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和汉朝皇室有什么关系（蔡文姬三次嫁人）
蔡文姬和汉朝皇室有什么关系（蔡文姬三次嫁人）由此可见，汉代妇女在当时改嫁、再嫁，是社会与法律共同允许的一种常见现象。这么看来，蔡文姬的嫁人经历，倒也不足为奇。汉代朱买臣年轻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他的妻子见朱买臣没有出息，羞于与他为伍，遂主动离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朱买臣妻子能顺利出走，其实离不开汉代对妇女的宽松律法。根据汉代法律，妇女要求婚内合离，只要是合情合理，就连官府也会帮助她们达成心愿。因此汉代名臣孔光曾直言：“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一、改嫁之风，蔡文姬并非是个别案例实际上，蔡文姬多次嫁人，并非是新鲜事。纵观两汉史书，汉代妇女再嫁、改嫁之风，是当时很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西汉开国名相陈平之妻，在“五嫁而夫辄死”之后，才嫁给了看似寻常的陈平。而汉宣帝有一女，名曰敬武公主，也曾三嫁夫婿。而且从这些改嫁案例中，还不难看出一点：在婚姻期间，汉代妇女甚至可以选择主动离婚。如大将军卫青的妻子，是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瀛洲海客
两汉时期，才女辈出。卓文君、班昭、蔡琰等人，都是被载入史册的一代才女。尤其是蔡文姬，更是建安文学中唯一的女性文学家。可在蔡文姬杰出才华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辛酸的过往。
她早年嫁给卫仲道，但后者早亡，蔡文姬只好回到家中。后遭逢战乱，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并在北方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还是曹操看在其父蔡邕的面子上，这才花费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并将其再嫁给屯田都尉董祀。一度三嫁，半生颠沛。蔡文姬没有向现实屈服，反而作下《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从此青史留名。
众所周知，古代女子一向看重贞节。可蔡文姬三度嫁人，不仅没有遭到世人谴责，反而多受褒扬之词，这的确令人有些费解：为何没人批评蔡文姬不守贞节呢？
一、改嫁之风，蔡文姬并非是个别案例
实际上，蔡文姬多次嫁人，并非是新鲜事。纵观两汉史书，汉代妇女再嫁、改嫁之风，是当时很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
西汉开国名相陈平之妻，在“五嫁而夫辄死”之后，才嫁给了看似寻常的陈平。而汉宣帝有一女，名曰敬武公主，也曾三嫁夫婿。而且从这些改嫁案例中，还不难看出一点：在婚姻期间，汉代妇女甚至可以选择主动离婚。如大将军卫青的妻子，是汉武帝的胞姐平阳长公主。但在此之前，平阳公主已有夫婿，名叫曹寿。前者嫌他有恶疾，遂主动提出离婚。贵族阶层尚且如此，更别提平民家中了。
汉代朱买臣年轻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他的妻子见朱买臣没有出息，羞于与他为伍，遂主动离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朱买臣妻子能顺利出走，其实离不开汉代对妇女的宽松律法。根据汉代法律，妇女要求婚内合离，只要是合情合理，就连官府也会帮助她们达成心愿。因此汉代名臣孔光曾直言：“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
由此可见，汉代妇女在当时改嫁、再嫁，是社会与法律共同允许的一种常见现象。这么看来，蔡文姬的嫁人经历，倒也不足为奇。
二、婚恋自由，令古代女子向往的汉代
上文中说，汉代妇女有改嫁、再嫁之权。实际上，这反映了她们在婚恋生活中的高度自由。
何以见得？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这便是当时婚恋自由的最好佐证。
司马相如未成名之前，只是个不得志的穷书生。偶然之下，他受邀到临邛富商卓王孙家中做客，席间一曲《凤求凰》，引得宾客皆拍手叫好。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做卓文君，刚刚进入守寡生活。她见司马相如有如此风采，遂心生爱慕，并与其暗送秋波。司马相如亦被卓文君的才华与美貌打动，遂“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
郎有情、妾有意。卓文君见相如表明心迹，遂半夜逃出家中，与司马相如一同私奔回了后者的老家蜀郡（即成都）。不久之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再度返回临邛县，夫妻二人还开了一家酒店，公然做起了生意。卓王孙本不同意二人的婚事，但抹不开面子，只好“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若非这则爱情故事出自于《史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的自由恋爱，真的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古代的事情。而且更难得的是，当二人私奔之后，有人还劝说卓王孙支持这桩婚事。由此可见，汉代社会对这种自由爱恋的婚姻，是颇为赞同与鼓励的。
三、地位突出，社会对妇女的包容态度
从蔡文姬与卓文君的例子，不难看出两个共同之处。一方面，汉代妇女在婚恋生活乃至家庭中，都拥有一定地位；而另一方面，蔡文姬与卓文君都是名动一时的才女，这说明她们有权力享受高等教育。换句话说，多数汉代妇女都有受教育之权，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为何在古代各个朝代中，只有汉代妇女能享受一定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呢？实际上，这离不开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汉代妇女是当时的劳动与经济主体。
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虽然一统天下，但也只是存在了三十余年。由此一来，百姓还没能休养生息，便再次陷入战乱。这导致汉朝建立之后，国家经济还非常落后。
正因如此，汉代妇女便自发承担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且所占比重不低于男子。据《汉书·高祖纪》记载：“高祖尝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汉高后吕雉，年轻时便曾参与农业活动。这种“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耕于前”的情形，在秦汉时期再正常不过。
除此之外，妇女还在纺织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是值桑养蚕，还是手工纺织，汉代妇女都是主力部队。《孔雀东南飞》说刘兰芝“鸡鸣入织机，夜夜不得息”，便是当时的社会写照。上文还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同卖酒，也同样说明汉代妇女在经济中的主要地位。
综上，汉代妇女是社会劳动与经济中的主体。两汉时期的经济回暖，离不开她们的无私奉献。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汉代妇女承担着如此重任，又岂能不令社会与法律对她们采取包容态度？正因如此，汉代妇女能在家庭和社会中享受一定地位，是她们自己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
其次，儒家传统的伦理体系，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力。
虽说在两汉时期，经学家已经开始讲“三从四德”与“男尊女卑”。但这种思想体系，还没有真正渗透到社会中来。前文中又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其父卓王孙的好友非但不指责这种行为，反而劝说他支持这桩婚姻。可见在世人心中，女子并非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是拥有独立人格与地位的。
而这，便是汉代社会的共识。世人对受封建伦理体系的接受，尚且比较浅薄。这么一来，汉代妇女受到社会尊重，倒也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汉代妇女地位研究》《浅析汉代妇女的婚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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