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草木好句摘抄大全（修绠汲古得佳句）
人间草木好句摘抄大全（修绠汲古得佳句）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上有称之为“四大发现”者，即：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四、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的书籍档册。这其中对当代书家影响最为直接的当数甲骨文与简牍墨迹。楚简帛书法的发现晚于汉、晋木简，加之其文字古奥奇特，资料少而难以识读，故以其书法为风格创作资源的书家甚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楚简出土多日，考古成就日丰，遂引起当代书坛的注意，然其文字与周秦一系文字差异巨大，识读、记憶、应用对于传统文化修养多有不足的当代书家来说尤其困难，故演习者亦少，而风格卓然自立，标识独见者尤罕见，由此观之，何慧敏先生于楚简书法时日之久、创作之丰、著作之富、成就之高当为一时翘楚。令我意外的是，在我信口开河之论发出后，才知道“会溟”即这些楚简书法的作者何慧敏先生，更令我惊讶的是，何慧敏先生不以我的随意批评为抵瑕蹈隙，反而加了我的微信，并经常发近作
何慧敏
《楚文字古诗佳句100则》呫言
李庶民
元人谭景星《通总管张肖斋书》：“惟士君子遇知于世也，有偶然莫逆于心者矣；日接膝不相知者矣；千里晤对者矣；异世相慕者矣。或有以类从，从心感，以辞接。盖有其世，有其时，遭之寻常，出之不意，然后有以行其道，达其志。......夫偶然莫逆者，必以类从。千里晤对者，必以辞接……”（《全元文》卷九九五）
我与湖北何慧敏先生以文字、书艺交，属于“偶然莫逆于心”，以辞为千里晤对者。亦前贤所谓“知己不必交游之素，固有壤地不相接，声迹不相闻，而一旦邂逅之相遇如故也”者，但我与何慧敏先生尚无一面之缘而有莫逆如故之感，何也？乃因其胸怀坦荡、气度洒落；学深气泓、道浚德渊之处世为人。何以敢言此，有一事足以证之：当年田耕之先生为纪念其恩师、著名书法理论家陈方既先生，组成了“陈方既书法艺术馆”微信群，因我40年前便有与陈方既先生的文字之谊，故忝列其中。某次看到有“会溟”发出来的几件楚简风格书法作品，便未作多想就发了一通议论：
汉字中的古文奇字是一个庞杂的存在，用于书法创作难免要从不同资料中取法，拼凑到一块再作用笔、结体与风格上的统一。如“行端表正”，起码用了《说文》《孝经》《碧落碑》等不同文本，若成功则一枝独秀，或可转入古文字的古文奇字研究中去，或二者皆能有成，但难度很大。因为其中讹误舛错太多，而作为正讹嬗变研究的专家甚少，则前后各家识读不同，如你所用的“更”字，《汗简》释文如此，但清人识为“叟”字。还有怎样避免美术化、装饰化。表现书家的笔情墨韵，是当代书法实用功能消解后的主要艺术特征，在今天的审美趋势下，是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此类作品参加书法）展览可能会吸引人，但大都是以“好奇”的眼光来看，能读（看）懂的怕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可能会有“反玉辂为椎轮”的感觉。古文字学家更可能感兴趣、更有发言权！我等门外汉视此为畏途！
“我等门外汉视此为畏途！”此说并非故作谦虚或虚与委蛇之言，的确是我切身体验过的实话实说。数十年前开始学书法时，便是临《说文部首》《毛公鼎》《散氏盘》、读《说文解字》及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等等。继之又对古文奇字颇感兴趣，在当时此类字帖奇缺的情况下，于1980年夏天辗转借来了民国时期袁俊（华祥）裒辑的《千字文集古》，在榆次郭村油毛毡顶的土坯房里冒着酷暑，以床当案，以反扣的水桶为凳，用4分钱一张的油光纸裁成16K，双勾填廓，将《千字文集古》从封面、到题鉴、到序言的篆、隶小字和全部古文千字文、隶书释文共74页全部拷贝下来……随着由临摹到尝试创作，越来越感到古文奇字的难识、难记，于书法创作来说，尤感到字源太少，不敷应用，尤难于准确把握、利用通假、假借以补字用之不足，自学了数年，遂逐渐失去信心，退回原路改为金文与小篆创作了。
令我意外的是，在我信口开河之论发出后，才知道“会溟”即这些楚简书法的作者何慧敏先生，更令我惊讶的是，何慧敏先生不以我的随意批评为抵瑕蹈隙，反而加了我的微信，并经常发近作于我或征求看法、或交流，又惠赠《问道经典——何慧敏楚简小品书法集》，当代如此豁达通敏，坦然容忍别人批评而不以为迕的书家已极为少见了。由此，使我知其为人，识其品格，故欣然乐为之文字、书艺交。此前人“始则谤讪，久亦敬服”之谓乎?中国书法历来重人品，“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人得坦荡清高之品格，则书有洁介远俗之气象，则才艺方可入高迈旷朗之境界。
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上有称之为“四大发现”者，即：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四、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的书籍档册。这其中对当代书家影响最为直接的当数甲骨文与简牍墨迹。楚简帛书法的发现晚于汉、晋木简，加之其文字古奥奇特，资料少而难以识读，故以其书法为风格创作资源的书家甚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楚简出土多日，考古成就日丰，遂引起当代书坛的注意，然其文字与周秦一系文字差异巨大，识读、记憶、应用对于传统文化修养多有不足的当代书家来说尤其困难，故演习者亦少，而风格卓然自立，标识独见者尤罕见，由此观之，何慧敏先生于楚简书法时日之久、创作之丰、著作之富、成就之高当为一时翘楚。
近现代楚简帛书法的发现，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奇迹，为传统艺术与楚文化研究洞开了一个新视域。此可追溯到1942年被盗掘、之后流入美国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其书风类金文《散氏盘》，但结字繁复奇奥，颇有楚文化浪漫诡异色彩，形扁势横，而用笔则与《侯马盟书》类通。自上世纪50年代，是楚简大量发现与研究成果双双丰收的新时期。如1953年出土的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竹简；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楚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与沙塚三座楚国大墓出土的竹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楚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楚墓竹简，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墓主人是楚怀王时期的重臣，1993年又于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了楚简《老子》《太一生水》等重要典籍……这些珍贵的文字遗存包括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科技史等丰富的资料，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尤于考古、古文字研究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的取资与启示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过，在当代书坛的简牍帛书风格类书法学习与创作中， 更多的是以周秦文字体系的秦、汉简牍为取资对象的，而楚简文字以其迥异于周秦文字，更因其古奥艰深，难识、难记，故涉猎者较少，而能深入堂奥、于楚简文字与书法创作探其玄微而不滞于名相，入其古奥又能汲深得新，自树一帜，此何慧敏先生无愧于“韵切兰花书楚简，顿飞出翰苑金刚杵”（杨隨震《贺新凉》）之誉者。的确，何慧敏先生“邂逅仰天湖墓简……且乐得朝秦暮楚。或谓苦心天不负”（同上），修绠汲古，倾心楚简文字研究与书法创作，学古而聚于成新，成新而能独树一帜，此其可“普惠士林，为后学门径”（同上），布濩广大之功，宜其致思方式与转换方法有益于当代书家入古出新、继承创新之实践。
《墨子·明鬼篇》：“书之竹帛，传遗后世。”《韩非子·安危篇》：“先王致理于竹帛。”竹简缣帛是早年记载墨书文字的主要载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其文字（书法）有着各自的风格与技法特点，而楚简文字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在楚文化崇天敬神、巫术发达的神秘气氛中滋润出的诡异奇奥，姿纵浪漫。其结字之繁复奇特、奥秘玄妙，形、音、义与周秦文字系统体象几若歧路（如楚王的“熊”写作“酓”，盗跖的“跖”写作“豸足”等等），其文字内容更是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意义重大。李学勤在《新发现简帛与楚文化》一文中说：“若干年来中国和外国都有不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楚国历史和考古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自40年代以来，古代楚国地域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时有惊人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楚国雄踞南方、领域广袤，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上本有其特殊的地位。”（《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而楚简书法风格在整体上趋于一致的大氛围下，又有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丰富表现与技法特点，或茂密恣肆如仰天湖简；或峭丽清越如长台关简；或从容跌宕而章法疏朗如郭店简；或文质彬彬而字距紧衔若望山、包山简……
实则何慧敏先生的楚简书法多年来的上下求索与创作实践也有着风格与技法上的浑渐变，就其轨辙来说，怕是一言难尽，若就其新著《楚文字古诗佳句100则》来窥其端倪，或可仿佛道其一二。质言之，由朴转雅；析而言之，可由三个方面略识：一、形体的雅化与整肃；二、用笔的取资与融合；三、通假与假借字的选绎。
一、形体的雅化与整肃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第二十一：“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书艺之长河，历代绵亘，新理异态，变出无穷。而最为直观者，无过形与势，篆之纵长而势纵，隶之横扁而势横，楷之方整而势歛，行草书之任意多边形而势逸......所以学书法首要在把握范本之形势，书法创作则须知形与势为统领整体的机杼所在。
楚简书法多以横势、方整为主，纵势为辅，何慧敏先生则将其多方取法的不同形体的文字整合为纵势以统领其创作，突出篆引之体势特点，以为一幅作品“定调”。其结字重心提高、轴线垂正，强调对称、均衡；支点平稳，外轮廓简洁，因此视觉效果上多了些金文与小篆的整肃隽雅韵味，如《佳句》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等等，率多如此。若欲窥其变楚简之散逸放旷为严谨精诣之手段，可读其《问道经典——何慧敏楚简小品书法集》中扇面作品“罪莫大於多欲，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不足，常足矣。” 再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罪莫厚乎甚欲，咎莫憯（借为“僭 ”）乎欲得 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两相对照，即可窥见其于字形、字势、线形、笔势等处的勾玄撮要，弃取寄兴乃至自我作古之机轴。
二、用笔的取资与融合
楚简书法用笔多见简洁、活脱、细劲、飘逸。何慧敏先生在吸纳楚简多种风格用笔的积累中，将帛书、金文乃至秦篆笔法糅合为一体，在起笔处强调了落纸时笔锋撞纸后的回护动作，有时则径用筑锋，但甚少使用某些楚简中的露锋侧入笔法。于行笔中加入了隐而不显的提按与疾徐、顺逆变化，使墨色在纸上润化后有了更微妙的肌理效果与笔情墨韵。而一些由块面效果的重笔浓墨、方圆兼施的“点”及点、线的焊接与长线条的浓——淡——枯——飞白等轻重对比和节律起伏，使其书法作品的线型、线形、线质、线律、弹性、力度、厚度、锐度等有了充分的显现，而楚简中横画排叠时的覆舟状横画弧线，在其创作中也有了俯、仰、斜、直等错综多样性表现。这也是其作品乍一看偏装饰、偏工整而又经得住细看揣摸的一个要素。在其《佳句》中，不同作品还运用了不同笔法，如“残云归太华……”，“树深时见鹿……”，“金泽生明月……”，“池塘生春草……”，“虹收青嶂雨……” 等等。
三、通假与假借字的选绎
文字最早的的功能是记录语言即语音，而语义附焉。故音同、音近的假借与通假在古文字书写中是普遍现象，假借是所用字与本字只是音同或音近，并无同义关系；而通假则是二字在音、义上有一定相同或相似之处。古代因彼时文字基数少，而新的创造由发生到约定俗成在信息与交流不发达的古代须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因而在不敷日常增多、增快的日常应用书写时，多有通行的或临时从宜的同音、音近、同义、义近的通假、假借、异（俗）体等被随机应用。但楚简文字中的通假与假借不但数量多，且其宽容度似更放任一些，以郭店、包山简为例，如“谷”“欲”“浴”常通用，“颂”与“容”、“志”与“识”，乃至“内”用同“入”、“蜀”用同“独”、“飤”(饲)用同“食”、“圣”用同“声”……皆習见。这大概还有方言中字音不同于中原语言的缘故。何慧敏先生精通古文字，专攻楚简书法，故其于创作中对楚简文字的通假、假借、异体了然于心，甚至一幅书法作品中出现相同文字时，他能应用几种异体以求变化。在《楚文字古诗佳句100则》中，对一些必须使用假借、通假字的文字，他都一一注明出处，乃至引经据典从古籍中检出通假例以助解读。当然，古人书写中的有些比较生僻的假借字，未必就是彼时约定俗成的通假字，有些或是临时从宜的应急之举，这可从古人本有其字而其作品中用了并不常见的假借字现象中可以悟见。
据以上所见，称何慧敏先生为书家，不若称其为学者更为贴切，或者从俗称其为学者型书家。其于楚简书法创作中质心文思、清修自立，不为世俗所摇敚；心胸豁达、从容进退，不为时风所浸染。积多年之功，出版书法专著十多种，足可为今日书坛后学之师法。
袁枚《隨园诗话》卷四曰：“人有一技之长，必为揄扬，无须识面。”元人蒲道源《跋张府判关中诸公送行诗后》中曰：“凡称誉于人者，无徒谀；得称于人者无徒悦。则为两尽其道。盖誉而有试，则所誉者必称情；悦而能绎，则所悦者必有益。”（《全元文》卷六四五）前贤之高尚无私之品格，人所共仰，我亦心仪手追，余之此文，当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