，第450册，第707—708页。
(104)郑晓：《今言》卷3，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129页。
(105)陈建：《皇明通纪》，第1181页；崔铣：《洹词》卷4《礼由》，第468页；陈汝錡：《甘露园短书》卷3《大礼》，《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子部第87册，第36、37页。
(106)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第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