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处指导员刘红阳被查（吴松营报道南方谈话）

八处指导员刘红阳被查（吴松营报道南方谈话）吴松营：上世纪90年代初，全中国范围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然一浪高于一浪，为此邓小平决定再次到深圳去。新京报：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你是何时接到接待任务的？近日，吴松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那段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历史画面，他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当时出于党的宣传干部责任感，打破“惯例”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做好了被“双开”，甚至受到更严厉处置的准备。谈记录南方谈话接到任务时感觉很突然

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吴松营。新京报记者 何强 摄

2014年，吴松营偕同夫人出席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颁奖大会纪念。受访者供图

现年77岁的吴松营，1981年由湛江地委宣传部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1989年9月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2年春天，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视察，他跟随和负责记录邓小平谈话，并积极推动和组织《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破例”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93年，吴松营调任深圳特区报社长、总编辑，2002年9月，深圳两大报合并成立深圳报业集团，他任社长、党组书记。2003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获得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近日，吴松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那段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历史画面，他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当时出于党的宣传干部责任感，打破“惯例”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做好了被“双开”，甚至受到更严厉处置的准备。

谈记录南方谈话

接到任务时感觉很突然

新京报：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你是何时接到接待任务的？

吴松营：上世纪90年代初，全中国范围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然一浪高于一浪，为此邓小平决定再次到深圳去。

深圳市委于1991年下半年就接到邓小平会在次年春天到深圳的消息。按当时惯例，这样重要的通知，开始只会传达到市一级和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强调“绝对保密”。但是“邓小平又要来了”的消息，还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不胫而走，每个人都很高兴。

深圳成立由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厅、宣传部、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门接待工作组。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也被召集参加接待工作，具体负责邓小平到深圳视察期间的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所有跟随采访的记者统筹安排管理，重点对深圳各个媒体记者的稿件审读把关。

当时，对于“小平同志要到南方”的通知，强调绝对保密，不报道。

新京报：后来还是有记者跟随？

吴松营：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到深圳视察有特别的意义，向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领导汇报，要求派记者，即使遵守规矩不报道，但起码能够保留重要历史资料。领导很同意我的意见，向邓办和中办领导汇报，尽力争取。最后经批准，只有广东电视台和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派出记者跟随，名额严格限制。

1992年1月17日，我指定要《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和摄影部主任江式高，深圳电视台一组记者参加采访。

新京报：邓小平到达深圳后，状态是怎样的？

吴松营：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的专列到达深圳，他的状态很好，精神焕发。到深圳的第一天本来只安排休息，没有安排考察活动。但到深圳迎宾馆坐定，他就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谢非有点措手不及，随即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其他有关人员商量。邓楠和邓办主任王瑞林都说老爷子在专列上休息得不错，精神很好，可以出去走走。

上午10时，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考察深圳市容。他一边看，一边就开始对改革开放和办特区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

新京报：你是何时接到任务要负责记录的？

吴松营：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在之前的接待准备工作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安排专人做记录的问题。这一次，邓小平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贴身秘书、警卫人员外，并没有一个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人员。

1月19日晚7点半，王瑞林和省市领导开例行工作会，总结过去一天的接待工作情况，确定第二天行程和注意事项，我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列席。王主任提出：“这次南行，在武昌短暂停留的时候，老人家就有很重要的谈话。今天上午一到深圳就马上要视察市容，而且又有很重要的谈话。可见老人家仍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情况。邓老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这是他第二次来深圳特区视察，省委、市委要指定专人做详细记录，否则将会造成历史的重大损失。”

事出突然，谢非和李灏等领导都互相观望，又看看在场几位工作人员，都没有出声。突然有人指着我说，“老吴，吴松营同志。”王主任问老吴是谁，李灏马上说，“他是我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也是深圳的一个笔杆子。”

王瑞林看其他领导没有新的意见，就说：“好吧。老吴同志，你就负责任，把记录工作做好。一定要详详细细，不能漏，又要准确。”

新京报：接到任务后，你是什么反应？

吴松营：太突然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自觉地点点头。会后，我越想越感到不安，因为责任太大，万一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找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他听完我的担忧后，鼓励我说：“组织上信任你，你就负起责任。我们都会支持配合，相信你会做好的。”回到住处，我马上向陈锡添传达工作要求，并同他商量，我们一起做好记录工作。

谈邓小平国贸大厦讲话

邓小平讲话似春雷在国贸大厦回响

新京报：1月20日，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了整个南巡中最有分量的讲话。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吴松营：当天上午9时35分，邓小平一行乘车到达深圳国贸大厦，40分到达49层的旋转餐厅，在预先安排好的一间最大餐厅中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透过餐厅玻璃窗居高临下望下去，四周的景物一览无余，清清楚楚。

卓琳、谢非、李灏坐在邓小平的两侧。由于他的右耳朵听力不太好，女儿邓楠就站在父母之间，给邓小平翻译传达。我和陈锡添由于佩戴着有特殊任务的标志，站在邓小平、邓楠、卓琳的后边，以便做好记录。

大家坐定后，李灏半弯着身子，指着“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办特区以来尤其是8年来建设和发展的情况。小平同志一边听，一边观望深圳市容，不时点头。当旋转餐厅正好转到对着香港新界的方向时，服务人员大声地说：“那是香港。”邓小平饶有兴趣地望着边界那边的一群高楼大厦。

新京报：那次谈话邓小平对香港有什么特别提示？

吴松营：他谈到了即将回归的香港：“要告诉某些香港人，不要老想中国乱。中国乱了，首先遭殃的是香港。20万人跑过去，香港就会受不了，如果跑过去100万人，香港就会被挤垮。”

新京报：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重要意见？

吴松营：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邓小平讲到，我们的军队也好，国家政权也好，都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动摇不得，谁要动摇，谁就下台。

新京报：当时身边的人，听了是什么感觉？

吴松营：餐厅里的人们听得入了神，个个都屏住气。邓小平纵论国内国际大事，指点江山，句句掷地有声，似春雷在国贸大厦回响。

为了便于记录，我和陈锡添有时不得不在邓小平身后的位置蹲下来，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飞快记录，唯恐漏掉老人家讲话中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摄影记者江式高背着摄影器材箱，挎着几部相机，轻手轻脚，围绕邓小平左右，拍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

原定计划在国贸大厦只停留半个小时，但老人家讲话时间就已经是近一小时了。国贸大厦周围的游客和罗湖区的居民听到消息后，都赶到国贸看邓小平，将大厦底下大厅和大厦外的广场都挤满了。邓小平一到地面，群众一片欢呼。邓小平高兴地频频向群众招手。人潮涌动、情绪激昂，人越聚越多，警卫人员怕出状况，赶快护送邓小平及家人上车离开。这说明深圳人对邓小平有深厚感情。

谈刊发报道

冒险打破“惯例”，引发社会轰动

新京报：“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是怎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吴松营：1月20日中午我在房间整理录音，接到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多次打电话，称上午接到观众报料，问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问我该如何回答。这把我问住了，因为当时组织要求绝对保密，但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已经与成千上万的百姓见面了。经过一番思索，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中午一点，我到餐厅吃饭，就看到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反复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新闻是采访黄新华的一句话录音，接着播放邓小平的历史镜头。很快，世界各大媒体都捕捉到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

这实际上就是把“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晚我知道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黄新华涉密的问题，我主动向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厉有为笑着说，“社会反应很好，下午香港股票升得很厉害。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务还很重。”听到领导这番话，我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

新京报：后来你们是如何打破“限制”，刊发报道的？

吴松营：此次邓小平南巡，《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有记者来但表明“总社没有要求发稿”。这使我感到责任更大。1月23日早上吃早餐时，我向李灏、厉有为汇报，极力建议深圳的媒体要尽快把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报道出去，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吃完早餐，李灏带我去向邓小平汇报我们的想法。但老人家听后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后，不做宣传报道，成为了惯例。

春节前，我向直接上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建议：不能直接发消息，就用评论文章的形式，既能够深入阐释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又避免“破例”违反宣传纪律。他支持我的想法。2月3日晚，厉有为等领导到深圳特区报社进行春节慰问，也强调，我们要写十篇八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

随即深圳市委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任组长，我和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绍任副组长，成员则从市委宣传部、政研室、特区报社抽调。经过集体创作，反复修改锤炼，形成了《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从2月20日起两天发一篇，一直刊发到3月6日。为了迅速扩大影响，我专门给香港文汇报通气，让他们同步转载。后来海内外许多媒体转载“猴年新春八评”，形成了强大的舆论。

新京报：《东方风来满眼春》是如何出炉的？

吴松营：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3月18日，深圳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影视纪录片和专题出书，都由我具体抓落实。

我首先找到深圳特区报社长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由陈锡添来完成。

3月25日，陈锡添的长篇通讯写出来了。社长同他带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汇报。我和杨部长决定不看稿子，由报社把关。这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层层送审会拖延时间，误事。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来，不如放手支持报社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但是，当晚特区报社长区汇文还是给我打电话，反复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并说我是否应在文章上署名，挂特约记者。因为文章的素材来自记录稿，而记录稿主要是我完成的。

我说，“记录稿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的，但文章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文章发出去如果真有问题，我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如果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陈锡添署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引发社会轰动。

新京报：你怎么看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吴松营：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把毕生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积累，系统地完整地表述出来，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党内外思想认识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南方谈话”，深圳经济特区就很难再发展，中国也许会走另外一个方向甚至走回头路。我们冒着风险宣传报道他的讲话，对促进深圳特区发展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2年3月30日，

北京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全文转载了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我听了不觉心里一亮。

当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发，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转载。

我们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重新梳理1992年

这件影响着中国前进航向的标志性事件，

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扬

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敢闯精神。

新京报记者 何强