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对京杭运河的影响（山东运河漫谈清代）

黄河改道对京杭运河的影响（山东运河漫谈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于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海。元、明两代在山东运河上修建了许多闸坝，入清以后，这些闸坝因年代久远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清政府对闸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如康熙年间，就曾对南旺湖十字河斗门、戴村坝等闸坝进行了重修。雍正年间，又重修戴村坝、坎河坝（即戴村坝的泄洪坝）。乾隆年间，再次重修戴村坝、戴庙闸。康乾时期，几乎年年修坝修闸，频繁的治河活动，保证了运河畅通。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就是今河南封丘县西南，荆隆口也叫金龙口。洪水直趋沙湾（今山东阳谷县东），又直冲张秋镇，“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康熙、乾隆年间，黄河也曾频繁决口，黄河漫流挟带大量泥沙流入运河，使得运河河道淤浅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挑挖疏浚、定期修治成为清代治理山东运河的主要任务。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对运河的修治亦分为大修与小修，小修一般每年一次，称小挑或小浚

清代运河东平段示意图（清代《运河全图》局部）

明朝末年，国力衰微，兵荒马乱，以致于运河失修，至清初，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经常发生。

顺治初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曾于南阳湖等地流入运河，“侵淤运河”，又曾“由汶上决入蜀山湖”。

蜀山湖开掘于明朝，是白英“遏汶济运”后建的运河“水柜”，位于汶上县南旺镇东南部，老运河以东，新中国成立后，治水还田，将30多华里的南大堤平掉，改为了耕地。

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就是今河南封丘县西南，荆隆口也叫金龙口。洪水直趋沙湾（今山东阳谷县东），又直冲张秋镇，“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

康熙、乾隆年间，黄河也曾频繁决口，黄河漫流挟带大量泥沙流入运河，使得运河河道淤浅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挑挖疏浚、定期修治成为清代治理山东运河的主要任务。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对运河的修治亦分为大修与小修，小修一般每年一次，称小挑或小浚；大修则隔年或几年一次，称为大挑或大浚。一旦运道出现严重淤塞，清朝廷还会组织临时性的大规模修治，以此保证漕运通航。

元、明两代在山东运河上修建了许多闸坝，入清以后，这些闸坝因年代久远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清政府对闸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如康熙年间，就曾对南旺湖十字河斗门、戴村坝等闸坝进行了重修。雍正年间，又重修戴村坝、坎河坝（即戴村坝的泄洪坝）。乾隆年间，再次重修戴村坝、戴庙闸。康乾时期，几乎年年修坝修闸，频繁的治河活动，保证了运河畅通。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于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海。

改道后的黄河，在阳谷县张秋镇与运河交叉，将运河斩为南北两段。同时，截断了汶水，使汶河不能注入黄河以北的运河，破坏了明清以来会通河的水源体系，极大地降低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

黄运穿交，经过抢救治理仍可勉强通运，运河在东平县戴庙镇十里堡村穿黄而过，在阳谷县张秋镇入运河，经阳谷县阿城镇、聊城至临清入卫运河北上。黄运穿交，给漕运带来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在十里堡和张秋镇修建防洪闸，以防黄河水淤积运河；二是漕船穿黄要避开洪峰，不敢冒险，危险系数太大。

自1855年黄河历史性大改道后，山东地区的河患加剧起来，堪称“无岁不决”。同治四年（1865年），筹备修复会通河运道，在张秋镇以北的八里庙修筑堤坝；同治八年（1869年），准备挑张秋运河淤积河段，不料，黄河在兰阳（今兰考县）再次决口，大水倾注运河，冲坏河堤，张秋以北运河水源断绝。

又过了两年，同治十年(1871年) 黄河又在郓城县侯家林段决口，洪水灌入会通河南段的南旺湖、南阳湖、昭阳湖诸水柜。

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渐将漕运的业务揽走，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与以往相比，漕运规模大为缩小，而且从原来由政府组织经营，转为政府出资、商人承运的新形式。

漕运不畅，但黄河仍然决口不断。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 黄河又在东明的岳新庄、石庄户民埝决口，运河交通同时废弃。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带领下，岳新庄的决口合龙成功。为了根除水患，同年11月，丁宝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终于黄河水归原河道。

光绪元年（1875年），为了长治久安，丁宝桢奏请朝廷，由石庄户下十余里到贾庄，监筑长堤。先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堡，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这就是著名的障东堤。《济宁山水志》记载：光绪元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始修南岸大堤，上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铺（堡），堤长“二百五十余里。堤高十四尺，身厚百尺，顶宽三十尺”。三月动工，五月堤成，凡费帑银54万两。名之曰“障东堤”。

1901年，漕运被迫停止，清政府将漕粮改为现钱征收。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漕运彻底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