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脉络发展（早期诗经的形成与编纂）

诗经的脉络发展（早期诗经的形成与编纂）除了《序》《传》的不同外，《毛传》字词训诂的先后次序与经文篇目顺序也不一致，《国风》中的很多词汇，需要在《小雅》或《大雅》的《毛传》里寻找解释。这部分训诂的失序，说明《雅》《颂》的训诂很可能早于十五《国风》。这恐怕与二《雅》的经典化较早有关。《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引《诗》本以二《雅》为主。《尔雅·释诂》一篇所录古字，与二《雅》相关者200条左右，与《周颂》相关者50条左右，而与十五《国风》相关者不足90条。故最早对《诗》作注，应该开始于《雅》和《颂》。这是否说明《毛诗》保留了战国时代《诗经》文本的原始编次呢？《毛诗序》与《毛诗》经文之间的差异则否定了这种可能。《六月序》综述《小雅》前22首诗的顺序与《毛诗》的编次不同。《六月序》中，《华黍》之下先后为《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而《毛诗》则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由庚》《崇丘》《由仪》。据郑玄《毛诗笺》，《诗序》与

从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来观察，先秦时代存在两个诗歌文化传统：音乐文化传统和文本文化传统。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个整体，但很早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际。音乐文化中的两周歌诗，至西晋荀勖修改雅乐而最终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诗，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场所中被引用，已经开始了经典化过程。西汉以后的《诗经》明显属于文本文化传统。

近年来学者们以口头和书写这两个概念工具讨论早期诗歌传统时，产生很多争议，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是：这两个概念的指向实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能对等使用。当我们使用“口头传统”或“口头诗学”这一概念时，指涉的是音乐和文本相混合的活态文化传统，文本化的《诗经》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或一种类型。当我们使用“书写”时，它的所指主要是文本文化中的《诗经》。简单地说，口头传统讨论的是早期的诗，而书写传统讨论的则是《诗经》。两个概念工具所针对的研究对象存在文化层级的差异。

在宗庙祭祀、射礼、燕礼、乡饮酒礼等礼仪的实际操演过程中，歌诗音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歌词。西汉时代“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汉书·王褒传》），《宋书·乐志》记载“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这些都是礼仪中的歌诗，后人可以保留古曲而赋新词。《大戴礼记·投壶》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按照《诗经》，《鹊巢》《采蘩》《采苹》《驺虞》属于二《南》，《伐檀》属于《魏风》，都不属于《雅》。《投壶》篇所言的“雅”，应为雅乐，二十六篇中，只有这八篇有词可歌，其他十八篇应是无歌词的乐曲。雅乐与《诗经》已经有了功能的区分。若将文献记载中的雅乐和《诗经》的篇目相混淆，就容易造成困扰。礼乐文化之外，娱乐性的歌诗甚至更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郑卫之音”类型。因此，早期文献中，并非所有的诗都可纳入《诗经》的文本传统中来讨论。戴震《书〈郑风〉后》一文就明确区分了文本化的《诗》和作为音乐文化形态存在的“声”，认为不能够将二者混同。

《诗经》文本传统中的诗，出现于西周初年。西周晚期的怨诽雅诗，即所谓“变雅”，其文本内容已经比音乐部分重要得多。在春秋中晚期至孔子时代，歌诗文本逐渐被经典化，《诗经》已经在慢慢形成中。音乐文化中的诗，并未因此而消失，各种礼仪和日常生活中的乐歌依然被演出，清华简《耆夜》所记录的应该就是演出中的歌诗。可以说周代诗歌的音乐传统和文本传统的分化，至迟在春秋末年已经完成。自此以后，周代的歌诗便以两种相互交叉但又泾渭分明的文化形式存在。

《诗经》形成的历史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孔子。孔子之于《诗经》，其最大的影响应该是重编了《诗经》的文本。《论语·子罕》篇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的正乐也是《诗经》文本的重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所载季札所论之《诗》，很可能就是孔子的《诗》。季札论《诗》是一段很有名的记载，《诗经》研究者将其作为孔子之前，《诗经》已初步编成的证据。但从文中季札的预言判断，这个故事应该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初，此时孔子已去世了近一百年。季札论《诗》的卷帙次序，属于战国初年孔门诵读的文本，应为孔子所编的《诗》。其卷帙次序如下：《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曹风》《小雅》《大雅》《颂》。

今本《毛诗》与战国初年的文本不同，《豳风》编于《国风》之末，与《小雅》相接。《毛诗正义》称周公地位尊崇，故将与其相关的《豳风》置于诸侯风诗和天子雅诗之间。这一重编具体在何时并不可考。但《孟子》中的论述却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编纂思想出现的下限。《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毛诗序》中关于《诗》与王道盛衰关系的论述。《豳风》位置的变动，体现的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诗学观念，本质上是以《春秋》解《诗》。那么这种诠释路径应出现在《春秋》之后，《孟子》之前。

战国秦汉之际，《诗经》的不同的传本之间，还存在许多细部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诗篇的编次。从《汉石经》来看，三家《诗》与《毛诗》在二《雅》内部的篇次颇有不同。汉唐间学者所注意到的《小雅》无“厉王诗”疑问也属编次问题。郑玄称《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首诗属刺厉王之作，本在《六月》之前，汉代初年，毛公移其篇第，《毛诗》中遂无刺厉王诗。据《汉书·谷永传》及颜师古注引《鲁诗》，知三家《诗》中《十月之交》四篇确属刺厉王之作，在《六月》之前。《十月之交》有日月交迭而食的句子，一月之内连续出现的日食和月食，且能够同时被观测到的几率并不高，依据当代天文知识，可以判断此诗中日月食交迭出现的天象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诗中所述又与《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的记载一致。故《十月之交》为幽王时期的诗几无疑义。如此看来，反倒是三家《诗》改动了《小雅》诗次，使得《小雅》中有厉王时代的诗。

这是否说明《毛诗》保留了战国时代《诗经》文本的原始编次呢？《毛诗序》与《毛诗》经文之间的差异则否定了这种可能。《六月序》综述《小雅》前22首诗的顺序与《毛诗》的编次不同。《六月序》中，《华黍》之下先后为《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而《毛诗》则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由庚》《崇丘》《由仪》。据郑玄《毛诗笺》，《诗序》与《毛诗》本为两编，汉初毛公将其合并，置序于每篇之首。郑玄明确说《毛诗》《华黍》以下非孔子之旧，当为毛公改动，而《六月序》则未经毛公改动，故《序》《传》诗次之不同得以浮现。这些不同的诗篇编纂顺序中，都暗含了对《诗经》的整体性理解。三家《诗》对《小雅》诗篇次序的调整就反映了三家对雅诗“历史的完整性”的追求。《毛诗序》雅诗的次序，则与周代的礼乐演出相近。

除了《序》《传》的不同外，《毛传》字词训诂的先后次序与经文篇目顺序也不一致，《国风》中的很多词汇，需要在《小雅》或《大雅》的《毛传》里寻找解释。这部分训诂的失序，说明《雅》《颂》的训诂很可能早于十五《国风》。这恐怕与二《雅》的经典化较早有关。《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引《诗》本以二《雅》为主。《尔雅·释诂》一篇所录古字，与二《雅》相关者200条左右，与《周颂》相关者50条左右，而与十五《国风》相关者不足90条。故最早对《诗》作注，应该开始于《雅》和《颂》。

今本《风》《雅》《颂》次序已见于季札论《诗》，故三百篇的文本大局也当由孔子论定。其后的学者又依据《春秋》精神，建立了《孟子》《毛诗序》中的历史主义解释方法，移置《豳风》于《风》《雅》之间。这大概是《诗经》文本至战国初年所发生的最具革命意义的两次编纂。

至汉初，《毛诗》的经文、传文和序文，依然各自保存了一些古老的训诂、编纂和诠释的信息。这是大、小毛公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能完全把《毛诗诂训传》当成西汉初年的文献来看待。此后，《毛诗》的古文写法经隶定而失传。汉唐间又经过数次经文的正字，至唐《开成石经》，除个别避讳字外，《毛诗》经文字形最终确立。后唐长兴三年（932），以《唐石经》为本的九经三传开雕，这一版本即后世诸经的祖本。故知宋刻以来的九经三传非汉代的经传，以宋刻本系统为基础来勘对古籍之时，古籍与出土文献之间的文字异同，需要特别谨慎。

（作者：徐建委，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