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踏着父辈的足迹前行）

让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踏着父辈的足迹前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回想与他在一起的往事，让我记忆犹新的有那么几件。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晚上，父亲去南京市的大会堂开会。大约晚上10时，父亲神采飞扬地回来了。母亲问他：“开什么会还要去市里，咱院里不是有礼堂吗？”父亲欲言又止，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步，最后压低了嗓音说：“毛主席到南京来了，他接见我们了！”我急忙问：“跟你握手了吗？”“握了！”我跳了起来，还没容我出声，父亲就严肃地说：“保密啊！”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十分敬仰，更何况父亲这个无比忠诚的老战士。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却喜欢说他的战友和领导。他说得最多的是老八团团长周骏鸣。由于周骏鸣后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父亲很为其抱不平。他和几位战友四处奔走，为周伯伯努力争取应有的待遇。还有团长成均，打起仗来十分勇敢，总是冲在队伍的前面，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时，他却毅然挺立，似乎连子弹都惧怕这位战神。再就是宋震宇伯伯，由

□王晓雷/口述 王慧玲/整理

近日，王晓雷随寻访团来到驻马店，这里是她的父亲王善甫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她先后参观了竹沟革命纪念馆和泌阳焦竹园革命纪念馆。

在参观中，她不仅看见了父亲的照片和解放后经常与父亲往来的战友们的照片，而且看到了新四军老八团的“四大女金刚”——樊西曼、唐觉民、王典、杨寒4人中的樊西曼和王典的照片。因为她父亲在世时，经常津津乐道这4位女杰的故事，她也曾怀着崇敬的心情为4位不曾谋面的阿姨写过文章，并发表在新四军研究会的刊物《铁流》上。这次能看到其中两位阿姨的照片，她的心情十分激动。她说：“她们当年那么年轻漂亮，却与男人们一起南征北战，不愧为女中豪杰，我为她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王善甫夫妻的合影（资料图片）。

王善甫与警卫员（资料图片）。

父亲的两次“泄密”

1937年5月， 我父亲17岁，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所属的西峡口区委派到回车高小当老师的地下党员张景芳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在他的介绍下，参加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从父亲20岁时拍的一张照片上看，那时他已是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十团的政治处主任。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却喜欢说他的战友和领导。他说得最多的是老八团团长周骏鸣。由于周骏鸣后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父亲很为其抱不平。他和几位战友四处奔走，为周伯伯努力争取应有的待遇。还有团长成均，打起仗来十分勇敢，总是冲在队伍的前面，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时，他却毅然挺立，似乎连子弹都惧怕这位战神。再就是宋震宇伯伯，由于父亲与他交往密切，我们两家变成了世交。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回想与他在一起的往事，让我记忆犹新的有那么几件。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晚上，父亲去南京市的大会堂开会。大约晚上10时，父亲神采飞扬地回来了。母亲问他：“开什么会还要去市里，咱院里不是有礼堂吗？”父亲欲言又止，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步，最后压低了嗓音说：“毛主席到南京来了，他接见我们了！”我急忙问：“跟你握手了吗？”“握了！”我跳了起来，还没容我出声，父亲就严肃地说：“保密啊！”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十分敬仰，更何况父亲这个无比忠诚的老战士。

1976年10月7日，同样是在一个晚上，刚刚恢复工作不到一年的父亲神情异常地从外面回来。那时，对父亲察言观色已成了我们的习惯。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最初我们不知晓，只发现他在饭桌上不像以往那样给我们“上政治课”了。他面容凝重，沉默不语，直到有一天来了一群戴着红袖标的人把他带走，批斗、关押，前前后后折磨他近10年。刚刚被“解放”出来回到北京，他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危机。然而，此刻的父亲却按捺不住兴奋之情。

他压低了嗓音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他又怕我们不明白，便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垮台啦！”我们分明看见父亲眼中含着激动的泪水。当时“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机密，一旦泄露出去，会给他们在全国各地的爪牙一个反扑的机会，由此打乱中央的部署。父亲本不该对我们说的，可是他信任我们，他知道我们受他的株连惨遭迫害的日子太久了，想早一天搬开压在我们身上的巨石。

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父亲的胸怀是博大的，文革后，他很少向我们谈起自己遭受的苦难，许多事我们都是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看到的。当年对他进行残酷迫害的专案组成员来向他赔罪时，他很宽容地原谅了他们。

父亲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更懂得身教重于言传。北京玉渊潭公园有个“八一”湖，这是当年成千上万名部队机关干部和战士们一起挖出来的。1965年，我们家刚从南京搬到北京不久，一个礼拜天，父亲叫上我们几个大孩子跟他一起去施工地点挖土。好不容易有个假期，他却让我们去干活，我们就想找个理由“溜号”。在被他教育了一番后，我们只好跟他去了工地。然而，那个上午却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每当我们去玉渊潭公园游玩，在“八一”湖上荡舟时，就会生出一种自豪感，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汗水。

父亲热爱学习，很少参加娱乐活动，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但他依然能在我们聚少离多的时刻对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教育。除了在思想上严格要求我们努力上进外，他还很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每到学期末，他都要看我们的成绩册，并给我们写评语，其中有表扬也有批评。他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对离开军队子弟学校去社会上读中学的孩子交代，不要暴露自己是干部子弟，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父亲的记忆力和口才相当好，看过的书都能叙述出来，我们很小就在饭桌上从他的口中领略到《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的魅力。他还为我们买了许多小人书、小说等读物。这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在写作方面都优于班上的同学，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

父亲喜爱书法，他也要求我们练就一手好字。他用画圈打分的方法来激励我们相互比赛。为了培养我们的艺术才能，他给我们买了笛子和口琴。

改革开放后，许多高干子女下海经商、出国留洋，而我们听从父亲的嘱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当他知道一个外孙女要随代表团出访日本进行书法交流时，跟日本鬼子打了8年仗的他把外孙女叫到身边，对她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她在日本人面前不卑不亢，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这个外孙女后来去过许多国家，但她一直牢记姥爷的教导，在外国人面前没丢过中国人的脸。

退居二线 知足常乐

父亲1981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政委。即将再次实行军衔制时，总参的两位副总长来到家里找已60多岁的父亲谈话。由于父亲的能力很强，他们透露出准备授予他中将军衔，并给予重任。但后来，由于一些老同志都不甘心离休，三番五次请求留任，最后，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一声令下，父亲就跟着他们一起被“一刀切了”。

1985年退居二线的父亲，让外孙女为他挥毫写下“知足常乐”四个字，与郑板桥的横幅“吃亏是福”一同挂在客厅里。这两幅书法作品在时时印证着他的离休生活过得轻松、快乐。父亲在知足常乐的心态下，做了几年顾问后，便彻底抛开了公务，除了参加党史和军史的编写外，就是读书、看报、写回忆录。他写的读书笔记有好几本，即便住院治病期间也未停止过。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党史、军史工作操劳。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他担任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会长。他任劳任怨，做了大量工作，主编了《转战淮南》和《淮南烽火》两本书。2001年，父亲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我八十一年的经历》。可以说，父亲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充实且有意义 。

作为二师分会的第一任会长，他有大量的事务要亲历而为，不料因过度劳累，心脏发生了大面积梗塞。此后的6年里，他时常出入301医院，直至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在父亲的左大腿处有一个核桃大的伤疤，那是他在1947年3月的阜宁县西塘城作战中留下的，后来因此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每年政府都发残废金，但他把这些钱都寄给了家乡人，晚年他还为家乡修路奉献过自己的微薄之力。

这次的寻访活动，让我更加敬佩父亲及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伯伯叔叔们。作为后代的我们，要为他们的革命精神当好传承人，让我们的后代不忘历史，不忘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前辈们，为国家的振兴而拼搏。

人物小档案

王善甫， 1920年2月22日出生，原籍河南省西峡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政委。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鄂豫边红军，曾任战士、文书。1938年1月，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任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和二师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社会部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团政委、华东军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合肥市军管会委员、皖北军区军政干校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军区后勤部政委、南京军事学院系政委、军委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政治部主任、总参防化部政委等职。“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

1985年退居二线，1988年离休，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副兵团职。1957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85年以后担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顾问，领导和参加了新四军研究会的党史、军史编写工作，主编了《转战淮南》、《淮南烽火》等书。

2006年9月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