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都历史详细介绍（带大家认识到底都是谁把西安建都史给）
西安建都历史详细介绍（带大家认识到底都是谁把西安建都史给）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另外四位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派宗师：但是作为老一辈史学大师，虽然创立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首创历史地理学，但研究方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阶段。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其实说起来，键政爱好者也应该关注历史地理这个领域。因为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属下的一个基础性学科，而政治地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历史地理学，如其所需的素材库。首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师是一代大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jié）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
给大家介绍一些“巨型西吹”。在具体说西安到底是几朝古都之前，先说说这个问题属于哪个学科的问题。
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地理，也就是过去几千年间中国范围内的地理状况。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有密切关系。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以沿革地理学为基础，逐渐发展成形，成为一门不逊于国际的专业现代学科。由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度和历史文献的完整性等，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其它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历史地理学专业在中国，是中国史的二级学科。
历史地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的新兴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而具有与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对推进地理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创新发展具有学术价值，能够互相提供指导相关交叉学科。比如现在网上的中国历代疆域演变视频，以及每个点每个县名都经过详细考证绘制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图，这些精美又详尽的图集，能以各种生动形式能呈现在世人眼前，最初就是因为有这些现代历史地理学巨匠们的贡献和努力。
而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古都众多的国家，古都学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历史城市地理的一个细分研究方向，也随着历史地理学在近代的迅速建立和完善，逐渐发展起来。但古都学，同时涉及到城市史学、城市科学与历史地理学，还有考古学，文献学等等，是多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综合性学科。现在国内研究这个领域的中坚力量，是历史地理学的大佬们。
其实说起来，键政爱好者也应该关注历史地理这个领域。因为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属下的一个基础性学科，而政治地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历史地理学，如其所需的素材库。
中国历史地理学大师首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师是一代大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jié）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但是作为老一辈史学大师，虽然创立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首创历史地理学，但研究方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阶段。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另外四位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派宗师：
谭其骧（复旦大学）、侯仁之（北京大学）、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陈桥驿（浙江大学）
四位先生，前三位是“开山祖师”顾颉刚的嫡传弟子或引路弟子，被称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所任教的高校也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的三大学派。而陈桥驿先生则是自成一系的当代郦学权威。
他们四人是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们的论著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和学科框架。当然，这四位是公认的创派级别的学科奠基人。
这几位大师到底有多牛呢？比如谭其骧和侯仁之，是改革开放后，仅有的两位由人文领域入选中科院院士的学者。
历史地理学专业
随着他们奠定和构建起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框架，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相对宏观的历史学科。它与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气象学，城市规划学等都有交叉。而古都研究是其历史城市地理其中的一个细分。相对而言，历史地理学需要各个学科成果提供要素，在一个宏观层面加以提炼，算是一门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
所以，西安到底是多少朝古都，并不是一个纯粹城市营销宣传的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历史地理学界每一种古都建都朝代的认定，背后都是相应学派所提出的具体标准和内涵。而对古都的认定基础和过程，背后是众多古都学专著和论文成果作为支撑。不是想当然的凭地方情感堆砌。
十三朝古都是官方宣传说法和当下公认的说法，但也仅仅是众多统计标准中的一种而已。对十三朝古都的说法，持有“吹牛”“营销”“沉溺过去”等偏见的人，是因为自己对陌生领域的无知，是蠢。当然，也有故意的，是坏。
历史地理学四位顶级大师是如何厘定西安建都朝代呢？在说西安十三朝古都前，先从西安最常被无知西黑拉出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西安六朝古都说开始。
六朝说六朝古都，是基于古代儒家正史王朝中的作为稳定的京师而言，也可以说是大王朝的都城：
周朝，秦朝，汉朝，北朝（包含西魏、北周），隋朝，唐朝
我总结一下六朝说的统计标准：
- 大王朝并在一起。比如，十三朝标准里，西安有西汉、东汉，这里并作汉朝。比如，十三朝标准里，西安有西魏、北周，这里并作北朝。
- 需要是正史朝代。所以十三朝标准里，前赵、前秦、后秦这三个东晋十六国时期，列入载记而非帝纪的政权，不被列入。
- 长期稳定作为京师。东汉献帝前六年，西晋愍帝最后三年，《后汉书》《晋书》中，在这期间，都明确称长安为京师。但时间短，而且局势动荡，所以不符合大王朝标准。
所以，西安人你要自信。按照西安六朝标准的话，西东周、西东汉，南北朝，五代等，都应该算作一朝。这个标准是相当苛刻的，对任何城市都会大幅压缩和砍掉朝代数量。
六朝古都的说法不是侮辱，而是西安曾经宣传上极致得严格。但西安有六朝口径，不代表十三朝的标准就是新世纪才堆加出来的。古人对西安并没有定都朝代数量的定论。若把南北朝，两周，两汉，五代等大朝代观各自细分去看，仅正史朝代西安就不止六朝，怎么会是六朝古都呢？
西黑往往抓住西安90年代曾经宣传过六朝古都，就说西安的十三朝古都是新世纪以后，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宣传的时候故意加上去的。事实真的如此吗？除了这个西安自己宣传过的六朝古都，还有哪些不同标准下的定都朝代说呢？
三大家——谭其骧：十三朝说（1989）谭其骧先生堪称是历史地理三大家之首。是当下专业实力全国最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是历史地理学复旦学派的开创者。他在《中国七大古都：序》中，称西安为十三朝古都。
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谭先生主编的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被评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仅这一项就养活了多少现在历史向自媒体...中科院院士，顾颉刚嫡传弟子，禹贡学会发起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泰斗人物。
西安选择谭其骧先生的十三朝古都说法，其实就是选择了学界权威说法。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1930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81年，创办刊物《历史地理》。1982年，于复旦大学创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持编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海历史地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黄河史论丛》和《历史地理》等。
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
史先生明明是学界权威，却是被西黑黑得最狠的。因为史先生后期一直在陕西任教，而且还创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并与黄永年先生共同创立古籍整理研究所。
其中这个古都学会，是最让西黑恨得牙痒痒得。就因为中国古都学会是全国历史地理大佬们探讨研究古都学的权威平台，而任教于陕西的史先生由于曾给西安排成十七朝古都：
西周，秦，西汉，新莽，玄汉，赤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大齐，大顺
这个统计标准让西黑很受不了。这个统计标准是太过宽泛，连短暂割据的都城都算上，可以说是除了帝王巡游行外，应算尽算了。但不代表这是错的。这只是一个最宽泛的标准而已。史先生在其他都城的计算标准中，也同样采取了这种较为宽泛的算法，其他古都的朝代数量都比现在本地宣传的说法要多。然而这些无法满足西黑，西黑就是不愿意看到西安数量最多而已。已经离世二十年的史先生，万万不会想到，他身后的那个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会有一批人这样玷毁他的名声。
史先生是学科巨匠。中国古都学会也不是西黑口中的那个野鸡学会。中国各大古都城市本地的古都学会都是中国古都学会的成员。历史地理学的历代领军学者也都是古都学会的成员，比如古都学会现任副会长是郑州大学的学者。当年每次中国大古都扩容时，如安阳由谭其骧推荐，杭州由陈桥驿推荐，中国古都学会各地专家讨论通过，最终才会正式列入。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如果自己几大古都，却无古都学会的认可，就会是学界笑柄。这样地位，当然招黑。黑古都学会的会说，这是分猪肉...其实每加入一个古都，都要有相应的对该古都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和补充的。大古都的数量的确越来越多，但大古都本身在历史地理学界就是分层次的讲法。每次要增加大古都，都会是一次历史地理学界的大辩论时期，各种论文著作层出不穷。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地理学大佬们是有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原则的。比如，与人们一般认知的四大古都不同的是，最早其实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是包含开封在内的五大古都说法。此前五大古都被承认，主要是在学界大佬们早期标准中，把前三个古都算作一个层次，而南京与开封算作一个层次，所以称前五大是合适的。而当浙大郦学派陈桥驿提出六大古都的时候，谭其骧是反对的。他们并不是不同意在指定新古都标准下对古都扩容，因为每次扩容都是一次研究范围的扩大，是学术的发展阶段带来的新命题。但层次仍在，比如三大是一个层次，五大是一个层次。但在谭其骧的标准下，杭州如果单列六大，那么按照当时层次标准，安阳与杭州是可以算作一个层次的。所以谭其骧反对只列为六大。故而六大古都讨论完成并列入后，谭其骧很快就提案七大古都，发起学界进行研究讨论，将安阳列入。六大的补入和七大的补入，时间上很近就是因为二者在学界标准下属同一个层次。这个标准也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中国古都学会，是全国历史地理专业领域的学者，研讨古都学的平台，是历史地理学各种细分平台中的一个。有些人却抓住一些学会在组织管理上的疏漏和瑕疵，把古都学会批成野鸡学会，实在是反智主义的表现。可是，中国古都学会又是西黑们很欢迎的世界古都论坛历届的主办方之一，且与中国博物馆协会同为两大专业支持平台。可以说，如果没有古都学会的中国学术界资源，任何古都主题的论坛都会沦为本地学者过家家，为学界不耻。这类特别在乎世界古都论坛的西黑又千方百计试图忽略这一点，但官媒怎么可能忽略这样主办方之一这样关键的作用？
史先生也不止任长期担任中国古都学会第一任会长。他还曾担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并负责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古都研究》《唐史论丛》等学术刊物，后两者现在基本上以书代刊或者内部发行，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则成为历史地理学方面唯一的学术定刊。由于史先生的贡献和带头，陕师大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至今仍然是全国第二，仅次于复旦。
史念海（1912~2001），1912年出生，山西平陆人，历史地理学家。1948年后，历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创办刊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6年，创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著作：《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中国的运河》、《河山集》（1－7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中国古都和文化》等。
侯仁之（1911~2013），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时50分，侯仁之于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102岁。 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是较早阐明历史地理学应是现代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提出者之一。为沙漠治理和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基础知识对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和城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对指导北京地区城市规划、建设及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郦学泰斗——陈桥驿：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1991）
四位大师里，陈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当代最杰出的郦学家。身为里郦学权威，陈先生也编著了多部大古都著作。但他没有专门罗列过古都年代。他在《中国的古都研究》中，只提及西安“延续1100余年，是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
陈桥驿（1923年－2015年），原名陈庆均，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郦学研究泰斗。
曾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谘询委员。
陈桥驿积极参与了现代阶段历史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实践和学科理论建构过程，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地理学者，为中国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水经注》与郦学、宁绍地区与吴越文化、方志学与地名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倾注了毕生精力。2015年2月11日上午11时，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
这奠定学科框架和基础的四位大师，可不是什么西吹野鸡学者。他们是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古都学的顶级专家，是顶级学者，也是学术卓越贡献者，更是在建国后各大开创性的国家级人文工程中，勇开先河的中坚力量。
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之一：史念海全集》7卷。
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之二：谭其骧全集》2卷。
201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之三：陈桥驿全集》14卷。
该大型丛书的最后一部，是正在筹备的《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之四：侯仁之全集》。
该书系计划出版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陈桥驿的全集共40卷左右。
作为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们的论著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和学科框架，全集出版将有助于推动历史地理学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该书系标志着中国首次集中出版历史地理学创建人著作的全面启动，并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写这些，算是为因曾给西安定都次数和时间做研究和结论，而被网络西黑们疯狂攻击过的几位学界巨擘，几位理应被奉为圭臬的学科奠基人，做点信息整理和介绍，稍正视听。
好了，四位创派级别大师讲完了。接下来是其他学术大师之言。
十三朝说（1974）台湾学者，王恢，在其著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五大古都》里，计算西安为十三朝古都，和谭其骧一致，算是台湾学界的认知：
西周，秦，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王恢， 台湾历史地理学研究奠基人、开拓者之一。
1909年4月生于广西全州。
1957年，任教马来西亚柔佛新文龙中华中学文史科，兼任马来西亚师资训练班华文讲师。
1962年，返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专治中国历史地理。
1967年，由钱穆推荐，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7年，由钱穆推荐，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晚年兼任国史馆《民国史》特约纂修及《定本清史》编纂委员，撰陈布雷等传。
1990年止出版史地著作14种，其中《中国历史地理》上下册荣获中山学术著作奖，其成稿待刊者尚多种。
至去世时出版专著17部，成稿待出的11部，另有论文100多篇。史学界为其出版过《庆祝王恢教授九秩嵩寿论文集》（乐学书局，1997年5月版）。
晚年回归祖国大陆，2000年王恢病逝，葬于故土。为纪念王恢老人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明史研究专刊》第十三期出版《悼念王恢教授专辑》 由明史研究小组于2002年3月印行。
主要撰有《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提要》、《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思齐集》、《读史随笔》、《括地志新辑》、《清湘记忆》等。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到西安是十一朝。但他并不是专门谈论古都学，只是把西安一个古都作为古代文明城市代表单独提出来讲解了一些。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人，教授、学者。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1936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6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汴京残梦》 等畅销书。
邹逸麟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三代大师，在其主编的专业教材《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延续和引用谭其骧的十三朝古都的观点：
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邹逸麟（1935~2020），男，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市， 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
1984年经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上海师范大学主攻历史地理学，已故的历史系教授王育民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说到西安，列为十朝古都：
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他去掉了新莽，东汉，西晋三个过渡性的朝代，但他计算定都时间时，却以1062年为准。这些可都是大学教材啊。
1980年代，王育民教授撰《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和部颁教材《中国人口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四朝说（1979）柏杨先生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他是台湾著名的作家、思想家，也有大量通俗历史读物的作品。他在1979年在狱中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人史纲》，虽然不是专业著作，但可以作为早期民间主流对西安定都史的一种认识。他提到西安是十四朝古都：周、西汉、新、玄汉、东汉、晋、汉赵、前秦、后秦、西燕、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的朱士光提出了十六朝说：西周，秦，西汉，新莽，玄汉，赤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大齐
作为接班史念海的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他的说法其实也源自十七朝标准，但微调后去掉了李自成的大顺。
湖北武汉人。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评审组成员等学术职务。
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古都学研究，并力主将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
主要著作：《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等。
代表性论文：《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论大西北地区开发建设中的大环境保护问题》，《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等。
作为历史地理学界比较年轻的新锐力量代表，蓝勇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也说到西安是十七朝古都。因为也是陕师大出身，所以采取了和史念海先生一样的标准。
蓝勇，男，汉族，1962年生，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
主要著作:《中国历史地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南方丝绸之路》、《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长江文明》、《唐僖宗》等。
辛德勇教授算是历史地理学当下比较“红”的领军人物了。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77级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和《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关于陕师大学派的当代大师，就不多说了。毕竟他们是坐镇陕西本土的学派，主要是承袭史念海先生的衣钵，在建都统计标准和侧重面上，对西安多是以史派17朝为准。但我还要强调下，按其宽泛的标准，不仅单是西安一座古都的数量达到17朝，其他古都也都水涨船高，均比当下宣传的数量都更多。这只是一个标准问题。
所以，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标准来说，主流就是两个，一为谭派十三朝古都，一为史派十七朝古都。
其实，现在的西安十三朝古都，是以复旦学派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标准为绳。西安是按照谭先生口径，而非古都学会会长史先生口径。复旦学派如今到底要强过陕师大一些，是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领头方，所以这应当是代表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公论。起码西安的城市宣传是遵从了历史地理学学界共识，而非选择西安史派更宽泛的标准。
葛剑雄继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第一任会长侯仁之，第二任会长陈桥驿，第三任会长邹逸麟之后，第四任会长是谭其骧的弟子，复旦大学的葛剑雄。他是现在全国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权威之一，最大学派复旦学派的核心人物。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民革中央委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作品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郭沫若史学奖”等。
曾参加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本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千秋兴亡》（主编)、《长城的价值》等及论文百余篇。
著《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
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四千多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齐，总体上代表当前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
著《近忧远虑》，2015年4月华夏出版社出版，294页。
这里专门要说葛剑雄教授，是因为他提出过一个试图统一全国古都评定标准的科学方法：量化分析法。提出了九项指标，分别是建都时间、都城性质、都城所代表政权的疆域幅员、首都对政权的控制程度、遗址遗存的保留程度、现今城市的政区等级、古都与现今城市的重合度、古都与现今城市的继承性、综合知名度。这其中，最后一项综合知名度是算是最难量化的主观项，但在二三十年后的大数据时代，这一点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统计难题了。
这九项指标拓宽了古都研究视野，也使历史地理学界的古都认定更具有科学和坚持的学术基础。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方法虽然曾经被学界十分看好，但包括葛剑雄本人在内，学界都没有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深入。历史地理学界能够走出中科院院士，是因为这门学问可以对政策有直接的引导借鉴作用。所以，这门学科其实受到的干扰相对来说是不少的。辛德勇教授就曾经爆过一些炸圈的牢骚言论。这个分析法可以被学界大佬们探讨或接受，却不会被所有毕竟含有地方背景、高校背景的所有人士接受。所以尽管更科学，但在学界内搞标准大统一，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来自西安的阻力相对而言并不大，因为西安原本就是学界公认的古都之首，没必要给学界施压。
古都学的基础框架，已经由谭、侯、史、陈四位学科奠基人大致构建完成。其实对于古都建都数量之争这种问题，历史地理学界早已不再争论，是民间和地方宣传上，还在寻求有利于旅游经济发展的说法，已不再是学界议题。到了葛剑雄这代历史地理学家，已经开始继续向细分领域进军。
相比开山一代顾颉刚更像是研究微观史料，创派一代三大家更像是研究宏观历史，我本人的观感，到了葛剑雄一代，很多方向已经粘上些地缘战略研究的味道。
葛剑雄在古都学方向上总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包括他的九项量化分析指标，他也仅仅运用在了南京、杭州、安阳三座古都身上。他的著作论述，基本都避开了罗列古都定都朝代这个点。葛剑雄作为江南人，上海复旦学派的学术领头羊，他对北方各古都并没有偏倚态度，似乎也没有编写过古都学专著。这倒是间接避免了近二十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造成的古都城市民间舆论对抗的氛围。
他本人提过自己的求真史观。甚至，他还发表过一些让西安人很不受用的观点，比如唐朝长安曾是世界中心是个伪命题的说法。他的客观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葛剑雄作为当下的权威之一，是否提到过西安是多少朝古都？我查阅的资料中，并没有明确讲过。但他倒是在讲座和网络公开课中，略作评价过古都西安的建都历史。
葛剑雄《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华夏精神文明于长安》讲座：“可以说西安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伟大的古都，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古代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葛剑雄网络公开课《中国历史地理概况：历代建都“潜规则”》：“中国建都时间最长、最重要的是西安。”
所以，当下包括葛剑雄在内的复旦学派，大体仍是坚持自谭其骧先生起的西安古都建都论断。
西安地方提供的建都朝代说法：之所以说是西安地方说法，多是从西安籍贯的本地学者，西安其他学科学者，或陕西和西安地方官员这里提出的说法来源，而非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观点。
十朝说：
武伯纶，在一部作为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视角，编写的《西安历史述略》一书中，提出西安是十朝古都：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武伯纶（1902—1991），阎良区关山乡东兴村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学教员。建国后，历任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西北大学副教授，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局副局长兼省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考古、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著有《中华民族抗敌史》、《西安历史述略》等。
十三朝说
牛致功，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一期发表的《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中，提出西安十三朝：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牛致功先生出生于河南洛阳偃师市，他虽然是陕师大的历史学教授，但他并非历史地理学领域。他的观点不同于史念海先生，与复旦学派一致。
牛致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统、教研室主任、后为该校唐史研究所教授，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在工作期间，除了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努力从事史学研究。自1965年以来，共发表史学论文90余篇。
十四朝说
曾任西安市统计局副局长的统计学家王书勋提出：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武周
十九朝说
西北大学张永禄教授：西周，秦，西汉，新莽，玄汉，赤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武周，大齐，大顺
最终结论：西安地方宣传，所采取的标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实力最强的复旦学派的十三朝古都的观点。同样持有这个观点的，还有与史念海先生同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的牛致功，以及台湾历史地理学专家王恢等。历史地理学界与城市宣传在划分古都朝代时的一些常见分歧：1、是否正史朝代
宋朝以前，儒家所流行的正统观，是基于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五德终始”正统交替历史观形成的帝制时期正统标准。
这个标准，讲究的就是五运轮替，五行相克或相生，必须是一个正统王朝替代另一个正统王朝。简单来说，就是要么把前边正统王朝灭了，要么被正统王朝灭了，可以比喻为击鼓传花，花只有一支。所以十六国政权，由于没能完全灭掉前一个统一王朝晋朝，后没能让下一个大一统王朝隋朝走正常的禅让或伐灭程序而被继承，因此不可能算为正统。后秦、后燕都是被南朝刘宋所灭，并非隋唐禅位而来的最初政权北魏所灭。
南朝宋齐梁陈，是曾经统一的晋朝的延续，是击鼓传花的正常程序，因此算是正统。
北朝魏齐周，是中原王朝，也是隋唐的前身，是走正常的程序，所以也是正统。否则如果以隋伐南朝陈为正统起点，北魏、北周的合法性不在，隋唐的合法性也会动摇。
但后秦不同，后秦是南朝所灭，但南朝最终也被灭，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无法进入击鼓传花的正常程序。连带着其走程序的前身，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也不可能进入正常程序。所以这种正统观根本无法解释强大的所谓割据政权，也无法解释朽弱偏安的正统王朝。
其实到唐朝这里，击鼓传花的五德终始说，就有点搞不下去了，所以才出现了历史仅有的南北朝之说。而唐朝编修这段历史时，十六国就全部排除在外，哪怕疆域远超东晋，也以东晋为正统。
可是五德之说，到了宋朝儒家理学革新，就基本被抛弃了。因此后来《辽史》《金史》都被列入正史行列。比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历代帝王宅京记》，里边基本上把西安所有朝代都捋了一遍，根本没有正统或不正统的意涵在内。
连明清儒家理学都抛弃的东西，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怎么可能会按照那个标准呢？
非正统朝代，比如前秦，可以比正统的朝代，比如后晋，历史口碑要高得多，国力也强大的多。非正统的朝代，比如新，比如武周，可以是大一统，而南北朝、五代时期的正统朝代，却可以是割据性质很明显的朝代。
所以，民间有些人为了贬低古都，用正统与非正统，其实是抓起了几百年前都已经过时的封建思想论封建王朝的迂腐工具，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
2、是否胡人朝代
血统观更不可能是历史地理学的标准了，地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本就是是被科学历史观排斥的东西。有人在这个题目中开答案黑西安，说汉武帝要是知道自己打了一辈子的匈奴族，匈奴刘渊建立了汉赵，定都长安，会被不肖子孙气炸。这就是用近现代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去硬套古代天下主义世界观的古人，是一种臆想。
汉武帝的确是打了一辈子匈奴，但汉武帝对匈奴人并没有什么民族歧视。汉武帝时期封侯者有超过五分之一是匈奴人。
昌武侯赵安稽，潦悼侯王援訾，下摩侯謼毒尼，湿阴定侯昆邪，辉渠慎侯应疕，河綦康侯乌黎，湘成侯敞屠洛，散侯董舍吾，臧马康侯雕延年，膫侯次公，原都是匈奴王降王。涉安侯于单，更是匈奴单于的太子。仅霍去病手下因功封侯的将领中，就有三个匈奴人。匈奴人堂邑父，后来是隋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朝外交使节。比较知名的大将，后来复降匈奴的翕侯赵信，也是匈奴人。更重要的是，汉武帝临死前安排给未成年的汉昭帝的四大顾命大臣，其中之一就是匈奴休屠王王子，金日磾...
正史中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有很多，鲜卑北魏、北周、北齐、沙坨的后唐、后晋、后汉、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满族的清。
儒家正史观尚且如此，何况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所以是否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从古至今就不是古都研究的定都标准，但有些人为了贬低别的古都，刻意混淆视听。
3、是否信史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联动非常强，但争议地带非常大的交叉点。
简言之，就是考古与文献互证到什么程度，可以对上古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非信史与半信史，进行信史都城认定。历史地理学相对宏观，涉及众多学科成果作为研究要素，但历史地理学的普遍定都朝代统计标准，都是以信史为基础。
殷墟发现大量可解读的甲骨文，与史料文献进行互证，把中国的信史直接提前到了殷商时期。这是七大古都，安阳列入的基础。尽管起初安阳列入也曾有争议，但主要质疑集中在邺城与安阳的关系上。有以谭其骧为首的复旦学派的鼎力支持，包括葛剑雄的九项量化分析标准发表后，反对声音最终基本消失。
而八大古都郑州列入其中时，争议则更大。但郑州商城出土的带“乇”字甲骨，可解为商都的“亳”字，算是商城遗址作为亳都的自证。郑州以商都为主要定都依据，列入八大古都，算是历史地理学界整体认可的又一座“考古”古都，然而出土文字材料上，明显相较殷墟还是有很大距离，很难说这段时期已经如同殷墟一样，由考古界的硕果推动，大步迈入古都学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史行列。这当然可以说是考古学大发展的同时，历史地理学追随兄弟学科的一次与时俱进，互相支持，其实也放宽了标准。但下一根准绳会被继续连续突破吗？即有大量考古线索，却无出土文字互证的“最可能”的古都？大概不会，这是底线。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下，一级学科中国史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都是中国史的二级学科。而夏商周考古是历史学下，一级学科考古学的二级学科。对于夏商周的一些仍存有争议的，没有100%确证的史料匮乏的上古时期定都史，历史地理学作为考古学的兄弟学科，肯定要保持比考古学本身更保守的态度。历史地理学的古都计时，原则是信史，出土文字与历史文献的互证。这点对于很多带着强烈期望和主观认定的人群来说，肯定是过于苛刻了。但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基准。要知道，历史地理学是疑古学派大师顾颉刚创立的。疑古或许会触逆民族情感或地方情感，但无悖于科学精神。一份证据讲一份话，是理性考古学人的坚持，也是历史地理学的坚持...但无疑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坚持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无论是来自民间还是官方。
其实，现今的许宏这样的夏商周考古的前沿大佬，学科巨匠，2021年了，依然坚持强调不冒进最后一步的科学态度。许宏提到西安人民怎么看，世界人民怎么看...其实，还有就是坚持信史坚持互证的兄弟学圈，历史地理学界怎么看...
踏出那99%最后的1%，100%时，能够如许宏所说，把“非物遗产”的非去掉时，历史地理学的跟随改正将是一瞬间的。因为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基于各个兄弟学科的成果作为要素，来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汇总和构建自己的宏观面研究。但科学的严谨就在于这有最后一分证据才说最后一分话，如果跳开1%却出了偏差，那么有可能基于这1%的所有后续努力和结论，都会成为学术史笑柄。科学，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地方主义。这是其实对二里头感情很深的许宏，以及包括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在内的众多靠确凿证据说话的学者，都在坚持的，不仅仅是西安人民的情绪。像许宏这样既对二里头感情很深，又要反复面对情绪化的各方做反复的澄清，其实他是自持，也是一种求真原则的烦恼。“最可能”不等于“是”，也不等于“不是”，但暂时不能列入确证名单，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信史原则。但是否能突破，是靠考古学补全最后一环证据链的客观发展成果。历史地理学更需要考古界提供客观的直接物证来建立“上层建筑”，不仅仅是考古界部分人士无论多少的主观程度性认定，那样说明地基工程仍未完工。
所以，需要民族宏观叙事的传媒界，以及广大需要情感满足的传媒受众，不理解历史地理学界大师们的信史底线，或有意或无意，抹黑了像史念海这样的前辈大师。而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些基于当下各学科成果的偏保守和严谨的结论，完全不被某些城市的宣传方所采纳。
上古非信史时期定都统计，是城市宣传与学术结论最大的分歧点。我只能说，西安是采纳学界说法的，西安不存在有些人攻击的自夸。十三朝古都的说法，符合学术观点，这就可以了。当然，西安在上古三代的争议相较而言比较小，整个建都史更为清晰，这是一个比较优势而已。
4、实际政治中心的陪都与非政治中心京师的统计标准
如史念海先生对陕派的十七朝说，虽然定都朝代数量标准上很宽泛，但在定都时间上就比较严苛。
他把西安的隋朝计为26年，唐朝计为266年。
很明显，他把隋文帝二十三年和隋炀帝在西安的三年算入，共26年。这个时候，隋朝的京师仍然为大兴（长安），但隋炀帝已经长期不回京师。在隋炀帝时期三座重要城市，西安只占不到三年，其他两座则是五年和三年。
唐朝266年，是减去了最后3年迁都，黄巢4年，武周除长安年号外的11年，唐朝武后称制的垂拱年号的5年。
所以，史念海先生并不是什么偏袒西安，而是对于朝代数量，他的标准宽泛，也不仅西安，包括其他古都不到一年的割据政权都被计入。但对于建都时间，他更倾向于以政治中心为标准，而不是名义上的京师。反而不利于西安。他把长安在隋唐时期，沦为非政治中心的名义京师时期全部剔除了，并没有像一般十三朝古都时，把隋朝38年，唐朝289年或286年都计入西安。这就是学者的严谨。当然，无理取闹黑他的人，除非他承认西安是六朝小古都，烂古都，否则依然不会满意。黑子而已。
其实这是古都研究中的一个模糊地带。比如汉献帝前6年在长安，《后汉书》中也明确将这段时期的长安称为京师，超过隋炀帝在任何城市的时间。但是在一些学者的统计标准中，东汉却不计入西安。西晋晋愍帝3年也是，西安在《晋书》中名称京师。有些学者计入，有些不计入。有些将晋惠帝逃至西安也计入。版图较小的后晋的第一个都城只有一年多，却都会计入。而慈禧与光绪在西安的一年，基本任何学者都不会计入，而视之为西狩。
这种标准的混乱，在两周隋唐的两都或多都巡幸制时期尤为明显，也是造成不同学者统计建都时间标准分化的主要问题。但这不影响西安作为学界公认的古都之首。
其实在元朝，元大都和元上都是明确有两都巡幸制，时间上可以并列。多都巡幸制时期，只要不是最终从实际上和法理上同时弃都，共同列入建都时间，我个人理解似乎也是可以的。
总体来说，这些仍然只是不同学派的标准。也因此，更显得葛剑雄的九项量化分析指标没能得到学界推广，是有些可惜的。因为定量分析，可以涵盖各种不同侧重面的要素，又有很直观的不同要素间的权重对比体现，更科学。但锁死了争议空间，反而是利益攸关方不愿意的。
根据以上四条，可以说西安十三朝古都的标准虽然是众多标准的一种，却是客观的，科学的，也符合学界权威学术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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