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香港的真实生活（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忆录）

知青回香港的真实生活（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忆录）但是割水稻的工作一直在继续，每天的手上和鞋上，总是旧伤没好，新伤又添，而且劳动强度比修路大的多，主要是腰痛的受不了，甚至遇到没有水的地方，我干脆就跪在地上割。我在想，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我们不是向地球开战来当战士的吗，怎么天天干农民的活儿呢？下班的路上我就问王班长：“咱们什么时候向地球开战呀？”她说：“你说什么？向地球开战？我的傻丫头，咱们天天干的这活不就是向地球开战吗！”她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而那种比蚊子小许多的小飞虫-小咬，又会从戴着的防蚊帽的孔隙钻进帽子里来，往你的眼睛里、耳朵里、脖子里、头发缝里钻，你的手隔着防蚊帽又打不着它，它们扰得我心中一股无名火。还要偷看几眼董纯，看他割了多少了，一不留神镰刀的尖就割在了我的高筒雨靴上，这时稻田里冰凉的积水就从这一个个小口子灌进了雨鞋里。手上也割了几个小口子，王班长立刻给我用胶布贴上。再后来，腰弯的实在痛得太厉害了，我想停下来歇一歇，但一看

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忆录（四）

作者：崔港珠

二、向地球开战和我的第一次妥协

10月开始北大荒进入冬天，我这个从未穿过棉裤的北京姑娘从“十一”开始第一次穿上了表哥送我的厚厚的军棉裤。生产队开始收割水稻了，前一天晚上王班长发给我一个长约１５公分，宽2～3公分的铁片，一侧还带一个圆圈，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就随手扔了。

第二天走到地里，一个叫董纯的小伙子说：“小崔，咱们两个来个割稻比赛啊，看谁割得快。”我说：“行啊，拿什么割呀？” 这时我听见他高声喊：“王班长，怎么不发小崔镰刀啊？”王班长走过来说：“发了，昨天晚上发的。”我说：“昨天晚上发的什么？”说完我突然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的那个铁片原来是镰刀头，是要自己按镰刀把儿的。可是我心目中的镰刀应该像党旗上的镰刀那样，弯弯得像个半圆，刀把短短的。

这时董纯说：“好了，正好我今天带了两把刀，你先用我这把吧。”可是我从来都没见过割水稻，该怎么割呀?他说:“你看，先用左手把稻秆拢住 用右手拿刀，把刀插进水稻的行间，然后贴着地面把刀往后用力一拉，一把稻子就贴着地面割下来了。”看着他割得那么轻松，割过稻子的地上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只露出几排稻茬痕迹，我想割稻子原来就这么简单啊，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于是我也开始割，可是每一刀拉回来都是把稻子连根拔起来，还带着许多烂泥，割过稻子的地上全是坑坑洼洼的烂泥土。我不服输，以为是自己用劲不够就继续使劲拽刀，偶尔有几刀也会割得干净利索。但更可气的是被职工们稱为北大荒三大咬的蚊子和小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要手一拢稻秆，蚊子、小咬就从贴近水面的稻秆上飞了起来，向你扑面袭来。

而那种比蚊子小许多的小飞虫-小咬，又会从戴着的防蚊帽的孔隙钻进帽子里来，往你的眼睛里、耳朵里、脖子里、头发缝里钻，你的手隔着防蚊帽又打不着它，它们扰得我心中一股无名火。还要偷看几眼董纯，看他割了多少了，一不留神镰刀的尖就割在了我的高筒雨靴上，这时稻田里冰凉的积水就从这一个个小口子灌进了雨鞋里。手上也割了几个小口子，王班长立刻给我用胶布贴上。再后来，腰弯的实在痛得太厉害了，我想停下来歇一歇，但一看别人都在干，我也只能忍痛割下去。收工的时候统计员来丈量成绩，结果董纯割了2.6分地，而我才割了１分多地，我的心感到羞耻，这是自己又一次轻视困难的报应。

但是割水稻的工作一直在继续，每天的手上和鞋上，总是旧伤没好，新伤又添，而且劳动强度比修路大的多，主要是腰痛的受不了，甚至遇到没有水的地方，我干脆就跪在地上割。我在想，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我们不是向地球开战来当战士的吗，怎么天天干农民的活儿呢？下班的路上我就问王班长：“咱们什么时候向地球开战呀？”她说：“你说什么？向地球开战？我的傻丫头，咱们天天干的这活不就是向地球开战吗！”她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啊？！”我惊呆了，原来我脑中的“向地球开战”既伟大又光荣、既神圣又豪迈的事业，竟是这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种地当农民，种地就是向地球开战，是谁给当农民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呢？渐渐地我懂得了，正是这平凡，你坚持了、你拼博了、你胜利了，你也就伟大了；反之，你害怕了、你退缩了、你当了逃兵，你就是狗熊。因此我清醒地认识到，当农民就是我今后一生要从事的事业，尽管艰难，我也必须像保尔爱他的事业那样爱我的事业，我要永远站在第一线战士的队伍里。

进入10月份，终于结束了百名男女同居一室的局面，搬进了全队职工自己盖的新房子里。那是在一处较宽的土路两侧，矗立着十栋用草和泥拧成的拉合辫墙，披头散发的茅草房。没有木头窗户框和玻璃，是用几根柳树枝，把窗户纸别在用拉合辫儿垒的窗框上；也没有门，是用麻袋片当门的。但那仍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给那条路起名叫“上游路”。在路的东边，还有三队修的“跃进路”。

由于房子和土炕都没有干透，王班长带我们去割草，准备拉回来烧炕，把土炕烧干。我们走了七八里路，到了一片草场就干了起来。由于割过几天水稻，我已经开始会用镰刀了。我们割了大半天，一个个又累又渴，真想找个地方坐一会，但脚下都是水，嗓子又像冒烟一样，比累还难受。班长说：“走，我带你们找水去。”她一个人顺着草场，一直往草场的深处走去，我们都紧紧的跟着她，一直走到脚下的水都快有我们膝盖高了，班长说：“到了”。

只见她弯下身子，用脚把四周的草踩倒，然后用嘴吹水面，并用手把水面上漂浮着的小虫和许多白色的小斑块（好像是虫子卵块），扒拉到一边儿去，就开始用嘴大口地喝起草地上的黄绿色的水来，我们也都学着她的样子喝了个够。奇怪的是我在北京时每年夏天都犯急性胃肠炎又拉又吐的，可是我喝了这又黄又绿的水却一次也没有闹过肚子，而且我又学会了一项野外生存本领。

中午，我们除了把多余的草垛起来以外，还要每人背一些草回去烧炕用。只见别人背的草从后面看高过了人头，像个小山似的，一路走回家还是那么多；而我背的草，由于不懂得要把草码放整齐并压实捆紧，所以我背到家时，那背草已经在路上差不多掉了有一半儿了。虽然脸上很下不来台，但我学会了怎么样背草捆才能背得多。

也许是因为这些在城市里居住、解甲归田的官兵，不懂得火炕的烟道应该怎么砌的原因，我们的土炕怎么也烧不热，而且满屋的烟呛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一下午的功夫白费了。大家决定放弃，便在潮湿的土炕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茅草，然后在上面放褥子被子。实际上，那些茅草没有几天就被压成了薄薄的一层了。

睡在冷炕上，凉气往心里钻。随着寒冬的到来，刺骨的西北风把雪花顺着窗户纸的边缝，吹落在我们的被子上。再以后，四面墙壁结了有一指厚的冰，每天早晨起来被头上有白白的霜，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每天脸盆里的毛巾冻成一个冰疙瘩，同屋勤快的姑娘们不怕冷，她们每天早起都用刺骨的井水洗脸，抹雪花膏，晚上回来还聚在一起洗衣服；而我在这场与严寒的战斗中几乎被打败了，好几天才洗一次脸，更别谈什么刷牙洗脚了。白天干活不冷，晚上回来就穿上棉大衣、戴上狗皮帽子，坐在炕上。小伙子姚克给我画了幅“崔老太太坐在炕上”的漫画讽刺我。我由于怕冷不敢洗，就把脱下的脏衣服藏在褥子底下。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认为已经对我死了心的表哥，随着我的到来又抓紧了对我的追求。记得还是在北京我上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家来了一位解放军少尉军官，他长得浓眉大眼，皮肤白白的，很帅气。我妈介绍说：“这是你爷爷过去同事的孙子，解放前咱们两家经常来往，你们就叫他表哥吧。”那一天他买了几张电影票，请我和姐姐和他一起去看。

当天晚上他没走，就和我二哥住在同一张床上。以后几乎隔一个星期他就采用同样的方法在我家住一天，而且他包的饺子又快又好，他睡过觉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方方整整。渐渐地我发现他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的心里有柯南，所以没理他。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我的日记，见我进来，他不好意思地把日记本放进我的书包里，但我并没有责备他，只瞪了他一眼便把书包拿走了，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家的客人。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到我家来过。我想，他一定是从我的日记本中知道了我和柯南相恋的事而死心塌地的走了，但我仍把他当成我们家的亲戚和朋友。所以1958年当我知道了他在北大荒后，才欣喜地请他帮我实现到北大荒的愿望。可是没想到他借机从生活上更加关心我了，他送给我一套解放军的棉衣裤、军用蚊帐和一双高筒雨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表哥，哥哥关心妹妹也是应该的。

可是他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那个柯南他能来吗？”我正为柯南他不支持我生气呢，而他又说风凉话，让我更生气，我没答理他。可是他却把自己剃成一个大光头，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苦笑着说：“反光，蚊子不咬。”幸亏不久他被调到总场小学校教书，我以为可以摆脱他的干扰了，可他又正好星期六日放假，所以经常回来看我。

当天冷了，打上来的井水已经觉得很冻手了，有一次他回来，趁我上工不在家时，他却不怕冻手把我藏在棉褥子下面带血的裤衩和脏衣服全翻了出来并给洗干净了。说实话，对他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不但不感激他，甚至反而有些鄙视他，也许是因为他翻出了我的秘密，就像二年前他偷看了我的日记一样。

11月开始脱谷作业，就是用脱谷机把割下的水稻秆上的水稻粒脱下来。那时候是两班倒，一个班从中午12点干到晚上12点，另一个班从晚上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每一个作业班里的人大家分工不同，有的人要负责把堆放在脱谷机附近的田块里的水稻，背运到脱谷机旁；有的人负责把稻捆儿打开、再喂入到转动的滚筒里；有的人负责把从脱谷机里飞出来的脱净粒的稻草，用木制的二齿叉运到远远的地方堆起来；还有的负责将脱下的稻粒灌入麻袋。

可是不仅我割的水稻连根带泥，生产队里不少人也是这样的，这些带泥土的稻秆经过一个月的风化，再经过飞转的带齿的滚筒把它们都打成了草屑和土末儿，和稻草一起被从脱谷机的尾部输送带上不断地抛了出来，草屑和土末儿在整个脱谷场上飞扬，人们都必须戴着围巾、口罩、甚至戴遮风眼镜，才能阻止这些草屑、土末儿进入到口里、鼻里、眼里。只要机器一开动，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斗里。所以虽然是冬天零下20来度，但大家的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因为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

也许是因为棉衣被汗水浸透了，又在下工回家的路上被刺骨的寒风吹透的缘故，那一天我发了高烧，并且咳嗽不止，躺在炕上每一阵咳嗽都把身体震动的上下跳动，头和胸痛极了，医生说是急性支气管炎转肺炎。除了那位卫生所的男医生每天两次到我宿舍用那又粗又大的针头给我打盘尼西林以外，那时候除了吃饭，平时连一口热水都没有，口渴了只能喝冷水。

而寒冷的屋子，加上激牙的冰水到肚里，使我倍觉从心里往外冷。我哭了，我第一次想家了。如果在家里，一定会是在温暖的屋子里，妈妈会给我烧暖心又好喝的红糖姜水让我发汗；爸爸从日本学的医术，每次我生病他都用酒精灯，把放着针管和针头的针盒加满水煮沸消毒，然后怕我痛，选一个最细的针头给我注射油质盘尼西林。由于针头太细，油质盘尼西林很难打，不仅手要用劲，而且要五六分钟才能打完一针，但真的一点儿都不痛。大小便只需要坐到家里卫生间马桶上，可是在这儿要到室外的露天茅厕里受寒风的吹袭，而医生却说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再受风寒，怎么办呢？

突然表哥来了，他不仅给我带来了一双半高腰女棉皮靴子，更带来了一个带盖子的白色搪瓷便盆，这样我可以不用再到外面去方便了，并且生产队长每天还派了一个女工来帮我打饭、倒便盆。面对表哥带来的温暖和他的又一轮攻势，我知道柯南是不会到北大荒来和我并肩战斗的，虽然我心里还在想他，但这一次我却对表哥妥协投降了，我答应做他的未婚妻。

表哥觉得这是他最幸福的事，立刻把这个消息传遍了他原来所在七班的全体战友，并请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于是，以后的日子有的战友把他爱人从北京寄来的菠萝罐头拿给我吃，还有的战友到宿舍来问寒问暖，这消息也很快传遍了全队，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点儿也不激动，更没有幸福感。（待续）

作者：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来源：浓情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