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气御理（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率气御理（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兹复仰荷恩纶，俾持文炳，自维浅陋，深惧弗胜。”年轻的皇帝接到了礼部侍郎曾国藩的谢恩折子。前段时间，这位精研理学的资深京官被放为江西正考官；字里行间还是他一贯的谦逊作风: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三刻钟后，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在南京病逝。坊间传闻，曾国藩逝世的那天，南京下起了黑色的雨。

引子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两江总督衙门书房。一位老人正端坐在椅子上休息，刚才只是在花园散了一会步，他的脚便已麻木不堪难以支持，不得不让儿子搀扶回去。近几天来他的精神愈发涣散，总是不能集中精力。他在二月初一的日记里写到：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

双腿的癣疾、舌蹇脚麻、双目黯淡无光几近失明，随便哪一样都折磨的他彻夜难眠；现在的他只想好好的静一静神。自咸丰二年至今近二十年了，难得有如此午后小憩的机会，真该好好的睡上一觉，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他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三刻钟后，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在南京病逝。

坊间传闻，曾国藩逝世的那天，南京下起了黑色的雨。

一、丁忧在籍 墨绖从戎 迟迟不动身

年轻的皇帝接到了礼部侍郎曾国藩的谢恩折子。前段时间，这位精研理学的资深京官被放为江西正考官；字里行间还是他一贯的谦逊作风:

“兹复仰荷恩纶，俾持文炳，自维浅陋，深惧弗胜。”

但是这次他却另有所请，在夹片中他道出了此折的真正目的:在京当官十十二年，阔别家乡的他恳请在乡试发榜后，请假回家，在籍省亲。不想因当时通信条件限制，曾国藩上折子的同一天，曾母已经在家病逝。曾国藩时隔一个多月才在路上得知消息，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感叹自己

“无实学而有虚名......回思吾平日隐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无地自容。”

八月抵家，省亲遂而变成了尽孝守丧。在这道请假夹片里，他还提到了一件事:

“顷因粤匪窜入湖南，臣家临近衡阳，办理团练各乡警惧。”

正是这些来去不定的“粤匪”改变了这位在籍侍郎一生的命运。

这里的“粤匪”即指太平天国，清政府一般称之为“发逆”。此刻，太平军正纵横湖南，兵锋直指省会长沙。此刻尚未建立不世功勋的左宗棠也搬进山中避祸。随后太平军北上湖北，围攻武昌。咸丰二年年底，武昌清军被击垮，太平军攻下了自出师以来的第一座省城。两湖震动，清廷惊惧不已。谁曾想八旗绿营竟然一路溃败，不堪一击；重新聚合兵力为时已晚，咸丰皇帝干脆让各省的在籍大臣同地方督抚一道兴办团练，扣上保卫桑梓的帽子阻挡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在家守制的曾国藩自然在列。

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咸丰皇帝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上谕中明确点出曾国藩的名字: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一纸诏书，四十一岁的曾国藩就此投笔从戎，开始了后半生的治军生涯。

然而，朝廷成命虽然传达到了，但是在自己家乡招募团勇并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以曾国藩现在一个在籍侍郎的身份，暂时脱离编制，手上并无实权；又因为正在为母守孝，不方便出山。按当时的价值观，守丧期间如仍然贪恋名位，出任一官半职，很可能因为“恋栈”而见讥于清议。忠孝不能两全，一边是十万火急的军情，一边是百善之先的孝道；百般纠结的曾国藩迟迟不肯接受任命，甚至已经写好折子推掉差事；恰巧好友郭嵩焘来为曾母吊唁，借此机会，郭嵩焘与曾国藩洽谈一夜:

“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

他知道曾国藩素有抱负，拿捏他的潜在心理，劝他出山。郭又把曾父麟书拉来高谈阔论，成功说服了他。无奈，曾国藩在挚友与父亲的规劝下，只好“移孝作忠”了。不过他又以郭嵩焘兄弟必须入他的幕府为条件，将郭嵩焘、郭崑焘兄弟也“绑”来了。

既然在孝道上做不了文章，那就另找题目。兴办团练，则人和军饷都需要自己筹划。战争是烧钱的，浩繁的军费开支谁来凑呢？曾国藩便用军费做借口再推脱，数目庞大的兵费只好从乡绅手中“劝捐”了。可是大部分士绅不堪其扰，捐钱很不积极，曾还因此得罪绅权，得不到地方尽心配合。三推四让只有一个宗旨——不得到可靠的保障绝不动身。

较早认识到中西方差距而被清议攻击的郭嵩焘

二、群疑众谤 无奈去位 屡败且屡战

在曾国藩之前，清廷以先后派出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向荣等大员前往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但成效甚微。对汉人防备心较重的咸丰皇帝对汉臣缺少必要的宽容，李星沅在遭到咸丰训斥后，惊惧而死，曾国藩还为他做了挽联。现在，这项重任交在他的身上，感到为难也是自然的。

团练自卫已有悠久传统。嘉庆川楚白莲教起义期间，就用了大量的团勇来弥补政府军力的不足。只不过团练并非朝廷的“经制军”，打完仗就裁撤，担子重地位低，明明已经比绿营八旗战力强很多，但一直没有获得和其平叛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地位。曾国藩要做的，是将临时的“勇”变为长期服役的“兵”，名义不变，实质内容上下功夫。关于湘军的建立，后文详述。

不过，在同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需要融入的是整个湖南的官场。曾国藩此时仅为一在籍侍郎，并非退休官僚，回到家乡后转化为乡绅，对地方仍有相当号召力和影响；又非在编在职官员，他的职务在他回乡时就已经被朝廷暂时收回。因此，曾国藩认为自己“非官非绅”，两头不占，办事不灵。咸丰三年八月初四，湖南提督鲍起豹与曾手下将领塔齐布发生冲突，竟领兵攻打塔齐布，塔齐布藏匿在草堆里幸免于难。随后鲍起豹直奔团练大臣公馆，打伤曾国藩亲兵，逼得曾国藩慌忙跑到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求救，不想骆竟充耳不闻，直到曾国藩亲自敲门，才出来装装样子，事后对鲍起豹无一言责难。八月十四日，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在长沙的尴尬处境，移师衡州。

在曾国藩练勇过程中，除开他的挚友郭嵩焘、罗泽南，整个湖南官场大员只有张亮基、江忠源等少数人支持他的练勇计划。即便如此，他仍对前路有一定的信心: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长沙后四天致欧阳牧云（曾的大舅子）的信中说:

“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其次则勤于操练。江岷樵（即江忠源）所带之壮勇两千，甚为可恃，即留于长沙防守。弟又招湘乡壮勇千名，亦颇有纪律，若日日操练，可期得力......京中全家不必挂心。”

聚合在他周围的有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李元度等乡贤名士，又有塔齐布、杨载福（杨岳斌）、彭玉麟等得力干将。短时间内曾国藩拉起了一支相当强劲的人才队伍，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日后都成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僚。

咸丰三年八月，清廷命曾国藩驰援湖北。三年十月，再令曾国藩救援湖北、安徽。四年正月，再次催促曾国藩进军安徽。咸丰意在让曾国藩东奔西跑，完全当做“临时工”来使唤；曾国藩不想让刚刚成立的湘军去军事冒险，也不想将自己拉起的队伍拱手送给地方督抚统一调配，便以湘军初成，需卧薪尝胆、养精蓄锐，战场形势变化莫测，疲于奔走容易贻误战机为由搪塞过去。然而战争情势的发展实在容不得曾国藩继续观望。咸丰三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四年正月，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出兵进攻黄州失败，投水而死。曾国藩不得已带着刚拉起的队伍由衡州到达湘潭，与彭玉麟预定，先由彭进攻湘潭，自己殿后；不想曾国藩晚上改变主意，先行进攻靖港，企图和彭玉麟形成夹击之势。第二天午后，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在靖港激战，不料风向突变，太平军二百多艘船只将湘军的船队团团围住；曾国藩闻讯赶忙率陆师来援，陆路见水路溃散不肯前进，被太平军截杀，临时浮桥垮塌，勇丁四散奔逃。曾国藩亲自仗剑督师仍无法制止湘军溃退，羞愤交加的他回到船上，越想越气，行到铜关渚一头扎进水里自杀，幸而李元度见曾国藩神色有异，令小船紧随其后，方才将他救起。

咸丰四年十一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三万进攻湖口、九江。湖口罗大纲，九江林启荣率众拼死抵抗，湘军久战不下。十二月初，湘军一百余艘轻型舰船被太平军引诱到鄱阳湖，外江水师大船运转不灵也陷入被动，湘军水师已被分割包围。十二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由九江出动，焚烧湘军船只，曾国藩坐船被俘获，文稿丧失，曾国藩再度跳水自杀，被幕僚救起送至罗泽南处。为防止他再想不开，罗泽南、刘蓉等人寸步不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乘胜三占武昌。八月，塔齐布久攻九江不克，心悸呕血死于军营。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湘军樟树镇大败，三月罗泽南部攻武昌时中太平军诱敌之计被包围，罗泽南重伤撤退，神智涣散，三月初八死于军营。

上文仅列举了曾国藩出兵以来的几次重大的战略性失败，实际上几年内湘军和太平军互有胜败，比如湘军克复武昌（虽然不久后再度失去），曾国藩还因此辞就朝廷的湖北巡抚而被咸丰批评违抗圣旨。后来湖北巡抚由胡林翼担任。塔齐布城陵矶阵斩攻克庐州的太平军名将曾天养，田家镇大捷等等。不过整体局面对湘军不算有利，几次失败将中间的胜利又还了回去。一度认为“东南大局，似有转机”的曾国藩也不得不老实认栽，恳请处分。

几年带勇征战，官场的挤迫、朝廷的催逼，皇帝的猜忌而感到心烦意乱，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不像金陵攻克后，随年龄增长官位隆重而有的惶悚。（咸丰帝虽然曾主张授予曾国藩巡抚职务，但很快因为害怕曾国藩势力坐大而反悔，此时的曾国藩辞官只不过是推让客套一下，不想真的就此作罢，改为授兵部侍郎衔。地方督抚哪怕是给湘系其他人也不直接授予曾国藩。）他甚至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告诫提醒:

“诸弟则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界，徒损于家。至嘱至嘱。”自己则“受国厚恩，自当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兄长已经身在局中就为朝廷尽到责任，弟弟们还是不要趟这个浑水了。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兄弟曾国华、曾国潢、曾国葆（曾贞干）、曾国荃都先后参加了战争，曾国华、曾国葆战死，曾国荃的成为进攻金陵的直接指挥官，光绪朝复出就任两江总督，病死任上。

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曾国藩趁此机会卸下职务回家奔丧。安排好军中工作后，他于二月二十四回到家中。回首自己近五年军旅生涯，种种委屈涌上心来，省亲假满后，于六月初六上《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大倒苦水:痛陈自己没有权限提拔部下、没有任免所辖区域地方官员的权力、没有裁决事务的权力。潜台词是自己为清廷卖命多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挂着一个兵部侍郎的牌子，竟然没有一点实际权力。此折可看做曾国藩向清廷摊牌要权，以办事不灵为借口不回军营，继续在家守孝；也可反证之前辞就湖北巡抚多少也不完全出于真心。这时江西湖北局面暂时稳定，武昌又被清军拿下，咸丰皇帝就不太愿意卖曾国藩面子了:

“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

喂一口空心汤圆给曾国藩:“你还是在家先呆着吧，有情况再叫你上马。”

就这样，曾国藩在家中待了一年多，等待着重新上马的机会。

湘军之母 罗泽南

三、二度出山 金陵鏖兵 剿捻已无心

咸丰八年，曾国藩的机会来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领兵二十万攻衢州，浙江震动。浙江历来为清廷赋税重地，咸丰皇帝不得不高度重视，环顾四周却没有独挡一面的大员；胡林翼趁此机会上折建议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咸丰帝确实也拿不出其他好办法来，便诏令曾国藩迅速赶赴军营。

曾国藩此次出山，写下不少句子警示自己，在家冷静一年，重返官场的他明显比以前伸手要权的时候“圆滑”不少，在现实面前，曾作为礼部侍郎大发议论针砭时弊的曾国藩屈服了，开始成为一个真正融入官场大环境的官僚了。

1856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多年构筑的政治基础和价值观出现了罅隙，石达开带兵出走单干，也相当削弱了太平军的军事力量；天王洪秀全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父天兄代言人了，他深居简出，对周围的将领越来越疑忌，把内政大权都交给他的几个亲兄弟；这里面只有干王洪仁玕有理想抱负，其他兄弟都难当大任。对外军事行动主要依靠陈玉成（因眼上有伤疤，被曾国藩蔑称为“四眼狗”、“狗逆”）、李秀成等青中年将领；在他们的领导下，太平军在军事上仍有相当进展，二度击败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缓解天京之围，还和山东、安徽的捻子汇合一处。石达开行踪诡秘，直奔西南。基于以上情况，曾国藩出山后的形势不容乐观。

1858年（咸丰八年），咸丰帝十天内七诏湘军李续宾部支援庐州，李续宾带八千人连续进攻，攻下城池多座，每攻一处就要分兵留守，打到三河镇时已不到五千人，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皇帝圣旨在前，李续宾只好硬着头皮强攻三河镇，多日力战不克，陈玉成援兵已到，包围李续宾残部；李续宾战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跟着送了命，太平军乘胜追击，几乎将湘军清军赶出安徽，金陵之围只好暂时搁置。

曾国藩不得已重新部署进攻金陵的方案，首先要夺回湘军在安徽的优势。曾国藩由宿松、石牌进攻安庆，胡林翼由湖北英山攻桐城，李续宜由河南商城、固始攻庐州。咸丰十年三月下旬，曾国藩大兵出动，开始构筑对安庆的包围圈。四月，因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打垮，咸丰皇帝急命曾国藩赴江苏就任两江总督。六月，安庆包围圈构成。至此，双方反复激战一年多，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安庆城陷。英王陈玉成于次年（同治元年）被俘，凌迟处死，从容就义。整个安庆战役异常残酷，一向凌厉的曾国荃都感觉杀的手软了，表示打完就回家务农。曾国藩写信给他:

“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此为曾国藩纵容默许湘军屠杀的一大明证。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画作

同治元年，曾国藩接到新皇帝的上谕: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著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几年前伸手要官的曾国藩终于迎来了自己想要的权力，可他已经不是之前的那种书生心态了，权力反而磨平了他的棱角；一直苦于没有实权的曾国藩，得到两江总督这顶帽子，却感受到红宝石顶子的沉重。

“本日得信，余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余之菲才，加以衰老，何堪此重任。”

曾国藩本想授予实权后才更方便成功立业，而清廷却恰恰是看他建立了一定功业后才授予实权。这一先后顺序，令曾国藩诚惶诚恐，只好勉力为之以报“君恩”了。

与曾国藩大权在握同时的，是太平天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安庆血战后，陈玉成牺牲，太平军在安徽的力量被摧残殆尽，天京以无险可守，太平天国的军事态势急转直下。李秀成攻上海，因有洋枪队和淮军阻挠而失败。清廷与英法和议已定，列强收回了抛向太平天国的橄榄枝，开始明确支持清政府。左宗棠攻略浙江于1864年3月31日占领杭州，李鸿章自上海由东向西推进攻取苏州，并于1863年10月24日攻下。彭玉麟水师也已泊于天京城外，曾国荃率部驻扎在紫金山下，自1862年至1864年，围攻天京近两年。

曾国荃能久围天京，是各路清军竭力配合的结果，而曾国荃立功心切孤军深入，顶住太平军多次增援和军队中疫疾减员，挖沟筑壕硬攻。1862年10月13日至11月26日，湘军连续进攻四十余天，曾一度轰塌城墙攻入城内，又被太平军抵了回去。主帅曾国荃脸颊中弹负伤，1863年1月7日，曾贞干（曾国葆）因劳累过度感染疫疾死于军营。天京仍在李秀成手中。1863年6月，曾国荃进一步缩紧包围圈，天京外围九洑洲、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被湘军攻占，留给李秀成的空间日渐挤迫了。1864年2月28日，湘军再克钟山。1864年7月19日中午，湘军挖通地道点燃炸药，城墙塌陷二十余丈，湘军士兵蜂拥而入，失去约束的湘军士兵在金陵城内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天国财宝被洗掠一空，鲜血染红了秦淮河。湘军贪婪暴虐的本性再也掩盖不住；率队攻入城内的李臣典下令见长发者、新近剃发者尽皆杀死，他本人一日之内连御数十女暴毙身亡，年27岁，锡封一等子爵，加封太子少保。随后湘军焚烧天王府，大火彻夜不熄。

金陵城破，李秀成带着幼天王从城墙缺口出逃，后来二人失散，李秀成因携带财宝露宿，被贪财乡民抓获送官。曾国荃亲自审问李秀成，用锥子扎他，李秀成大喝:

“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天偶然得逞，就发疯了吗？”

后来曾国藩亲自出马，在李秀成自述完成后，将其杀死。而天王洪秀全早在天京陷落前病死，尸首被曾国藩找到，焚烧灭迹。

攻陷天京的主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擅长挖沟筑壕而有“曾铁桶”之称。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的辉煌落幕了。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总结攻克天京的经验:“此次地道破城，一在火炮极多，猛攻极久，使城贼立脚不住；二在附城极近，掘洞迅速，仅五日而成功，出于贼所不意；三在沅弟精诚所格，五万人并力用命。以是知人力可夺造化之权，凡事不得尽诿诸气数也。”算是比较详尽的总结了金陵城破的客观原因。然而太平天国的失败包含着历史必然。

曾国藩和一众汉族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佼佼者们，用了近十五年的时间平灭太平天国及其余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宏远，他们的营垒内部也聚合了一众人中豪杰，洪秀全精神领袖；冯云山、萧朝贵宣传能手，忠诚不移；6李秀成；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能征善战；洪仁玕器识深宏；太平军数度击垮清军湘军，据半壁江山分庭抗礼，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什么仍然失败呢？究其原因还是封建传统精神在那个时代不该亡，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国传统士大夫还要以实际行动为“名教”做最后的挣扎，这种触底反弹是相当剧烈的。三纲五常、圣人之言、天理人欲，当时的中国社会土壤还没有生长出戳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的条件。中国传统理学最后的卫道士曾国藩们，在捍卫了纲常名教的同时，恰恰亲手为摧毁纲常名教的种子埋下第一捧土。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像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曾国藩“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加太子少保，锡封一等伯爵，赏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的官真正做到了汉族官僚的头了。本拟就此退休的他，又接到清廷新的任务——平捻。

捻军飘忽不定，行踪诡秘，不似太平军大集团作战经常与清军厮杀多日；作战机动灵活，清军跨省追剿，总是抓不到捻军主力，曾在通州八里桥阻击过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便着了捻军的道。捻军以游击战术引诱僧王穷追不舍，人困马乏，终于中了捻军首领赖汶光埋伏，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被杀。

清廷闻讯，动作迅速，令李鸿章暂时署理两江总督，调曾国藩接替僧格林沁剿灭捻军。曾国藩主张靠截堵而不是追剿来对付捻军，在周口、徐州、济宁沿线构筑防御工事，坚壁清野孤立捻军，又制定河防之策，把捻军逼入河南湖北交界聚歼。以不动战灵动，一点点压缩捻军生存空间，磨死捻军。捻军因此被分割为东、西两支，再也没有汇合。但是这一招毕竟显得笨重呆板，虽然分裂了捻军，但毕竟没有全歼，还是让他们漏掉跑了。曾国藩因此接连受到御史弹劾，称其久战无功；偏偏这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又弹劾湖广总督官文，引起湖北官场不满，干脆托病回家；陕西动乱，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岳斌均受弹劾，称病不出；湘系官僚们受到了严峻的政治挑战。

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又遭到多方质疑，自己的山头也受到攻击，只好以师老无功为由，自请处分，收回爵位，回两江任上为李鸿章办理粮台；由李鸿章负责对捻军的军事行动，趁此机会也好把淮军推上去。曾国藩在两江尽力为李鸿章筹饷，1868年1月，东捻军首领赖汶光于扬州被俘，东捻失败。1868年8月，西捻军在左宗棠、李鸿章的合力围剿下失败。

曾国藩剿捻虽然无法聚歼，但还是将捻军一分为二，这让本就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目标、没有大集团作战能力的捻军更难聚合一处，为李鸿章、左宗棠最终剿灭捻军创造了条件。李鸿章的战略方针还是继承曾国藩的围堵思想，证明大方向没有问题。综上，曾国藩虽然“无功而返”，但无功恰恰是有功。

不过，就曾国藩的政治生涯而言，高光时刻已经落幕了。

捻军伏击僧格林沁图示

四、汉臣之首 如履薄冰 激流思勇退

1868年9月13日，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

1869年1月26日，是曾国藩进京面圣的日子，离京十七年，先帝病亡政局大变，两宫垂帘主少国疑，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陌生。在京一个多月，他受到两宫皇太后四次接见。时逢春节，在乾清宫宴会上，曾国藩位列汉大学士、尚书之首。官，他已经做到头了。

伴随着权力一步步攀上顶峰，曾国藩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愈发小心谨慎。对权力，他宁可少要不要，也绝不争抢。这份恐惧感，已经伴随他数年了。

早在安庆之战后，曾国藩的惶恐心理日重，第一是他官至封疆，节制四省军务，位高权重，有如临深渊之感；第二是同治皇帝登基，两宫垂帘，主张重用汉臣的肃顺倒台，一时还拿不准朝中政局的脉；第三是湘军也贪污腐化，军纪败坏，暮气沉沉了。他需要为湘系的未来找下家了，而这个下家自己又不能直接干预，这个下家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又一个近代史的争议人物，比他的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东南半壁江山尽在湘淮掌握之时，幕僚、朋友曾鼓动他拥兵自立。《湘军志》作者王闿运怂恿曾国藩就势创立一番基业，而曾一言不发，用手指蘸水在桌上写字，而后步入内堂，只见桌上尽是“妄”字。王闿运晚年自撰对联:

“纵横计不售，空留高咏满江山。”

胡林翼一日曾与曾国藩长谈，临走留下一纸条，内中写道:

“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

左宗棠也曾拿一副对联请曾国藩改正: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用问鼎中原的典故试探他。曾国藩将对联改作: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宗棠无奈批复:

“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甚至在金陵攻克后，其部属还希望效法赵匡胤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曾国藩写对联一副，步入内庭不再说话: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从此没人再提自立的事了。曾国藩相信清王朝真的能有起复，而自己甘愿为这个没有希望的王朝燃尽最后一丝气力。而这，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位极人臣的曾国藩

金陵克复，他的恐惧感愈发强烈。听闻金陵被攻下，他在日记里写道:

“三更三点接沅弟咨文，知金陵于十六日午刻克复。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随着最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的完成，湘军的存在已成为清政府和曾国藩君臣之间的一道暗疮。果然，清廷马上要曾国藩裁撤湘勇，以此削弱他的兵权。由此可见，即使曾国藩全无反意，但清廷对他还是不得不防。湘军最终难逃裁撤命运，李鸿章的淮军接棒的时候到了，对捻军的进剿即是淮军主导。曾国藩剿捻失败，自退二线，正好借着裁抑湘军给清廷纳一份投名状。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

“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湘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再频繁在一线忙活似乎不太合适；有李鸿章这个从湘系自成一家的门生站在台前，自己身居幕后准备养老。曾国藩还借曾国荃弹劾官文惹怒湖北官场的机会，让曾国荃回家隐退，免得兄弟俩都在台上招人嫉恨，曾国荃居家七年一直到光绪朝才出来任事。

1860年的李鸿章 围绕他的争议比他的老师曾国藩只多不少

可是做官做到到这个位置的人，多少是身不由己的。不多久，清廷又要将曾国藩推向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之上了。勉力剿捻无功而返。接下来发生的令他赌命一试的天津教案，彻底摧毁了曾国藩心中那最后一丝坚持。

五、华洋矛盾 天津教案 身败名亦裂

自庚申之变后，华洋矛盾日趋激烈，而外国宗教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冲击和二者先天自带的隔膜正是这一矛盾的直接反映。因此而产生的教案在庚申之变后愈加频繁。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的天津教案可谓是数十起教案的集中典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法国领事和当时的通商大臣崇厚商议，将三岔河口的望海楼附近十五亩地租给传教士。望海楼是乾隆皇帝曾经巡幸过的地方，在这里办和儒教思想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堂，尤其冲击天津士民的价值观，因而信教的教徒很不讨喜，教堂又经常包庇教徒，多行不法。清廷和洋人的交涉处于劣势，那么这些教徒仗着有洋人做后台，更是有恃无恐。

1870年开始，因为直隶、天津少雨干旱，社会人心浮动；逐渐有一些风言风语在民众之间流传，说什么教堂迷拐幼童藏在地窖，还挖掉他们的眼珠做药；受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这些谣言越传越厉害，越传越邪乎。天主教教堂会收养孤儿和病人，其宗教仪式也与中国传统宗教相差甚远，加上华夷滤镜和文化隔断，这些谣言自然是立地生根，可信性颇高。

同年6月18日，民众抓到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送官。经审问，武兰珍供认他的迷药是教民王三所给，说他白天睡在教堂的棚子里，晚上出来作案。消息传出再结合此前教堂诱拐儿童的谣传，天津民众一时间群情激奋，天津知县刘杰只好会同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道台周家勋和法国领事丰大业、教士谢福音一起；于21日找武兰珍当面对质。结果武兰珍又说不认识教堂里的人，教堂里也没有什么王三，这一下没了对证，事情陷入僵局。教堂内的人又和围观群众发生口角，当巡捕赶到，丰大业不管前因后果直接殴打中国巡捕；随后到崇厚的衙门打砸一气，不由分说就向崇厚开枪，待到丰大业出门还是暴怒异常胡乱开枪，打伤了知县刘杰的家人。一枪下去，外面围观群众再也压抑不住，乱拳打死丰大业和随从，之后又烧毁了教堂及周边房屋。法国领事馆、英国书堂、美国书堂全部被烧，还有法国、比利时、爱尔兰等国的修女教士、法国领事馆翻译、俄国商人等二十名外国人。

群众的激愤褪去，一场严重的外交事故酿成了。

第二天，英、法、俄、美、普、比、西七国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崇厚一向对外国人屈膝软弱，清廷需要一个在名望和资历上镇的住场子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曾国藩成了清廷的选择。

1870年6月23日，清廷上谕:

“曾国藩病尚未痊愈，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如精神尚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很显然，清廷想推曾国藩出来，拿一个既不损害天朝尊严，又能平息天津士子正欲贲张的民气，还要化解列强的威胁，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走错一步便会堕入万劫不复之中。不过清廷还是给他留了余地，“尚可支持”即表明曾国藩可以推掉差事，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此时曾国藩的精力已经很差了，但只要清廷有需要，他就会“挺”出来为清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似乎是一种愚忠。据曾国藩日记:

“近日因目病，贪睡尤甚，动辄成寐，若静坐则不能支持，衰惫至矣。”“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余日，不敢治事。”寅正起，头或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疲惫殊甚，两腰无力。”

如此记载，几乎天天都有，已是屡见不鲜了。这样的身体状况，恐怕难以吃下这块烫手山芋。他在赴天津前自立遗嘱，抱定必死决心:

“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就这样，曾国藩拖着病体残躯来到天津。崇厚见曾国藩到来，真是久旱逢甘霖，隔三差五和他协商，不过主意还是要曾国藩拿定，责任也就必须由曾国藩来抗了。

众列强要求清方负责修理教堂、埋葬丰大业、严惩地方官、惩办凶手。后来又改口让府、县官员偿命，不然就以战争相威胁。

曾国藩一开始心中是不赞成严办天津涉案官员的，如果硬要追地方官的责任，怎么也不至于偿命吧。他经过几天调查，得出教堂迷拐幼童确系谣言，可天津士民正是有一肚子火无处发泄，谣言哪有那么简单破解呢？他尽力在列强无理要求和需要伸张的民气之间做取舍权衡，两边都需要斟酌斡旋。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心理斗争过程。顺应民气，取大义而舍国家现实情况于不顾；委屈求全，则自己没法在民众和清议言官面前交待。随着时间推移事态发展，他的努力失败了。我们可以从曾国藩与家人的通信中窥见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刚到天津时:

“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果能使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

七天后:

“不得已从地山（崇厚，字地山）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

又过十几天:

“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数。”

最后，他实在是没有话讲了，有破罐破摔的意思:

“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

面对战争恫吓，曾国藩还是将刘杰、张光藻革职交刑部查办了，拒绝府、县官员抵命。既惩办了地方官，失了民心，又没完全按洋人要求去做，陷入两难境地。他在家书中说:

“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

剩下就是缉拿凶手了，可是查办凶手一节又谈何容易？当时场面混乱，又怎知谁是殴毙洋人的“凶手”呢？曾国藩只好采取在没有犯人口供情况下，得到二三旁证就定案了事，一共抓得八十人。因为洋人被打死二十人，那么要这八十人中处死二十人抵命，实际处死十六人。如此行事一定有冤枉，曾国藩又发给每名死囚家属五百两白银。总理衙门又议定赔偿受损房屋和官员家属五十余万两白银，并派崇厚赴法道歉。

事实结果是，英法列强确实只是威胁恐吓，在大部分条件得到满足后，法国兵舰也没有开炮。而身处局中的曾国藩却不能不做最坏打算，一旦开仗，很可能重蹈10年前的覆辙，这正是国家实力不对等而丧失外交话语权的恶果。一句“名已裂矣”道出了曾国藩的心酸和无奈。他自叹:

“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甘遘此大难。”

他已经身心俱疲，油尽灯枯了。

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束了，这无疑是清政府又一大外交失败，也是落后的中国必然要承受的代价。清王朝暂得一时苟安，保全局面。

就个人而言，曾国藩的名声扫地，就此在病痛中煎熬余生。

那么，曾国藩的委屈求全，等来了清朝的自强崛起吗？

曾国藩曾与李鸿章曾就外交方针有一番谈话，当曾国藩问到与洋人交涉的方法时，李鸿章言到:

“门生只与他们打痞子腔。”

曾国藩答:

“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情。”

然而，洋人并不吃这一套。

1883年，中法之间的战争爆发，不管是推诚相待还是痞子腔，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天津知府张光藻后来被发配黑龙江，写下:

“是非曲直，藻不能辩，天下后世必有代为之辩者。”

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天津教案事发地——望海楼教堂

六、支持洋务 窠臼难越 中兴唯一人

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胜保曾上奏请求曾国藩、胡林翼火速派兵勤王；而曾胡不愿意自己的将领被胜保挟制，另外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实在不愿出兵，干脆行拖延之计；上谕一个多月才送到曾国藩手里，曾国藩十天后才上奏建议在他和胡林翼之间挑一个去，拖到十一月北京和议已成，收到取消北上勤王的旨意方才作罢。

曾国藩通过故意拖延避免了和兵锋正炽的英法列强的正面冲突，但圆明园的余烬似乎在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命运——曾国藩已经处在东西板块大碰撞的核心了。这是他，也是所有同时代清朝官员无法规避，而必须入局的大世变，是所有习惯了东方官僚体系的“佼佼者”们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它的烈度远超二十年前陶澍林则徐面临的困境。理学经世的曾国藩，终于在新的“世界”中败下阵来。

与二十年前不同，庚申之变终于给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一记迎头痛击。1840年还在北京翰林院当差的曾国藩也时刻关心着被后世称作“鸦片战争”的进展。也慷慨激昂过:

“英夷去秋在浙滋扰.....或来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接到台湾斩杀“夷人”也曾拍手称快:

“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可二十年后当他亲身经历华洋冲突时，往昔的豪迈气概早已消散，更多的是切实的面对泰西的进步与中国的落后。他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痛。

1861年9月，胡林翼看到长江江面上洋轮趾高气扬、耀武扬威，横行无阻，竟一口气气不过引发咳血旧疾；加之过度劳累，不日死于武昌。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有识之士对西洋冲击最直接的反映:“天朝”尊严一扫而光，毕生所学面对小小轮船竟无能为力的激愤。他们想在缩小差距的同时，为“天朝”留个脸面。

曾国藩面对洋人的态度讲求一个“诚”字。

“则当坦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中孚以涉大川，忠信可行蛮貊，能得其心，然后能得其力也。”

他在士大夫们恪守的儒家价值观去碰撞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游戏。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清政府就要不要借助洋兵帮助剿灭太平军——借师助剿的问题发生争论。曾国藩觉得一旦决定让洋人干预战争，事成之后一定会有“意外要求”，建议延缓洋人出兵。后来妥协为可以借洋兵守上海，但不能让洋人协助进攻苏州、常州、金陵。主张:

“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不过，由洋人组成的雇佣兵团队“常胜军”、“常捷军”还是在苏浙一带活动，为清廷剿灭太平天国出了不少力，只是没有直接参与到进攻金陵的行动中。

自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曾国藩等人就意识到西方军器技术尤其是轮船兵舰的先进。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计划编练水师三支，还要配造船厂。但清廷觉得造船消耗太大，不如直接买船。总理衙门和海关税务总司英国人赫德协商购船，曾国藩知道后颇为赞成。不久清廷和赫德谈妥，用八十万两白银购买轮船七艘，由赫德委托英国人李泰国经办，湘军水师接收。没成想李泰国私自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作为这七艘船的指挥官，船上人员均用洋人，悬挂英国旗，不接受清朝官员指挥。曾国藩闻讯大怒:中国人出钱买的船，支配权自然在中国人手中，留下几个洋教官还可以接受，指挥权让给外国人算怎么回事？总理衙门只好去和英国政府交涉，但阿思本仗着有人撑腰，坚决不同意中国官员指挥。曾国藩一不作二不休，建议朝廷干脆不要船，钱白花也不能让出指挥权。

最后的交涉结果是，在普鲁士政府的干预下（当时的清廷经常拿一个列强“制衡”另一个，最后两头不讨好），阿思本舰队的船只折价变卖，款银交付中国，但舰队往返经费和水兵工资共计白银三十七万五千两由清政府全额报销。清廷还单独“赏”了阿思本一万两白银封嘴。

阿思本舰队事件只是清政府近代外交失败的冰山一角，但它更衬出兴办洋务、徐图自强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曾国藩整体对洋务是支持的。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但仅仅是仿造一些子药枪弹，对大型装备还是望尘莫及，尤其是他很是在意的轮船，多是从外国买来的。军械所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杰出的科学技术人员: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数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蘅芳等等都在军械所任职。他们于1862年合力造出一台轮船用蒸汽机。曾国藩观看实验后在当天日记写下:

“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

可以想见他是相当得意了。1865年徐寿等人终于造成一艘较成熟的小轮船——黄鸮号。

留美归来的容闳，曾经到太平天国的领土访问，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让他一展抱负的土壤。1863年，容闳来到安庆曾国藩幕府，二人相谈甚欢。曾国藩委托容闳远洋美国购买机器，两年后容闳回国，将机器交给李鸿章、丁日昌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却对发展军械装备的渴望，曾国藩还有对教育事业的支持。曾国藩奏请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翻译馆延揽中外有学之士，翻译外国科技书籍，为推动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他的贡献。1870、1871年，曾国藩多次上奏提出派人赴西方留学的计划，终于获得恭亲王支持，任命陈兰彬、容闳为正负监督负责留学工作。1872年8月11日，曾国藩死后五个月，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终于启程赴美学习。这批幼童回国后为中国近代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留美幼童合影

曾国藩去世较早，死前洋务运动还没成气候，但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在当时的清政府中，面对西洋先进科学技术，反对的声音还是大一些。恭亲王奕訢曾在京师办算学馆，因遭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阻挠，连学生都没招满。历史枢纽的阀门锈的太死了，拧开它需要时间。

虽然曾国藩支持洋务，提携容闳，建议造轮船，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似乎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可他仍然是在理学的大框架中注入了经邦济世的实践内容，对“自强”的追求首先还是解决“发逆”这一当务之急、心腹之患。其对外国列强推“诚”相待，但他不知道的是，国贫民弱，朝中政局暗流涌动，官场早已如烂糠腐谷，如何有时间再积蓄力量呢？这一份“诚心”怎么可能换来列强的真心呢？

“接人总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此语处理人际关系则尽显胸怀，而在外交场上无异于自毁长城，在没有对等国家实力的情况下，任何“诚心”都是苍白无力的。早在1842年《江宁条约》签订，他就写道:

“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很遗憾，清政府在南京的妥协并没有换来万世太平之基；《江宁条约》也不是最后一个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反而开了一个坏头。他的诚心执行起来只能是没完没了的妥协，换来的也只能是列强永无止息的贪欲。曾国藩寄予厚望的清王朝早已没有力量可供挖掘了，就连他自己也成了这混沌中的一粒尘埃。

黄鹄号轮船模型复原图

七、外重内轻 湘淮崛起 满衰汉始兴

曾国藩真的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对清廷忠诚无贰吗？

天京城破，湘军火烧天王府，瞒报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被火烧死，实际上幼天王随李秀成出逃，曾国藩在奏报中先说洪天贵福被烧死，后来又说找不到尸首，必定是死于乱军之中。百般搪塞，掩盖事实。此事被左宗棠捅出来，引起曾国藩极大不满。后来证实幼天王在江西被擒杀，从此曾左交恶，直到曾国藩去世，二人再没有一封书信往来。

李秀成被俘获后，由曾国藩及其幕僚反复提审，李秀成的口供被辑录为《李秀成自述》，曾国藩亲自阅看修改，为了掩盖李秀成携带幼天王出逃、城门缺口防守不力的事实，他更改了李秀成的出逃时间，硬是编造了湘军连续苦战才收队回营。又将洪秀全病死的事实掩盖，谎称他是服毒而死，李秀成分明是被无知乡民抓获，曾国藩将其改为由自己追兵拿获。曾还将所有不利于他与湘军的供述销毁，自述原稿74页以后内容被撕掉。关于亲审李秀成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日记里也没有过多记载:

同治三年六月廿五日:

“至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鞫讯数语，旋吃晚饭。”

七月初六日记:

“本日仅校二万余字，前八叶（原文如此）已于昨日校过，后十叶尚未校也。酉刻将李秀成正法。”

因而就算在自述全文公开的今天，我们仍不能看到自述最初的版本。以上几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欺骗。李秀成这样的重要“匪首”理应押解京师继续审判，而曾国藩却在供词写成后将李秀成就地杀害，他究竟害怕李秀成说什么？有研究认为，李秀成很可能鼓动曾国藩反清，因此相关表述被曾国藩销毁。

然而，借助湘淮军平灭太平天国的清政府，明知道曾国藩在打哑谜，也不方便戳破，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湘军为清廷征战卖命近十五年，地方权力早已被湘系及旁系人物占据。自军兴以来，湘淮系出督抚28人、提督总兵不计其数，满清地方政权军权均被湘淮系占据瓜分。义和团进京时的“东南互保”就是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杰作。虽然湘淮军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阀，但他们的存在与日后北洋军阀的形成脱不开关系；而北洋军阀又是近代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渊薮，甚至直到民国时期的程潜将军仍有“湘军最后一棵大树”的称号。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湘淮出身的汉族地方重臣:

曾国藩（1811——1872）——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曾国荃（1824——1890）——历任山西巡抚、陕甘总督、两江总督

李鸿章（1823——1901）——历任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左宗棠（1812——1885）——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

刘坤一（1830——1902）——历任江西巡抚、两江总督

李续宾（1818——1858）——授巡抚衔

李续宜（1823——1863）——安徽巡抚

胡林翼（1812——1861）——湖北巡抚

杨岳斌（1822——1890）——陕甘总督

郭嵩焘（1818——1891）——历任广东巡抚、驻英公使、驻法公使

丁日昌（1823——1882）——江西巡抚

江忠源（1812——1854）——安徽巡抚

刘蓉（1816——1873）——陕西巡抚

湘军火枪队

封疆大吏几乎被湘淮系承包，朝廷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下移，朝廷里还是满洲权贵当差，但是基层已被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瓜分豆剖，曾国藩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极大。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之后，澄清吏治，对净化直隶官场起到关键作用；又主导练军计划，以湘军的模式和经验改革八旗绿营兵制，实际上促成了八旗绿营这类清朝传统正规军的消亡；余下的湘军兵丁驻防地方，成为防军，满清对军事话语权的垄断至此终结。就算曾国藩无心，他一手缔造的集团反而成了压垮清王朝的稻草。

八、千秋功罪 谁人评说 盖棺难定论

曾国藩的人生是矛盾的。以理学学者型官僚入世，所作所为，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割裂。王守仁一代心学大家，也曾平定宁王朱宸濠，平灭赣南、两广民乱，留下“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终归是要走上实践道路的，自然也不也能例外。胡林翼曾赠曾国藩对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正道出了这种矛盾。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有接受人民批判，接受历史考验的准备。

在湘军初建之时，曾国藩曾大力肃清会党土匪，矫枉过正造成滥杀无辜，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身份越权杀人，甚至不经审判便杀掉了事。他还因练勇经费问题强行加捐摊派，引起湖南官绅极大不满。针对他的强硬手段，湖南人民送了他一个“曾剃头”的外号。在湘军出兵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虽然定下《爱民歌》等严肃军纪的文件，多次强调军纪军容重要性，但他无法阻止湘军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的滥杀和抢劫，湘军士兵缺乏文化道德约束，征战过程中纪律越来越差。兵燹所过焚烧了半壁东南。咸丰八年四月初七，湘军水陆攻陷九江，《曾国藩年谱》记载只有短短六个字:

“克之，屠戮无遗”。

湘军军饷经常欠发少发，攻城抢掠成了激励兵勇斗志的催化剂，尤其是攻下金陵（天京）后，曾国荃部大肆杀掠，血洗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南名城。

“贼党死者十余万人”，赵烈文日记记载，金陵城破之后:

“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皆死，妇女死者万余。”“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湖广总督官文奏报:

“无路可奔，嚎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殆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曾氏兄弟默许纵容湘军抢劫，曾国荃将天王府的金银财宝拉回湘乡老家；虽然曾国藩一再标榜自己勤俭节约，也告诫兄弟子孙耕读传家，但是事实在前，铁证如山，曾国荃的腐化奢侈不可能和曾国藩脱离关系。曾国荃每次打完仗必定请假回家安置房产，说与做是有距离的。

我们来看看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一对老对手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曾国藩的评价。

蒋介石尤其喜欢曾国藩、胡林翼。“满清道咸年间，曾、胡、左、李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自己经常阅读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他一生中唯一一本自己编订的军事著作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加了第十三章《治心》，发给军校学员人手一册。

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采取的碉堡战术，即取法湘军的攻击方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大量的碉堡和公路分割红军根据地:

“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所以碉堡线可以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的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

而碉堡战术一度对红军形成较大威胁，红军在军事行动上的失利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一大原因之一。

青年毛泽东曾经对曾国藩颇为欣赏，抄录曾国藩的日记，评价他: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此时的毛泽东尚处青年时代，还未系统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历了革命洗礼后，毛再次评价他: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指出了曾国藩的阶级局限，同时也是对其能力的一种肯定。毛泽东的这一番思想转变，也使他成为不同于蒋介石的一代伟人吧。

重庆谈判中的毛主席与蒋介石 此照片是两人唯一的单独合影

我们再来看看和曾同朝代的人是如何评价他的。下面列举左宗棠、李鸿章在曾国藩去世之后送的挽联:

左宗棠: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甚至还有坊间传闻二人互相作对联讽刺:

“季子敢言高，与吾意见大相左。”（左宗棠字季高）

“藩臣多误国，问伊经济有何曾。”

而左宗棠没有受私人情感影响，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曾国藩。

李鸿章: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列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作联颇有当仁不让，自居传人的感觉。

再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对曾国藩的评价:

“虽不以善战名（曾国藩自己直接干预指挥的战役失败较多），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出自对手的评价，我想应该可以琢磨出曾国藩的一些优点吧。

即便有牢骚有不满有搪塞，但曾国藩一辈子还是为清廷这个早已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顶住了大厦圮塌前最后的震颤。为清王朝“鞠躬尽瘁”是他的“功”，却又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曾国藩始终没有从束缚着中国，束缚着进步的窠臼中跳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不拆毁舞台的前提下尽力起舞。在一百五十年的今天，刻意贬低和无限拔高他的缺点优点想来都是不妥当的。他喜欢质朴木讷之人，是讲以“诚”待人的理学名臣，桐城派文学领袖之一；又是善作两幅面孔，以杀人为职业的“曾剃头”。他拯救清王朝于水火燃眉，他又不自觉的亲手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正是历史无限的可能与魅力。

他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他的治学之道鼓舞士子前进。

当我看完曾国藩传记之后的第一评价是:

曾国藩其人，于清廷有功，于人民有愧，于历史有责任。

现在我仍然持这样的观点。

尾声

“那黑雨似乎还不甘心，还不解恨，它下的更猛烈了，时时夹着呼呼的声音，变得格外的凶恶可怖。它像是要摧毁这座修复不久的衙门，动摇这根已成奄奄一息的国脉。万物在悲号，人心在战栗，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哀哀欲绝的抽泣声，和着罕见的黑雨惊雷，是如此的凄怆、如此的惊悸，如同天要裂溃、地要崩塌，如同山在发抖、水在呜咽。它使人们猛然预感到，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将要和眼前这个铁心保护它的人一道，坠入万劫不复的阴曹地府！”——引自唐浩明《曾国藩》注释本 下卷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紫禁城——

内阁奉上谕：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

赵烈文曾经与曾国藩议论过清朝国祚到底还可以支持多久: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眉良久，曰:“然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师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

可怕的沉默。

落日残阳，幽幽宫禁，刺不破那令人悚然的静谧！

参考著作

林乾 迟云飞《曾国藩大传》

萧一山 《曾国藩传》

黄道炫 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政治资源》

黄道炫 《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

茅海建 《苦命天子》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杨国强 《晚清的士人与世像》

罗尔纲 《湘军兵志》

唐浩明 《曾国藩》

参考文献

唐浩明 《曾国藩日记》

李鸿章 李翰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曾国藩 《挺经·冰鉴》

曾国藩 《曾文正公家书》

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谱》

王闿运 《湘军志》

罗尔纲 《增补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早期文稿》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后记

这篇文章从2021年12月27号计划到29号动笔构思，从阅读传记、查找资料到列提纲、填充框架最终成文，大概花了近一个半月时间。期间是边读边写，不断修改提纲和正文，打完尾声的最后一个句号，真是有如释重负之感。

回顾全文，自我感觉写的并不好，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争议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篇幅是远远不足以浇筑他的历史塑像的，材料取舍，拆东补西，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最开始想写曾国藩，纯粹是觉得自己可以从他的半生经历找到共鸣，有些书籍宣传他“又慢又笨平天下”，这是不恰当的，天下没有成就如此功业的绝对“笨人”；我写他是想学习他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遇事打碎牙和血吞的“挺”的精神，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自律，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坚持，在阶级立场之外，我认为还是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一些东西的。最近在看的《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的引子里有几句话:

“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离开了历史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

“在不确定的可能中勠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是历史研究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否则，我们因何而存？！”

我不算历史研究者，充其量是个爱好者，看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仍不可避免的代入立场。

曾国藩主张: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经扬弃后，我想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连早起这一条我很难做到，更不要说事亲和戒恼怒了。

自己曾立下八字格言:“朝乾夕惕，天道酬勤。”用于自我监督，现在看来真是羞愧难当。

有许许多多不成熟的见解和认知，就让时间和实践去刀劈斧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