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智救周恩来（杨登瀛智救周恩来）
杨登瀛智救周恩来（杨登瀛智救周恩来）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共产党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盟友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那么，杨登瀛的身份为什么可以如此神秘而复杂呢？杨登瀛或许，他的名字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但说起他早年的身份来，却足可以让所有人吓一跳。因为他既是早年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更是中共中央特科手中的一张王牌。
1976年1月，纷纷扬扬的雪花迎来了龙年之春，此时，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连说话都变得十分困难。
元旦这天，他将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了自己身边，十分艰难地向罗青长提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并嘱咐：
“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是帮助过我们的，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
周恩来总理提到的名字里，杨登瀛就是其中之一。
杨登瀛
或许，他的名字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但说起他早年的身份来，却足可以让所有人吓一跳。
因为他既是早年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更是中共中央特科手中的一张王牌。
那么，杨登瀛的身份为什么可以如此神秘而复杂呢？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共产党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盟友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迫使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武汉，又从武汉迁回上海，这一连串的变故让许多共产党人士的信心开始动摇······
回到上海，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巡捕暗探云集，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因此，如何能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这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这一支特殊的警卫部队宣告成立，也是中国共产党专门从事情报和政治的保卫机关，简称“中央特科”。
一是为了保护自身在上海地下工作的生存发展，二是严惩那些背叛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
1928年初，国民党已经成为蒋介石一个人的“独角戏”，大权独揽，威风八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指令机要科长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就是“中统”的前身。
蒋介石
当然，中统实际上也是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
正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原本只是不起眼的“调查科”，在国民党的地位立刻就扶摇直上了。
尤其是陈立夫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其亲信杨剑虹刚到上海组建队伍，招兵买马的消息还未出街，立即有二十几人踊跃报名，因为这是“真香啊”。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出生于广东香山，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
1925年，杨登瀛结识了当时在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剑虹，两人是广东同乡还是同党，空闲时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杨登瀛长期在日本生活求学，可以讲的一口流利的日语，知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局势分析很有见地，这点让杨剑虹尤为佩服。
通常来说，广东人都比较注重乡情，既然有“调查科”这样一个前景光明的组织，杨剑虹当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同乡杨登瀛。
对此，杨登瀛也没有推辞，愿意为“调查科”效劳，专门负责传递和搜集情报，但实际上他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谋划”。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杨登瀛就因不满其所作所为，大放厥词，惨遭当局逮捕入狱，被界定为“国民党左派”。
幸亏杨登瀛自己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加上人长得风流倜傥，能言善辩、交际面很广，在众人的保荐下，半年后被释放出狱。
上海街头旧照
对于共产党，杨登瀛一直都是保持同情的态度，也有好朋友是共产党员，这个人名字叫做陈养山。
从日本回国以后，杨登瀛一口流利的日语失去了“用武之地”。恰好，有朋友介绍陈养山前来，跟着杨登瀛学习日语，因此，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
一年下来，两人经常在一起谈时局谈理想，逐渐就成为了情投意合的朋友，当然也有肝胆相照、“上刀山、下火海”的时刻。
1928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杨登瀛的家里，大半年过去竟然“毫发无损”。
要知道，当时国共两党的形势已到了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让一个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里，那是要冒极高生命风险的。
正是杨登瀛这种“讲义气”的好兄弟行为，让陈养山觉得这个“杨老师”人品可靠，值得信任，因此，建议周恩来想办法“策反”他。
陈养山
周恩来思虑良久，开始对杨登瀛重视起来，最后决定由陈赓和他接洽，如果成功的话就保持单线联系，同时切断他与陈养山之间的联络。
1928年初春的一天，杨登瀛如约走进了外滩霞飞路的一家小咖啡馆。
或许是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一位传奇人物，心里显得有些紧张，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抖腿，不时向门口张望······
按照约定的暗号，化名“王庸”的人终于出现。让杨登瀛完全没想到是，即使身处险境，王庸却显得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丝毫看不出有紧张的神态。
而这个王庸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奉命前来与杨登瀛接头。
不久后，两人就相谈甚欢，消除了彼此隔阂，逐渐进入了正题。
杨登瀛恳切地表示，自己会将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而且在国民党市部、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都有比较可靠的朋友，但是这些人都是些“吃客”，要去的地方开销都很大，自己手头有些紧张······
中央特科也为杨登赢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每次全力以赴，张道川等人到达上海滩，杨登赢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地招待。
陈赓听了，哈哈一笑，对杨登瀛表示，中央特科每个月都会给杨先生一些经费，这完全没有问题。
杨登瀛有些不好意思，特别为难的说，收了你们的钱，如果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那该怎么办？
陈赓
对于这个问题，陈赓似乎早已想到了，回答说，我们会经常送给你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你的情报工作，绝不会让你为难的。
就这样，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面人”的间谍身份，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
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被中央特科渗透了。
1928年4月15日上午十点，中央特科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罗亦农同志不幸被英国巡捕房逮捕入狱。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27年，与周恩来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
1928年的元旦，罗亦农才刚刚与战友李文宜举行了婚礼，没想到仅仅四个月之后，就发生了这样难以预料的局面。
周恩来闻知此事，迅速召集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陈赓、顾顺章等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才能把罗亦农同志营救出来。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陈赓联系了杨登瀛，要求尽快查清罗亦农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的情况，打听下淞沪警备司令部何时引渡，同时尽快查实告密的叛徒到底是谁。
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国中之国”，国民党的警察、宪兵、特务等也不能随便出入“公干”。
想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要先通过租界当局请示巡捕房协助，再通过巡捕房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
周恩来
很快，杨登瀛打听到了消息，却令他大吃一惊，此次抓捕罗亦农的事情，竟然连淞沪警备司令部都不知道。
而是英租界巡捕房“主动出击”，这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可以越过了国民党，迫不及待地直接向英租界当局举报了罗亦农呢？
杨登瀛虽然是国民党的人，如果没有指令，贸然跑去英租界交涉，别人未必会搭理，也容易露出“破绽”，被有心人士抓住把柄。
只好先给身在南京的陈立农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罗亦农被捕的事情，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这也是出于“无奈”。不过罗亦农被捕这么大的一件事，就算他不打电话告知，杨剑虹等其他同僚也肯定会禀告。
陈立夫当即回应，要杨登瀛尽快与英租界巡捕房妥善办理引渡手续，并称自己稍后会前往上海，处理善后事宜。
有了陈立夫的指示，杨登瀛马不停蹄赶到了英租界巡捕房，找到英督察兰普逊商量引渡的事情。
两人以前打个交道，彼此还是比较熟悉，关系维持得不错。
杨登瀛没怎么费劲就说服了兰普逊，答应在4月20日这天办理引渡手续。
可是，不管杨登瀛如何旁敲侧击，千方百计想从兰普逊嘴里套出告密者是谁，这个兰普逊却三缄其口，始终就不肯吐露。
闲聊之中，兰普逊还向杨德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给他本人的好处费，二是要提供五万元美金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
杨登瀛仔细一想，这不就是告密者提出的要求吗？回家之后，立即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陈赓，随后整个中央特科也掌握了这条重要的线索。
根据现场的同志事后报告，当时罗亦农同志在戈登路秘密办事处，接待从远道而来的山东省委书记“老吴”。
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们
却不料，英租界巡捕房的大批警察突然出现，包围了办事处，然后把罗亦农和老吴都逮捕了。
而负责看守秘密办事处是何家兴夫妇。有同志曾亲眼看到，罗亦农和老吴同志被捕之前，何家兴家里的女佣曾经急急忙忙出门，跟马路上站岗的巡捕打过招呼。
更奇怪的是，英国人只抓罗亦农两个人，何家兴夫妇却安然无事。
与杨登瀛提供的情报结合分析，这两人的嫌疑非常大。因为这对夫妇正是从德国留学回来参加革命，而何家兴还是罗亦农的秘书。
莫非夫妇两人想通过出卖罗亦农获取“酬金”，然后远走高飞到德国去寻欢作乐？
但是，中央特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周恩来觉得不能妄下结论，毕竟这关系着两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命。
于是，以“秘密办事处”已不安全为借口，把何家兴夫妇转移到了亚洲旅馆，名义上是保护他们，实际上是派人随时监视两人的举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命令立即召集人手，准备在国民党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路途中，全力实施营救计划。
没料到，第二天情况就发生了突变，陈立夫于当天清晨就从南京到达了上海。
杨登瀛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陈赓，这一下让中央特科有些方寸大乱。
果然，陈立夫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商议后，都认为“事关重大，夜长梦多”，一致决定立即引渡罗亦农。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老巢，守备森严，人一旦进去，基本上已经丧失营救的可能性了。
此时，中央特科的人员分散上海各地，并没有召集起来，仅凭现有的实力与之相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成功的把握可以说微乎其微。
上海租界的外国人
4月17日中午，罗亦农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一些提前埋伏的同志却等到了“放弃营救”的残忍命令，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亲爱的战友被押走。
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牺牲，中央特科高层百般无奈之下，也只能这样做了。
随后，陈立夫命令司法处处长加紧对罗亦农进行审问，但是，这个铮铮铁骨的革命斗士除了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其他的事情一概沉默不语。
远在山东前线督军的蒋介石，非常重视罗亦农被捕这个案子，当听说罗亦农这个文弱书生受尽严刑逼供，仍然威武不屈的时候，他尤为恼火，随即回电“就地处决”。
4月21日，罗亦农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就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26岁。
就在罗亦农同志被害第2天，何家兴夫妇就悄悄地溜进了兰普逊的办公室领取“赏金”，这一切也被监视的同志全程目击。
周恩来当即命令特科红队领导人顾顺章，想办法尽快将这两个厚颜无耻的叛徒铲除。
4月25日清晨，亚洲旅馆的门前，出现了一群迎亲的人，在一片喧闹声中，几个人悄悄溜进了亚洲旅馆，随后踹开了一扇房门。
正在熟睡的何家兴、郝稚华夫妇还没反应过来，几只乌黑的枪口立即朝他们开枪，何家兴被当场击毙。
他的妻子郝稚华被打瞎了一只眼，侥幸被国民党救了一命，但是后来也精神失常了。
通过这件事，中央特科也意识到了杨登瀛的价值和作用，特意替他设立了一个秘密办事处，并派中央特科成员安娥做他的秘书。
安娥是个才女，她的丈夫名气更大，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词作者田汉，而她自己就是聂耳作品《卖报歌》的词作者，同时也是歌里的原型人物“小毛头”。
有了中央特科的“刻意安排”，杨登瀛可谓是如鱼得水，屡屡“捣毁”上海的中共机关，顺利坐上了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的位置。
这个牌子也让杨登瀛身价倍增，无论是军警机关，外国巡捕房都要高看他一眼，而上海各侦探机关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想到向他隐瞒。
旧上海街头照
192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拜、杨殷等四人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突然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们破门而入，迅速用枪对准了他们。
大家还没醒过神来，就被五花大绑地压上了囚车，关进的位于英租界的巡捕房。
那一天，原本周恩来也要前往参加并主持会议，因为突然有急事要处理，实在脱不开身就没有去，才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难。
8月27号下午，杨登瀛终于搞到了两条重要线索，第一条就是第二天彭拜他们将会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第二条是出卖他们的中共叛徒是白鑫。
于是，杨登鑫立即心急火燎地把情报告诉了陈赓。
但是很可惜，中央特科在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到路途上，负责购买枪支的同志疏忽大意，运到现场的全部是涂满黄油的新枪，等处理好以后，错过了宝贵的营救时间，导致任务最后宣告失败。
后来，彭湃等四位革命先驱也走上了刑场，被国民党杀害，这让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家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将叛徒就地处决。
但是，此时那个可耻的叛徒白鑫，竟然无缘无故消失不见了？！
不过，“医生”柯麟同志最终弄清了他的具体住址，正躲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家里，整日提心吊胆，不敢出门，但是不知道他何时会潜逃。
杨登鑫立即登门拜访，酒足饭饱后，顺便也搞清楚了叛徒白鑫准备潜逃的具体时间，随后立即通知了中央特科。
11月11日晚，从范争波家里出来，正要前往国外的白鑫，被埋伏的红队队员当场击毙。
这件事情让蒋介石极为震怒，曾不惜花费巨资从美国请来一个叫做“罗斯”的侦探查案，但是最后也无功而返。
1930年4月，黄埔军校一级学生黄第洪从苏联回国后，言称共产国际指示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并要求面周恩来，地点约在先施公司对面的邮局。
旧上海巡捕照片
周恩来毫不怀疑，决定前去见面，化好了妆准备出门时，意外收到了杨登瀛派人送来的一封急信。
打开一开，这封信却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内容大意是他在共产党内部混得不如意，想重新追随校长，希望校长给他一个机会。
同时，他也告诉蒋介石，自己最近要和周恩来见面，有机会协助国民党来抓住周恩来。
蒋介石拿到这封信之后，当然兴奋不已，周恩来可是他的心头之恨，现在有机会将他抓起来，怎么可能不要呢？
随后，蒋介石立即召见陈立夫，命令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陈立夫当然不敢怠慢，决定马上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与黄集洪接头，最后想来想去，却选中了杨登瀛。
这可不得了！杨登瀛看完信后，也大吃一惊，急忙将信以及蒋介石、陈立夫对这些事件的批示，赶紧抄了一份送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信，立即终止了这次会面，并命令陈赓迅速查清黄第洪的具体住址，以免更多地下党的同志受他蒙骗。
黄第红不但对杨登瀛深信不疑，还一脸谄笑称，以后多多关照，不仅与杨登瀛商量好了具体与周恩来会面的时间地点，还在杨登瀛的要求下，带着他去住处喝了一顿。
没有多久，两个红队队员就拿着杨登瀛的名片，登门找到了黄第红，说是有要事相商。
黄第洪不仅没有起疑心，还十分爽快答应了，随后一起坐上黄包车到了郊外，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悄无声息被干掉了。
到了1931年，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也让杨登瀛被关进了国民党的大牢。
但是，杨登瀛始终不承认自己与中共的关系，国民党特务因为掌握不到确凿的证据，半年之后，不得不将他放了出来。
旧上海街头照
1934年，国民党再度起用杨登瀛，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后杨登瀛也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同时也与共产党也脱离了联系。
时过境迁，世事沉浮，1949年南京解放之后，杨登瀛成了一个在南京街头摆卖烟摊为生的平民，在旁人看来，也只是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广东人而已。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对以前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由于杨登瀛曾经担任国民党反省院的副院长，因而被逮捕并很快移送到法院。
经审判后，准备处以重刑时，杨登瀛开始急了，提出他曾在上海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并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这可是大人物，南京法院领导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专门发函到陈赓将军那里求证。
很快，陈赓回信：“杨登瀛先生从1927年起与我党发生关系，在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多次联系，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听说了这件事后，也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作证，信里写道：“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也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1956年的一天，杨登瀛的家门口，晚上忽然开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车门打开后，走下来几个穿长大衣的人，径直走了进去。
正是陈赓大将专程前来看望杨登瀛，多年后老友相见，聊起往事来，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临行前，陈赓专门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给杨登瀛家里添置家具、生活等物品，所有费用他都会用自己工资支付。
此后，陈赓只要有事到南京，都会前去探望，一直到1961年在上海病逝。
六十年代后期，有人想弄一些当年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的周恩来、陈赓等人的黑材料，整天对杨登瀛轮番审问殴打，但杨登瀛不为所动，更不愿给予“配合“。
妻子劝他，就按他们说的承认就没事了，免得受这些皮肉之苦，杨登瀛眼睛一瞪，大声回答说道：“明明没有的事怎么能瞎说呢？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登瀛被昭雪平反，恢复所有名誉。
虽然他不是党员，但是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杨登瀛应该有一席之地，我想这也是许多人的呼声，历史也不会忘记所有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