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通胀的影响（供给是决定未来全球通胀走势的关键因素）

世界性通胀的影响（供给是决定未来全球通胀走势的关键因素）早在凯恩斯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便是宏观调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西方自“大萧条”以来，不断围绕社会总需求构建了精密的货币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供给因素却往往被放在了外生技术冲击中。其背后的本质原因在于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供给越来越有保障，供给相对于需求过剩，使需求成为那个决定问题关键的“木桶短板”。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共同决定的，但多年以来，需求一直是更为关键的那一方。在大宗商品的助推下，各国通胀率一路攀升，美国CPI由上一轮加息周期的2%附近上升至2021年12月的7%，创30多年来的新高，即使剔除能源价格，核心PCE物价仍同比上涨4.7%，远超美联储调控目标。欧元区通胀率由上一轮周期的1.5%中枢上升至近期的5%，核心通胀则由1%附近升至近期的2.6%。就连长期陷入通缩陷阱的日本，其央行近期调查的居民通胀预期甚至也升至5%，为2008年以来新高。新兴市场国家通胀

文 丨 应习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与低需求、低通胀做斗争，美、日、欧等央行长期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少国家甚至出现了改写教科书式的负利率现象。

市场一度认为，“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或许是人类面临长期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所无法逾越的陷阱。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通胀的看法。

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突然告别曾经连续多年的低通胀时代，从疫情初期伴随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所形成的快速通缩，突然扭头转为全球大通胀。数据显示，自2020年二季度的低点以来，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了320%，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80%，CRB商品指数上涨了145%，铁矿石价格一度上涨了120%。

在大宗商品的助推下，各国通胀率一路攀升，美国CPI由上一轮加息周期的2%附近上升至2021年12月的7%，创30多年来的新高，即使剔除能源价格，核心PCE物价仍同比上涨4.7%，远超美联储调控目标。欧元区通胀率由上一轮周期的1.5%中枢上升至近期的5%，核心通胀则由1%附近升至近期的2.6%。

就连长期陷入通缩陷阱的日本，其央行近期调查的居民通胀预期甚至也升至5%，为2008年以来新高。新兴市场国家通胀水平更是达到了惊人的高度，阿根廷通胀超过50%，土耳其达到36%，巴西为10%，墨西哥也超过7%。

全球通胀或由需求决定转向供给决定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共同决定的，但多年以来，需求一直是更为关键的那一方。

早在凯恩斯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便是宏观调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西方自“大萧条”以来，不断围绕社会总需求构建了精密的货币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供给因素却往往被放在了外生技术冲击中。其背后的本质原因在于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供给越来越有保障，供给相对于需求过剩，使需求成为那个决定问题关键的“木桶短板”。

疫情的暴发并没有改变价格由供需共同决定的基本法则，却让供给成为了短缺的那一方，成为了决定问题的关键。主要原因是供给和需求复苏的不同步，需求恢复快，而供给恢复慢。

从需求看，为应对疫情，主要国家均开启“放水”模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比疫情前扩大了一倍左右，日本央行则扩大了近40%；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欧美通过QE印钱买国债，然后通过财政直接向消费者发放补助，力挺需求复苏。同时，西方国家在社交隔离政策上无法坚决贯彻，政策落地犹豫冗长，执行力度时松时紧，在疫情后期甚至直接“躺平”。在这种政策下，服务业中的文化、娱乐、餐饮、旅行等均显著复苏。

与此同时，全球供给复苏相对缓慢。除了中国在疫情暴发后的一个季度内通过各种手段复工复产、保障供给外，全球主要国家的供给均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供给受阻一是来自劳动力市场，以美国为例，通过大规模发放消费补助，居民收入在疫情期间不降反升，形成了“养懒人”效应，导致目前美国劳动参与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为了吸引就业，雇主不得不大幅加薪，反而形成劳动力成本和物价成本的螺旋上升。

二是能源等上游产品供给不足，疫情对主要资源国、中游产品生产国的生产形成供给冲击，如巴西、智利、东南亚等国家均一度面临病例大幅上升导致产出下降的局面。

三是全球供应链受阻成了严重的供给约束，由于疫情对全球贸易服务产生重大影响，加之全球造船产能周期下滑，国际贸易与物流成本大幅上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货运FBX指数一度飙升，苏伊士运河堵船等突发事件也给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火上浇油。

未来全球通胀回落的关键在于供给恢复，但通胀中枢较疫情前提升或不可避免

从对症下药的角度看，未来全球通胀的回落，关键取决于供给如何复苏。但目前供给的复苏仍面临着几大挑战。

一是疫情的反复。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全球肆虐，感染人数屡创纪录，尽管入院率、重症率、致死率要明显低于普通新冠病毒和德尔塔毒株，但由于病例基数扩大，仍对医疗系统产生了一定冲击。未来1-2个月仍可能处在病例高发期，将对各国医疗系统形成巨大挑战。疫情对全球生产的影响还有许多风险隐患存在。

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供应链的影响。疫情的出现一度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缓和，特别是2021年9月以来中美关系有所改善，部分关税针对性豁免获批。但是2022年恰逢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关系面临较大变数，贸易问题必然是焦点之一。同时，拜登和民主党在两院的地位有所动摇，也给更倾向于贸易保护的右翼提供了发挥空间。

三是就业市场恢复进度对供给的影响。最新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在失业率、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等数据上向好，但2021年12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19.9万人，意外爆冷，劳动参与率也持平在61.9%，低于疫情前约1.5pct。国际劳工组织测算2021年四季度全球工作时间总数仍比2019年同期低3.2%，反映就业复苏进程偏缓。

四是全球能源供给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为数不多的共同话题，在“减碳”进程上，化石能源产能去化预计会略快于新能源的产能增长，否则能源价格将难以吸引新能源投资，由此带来能源供给的紧平衡。此外，极端天气增多带来的需求增长，以及新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性（往往需要提升容配比、增加额外储能投资等），也成为人类在迈入新能源时代初期需面对的高成本。

综上所述，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开启货币收紧之路，但决定全球通胀回落的关键仍在于供给的恢复。从中长期角度看，供给瓶颈仍需时间解决，后疫情时代全球仍将面临一段时间的通胀中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