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十大文学巨著（八十年代苏联文学有多红火）
苏联十大文学巨著（八十年代苏联文学有多红火）问题是，邦达列夫代言到最后，他并没有提出针砭社会的建言之策，他的小说充满着“人生”“意义”“真理”这些意旨，但最终他将这些概念抽空，然后灌入一些空洞的理念，将小说拉扯到“宇宙永恒”、“自然和谐”、“人性永远”这些不着边际的层面，来展开他的理想寄喻。 笔者感到邦达列夫是苏联文学时代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邦达列夫的风格。 邦达列夫继承了托尔斯泰文学中的思辨部分，但是邦达列夫过度发展了这种思辨，缺乏托尔斯泰文学中对真实性的依赖，缺乏苏联文学对现实情境的忠实于生活的本真还原。一句话，邦达列夫有着太强的叙述意志与意识，总是强行地代人物立言。
文：葛维屏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于今年3月份去世，国内的文学界，几乎没有反响，很少看到有一个作家，对苏联时代这位炙手可热的作家，表示过怀念与哀悼。
笔者感到邦达列夫是苏联文学时代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邦达列夫的风格。
邦达列夫继承了托尔斯泰文学中的思辨部分，但是邦达列夫过度发展了这种思辨，缺乏托尔斯泰文学中对真实性的依赖，缺乏苏联文学对现实情境的忠实于生活的本真还原。一句话，邦达列夫有着太强的叙述意志与意识，总是强行地代人物立言。
问题是，邦达列夫代言到最后，他并没有提出针砭社会的建言之策，他的小说充满着“人生”“意义”“真理”这些意旨，但最终他将这些概念抽空，然后灌入一些空洞的理念，将小说拉扯到“宇宙永恒”、“自然和谐”、“人性永远”这些不着边际的层面，来展开他的理想寄喻。
所以，他的小说里总是将他的理想之地，放在西伯利亚，放在无垠的星空，在《女演员之死》里甚至放在俄罗斯大司祭阿瓦库姆身上。
阿瓦库姆何许人也？《文学百科辞典》有关他的词条如下：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俄国东正教大司祭、作家。早年接近宫廷，1653年起因反对总主教的革新运动长期遭迫害，最后被烧死于囚禁处。所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言行录》（1672—1675)系俄国第一部自传性文学作品，揭露官方教会的专横残暴，包含不少日常生活图景，行文接近民间口语。
这个阿瓦库姆，后来也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追光，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当代的阿瓦库姆”，从中可以看出，邦达列夫的文学发展到最后，已经开始为分崩离析的苏联大厦，设想解体之后的社会精神支柱。
所以，笔者认为，苏联大厦的倒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虽然邦达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痛心疾首。
笔者在邦达列夫去世之后，重新把过去难以读完的长篇小说《热的雪》拜读完毕，实际上，这个小说里的战争场面还是次要的，作者更是把主要精力放置在战争中的品德优劣的比对上，这也反映出邦达列夫对人性的界定，总是有着非白即黑的认定风格。在他的战争小说里，总有一个更有人道、溢满柔情、关爱他人的道德楷模，而另一个则是相对应的贪生怕死、假作英雄、政治钻营的类型，这种黑白二元的人物设置，使人感到，邦达列夫不过是按照过去的站位决定的好人、坏人模式重新修改内存，用人性的维度去厘清人物的好坏，问题是，邦达列夫虽然换了一个标尺，但是仍然把人物描写成黑白分明的对立的人。
这一点，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做的比较好，他没有按照站位划分人物的道德属性，甚至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仅仅是一个冬妮亚的形象，就可以看出，小说有意在跨站位的广度来勾画人物。
所以，这也是邦达列夫的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先验的人物定性俗套，迂腐得让人难以承受。
笔者手里有一本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女演员之死》，由胥真理翻译。
在读完了邦达列夫的《热的雪》《最后的炮轰》《岸》之后，终于把这本书拿出来，决计将它读完。
然而，不得不说，这本书的译本相当于鲁迅所说的“硬译”，简直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苏联文学大多数译本，都是非常流畅通顺的，不然也不会在八十年代形式狂热的苏联文学热。
但是《女演员之死》却是我看过的最差的译本。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译本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就像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译成“常凯申”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第45页，有这样一句话：
“她继续瞅着天空，心不在焉地用嘴唇剥开了一颗野果，把另一颗还给他。他想看，却没看见她嘴里的果汁，因为思路如同天马行空，使他想起马尔京·伊坚不可接近的心上人，英雄在按照尘世的方式发现她嘴里甜樱桃红色汁液的那个瞬间，觉得她和蔼可亲。”
这句话里，有一个人名“马尔京·伊坚”，这是一个什么人？
抱着这种一探究竟的态度，去查了一下这本小说的其它译本，才惊愕地发现，这本小说除了这一个叫人不忍卒读、莫名其妙的译本之外，还有五个译本。
这本小说，在苏联发表的时间在1985年，同时发表在《新世界》与《星火》杂志上，很快，仅仅隔了一年，中国的译本就出版了，速度之快，令人惊愕。
小说直译名叫《演戏》，译成中文之后，译名也是千奇百怪，其中《女演员之死》显然是考虑到吸引眼球的用意，几乎使小说名变成了一个三流的通俗小说风格。
下面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列出这本小说的其它译本。同时，我们看看其它译本里对这个“马尔京·伊坚”是如何翻译的：
我们重点看一看海峡文艺版里的那一段让人读不明白的“马尔京·伊坚”究竟是什么意思？
该书第59页，译本相关内容如下：她“一边仍旧望着天空，用嘴唇咬下了一个草莓，把另一个还给了他。脱缰似的思路使他想起马丁·伊登的恋人，那是一个不可接触的女人。伊登认为只有发现她也像普通人那样嘴唇上留有红色的草莓汁时，她才是可以亲近的。”
原来，海峡文艺版里的 “马尔京·伊坚”竟然是美国著名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人物名。
可以看出，海峡文艺版的译本已经错误到什么可笑的程度了。
2、1986年8月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译名为《戏》， 范国恩、述韬译，页数 : 355 。
紧跟第一个译本后，出了第二个译本。译者范国恩后来从事非主流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如《日瓦戈医生》《我们》等。
该译本第54页的引文如下：“她继续望着天空，漫不经心地咬下一颗果子，把另一颗还给了他。他想看看她嘴唇上的果汁，但没有看到。他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通过失控的记忆渠道回忆起马丁·伊登那位可望不可即的情人：自从马丁·伊登发现她嘴唇上像常人一样挂着红红的樱桃汁，便觉得她是可以亲近的了。”
这个译本也是正确地译出了马丁·伊登这个人名。
3、1987年3月份，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译名叫：《新星之殒》 ，由珊友、开石译。
这个译本与笔者所看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译本是在同一个月出版的。
该书第50页的相关段落是：“她仍旧仰望着天空，心神不定地用嘴唇咬开一颗，而把另一颗还给了他。他想看但没有看见她嘴唇上的果汁，因为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马丁·伊登的那位高傲的心上人，这位英雄认为，只有在她像普通人一样嘴唇上留着红樱桃汁时才是可以亲近的。”
这个译本也译出了马丁·伊登。
4、1987年3月份，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译名叫《女演员之死》 胥真理译；页数: 286 页。
只有这个译本把马丁·伊登译成了“马尔京·伊坚”，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5、1987年8月份，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译名叫《人生舞台》，王燎译，页数: 352。
这应该是这本书出版级别最高的一个版本，译者曾经译过邦达列夫的《岸》，是合规中矩的一个译本。
这个译本里的相关段落如下（P54）：“她还在眺望天空，心不在焉地双唇咬下一粒，把另一粒还给了他。他想看，但未能看见留在她嘴唇上的草莓汁，因为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马丁·伊登的那位高不可攀的恋人。伊登认为，只有在那种时刻，即当他发现她也像普通人那样嘴唇上留有红色的樱桃汁时，她才是可以亲近的。”
这个译本，显然也是准确地译出了原文中的那个人物是马丁·伊登，而不是“马尔京·伊坚”。
1997年8月份，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也用的是这个译本。
6、1992年4月份，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名叫《女演员之死》 ，由翁文达、张继馨译，页数: 299 ，该书列入苏联文学丛书。
该书第46页的译文如下：她“一边说，一边继续望着天空，心不在焉地用嘴唇咬下一颗草莓，而把另一颗还给他。他想看看她的嘴唇上的汁水而没有看见，因为记忆是不听使唤的，他忽然想起了马丁·伊登的不让人碰一下的情人，当这位主人公发现她像尘世间一般人那样嘴唇上沾有鲜红的草莓汁时，他觉得她才是可以亲近的。”
这个译本里也是译成了马丁·伊登。
这是出版最迟的一个译本，迟迟出版可以反映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严谨风格，有意思的是，这个译本的书名，用的是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译名，用意显然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当时苏联已经解体，此书已经没有什么市场效应了，唯一的营销支招，也只能从媚俗的标题上拉扯一根救命稻草了。
由此看来，六个译本中，只有海峡文艺版由胥真理所译的译本，把马丁·伊登译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马尔京·伊坚”，留下了一个笑柄，只是这部小说没有什么反响，所以没有常凯申的那个著名的译名产生轰动。
胥真理的这个译本里，还存有许多错误，笔者就不一一引述了。不过，他的这个译本哗众取宠地译成《女演员之死》这个书名，确实很招人注意。
小说里的核心事件，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导演，准备启用一个相当于他女儿年龄的女演员，担任他电影里的主角，后来被传与这个女演员有不正当关系。一次，导演与女演员一起外出游逛，女演员突然跳入水中，溺水而亡。
这个事件确实很香艳，小说的关键是，导演与女演员是否有暧昧关系。从小说的描写来看，导演与女演员之间确实过从甚密，有着亲密的肌体接触，但是导演克制了自己，对女演员怀着一种怜悯心，没有与女演员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坐怀不乱的事情是否能发生？
小说实际上对女演员之死语蔫不详，这是一部小说不能原谅的漏洞与缺陷。小说意图把女演员之死写成无辜的，没有去触摸更为可怕的道德问题，特别是一个五十岁男性导演与女演员搂搂抱抱，私交甚密，频频见面，而且两个人一起外出爬山，在山坡上依偎在一起，分吃同一颗草莓，这种香艳的描写，再确定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友谊，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女演员之死》在这样一个通俗小说里司空见惯的故事中，还加进了作者所习惯的社会描写，但这一切，今天已经难以获得我们的共鸣了，而在八十年代，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相当尖锐的。
小说写作的年代，其实与苏联解体相隔不过六年，小说里透露出的这个社会的种种不谐和音，以及小说结尾写到的主人公以死亡终结，都暗示出作者对这个社会的不祥的预言。
但苏联解体后，这样的小说已经无人问津了。现在去解析小说的内涵，也不是中国的主流文艺界所乐意去做的。我们唯一可以表示一点惊诧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小说留下的令人惊乍的六个译本中，管窥到苏联文学在中国曾经的红火遗迹。
这或许是这本书，唯一留给我们的价值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